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上一讲中列出了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所作的大小二横图。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易》卦横图，是出于朱星熹宣扬其理学的需要。他以“太极”为一理，一阳一阴为“两仪”。“理一分殊”，以一阳一阴的“加一倍法”而得“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根本不用“八卦相错”说，亦否定邵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易之体”模式。然而，“阴阳不测之谓神”，“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动静是“太极”之动静，并非“阳动”、“阴静”，而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神”态。又“独阳不生，寡阴不成”，“阴变阳合”方能万物化生。所谓“加一倍法”，一分为二是分一阳爻为二阳爻与分一阴爻为二阴爻，直至分一阳爻为三十二阳爻与分一阴爻为三十二阴爻。这一“分殊”的结果，明显地违背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只有数量上的变化，根本没有“阴变阳合”质上的变化。因而袁枢曾质疑朱熹，曰“黑白之位犹不可晓”、“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等。
朱熹的“一分为二”，不是分“太极”一理为二，而是自“两仪”始各“一分为二”。初以一白块为“阳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阳仪”，以一黑块为“阴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阴仪”。待分成六十四卦时，则有三十二“阳仪”和三十二“阴仪”。的确是“黑白之位犹不可晓”。“四分为八”，是分“两仪为八”、“四象为四”。分：到“四画、五画”时则不成卦。的确是“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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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因元、明、清三代，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地位，学子们还是宗之而不疑。清初，黄百家、全祖望补写《宋元学案》百源学案，把朱熹黑白二横图当作邵雍之图辑入。毛奇龄《仲氏易》亦把此二图作邵雍之图而批驳之。王夫之《周易外传》亦把此二图作邵雍之图而难之。胡渭《易图明辨》亦“朱冠邵戴”地没有辨明。
时至民国，冯友兰、钱穆、吕思勉、陈钟凡等国学大师，均本《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立说。如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简史》中，把横图当作邵雍之图，谓“在邵雍的系统中……最上层与第二层、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八卦……其顺序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若在上图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层，并用同样的组合程序，可得六十四卦全图。”陈钟凡于《两宋思想述评》中，亦把横图当作邵雍之图，曰：“雍先天之学，以卦位图说明宇宙之原理。其图凡六：（1）八卦次序图，（2）八卦方位图，（3）六十四卦次序图，（4）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5）方图四分四层图，（6）卦气图。”这显然是说《百源学案》中所列之图。吕思勉于《理学纲要》，篇五“康节之学”中，列黑白之位小横图，曰：“以图之白处代《易》之一画，黑处代《易》之一画。是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如是推之，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即成《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横图》，规而圆之，则成圆图，割而叠之，则成方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各位哲学大家亦不曾对黑白之位二横图有过深入考证。如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依然是“朱冠邵戴”。近年来，陈来著《宋明理学》，于第二章第五节“邵雍”中，亦曰：“在思想上，他对易横图加一倍法的解释，受到朱熹的重视。”
“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我们可以理解“朱冠邵戴”的历史事实，“通儒”只能是整体上的“通”，细节方面未必处处皆通。这一现象说明：专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邵雍所谓的“加一倍法”是于“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之后说六十四卦的卦变之法。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是以乾卦为祖，经六变而得六十四卦。我们说邵雍不以阴阳二画的组合为四象，而是主“八卦相错”说，这是通读《皇极经世》得出的结论。又北宋凡说《易》的学者，无一人以阴阳画的组合为“四象”，邵雍亦不例外。邵雍以“太极”为一气，天地为两仪，天四象日月星辰与地四象水火土石为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正符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因而他有“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这一模式是“自组织”的质变模式，而分一阳画为三十二和分一阴画为三十二的“加一倍法”，却是量变模式。质变模式是万物化生的模式，而“一分为二”的量变模式，却不是万物化生的模式。阴阳非物，而是描述物属性之概念。太极为一气，是“《易》有太极”，一气分而为天地，是“是生两仪”，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而得之六十四卦，是万物之象。可以说，邵雍的质变模式，是观物而得的“唯物”模式，而朱熹的“一分为二”量变模式则是“唯理”模式。“太极是一理”，如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理能生天地吗？一理能生阴阳吗？朱熹死抱着“太极一理”说不放，又出“理乘气”说，曰理乘气“与人跨马相似”，最终还得把气作为阴阳之母。气是实体，阴阳为神，“阴气”、“阳气”总是气，如何生得天地？“理一分殊”，分来分去，总是阴阳之分，不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显然与《易传》之说相悖。太极为道，道生天地万物，而不是分得无数个“阴”与“阳”。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周敦颐于此说得明白：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变阳合而生四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万物）。这符合《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说，邵雍以“太极”为一气，两仪为天地，天地四象为八卦，六十四卦象万物，亦是本于《系辞》之说。朱熹的“唯理”说，则是把一阴一阳分作无数个阴阳，却不符合《系辞》之说。
“动静”，为太极之动静。“阳动”、“阴静”，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之“物”，非“神”，“动阳”、“静阴”方是太极生二之“神”。理无动静，只好说“阳动”、“阴静”。这又不是邵雍与周敦颐的本意。把一阴一阳“一分为二”地分下去，更不是邵雍“先天之学”的内容。是朱熹巧妙地曲解了“加一倍法”之后，却告人曰此法出自邵雍，这就难怪后人“朱冠邵戴”了。
一般视邵雍《皇极经世》为数术书，又篇幅长大难读。一般述“邵雍”者皆误认为朱熹《易学启蒙》是表彰邵雍“先天之学”，于是笃信而不疑。后来又有黄百家“添乱”，把本不是出于邵雍之图收入《百源学案》，于是“朱冠邵戴”的历史事实就一直延续至今。
一般为朱熹与蔡元定蒙“伪学”之冤案而不平。实事求是地讲，朱熹的黑白块二横图就不是“真《易》学”。我们讲解“宋明理学”，一是不要“朱冠邵戴”，二是不要把“伪学”当作真学去讲。
《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多是“看人下菜碟”，多是有功名之人，很少“布衣”著作。民国以来的国学大家亦多是有“教授”头衔之人。然而自朱熹而下，述邵雍之学者却多有错误。虽然我们的易图学研究为“一得之见”，但是却关系到撰写“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的大事。此为这一讲内容之所出也。
朱熹的“一分为二”，不是分“太极”一理为二，而是自“两仪”始各“一分为二”。初以一白块为“阳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阳仪”，以一黑块为“阴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阴仪”。待分成六十四卦时，则有三十二“阳仪”和三十二“阴仪”。的确是“黑白之位犹不可晓”。“四分为八”，是分“两仪为八”、“四象为四”。分：到“四画、五画”时则不成卦。的确是“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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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因元、明、清三代，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地位，学子们还是宗之而不疑。清初，黄百家、全祖望补写《宋元学案》百源学案，把朱熹黑白二横图当作邵雍之图辑入。毛奇龄《仲氏易》亦把此二图作邵雍之图而批驳之。王夫之《周易外传》亦把此二图作邵雍之图而难之。胡渭《易图明辨》亦“朱冠邵戴”地没有辨明。
时至民国，冯友兰、钱穆、吕思勉、陈钟凡等国学大师，均本《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立说。如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简史》中，把横图当作邵雍之图，谓“在邵雍的系统中……最上层与第二层、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八卦……其顺序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若在上图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层，并用同样的组合程序，可得六十四卦全图。”陈钟凡于《两宋思想述评》中，亦把横图当作邵雍之图，曰：“雍先天之学，以卦位图说明宇宙之原理。其图凡六：（1）八卦次序图，（2）八卦方位图，（3）六十四卦次序图，（4）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5）方图四分四层图，（6）卦气图。”这显然是说《百源学案》中所列之图。吕思勉于《理学纲要》，篇五“康节之学”中，列黑白之位小横图，曰：“以图之白处代《易》之一画，黑处代《易》之一画。是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如是推之，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即成《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横图》，规而圆之，则成圆图，割而叠之，则成方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各位哲学大家亦不曾对黑白之位二横图有过深入考证。如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依然是“朱冠邵戴”。近年来，陈来著《宋明理学》，于第二章第五节“邵雍”中，亦曰：“在思想上，他对易横图加一倍法的解释，受到朱熹的重视。”
“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我们可以理解“朱冠邵戴”的历史事实，“通儒”只能是整体上的“通”，细节方面未必处处皆通。这一现象说明：专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邵雍所谓的“加一倍法”是于“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之后说六十四卦的卦变之法。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是以乾卦为祖，经六变而得六十四卦。我们说邵雍不以阴阳二画的组合为四象，而是主“八卦相错”说，这是通读《皇极经世》得出的结论。又北宋凡说《易》的学者，无一人以阴阳画的组合为“四象”，邵雍亦不例外。邵雍以“太极”为一气，天地为两仪，天四象日月星辰与地四象水火土石为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正符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因而他有“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这一模式是“自组织”的质变模式，而分一阳画为三十二和分一阴画为三十二的“加一倍法”，却是量变模式。质变模式是万物化生的模式，而“一分为二”的量变模式，却不是万物化生的模式。阴阳非物，而是描述物属性之概念。太极为一气，是“《易》有太极”，一气分而为天地，是“是生两仪”，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而得之六十四卦，是万物之象。可以说，邵雍的质变模式，是观物而得的“唯物”模式，而朱熹的“一分为二”量变模式则是“唯理”模式。“太极是一理”，如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理能生天地吗？一理能生阴阳吗？朱熹死抱着“太极一理”说不放，又出“理乘气”说，曰理乘气“与人跨马相似”，最终还得把气作为阴阳之母。气是实体，阴阳为神，“阴气”、“阳气”总是气，如何生得天地？“理一分殊”，分来分去，总是阴阳之分，不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显然与《易传》之说相悖。太极为道，道生天地万物，而不是分得无数个“阴”与“阳”。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周敦颐于此说得明白：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变阳合而生四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万物）。这符合《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说，邵雍以“太极”为一气，两仪为天地，天地四象为八卦，六十四卦象万物，亦是本于《系辞》之说。朱熹的“唯理”说，则是把一阴一阳分作无数个阴阳，却不符合《系辞》之说。
“动静”，为太极之动静。“阳动”、“阴静”，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之“物”，非“神”，“动阳”、“静阴”方是太极生二之“神”。理无动静，只好说“阳动”、“阴静”。这又不是邵雍与周敦颐的本意。把一阴一阳“一分为二”地分下去，更不是邵雍“先天之学”的内容。是朱熹巧妙地曲解了“加一倍法”之后，却告人曰此法出自邵雍，这就难怪后人“朱冠邵戴”了。
一般视邵雍《皇极经世》为数术书，又篇幅长大难读。一般述“邵雍”者皆误认为朱熹《易学启蒙》是表彰邵雍“先天之学”，于是笃信而不疑。后来又有黄百家“添乱”，把本不是出于邵雍之图收入《百源学案》，于是“朱冠邵戴”的历史事实就一直延续至今。
一般为朱熹与蔡元定蒙“伪学”之冤案而不平。实事求是地讲，朱熹的黑白块二横图就不是“真《易》学”。我们讲解“宋明理学”，一是不要“朱冠邵戴”，二是不要把“伪学”当作真学去讲。
《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多是“看人下菜碟”，多是有功名之人，很少“布衣”著作。民国以来的国学大家亦多是有“教授”头衔之人。然而自朱熹而下，述邵雍之学者却多有错误。虽然我们的易图学研究为“一得之见”，但是却关系到撰写“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的大事。此为这一讲内容之所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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