自从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来，在漫长的古会里，颜氏家训是一部影响比较普遍而深远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写道：“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这一则由于儒家的大肆宣传，再则由于佛教徒的广为征引〔一〕，三则由于颜氏后裔的多次翻刻；于是泛滥书林，充斥人寰，“由近及远，争相矜式”〔二〕，岂仅如王钺所说的“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三〕而已！
唯是此书，以其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于是前人于其成书年代，颇有疑义。寻颜氏于序致篇云：“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篇云：“不忘诚谏。”省事篇云：“贾诚以求位。”养生篇云：“行诚孝而见贼。”归心篇云：“诚孝在心。”又云：“诚臣殉主而弃亲。”这些“诚”字，都应当作“忠”，是颜氏为避隋讳〔四〕，而改；风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终制篇云：“今虽混一，家道罄穷。”明指隋家统一中国而言；书证篇“臝股肱”条引国子博士萧该说，国子博士是该入隋后官称〔五〕；又书证篇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这些，都是入隋以后事。而勉学篇言：“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书证篇引广雅云：“马薤，荔也。”又引广雅云：“晷柱挂景。”其称广雅，不像曹宪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讳而改名博雅。然则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
此书既成于入隋以后，为何又题署其官职为“北齐黄门侍郎”呢？寻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陈书蔡凝传写道：“高祖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这可见当时对于黄散之职的重视。之推在梁为散骑侍郎，入齐为黄门侍郎，故之推于其作品中，一则曰“忝黄散于官谤”〔六〕，再则曰：“吾近为黄门郎”〔七〕，其所以如此津津乐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门兼美”吧。然则此盖其自署如此，可无疑义。不特此也，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云云。”而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又着录：“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则史学家、目录学家也都追认其自署，而没有像陆法言切韵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称其入隋以后之官称为“颜内史”〔八〕了。
在这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年代里，长江既限南北，鸿沟又判东西，战争频繁，兵连祸结，民生涂炭，水深火热。于斯时也，一般之士子大夫是怎样生活下去的呢？王俭褚渊碑文写道：“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乐，弼谐允正，徽猷弘远，树之风声，着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九〕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写照。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一０〕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于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一一〕，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一二〕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三〕；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舌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四〕一方面宣称“生不可”〔一五〕，“见危授命”〔一六〕；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一七〕，“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一八〕。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腼冒人间，不敢坠失”〔一九〕“一手之中，向背如此”〔二０〕，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二一〕。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二二〕甚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二三〕，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二四〕，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二五〕；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二六〕。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二七〕，“往来宾主如邮传”〔二八〕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二九〕，“小臣耻其独死，实有媿于胡颜”〔三０〕，就可以“为汝曹后车”〔三一〕吗？然而，后来的士子大夫们却有像陆奎勋之流，硬是胡说什么“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三二〕。这难道不是和颜之推一样，无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语吗？
颜之推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唐人崔涂曾有一首读庾信集诗写道：“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三三〕我们读了这首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颜之推；因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三四〕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三五〕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姚范跋颜氏家训写道：“昔颜介生遭衰叔，身狎流离，宛转狄俘，阽危鬼录，三代之悲，剧于荼蓼，晚着观我生赋云：‘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玩其辞意，亦可悲矣。”〔三六〕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三七〕，于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说起来好象头头是道，面面俱圆，而内心实则无比空虚，极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写道：“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这是他由衷的自白。纪昀在他手批的黄叔琳节钞本一再指出：“此自圣贤道理。然出自黄门口，则另有别肠——除却利害二字，更无家训矣。此所谓貌似而神离。”〔三八〕“极好家训，只末句一个费字，便差了路头。杨子曰：‘言，心声也。’盖此公见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三九〕“老世故语，隔纸扪之，亦知为颜黄门语。”〔四０〕纪氏这些假道学的庸言，却深深击中了这位真杂学〔四一〕的要害。当日者，颜氏飘泊西南，间关陕、洛，可谓“仕宦不止车生耳”〔四二〕了。他为时势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四三〕。梁武帝萧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练〔四四〕，后又舍身同泰；颜氏亦向风慕义，直至归心。梁元帝萧绎崇玄，“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四五〕；颜氏虽自称“亦所不好”，然亦“颇预末筵，亲承音旨”〔四六〕。当日者，梁武之饿死台城，梁元之身为俘虏，玄、释二教作为致败之一端，都为颜氏所闻所见，他却无动于中，执迷不悟，这难道不是像他所讽刺的“眼不能见其睫”〔四七〕吗？他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四八〕之际，又想成为“专儒”〔四九〕，又要“求诸内典”〔五０〕。当日者，梁武帝手敕江革写道：“世间果报，不可不信。”〔五一〕王褒着幼训写道：“释氏之义，见苦断身，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数等差，而义归汲引。”〔五二〕因果报应之说，风靡一时，于是颜之推也推波助澜地倡言：“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五三〕又劝诱他的子弟：“汝曹若顾俗计，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身难得，勿虚过也。”〔五四〕他这一席话，难道仅仅是在向他的子弟“劝诱归心”〔五五〕而已吗？不是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场”〔五六〕。何孟春就曾经指出：“是虽一家之云，而岂姁姁私焉为其子孙计哉？”〔五七〕
颜氏此书，虽然乍玄乍释，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六一〕，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六二〕，而其“留此二十篇”〔六三〕之目的，还是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六四〕。这是古代时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训家的唯一主题。
此书涉及范围，比较广泛。那时，河北、江南，风俗各别，豪门庶族，好尚不同。颜氏对于佛教之流行，玄风之复扇〔六六〕，鲜卑语之传播〔六七〕，俗文字之盛兴〔六八〕，都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至如梁元帝之“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六九〕，使宝贵的文化遗产，蒙受历史上最大的一厄〔七０〕；以及“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諠动女谒”〔七一〕；以及当时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七二〕”以及俗儒之迂腐，至于“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七三〕”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文献，提供我们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外此其余，颜氏对于研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此书对于研究南北诸史，可供参考。颜氏作品，除观我生赋自注外，像风操篇所言“梁武帝问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这个人就是夏侯亶〔七四〕；勉学篇所言“江南有一权贵”，以羊肉为蹲鸱，这个人就是王翼〔七五〕；文学篇言“幷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这个人就是姜质〔七六〕；省事篇所言“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这两个人就是祖珽、徐之才〔七七〕。这些，都可以补证南北诸史。教子篇所说的高俨〔七八〕，兄弟篇所说的刘瓛〔七九〕，治家篇所说的房文烈〔八０〕和江禄〔八一〕，风操篇所说的裴之礼〔八二〕，勉学篇所说的田鹏鸾〔八三〕和李恕，〔八四〕文章篇所说的刘逖〔八五〕，名实篇所说的韩晋明〔八六〕，归心篇所说的王克〔八七〕，杂艺篇所说的武烈太子萧方等〔八八〕：这些，都可与南北诸史参证。而风操篇所说的臧逢世〔八九〕，慕贤篇所说的丁觇，涉务篇所说的“梁世士大夫不能乘马云云”〔九０〕：这些，更足补梁书之阙如。慕贤篇所说的张延隽〔九一〕，勉学篇所说的姜仲岳：这些，更足补北齐书之俄空。又如杂艺篇所说常射与博射之分，则提供我们弄通南史柳恽传所言博射之事。
第二，此书对于研究汉书，可供参考。旧唐书颜师古传写道：“父思鲁，以学艺称。……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大颜、小颜之精通汉书，或多或少地都受了家训的影响。如书证篇言“犹豫”之“犹”为兽名，汉书高后纪师古注即以犹为兽名；同篇引太公六韬以说贾谊传之“日中必?”，师古注亦引六韬为说；同篇又引司马相如封禅书“导一茎六穗于庖”，而训导为择，师古注亦从郑氏说，训导为择。这些地方，师古都暗用之推之说，尤足考见其遵循祖训，墨守家法，步趋惟谨，渊源有自也。
第三，此书对于研究经典释文，可供参考。经典释文是研究儒、道两家代表作品的重要参考书。纂写经典释文的陆德明，是颜之推商量旧学的老朋友，他们的意见，往往在二书中可考见其异同。如书证篇言“杕杜，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此大误也”；诗唐风杕杜释文则云：“本或作夷狄之狄，非也。”书证篇言“左传‘齐侯痎，遂痁’……世间传本多以痎为疥，……此臆说也”；释文则引梁元帝之改疥为痎，此尤足考见他们君臣间治学的相互影响之处。书证篇引王制“臝股肱”郑注之“●衣”，谓：“萧该音宣是，徐爰音患非。”释文则云：“擐旧音患，今宜读宣，依字作●，字林云：‘●臂也，先全反。’是。”音辞篇言：“物体自有精麤，精麤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释文叙录条例则云：“质有精麤，谓之好恶；心有爱憎，谓之好恶。”至如书证篇言：诗“黄鸟于飞，集于灌木。”传：“灌木，丛木也。”“近世儒生，改菆为●”，而有徂会、祖会之音之失，更可订正释文所下徂会、祖会、亦外等反的错误。
第四，此书对于研究文心雕龙，可供参考。如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六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文心雕龙宗经篇则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记传盟檄（从唐写本），则春秋为根。”与颜氏说可互参，这是古代主张文章原本五经的代表作。同篇又云：“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杨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诃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麤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文心雕龙程器篇则云：“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杨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恫以麤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诪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颜氏论证，与之大同。同篇又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文心雕龙附会篇则云：“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色；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他们所持的文学理论，都以思想性为第一，艺术性为第二。不过，之推所谓事义偏重在事，彦和所谓事义偏重在义，故一为皮肤，一为骨髓，非有所抵牾也。萧统文选序写道：“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很好地说明了二者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第五，音辞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所当措意。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序写道：“黄门此制，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求古音者所当深究。”〔九二〕 外此其余，在一向重道轻器的历史时期，他对于祖◆之的算術，〔九三〕陶弘景〔九四〕、皇甫謐、殷仲堪〔九五〕的医学，都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难能而可贵的。
这部集解，是以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为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续家训〔九六〕、罗春本〔九七〕、傅太平本〔九八〕、颜嗣慎本〔九九〕、程荣汉魏丛书本〔一００〕、胡文焕格致丛书本〔一０一〕、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一０二〕、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本〔一０三〕、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本〔一０四〕、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一０五〕、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一０六〕、屏山聂氏汗青簃刊本。〔一０七〕我所见到的还有嘉庆丁丑廿二年南省颜氏通谱本，以其所据为颜本，无所异同，且间有新出讹谬之处，故未取以雠校。其它援引各书，亦颇伙颐，不复一一◆缕了。 此书在唐代，即有别本流传，如归心篇“儒家君子”条以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引作“诫杀、家训”，而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且着录之推诫杀一卷；则唐代且以此单行了。同篇之“高柴、折像”，广弘明集“折像”作“曾皙”，原注云：“一作‘折像’。”凡此都是唐代有别本之证。而广弘明集卷三引归心篇“欲顿弃之乎（今本‘乎’作‘哉’）”句下，尚有“故两疏得其一隅，累代咏而弥光矣”两句，则本书尚有佚文；这当是颜书之旧，固非郭为崃所引风操篇“班固书集亦云家孙”之下，尚有“戴◆称安道则家弟”一句〔一０八〕之比——此乃郭氏妄为窜入，因为干隆时人所见家训，不会多于今本。宋淳熙台州公库本，今所见者，系元廉台山氏补修重印本，故间有不避宋讳之处。此本颇有影钞传世者，知不足斋丛书即据述古堂钞本重刻（无校刊名衔），光绪间，汗青簃又据以重刻。卢文弨校定本所据宋本，盖亦钞本，故与宋本时有出入，翁方纲讥其未见宋本〔一０九〕，是也。我所据的，尚有海昌沈氏静石楼藏影宋钞本及秦曼君校宋本。此外，又得见董正功续家训宋刻残本卷六至卷八共三卷，此书除全引颜氏原文可供校勘外，颇时有疏证颜书之处，今亦加以甄录。惜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载之七卷本半宋刻半影钞者〔一一０〕，今亦不可得而见矣。外此其余，如敦煌卷子本勤读书钞（伯、二六０七）、刘清之戒子通录〔一一一〕、胡寅崇正辨〔一一二〕、吕祖谦少仪外传、曾慥类说〔一一三〕等，亦颇引颜书，多为前人所未见或未及征引，今皆得而雠校之，于以是正文字，实已不无小补，不知能免于颜氏所讥之“妄下雌黄”〔一一四〕否也？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颜之推其人，除了把他的这部著作从事集解之外，我还把颜之推传和他流传下来的作品，统统收辑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
〔一〕道宣广弘明集、道世法苑珠林、法琳辨正论、祥迈辨伪录、法云翻译名义集等都征引颜氏家训。
〔二〕〔三二〕陆奎勋陆堂文集三训家恒语序。
〔三〕王钺读书丛残。
〔四〕隋文帝杨坚父名忠，见隋书高祖纪上。
〔五〕隋书儒林何妥传：“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
〔六〕〔二七〕〔三０〕〔三五〕
〔六九〕观我生赋。
〔七〕止足篇。
〔八〕据泽存堂本广韵，古逸丛书本则作“颜外史”。 〔九〕文选卷五八。
〔一０〕姚思廉陈书后主纪史臣曰。 〔一一〕〔三一〕〔六三〕序致篇。 〔一二〕〔一六〕〔二０〕〔二四〕 〔二六〕〔三四〕〔四五〕〔四六〕〔四九〕〔六四〕
〔六六〕〔七二〕〔七三〕〔一一四〕勉学篇。
〔一三〕〔一四〕〔四０〕〔四三〕文章篇。
〔一五〕〔一八〕〔二二〕〔二三〕 〔二五〕〔六一〕〔九四〕养生篇。 〔一七〕〔四八〕〔五三〕〔五四〕
〔五五〕〔五六〕〔六二〕归心篇。
〔一九〕〔五０〕终制篇。
〔二一〕观我生赋自注。
〔二八〕全唐诗詹敦仁劝王氏入贡宠予以官作辞命篇。
〔二九〕颜之推古意。
〔三三〕才调集卷七。唐诗纪事卷六一云：“涂，字礼山，光启进士也。”全唐诗收入无名氏卷一，未知何据。
〔三六〕援鹑堂文集卷二。
〔三七〕慕贤篇。
〔三八〕〔六七〕教子篇。 〔三九〕治家篇。
〔四一〕颜氏家训旧列入儒家，直斋书录解题始归之杂家，而述古堂藏书目及清修四库全书从之。
〔四二〕太平御览四九六引汉官仪，又七七三引异语。
〔四四〕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大宝积经第八十二卷：“阿练儿：梵语虏质不妙；旧云阿兰，唐云寂静处也。”
〔四七〕涉务篇。
〔五一〕梁书江革传。
〔五二〕梁书王规传。
〔五七〕余冬叙录卷四十五。
〔六八〕〔九三〕〔九五〕杂艺篇。
〔七０〕隋书牛弘传。
〔七一〕省事篇。
〔七四〕梁书夏侯亶传。
〔七五〕梁书王翼传。
〔七六〕魏书成淹传。
〔七七〕杭世骏诸史然疑、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俱以为指祖珽、徐之才二人。
〔七八〕北齐书武成十二王琅邪王俨传。 〔七九〕南史刘瓛传。
〔八０〕北史房法寿传。
〔八一〕南史江夷传。 〔八二〕南史裴邃传。
〔八三〕北齐书、北史傅伏传。
〔八四〕李慈铭谓“李恕”当作“李庶”，见北史李崇传。 〔八五〕北齐书文苑刘逖传。
〔八六〕北齐书韩轨传。
〔八七〕北周书王褒传。 〔八八〕南史梁元帝诸子传。
〔八九〕梁书文苑臧严传。
〔九０〕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本此。
〔九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本此。
〔九二〕辅仁学志十二卷一、二合期，一九四三年。
〔九六〕今即称续家训。
〔九七〕成化刊本上卷题署为“建宁府同知绩溪程伯祥刊”，下卷为“建宁府通判庐陵罗春刊”，而日本宽文二年壬寅三尸吉日村田庄五郎刊行本，则上下卷俱题为“建宁府通判庐陵罗春刊”，两本前后俱无序跋，取其与程荣本有别，故简称罗本。
〔九八〕今简称傅本。
〔九九〕今简称颜本。
〔一００〕今简称程本。
〔一０一〕今简称胡本。
〔一０二〕万历壬辰腊月何允中据何镗本刻入汉魏丛书者，改署“东海屠隆纬真甫纂”，故或称屠本，今则简称何本。
〔一０三〕今简称朱本。
〔一０四〕今简称黄本。 〔一０五〕今简称文津本。
〔一０六〕据述古堂影宋本重雕，今简称鲍本。
〔一０七〕光绪间刻，盖从鲍本出，今简称汗青簃本。
〔一０八〕咫闻集称名篇。 〔一０九〕复初斋文集卷十六书卢抱经刻颜氏家训注本后。 〔一一０〕颜如瑰曾见董书于都穆处，已取以参互校订矣，见所后序。
〔一一一〕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一一二〕成化刊本。
〔一一三〕明刊本。
唯是此书，以其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于是前人于其成书年代，颇有疑义。寻颜氏于序致篇云：“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篇云：“不忘诚谏。”省事篇云：“贾诚以求位。”养生篇云：“行诚孝而见贼。”归心篇云：“诚孝在心。”又云：“诚臣殉主而弃亲。”这些“诚”字，都应当作“忠”，是颜氏为避隋讳〔四〕，而改；风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终制篇云：“今虽混一，家道罄穷。”明指隋家统一中国而言；书证篇“臝股肱”条引国子博士萧该说，国子博士是该入隋后官称〔五〕；又书证篇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这些，都是入隋以后事。而勉学篇言：“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书证篇引广雅云：“马薤，荔也。”又引广雅云：“晷柱挂景。”其称广雅，不像曹宪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讳而改名博雅。然则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
此书既成于入隋以后，为何又题署其官职为“北齐黄门侍郎”呢？寻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陈书蔡凝传写道：“高祖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这可见当时对于黄散之职的重视。之推在梁为散骑侍郎，入齐为黄门侍郎，故之推于其作品中，一则曰“忝黄散于官谤”〔六〕，再则曰：“吾近为黄门郎”〔七〕，其所以如此津津乐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门兼美”吧。然则此盖其自署如此，可无疑义。不特此也，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云云。”而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又着录：“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则史学家、目录学家也都追认其自署，而没有像陆法言切韵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称其入隋以后之官称为“颜内史”〔八〕了。
在这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年代里，长江既限南北，鸿沟又判东西，战争频繁，兵连祸结，民生涂炭，水深火热。于斯时也，一般之士子大夫是怎样生活下去的呢？王俭褚渊碑文写道：“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乐，弼谐允正，徽猷弘远，树之风声，着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九〕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写照。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一０〕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于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一一〕，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一二〕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三〕；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舌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四〕一方面宣称“生不可”〔一五〕，“见危授命”〔一六〕；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一七〕，“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一八〕。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腼冒人间，不敢坠失”〔一九〕“一手之中，向背如此”〔二０〕，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二一〕。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二二〕甚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二三〕，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二四〕，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二五〕；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二六〕。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二七〕，“往来宾主如邮传”〔二八〕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二九〕，“小臣耻其独死，实有媿于胡颜”〔三０〕，就可以“为汝曹后车”〔三一〕吗？然而，后来的士子大夫们却有像陆奎勋之流，硬是胡说什么“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三二〕。这难道不是和颜之推一样，无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语吗？
颜之推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唐人崔涂曾有一首读庾信集诗写道：“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三三〕我们读了这首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颜之推；因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三四〕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三五〕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姚范跋颜氏家训写道：“昔颜介生遭衰叔，身狎流离，宛转狄俘，阽危鬼录，三代之悲，剧于荼蓼，晚着观我生赋云：‘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玩其辞意，亦可悲矣。”〔三六〕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三七〕，于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说起来好象头头是道，面面俱圆，而内心实则无比空虚，极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写道：“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这是他由衷的自白。纪昀在他手批的黄叔琳节钞本一再指出：“此自圣贤道理。然出自黄门口，则另有别肠——除却利害二字，更无家训矣。此所谓貌似而神离。”〔三八〕“极好家训，只末句一个费字，便差了路头。杨子曰：‘言，心声也。’盖此公见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三九〕“老世故语，隔纸扪之，亦知为颜黄门语。”〔四０〕纪氏这些假道学的庸言，却深深击中了这位真杂学〔四一〕的要害。当日者，颜氏飘泊西南，间关陕、洛，可谓“仕宦不止车生耳”〔四二〕了。他为时势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四三〕。梁武帝萧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练〔四四〕，后又舍身同泰；颜氏亦向风慕义，直至归心。梁元帝萧绎崇玄，“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四五〕；颜氏虽自称“亦所不好”，然亦“颇预末筵，亲承音旨”〔四六〕。当日者，梁武之饿死台城，梁元之身为俘虏，玄、释二教作为致败之一端，都为颜氏所闻所见，他却无动于中，执迷不悟，这难道不是像他所讽刺的“眼不能见其睫”〔四七〕吗？他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四八〕之际，又想成为“专儒”〔四九〕，又要“求诸内典”〔五０〕。当日者，梁武帝手敕江革写道：“世间果报，不可不信。”〔五一〕王褒着幼训写道：“释氏之义，见苦断身，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数等差，而义归汲引。”〔五二〕因果报应之说，风靡一时，于是颜之推也推波助澜地倡言：“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五三〕又劝诱他的子弟：“汝曹若顾俗计，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身难得，勿虚过也。”〔五四〕他这一席话，难道仅仅是在向他的子弟“劝诱归心”〔五五〕而已吗？不是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场”〔五六〕。何孟春就曾经指出：“是虽一家之云，而岂姁姁私焉为其子孙计哉？”〔五七〕
颜氏此书，虽然乍玄乍释，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六一〕，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六二〕，而其“留此二十篇”〔六三〕之目的，还是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六四〕。这是古代时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训家的唯一主题。
此书涉及范围，比较广泛。那时，河北、江南，风俗各别，豪门庶族，好尚不同。颜氏对于佛教之流行，玄风之复扇〔六六〕，鲜卑语之传播〔六七〕，俗文字之盛兴〔六八〕，都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至如梁元帝之“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六九〕，使宝贵的文化遗产，蒙受历史上最大的一厄〔七０〕；以及“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諠动女谒”〔七一〕；以及当时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七二〕”以及俗儒之迂腐，至于“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七三〕”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文献，提供我们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外此其余，颜氏对于研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此书对于研究南北诸史，可供参考。颜氏作品，除观我生赋自注外，像风操篇所言“梁武帝问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这个人就是夏侯亶〔七四〕；勉学篇所言“江南有一权贵”，以羊肉为蹲鸱，这个人就是王翼〔七五〕；文学篇言“幷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这个人就是姜质〔七六〕；省事篇所言“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这两个人就是祖珽、徐之才〔七七〕。这些，都可以补证南北诸史。教子篇所说的高俨〔七八〕，兄弟篇所说的刘瓛〔七九〕，治家篇所说的房文烈〔八０〕和江禄〔八一〕，风操篇所说的裴之礼〔八二〕，勉学篇所说的田鹏鸾〔八三〕和李恕，〔八四〕文章篇所说的刘逖〔八五〕，名实篇所说的韩晋明〔八六〕，归心篇所说的王克〔八七〕，杂艺篇所说的武烈太子萧方等〔八八〕：这些，都可与南北诸史参证。而风操篇所说的臧逢世〔八九〕，慕贤篇所说的丁觇，涉务篇所说的“梁世士大夫不能乘马云云”〔九０〕：这些，更足补梁书之阙如。慕贤篇所说的张延隽〔九一〕，勉学篇所说的姜仲岳：这些，更足补北齐书之俄空。又如杂艺篇所说常射与博射之分，则提供我们弄通南史柳恽传所言博射之事。
第二，此书对于研究汉书，可供参考。旧唐书颜师古传写道：“父思鲁，以学艺称。……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大颜、小颜之精通汉书，或多或少地都受了家训的影响。如书证篇言“犹豫”之“犹”为兽名，汉书高后纪师古注即以犹为兽名；同篇引太公六韬以说贾谊传之“日中必?”，师古注亦引六韬为说；同篇又引司马相如封禅书“导一茎六穗于庖”，而训导为择，师古注亦从郑氏说，训导为择。这些地方，师古都暗用之推之说，尤足考见其遵循祖训，墨守家法，步趋惟谨，渊源有自也。
第三，此书对于研究经典释文，可供参考。经典释文是研究儒、道两家代表作品的重要参考书。纂写经典释文的陆德明，是颜之推商量旧学的老朋友，他们的意见，往往在二书中可考见其异同。如书证篇言“杕杜，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此大误也”；诗唐风杕杜释文则云：“本或作夷狄之狄，非也。”书证篇言“左传‘齐侯痎，遂痁’……世间传本多以痎为疥，……此臆说也”；释文则引梁元帝之改疥为痎，此尤足考见他们君臣间治学的相互影响之处。书证篇引王制“臝股肱”郑注之“●衣”，谓：“萧该音宣是，徐爰音患非。”释文则云：“擐旧音患，今宜读宣，依字作●，字林云：‘●臂也，先全反。’是。”音辞篇言：“物体自有精麤，精麤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释文叙录条例则云：“质有精麤，谓之好恶；心有爱憎，谓之好恶。”至如书证篇言：诗“黄鸟于飞，集于灌木。”传：“灌木，丛木也。”“近世儒生，改菆为●”，而有徂会、祖会之音之失，更可订正释文所下徂会、祖会、亦外等反的错误。
第四，此书对于研究文心雕龙，可供参考。如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六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文心雕龙宗经篇则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记传盟檄（从唐写本），则春秋为根。”与颜氏说可互参，这是古代主张文章原本五经的代表作。同篇又云：“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杨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诃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麤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文心雕龙程器篇则云：“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杨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恫以麤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诪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颜氏论证，与之大同。同篇又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文心雕龙附会篇则云：“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色；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他们所持的文学理论，都以思想性为第一，艺术性为第二。不过，之推所谓事义偏重在事，彦和所谓事义偏重在义，故一为皮肤，一为骨髓，非有所抵牾也。萧统文选序写道：“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很好地说明了二者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第五，音辞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所当措意。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序写道：“黄门此制，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求古音者所当深究。”〔九二〕 外此其余，在一向重道轻器的历史时期，他对于祖◆之的算術，〔九三〕陶弘景〔九四〕、皇甫謐、殷仲堪〔九五〕的医学，都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难能而可贵的。
这部集解，是以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为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续家训〔九六〕、罗春本〔九七〕、傅太平本〔九八〕、颜嗣慎本〔九九〕、程荣汉魏丛书本〔一００〕、胡文焕格致丛书本〔一０一〕、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一０二〕、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本〔一０三〕、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本〔一０四〕、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一０五〕、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一０六〕、屏山聂氏汗青簃刊本。〔一０七〕我所见到的还有嘉庆丁丑廿二年南省颜氏通谱本，以其所据为颜本，无所异同，且间有新出讹谬之处，故未取以雠校。其它援引各书，亦颇伙颐，不复一一◆缕了。 此书在唐代，即有别本流传，如归心篇“儒家君子”条以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引作“诫杀、家训”，而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且着录之推诫杀一卷；则唐代且以此单行了。同篇之“高柴、折像”，广弘明集“折像”作“曾皙”，原注云：“一作‘折像’。”凡此都是唐代有别本之证。而广弘明集卷三引归心篇“欲顿弃之乎（今本‘乎’作‘哉’）”句下，尚有“故两疏得其一隅，累代咏而弥光矣”两句，则本书尚有佚文；这当是颜书之旧，固非郭为崃所引风操篇“班固书集亦云家孙”之下，尚有“戴◆称安道则家弟”一句〔一０八〕之比——此乃郭氏妄为窜入，因为干隆时人所见家训，不会多于今本。宋淳熙台州公库本，今所见者，系元廉台山氏补修重印本，故间有不避宋讳之处。此本颇有影钞传世者，知不足斋丛书即据述古堂钞本重刻（无校刊名衔），光绪间，汗青簃又据以重刻。卢文弨校定本所据宋本，盖亦钞本，故与宋本时有出入，翁方纲讥其未见宋本〔一０九〕，是也。我所据的，尚有海昌沈氏静石楼藏影宋钞本及秦曼君校宋本。此外，又得见董正功续家训宋刻残本卷六至卷八共三卷，此书除全引颜氏原文可供校勘外，颇时有疏证颜书之处，今亦加以甄录。惜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载之七卷本半宋刻半影钞者〔一一０〕，今亦不可得而见矣。外此其余，如敦煌卷子本勤读书钞（伯、二六０七）、刘清之戒子通录〔一一一〕、胡寅崇正辨〔一一二〕、吕祖谦少仪外传、曾慥类说〔一一三〕等，亦颇引颜书，多为前人所未见或未及征引，今皆得而雠校之，于以是正文字，实已不无小补，不知能免于颜氏所讥之“妄下雌黄”〔一一四〕否也？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颜之推其人，除了把他的这部著作从事集解之外，我还把颜之推传和他流传下来的作品，统统收辑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
〔一〕道宣广弘明集、道世法苑珠林、法琳辨正论、祥迈辨伪录、法云翻译名义集等都征引颜氏家训。
〔二〕〔三二〕陆奎勋陆堂文集三训家恒语序。
〔三〕王钺读书丛残。
〔四〕隋文帝杨坚父名忠，见隋书高祖纪上。
〔五〕隋书儒林何妥传：“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
〔六〕〔二七〕〔三０〕〔三五〕
〔六九〕观我生赋。
〔七〕止足篇。
〔八〕据泽存堂本广韵，古逸丛书本则作“颜外史”。 〔九〕文选卷五八。
〔一０〕姚思廉陈书后主纪史臣曰。 〔一一〕〔三一〕〔六三〕序致篇。 〔一二〕〔一六〕〔二０〕〔二四〕 〔二六〕〔三四〕〔四五〕〔四六〕〔四九〕〔六四〕
〔六六〕〔七二〕〔七三〕〔一一四〕勉学篇。
〔一三〕〔一四〕〔四０〕〔四三〕文章篇。
〔一五〕〔一八〕〔二二〕〔二三〕 〔二五〕〔六一〕〔九四〕养生篇。 〔一七〕〔四八〕〔五三〕〔五四〕
〔五五〕〔五六〕〔六二〕归心篇。
〔一九〕〔五０〕终制篇。
〔二一〕观我生赋自注。
〔二八〕全唐诗詹敦仁劝王氏入贡宠予以官作辞命篇。
〔二九〕颜之推古意。
〔三三〕才调集卷七。唐诗纪事卷六一云：“涂，字礼山，光启进士也。”全唐诗收入无名氏卷一，未知何据。
〔三六〕援鹑堂文集卷二。
〔三七〕慕贤篇。
〔三八〕〔六七〕教子篇。 〔三九〕治家篇。
〔四一〕颜氏家训旧列入儒家，直斋书录解题始归之杂家，而述古堂藏书目及清修四库全书从之。
〔四二〕太平御览四九六引汉官仪，又七七三引异语。
〔四四〕一切经音义卷十四大宝积经第八十二卷：“阿练儿：梵语虏质不妙；旧云阿兰，唐云寂静处也。”
〔四七〕涉务篇。
〔五一〕梁书江革传。
〔五二〕梁书王规传。
〔五七〕余冬叙录卷四十五。
〔六八〕〔九三〕〔九五〕杂艺篇。
〔七０〕隋书牛弘传。
〔七一〕省事篇。
〔七四〕梁书夏侯亶传。
〔七五〕梁书王翼传。
〔七六〕魏书成淹传。
〔七七〕杭世骏诸史然疑、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俱以为指祖珽、徐之才二人。
〔七八〕北齐书武成十二王琅邪王俨传。 〔七九〕南史刘瓛传。
〔八０〕北史房法寿传。
〔八一〕南史江夷传。 〔八二〕南史裴邃传。
〔八三〕北齐书、北史傅伏传。
〔八四〕李慈铭谓“李恕”当作“李庶”，见北史李崇传。 〔八五〕北齐书文苑刘逖传。
〔八六〕北齐书韩轨传。
〔八七〕北周书王褒传。 〔八八〕南史梁元帝诸子传。
〔八九〕梁书文苑臧严传。
〔九０〕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本此。
〔九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本此。
〔九二〕辅仁学志十二卷一、二合期，一九四三年。
〔九六〕今即称续家训。
〔九七〕成化刊本上卷题署为“建宁府同知绩溪程伯祥刊”，下卷为“建宁府通判庐陵罗春刊”，而日本宽文二年壬寅三尸吉日村田庄五郎刊行本，则上下卷俱题为“建宁府通判庐陵罗春刊”，两本前后俱无序跋，取其与程荣本有别，故简称罗本。
〔九八〕今简称傅本。
〔九九〕今简称颜本。
〔一００〕今简称程本。
〔一０一〕今简称胡本。
〔一０二〕万历壬辰腊月何允中据何镗本刻入汉魏丛书者，改署“东海屠隆纬真甫纂”，故或称屠本，今则简称何本。
〔一０三〕今简称朱本。
〔一０四〕今简称黄本。 〔一０五〕今简称文津本。
〔一０六〕据述古堂影宋本重雕，今简称鲍本。
〔一０七〕光绪间刻，盖从鲍本出，今简称汗青簃本。
〔一０八〕咫闻集称名篇。 〔一０九〕复初斋文集卷十六书卢抱经刻颜氏家训注本后。 〔一一０〕颜如瑰曾见董书于都穆处，已取以参互校订矣，见所后序。
〔一一一〕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一一二〕成化刊本。
〔一一三〕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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