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今属江西）人。一生未曾居官，以教授生徒为业。其学本朱子，著作甚丰，多达二十余种，《四库全书》多著录之。《清史稿》有传。其易学著作有《河洛精蕴》九卷。
《河洛精蕴》为江永七十九岁时之作。内篇“河洛之精”三卷，本朱熹《易学启蒙》四篇内容而推衍，曰：“凡论图书、卦画之原，先天、后天之理，蓍策、变占之法，俱载此篇，是为河洛之精。”卷一、二推衍“本图书”、“原卦画”，卷三推衍“明蓍策”、“考变占”。外篇“河洛之蕴”六卷，以河洛图书旁及诸家之术：“算家之勾股乘方、乐家之五音六律、天文家之七曜高下、五行家之纳甲纳音、音学家之字母清浊、堪舆家之罗经理气、择日家之斗首奇门，以至于天有五运六气，人有经脉动脉，是为医学之根源，治疗之准则，亦自图书、卦画而来”。曰：“凡论图书、卦画所包函，推广他事可旁通者，俱载此篇，是为河洛之蕴”。周敦颐《易通》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江永是书则本此说而命名，自序曰：“所谓精者，自然流出，不假智力安排；所谓蕴者，包蓄无涯，不遗糟粕煨烬，而言足以尽易道之妙矣。更探本而言之，卦之精即图书之精，卦其右契，而图书其左券也。卦之蕴皆图书之蕴，卦其子孙，而图书其祖宗也。”
江永笃信朱熹黑白点河洛图书即为《系辞》所言之“河出图，洛出书”。认为“圣人之所以则图书作易者，必有的确不可移易之理”，又认为“古今诸儒”之说有未尽处，曰：“岂无剩义以待后人之补苴乎？”《河洛精蕴》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乾隆三十九年有蕴真书屋刻本），书中多引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内容，进一步推衍而“补苴”之。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以《河图》配“先天八卦”，云“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以《洛书》配“先天八卦曰，云“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至《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则依之出《先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和《先天卦配洛书之数图》。江永《河洛精蕴》开篇即列《圣人则河图画卦图》与《圣人则洛书列卦图》（见下图），曰：“昔也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今则有绳贯丝联操券符契之妙，是为河洛之精义。先儒欲发明之而未有昭晰者，不可不为之补苴而张皇也。”此则不但不买“亚圣”朱子之账，又大有僭越“御纂”之意，四库馆臣之所以不将此书著录入《四库全书》，其原由似在于此。
《圣人则河图画卦图》与《圣人则洛书列卦图》是江永自谓图与书通、卦与数合的得意之作。其讥朱熹以河洛图书配“先天八卦”之法曰：“且八卦当八方，而中间五十竟置诸无用武之地，则亦不见造化之妙矣。”于是立“以纵横分阴阳”之法则，“析图之九四三八以当乾兑离震之阳仪，分图之二七六一以当巽坎艮坤之阴仪。序列既定，然后中判，规而圆之”，从而推得“先天八卦圆图”，又说圣人则《洛书》列卦曰：“以数观之，乾父坤母当九一，震长男巽长女当八二，坎中男离中女当七三，艮少男兑少女当六四。”其实，江永所谓之“圣人则河图画卦”，乃是一个说“圣人”则《河图》布列“先天八卦”的过程，并非说“圣人”一奇一偶画卦。这一布列“先天八卦”的过程，先“以纵横分阴阳”之法推得两仪，又行减数之法析为四象，又分两仪、四象之画为八卦横图，又中判规而圆之得八卦圆图。可见，这样的推衍并非“自然流出，不假智力安排”。难道“圣人”竟是如此不知以阴阳爻之组合而成八卦，却偏偏用尽心思，不以黑白点数之奇偶分阴阳，却以数之“纵横”分阴阳，又“析”之、“分”之、“减”之而得“先天八卦”？今之卖卜者，尚知掷三个铜钱即可得八卦，昔之“圣人”何以愚笨致此？“圣人之精，画卦以示”，乃示人以阴阳消长变易之理，见天地、见男女、见鸟兽即可画卦，岂非待河出黑白点数之图又如此费尽心机地画卦？显然，江永所谓“河洛”是卦画之精说，根本不能成立。
“河洛之蕴”旁及诸家之术，自古及今，自西及中，无不一以河洛图书为诸术之源。如，其“勾股原始”、“论勾股之用至广”，曰：“究其根源，亦与河图、洛书、八卦、五行相贯联，学易者何可不深究乎？”其“理分中末线出河图中宫说”，谓黄金分割之数出自《河图》之五与十，曰：“西人秘惜其法，谓此线为神分线，岂知神奇即在目前哉！”此则是典型的“西学中源”说，可谓当今“科学易”之前驱。又其“河图应五星高下图”，则本托勒枚“地球中心说”，推《河图》与五星之“自然位置”。又其“律吕声音本于河图洛书说”，曰：“昔之言律吕者多矣，未言其根源在河图洛书者，惟明宗室朱载堉始言黄钟律度，取法河图洛书。”按十二平均律要将数二开十二次方，所得不为整数。谓其“黄钟是一尺”，而又“以勾股乘除开方之法求之，由倍律而正律，由正律而半律”，则亦非“河图”之数。所以，谓“平幂积实，皆方圆相函自然之真数”皆“已藏于河图”，则无疑是说天下之数无不出于“河图”。区区“河图”十数竟为一切算数之源，此论亦不能成立。又其“人身督任脉手足经脉应洛书先天八卦图”，曰：“此二脉即人身之乾坤，亦即九一二数之相表里。督统一身之阳，任统一身之阴。不惟人有之，鸟兽虫鱼皆有之，即果实之类亦有之”，则是无科学依据之臆说。所谓“圣人作易，不必求合于人身，而人身自然相符如此”，又谓医家之“子午流注经”正应“先天八卦横图”，由此又见江永是一“医源于易”说之倡导者。
《河洛精蕴》一书之可取处，不在于其所谓河洛图书之“精”与“蕴”方面，而恰是那些与河洛图书无甚关系的内容。如“筮法疑义说”、“变占说”、“占法考”、“变占余义说”、“十二辟卦说”、“互卦说”、“卦变说”、“卦变考”、“辨来氏错综二字之谬”、“卦象说”、“卦象考”、“罗针三盘说”、“遁甲奇门说”等篇，“均抉择精详，论列允当”（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其中尤以“卦变说”、“卦变考”为有参考价值。以反对说卦变者，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又其《汉上易传卦图》列有李挺之《变卦反对图》），而后俞琰《周易集说》广其说，并自谓“自秦汉唐宋以来，诸儒议论，绝无一语及此”，至来知德则以卦综之说代反对以说卦变，而江永则辨明来知德“其易卦变为综，自是来氏之谬”，厘定其二十九例为二十二例。以卦之反对释《彖传》之辞者，至江永之考辨可谓为一总结。又其“卦象考”亦用力颇深，足资后人参考。
江永非但笃信朱熹黑白点河洛图书，又深信“龙图”本出陈抟，以伪《龙图序》推衍出《河图变体图》与《河图变体合十一数图》。虽其说旁徵博引，然无一可取之处。
《河洛精蕴》一书，九卷计一百九十一篇（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藏蕴真书屋刻本，其中“五行琐语”有目无文）。江永以耋耄交际之暮年“凡四阅月”著此长篇之书，足见其孜孜不倦契而不舍精神。虽其所谓“河洛之精”与“河洛之蕴”多有比附穿穴凿空之处，然其有关易学卦变、卦象、蓍法、变占之论，尤有可取之处，不可以比附河洛图书而一并废之。明见是书河洛图书之附会，了解其考辨之有见，辨其精华而取之，别其糟粕而弃之，则为我们列是书为易图学要著之目的。
《河洛精蕴》为江永七十九岁时之作。内篇“河洛之精”三卷，本朱熹《易学启蒙》四篇内容而推衍，曰：“凡论图书、卦画之原，先天、后天之理，蓍策、变占之法，俱载此篇，是为河洛之精。”卷一、二推衍“本图书”、“原卦画”，卷三推衍“明蓍策”、“考变占”。外篇“河洛之蕴”六卷，以河洛图书旁及诸家之术：“算家之勾股乘方、乐家之五音六律、天文家之七曜高下、五行家之纳甲纳音、音学家之字母清浊、堪舆家之罗经理气、择日家之斗首奇门，以至于天有五运六气，人有经脉动脉，是为医学之根源，治疗之准则，亦自图书、卦画而来”。曰：“凡论图书、卦画所包函，推广他事可旁通者，俱载此篇，是为河洛之蕴”。周敦颐《易通》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江永是书则本此说而命名，自序曰：“所谓精者，自然流出，不假智力安排；所谓蕴者，包蓄无涯，不遗糟粕煨烬，而言足以尽易道之妙矣。更探本而言之，卦之精即图书之精，卦其右契，而图书其左券也。卦之蕴皆图书之蕴，卦其子孙，而图书其祖宗也。”
江永笃信朱熹黑白点河洛图书即为《系辞》所言之“河出图，洛出书”。认为“圣人之所以则图书作易者，必有的确不可移易之理”，又认为“古今诸儒”之说有未尽处，曰：“岂无剩义以待后人之补苴乎？”《河洛精蕴》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乾隆三十九年有蕴真书屋刻本），书中多引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内容，进一步推衍而“补苴”之。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以《河图》配“先天八卦”，云“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以《洛书》配“先天八卦曰，云“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至《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则依之出《先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和《先天卦配洛书之数图》。江永《河洛精蕴》开篇即列《圣人则河图画卦图》与《圣人则洛书列卦图》（见下图），曰：“昔也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今则有绳贯丝联操券符契之妙，是为河洛之精义。先儒欲发明之而未有昭晰者，不可不为之补苴而张皇也。”此则不但不买“亚圣”朱子之账，又大有僭越“御纂”之意，四库馆臣之所以不将此书著录入《四库全书》，其原由似在于此。
《圣人则河图画卦图》与《圣人则洛书列卦图》是江永自谓图与书通、卦与数合的得意之作。其讥朱熹以河洛图书配“先天八卦”之法曰：“且八卦当八方，而中间五十竟置诸无用武之地，则亦不见造化之妙矣。”于是立“以纵横分阴阳”之法则，“析图之九四三八以当乾兑离震之阳仪，分图之二七六一以当巽坎艮坤之阴仪。序列既定，然后中判，规而圆之”，从而推得“先天八卦圆图”，又说圣人则《洛书》列卦曰：“以数观之，乾父坤母当九一，震长男巽长女当八二，坎中男离中女当七三，艮少男兑少女当六四。”其实，江永所谓之“圣人则河图画卦”，乃是一个说“圣人”则《河图》布列“先天八卦”的过程，并非说“圣人”一奇一偶画卦。这一布列“先天八卦”的过程，先“以纵横分阴阳”之法推得两仪，又行减数之法析为四象，又分两仪、四象之画为八卦横图，又中判规而圆之得八卦圆图。可见，这样的推衍并非“自然流出，不假智力安排”。难道“圣人”竟是如此不知以阴阳爻之组合而成八卦，却偏偏用尽心思，不以黑白点数之奇偶分阴阳，却以数之“纵横”分阴阳，又“析”之、“分”之、“减”之而得“先天八卦”？今之卖卜者，尚知掷三个铜钱即可得八卦，昔之“圣人”何以愚笨致此？“圣人之精，画卦以示”，乃示人以阴阳消长变易之理，见天地、见男女、见鸟兽即可画卦，岂非待河出黑白点数之图又如此费尽心机地画卦？显然，江永所谓“河洛”是卦画之精说，根本不能成立。
“河洛之蕴”旁及诸家之术，自古及今，自西及中，无不一以河洛图书为诸术之源。如，其“勾股原始”、“论勾股之用至广”，曰：“究其根源，亦与河图、洛书、八卦、五行相贯联，学易者何可不深究乎？”其“理分中末线出河图中宫说”，谓黄金分割之数出自《河图》之五与十，曰：“西人秘惜其法，谓此线为神分线，岂知神奇即在目前哉！”此则是典型的“西学中源”说，可谓当今“科学易”之前驱。又其“河图应五星高下图”，则本托勒枚“地球中心说”，推《河图》与五星之“自然位置”。又其“律吕声音本于河图洛书说”，曰：“昔之言律吕者多矣，未言其根源在河图洛书者，惟明宗室朱载堉始言黄钟律度，取法河图洛书。”按十二平均律要将数二开十二次方，所得不为整数。谓其“黄钟是一尺”，而又“以勾股乘除开方之法求之，由倍律而正律，由正律而半律”，则亦非“河图”之数。所以，谓“平幂积实，皆方圆相函自然之真数”皆“已藏于河图”，则无疑是说天下之数无不出于“河图”。区区“河图”十数竟为一切算数之源，此论亦不能成立。又其“人身督任脉手足经脉应洛书先天八卦图”，曰：“此二脉即人身之乾坤，亦即九一二数之相表里。督统一身之阳，任统一身之阴。不惟人有之，鸟兽虫鱼皆有之，即果实之类亦有之”，则是无科学依据之臆说。所谓“圣人作易，不必求合于人身，而人身自然相符如此”，又谓医家之“子午流注经”正应“先天八卦横图”，由此又见江永是一“医源于易”说之倡导者。
《河洛精蕴》一书之可取处，不在于其所谓河洛图书之“精”与“蕴”方面，而恰是那些与河洛图书无甚关系的内容。如“筮法疑义说”、“变占说”、“占法考”、“变占余义说”、“十二辟卦说”、“互卦说”、“卦变说”、“卦变考”、“辨来氏错综二字之谬”、“卦象说”、“卦象考”、“罗针三盘说”、“遁甲奇门说”等篇，“均抉择精详，论列允当”（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其中尤以“卦变说”、“卦变考”为有参考价值。以反对说卦变者，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又其《汉上易传卦图》列有李挺之《变卦反对图》），而后俞琰《周易集说》广其说，并自谓“自秦汉唐宋以来，诸儒议论，绝无一语及此”，至来知德则以卦综之说代反对以说卦变，而江永则辨明来知德“其易卦变为综，自是来氏之谬”，厘定其二十九例为二十二例。以卦之反对释《彖传》之辞者，至江永之考辨可谓为一总结。又其“卦象考”亦用力颇深，足资后人参考。
江永非但笃信朱熹黑白点河洛图书，又深信“龙图”本出陈抟，以伪《龙图序》推衍出《河图变体图》与《河图变体合十一数图》。虽其说旁徵博引，然无一可取之处。
《河洛精蕴》一书，九卷计一百九十一篇（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藏蕴真书屋刻本，其中“五行琐语”有目无文）。江永以耋耄交际之暮年“凡四阅月”著此长篇之书，足见其孜孜不倦契而不舍精神。虽其所谓“河洛之精”与“河洛之蕴”多有比附穿穴凿空之处，然其有关易学卦变、卦象、蓍法、变占之论，尤有可取之处，不可以比附河洛图书而一并废之。明见是书河洛图书之附会，了解其考辨之有见，辨其精华而取之，别其糟粕而弃之，则为我们列是书为易图学要著之目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