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渭(1633一1714)，字胐明，号东樵。德清(今属浙江)人。十五岁为县学生，乡试屡不第，遂弃科举，笃志经学，尤精舆地之学，著《禹贡锥指》。《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今存《易图明辨》十卷。
胡渭治《易》坚主义理，谓“《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于是提出“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的主张。所著《易图明辨》，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论“象数流弊”。
胡氏辨黑白点数“河图、洛书”，有“伏羲作《易》之本不专在河图”、“天地之数不得为河图”、“五行生成之数非河图并非大衍”、“河图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等论。曰：“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之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此皆立论允当.辨之明确。
胡氏辨“五行”，有“论五行之序”、“论《洪范》五行传生成之数”、“论古九宫之数”、论《乾凿度》太一九宫之数”等论。曰“《易》有四象，而无五行，此与天地之数决无交涉”、“或以此为河图，或以此为洛书，谬种流传，变怪百出。原其弊，实《汉志》有以启之”、“后世以九宫为河图，实造端于明堂月令之说”、“九宫非河图也。自《乾凿度》有河图八文之语、刘瑜有河图九房之称，而世遂以九宫为河图矣。又有指此为洛书者，盖以九畴之故。然九畴有次第无方位也，强配八卦以附会之数，岂理也哉！”，此亦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胡氏辨“先天太极”，立“论希夷先天图”之论。将赵撝谦《六书本义》所列“天地自然河图”称之为“太极真图”，曰“康节之学实出于希夷，其所演以为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图”，又谓此图蔡元定所得三图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图，亦曰太极图，取《参同契》之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此辨有所不明，大有商量。宋濂既谓新安罗愿“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则赵氏所称“天地自然河图”，即有所本，而“古太极图”之名，乃章潢所定（见《图书编》）。又邵雍《先天图》乃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并非阴阳相含“黑白鱼”形图。至谓此图是蔡元定入蜀所得三图之一，而朱熹不得见，则明季本已辨之在先，曰：“朱子与蔡氏，无书不讲明，岂有秘不与言之理？”（见《易学四同》）又胡氏推断此图原本“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并以“黑眼”为离卦中爻，“白眼”为坎卦中爻。此则是不明此图来源之误。张惠言《易图条辨》曰：“此图元初出于建安，明人盛传之。其托于蔡季通，非有证据……为此图者，盖由朱子发《纳甲之图》，用周元公太极之法，环而入之。”此图实由《汉上易传卦图》中之《纳甲图》(或杨甲《六经图》中之《伏羲八卦图》)演变而来，其“黑眼”乃坎卦上爻，“白眼”乃离卦上爻。
胡氏辨“龙图”，针对《宋文鉴》所录《易龙图序》曰：“今观其序之荒谬，则有不可胜言者……此书之伪妄，灼然可观矣。”此辨有见，朱熹早就指出“《龙图》是伪书”。张理《易象图说》不辨《易龙图序》之伪，据之推出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依雷思齐《易图通变》有幸得见《龙图》一书之说，“于本图之外，就以五十有五之数别出一图，自标之以为形洛书者”，则知《龙图》一书并不以十数为“河图”，而张理所推亦不是所谓“希夷之本图”。(郑樵《通志》列《龙图》一卷，但不属作者。)
胡氏辨“易数钩隐图”，曰：“三百年来，学者唯知《本义》卷首所列之图书，而不复问其原委。故余详考《龙图》及《钩隐》，以著谬种所自出，使学者观而猛醒焉。”又曰：“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己矣。”刘牧主“象由数设”，而以数推“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与周敦颐《太极图》有异曲同功之妙，皆《易》道之一端。胡氏只是一味强调义理，故有此过激之言。又其谓“盖其时《洞极经》出，十图九书早已萌芽，故刘牧之徒伪造《乾凿度》二卷”，此说亦待商量。
胡氏辨“启蒙图书”，一一考辨朱熹、蔡元定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之根据。曰“今按关子明系伪书，不可以为据，而邵子圆星方士之论，其意别有所在，未尝以五十五为河图也”、“《周书·卢辩传》云，辩字景宣，以《大戴礼》未有训诂，乃注之……则九室法龟文，乃景宣语，非康成语也”、“《本义》之图书盛行，学者卷舌而不敢议”、“河图洛书自秦汉以来，未有能言其状者。自五季乃始出，何可遽信”，此皆辨析透彻，足破《易学启蒙》言河洛象数之非。
胡氏辨“先天古易”，有“论邵子伏羲八卦次序”、“论邵子伏羲八卦方位”、“论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四论。此四论是即《周易本义》卷首黑白之位大下次序横图与大小方位圆图而发。其辨引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毛奇龄《仲氏易》之说，谓邵雍有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之“先天卦气图”，“先天之图其误有八”，又直谓“康节变为横图，则两仪、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邵子小横图用加一倍法”、“康节先天之学，其病根全在小横图”、“而邵子又推之于六十四卦，为大横图以定其次序”、“康节横图以白代一，以黑代--，实本希夷天地自然之图”、“康节既独出臆见，于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之三画而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又欲附会于希夷，乃以天地定位一章当希夷八卦方位，就中推出次序。其左半乾兑离震适附横图一二三四，遂以为数往者顺，至右半坤艮坎巽，则与横图正相反，乃从中拗转为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为知来者逆……而横图则无谓甚矣，乃复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次序，遂至四画卦、五画卦”等说，皆为朱冠邵戴之辨。皆误将朱熹发展演变之“先天学”，作邵雍原本先天学而辨之。邵雍本以三画八卦为“四象”(分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其先天学模式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有“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是朱熹以二画组合为四象，并以黑白之位作大小二横图（见《文公易说·答袁枢》），且以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圆图。邵雍止有《先天图》一“图(见邵伯温《易学辨惑》)，其图寓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是图以《乾》卦为祖卦变得来，其阴阳消长之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邵雍说《易》逆数乃为一○型模式，故有“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之说。而半顺半逆之说是朱熹囿于大圆图由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来，故有“圆图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疑惑。凡此数端，只要细细研读《观物外篇》即可明了。惜胡氏不区分各是各底先天之学，步毛奇龄等人之后尘，误将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当作邵雍原本学问而批驳之。胡氏对《周易本义》伏羲四图之辨，可谓非“明辫”，大有深入研究的余地。
胡氏辨“后天之学”，乃取《周易本义》卷首《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二图而辨之。引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曰：“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至谓“以上二图非古所传，亦邵子作也”，此则又是朱冠邵戴之误。邵雍但曰“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并无有图，而所谓“文王八卦次序”之图，乃朱熹本《说卦》乾坤三索之义而作。此辨亦有所未明。
胡氏辨“卦变”，取《易学象数论》诸卦变图，将黄宗羲所谓之“古卦变图”称之为“虞仲翔卦变图”。谓“朱子欲以卦变附先天之后，当仍用李氏反对图”、“今乃据相生图以更定其法，繁琐胜李氏，而其释经也，则又舍反对之卦，而泛泛焉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往来上下，讫无定法，亦安用此图为也”，此辨可谓有见。然其曰“经于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体六画，即卦变图也”，此则较黄宗羲以反对为卦变，更为保守。“《彖传》或以卦变为说”，卦变之说与卦变之图，乃《易》道之一端，一概摒弃之，似乎不妥。
“象数流弊”卷有“论四圣之易”、“论陈希夷”、“论邵康节”、“论蜀隐者”、“论麻衣道者”、“论溟涬生”、“论学易正宗”七论。曰：“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所谓之象数也”、“纵令深玩图画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串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此则明显表现出胡氏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非，是其著《易图明辨》之本意。《易》本因图象而作，先有图而后有辞，象数乃《易》之根本，发而为义理。依《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所言八卦方位，即可作图。胡氏亦言“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将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义，以图示之，会有助于理解文字之含义。如谓《周易本》卷首九皆为宋人之《易》，则未免辨之有过。一般皆谓王弼注《易》杂以老庄，而胡氏则因程颐教人看王辅嗣《易》，而曰“以其所主义理，不为百家众技所惑也。宋人奉陈邵为伏羲，而故斥辅嗣为庄老，吾不知其为何说矣”、“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独为先天学者，欲尽废周、孔之言，而专从羲皇心上寻求，是其罪更浮于王、何矣”。以此则见胡氏所谓“学易正宗”之所指。
自宋末以迄明末，朱熹所谈象数及易图之书风行神州，因其立于学言之地位，虽学者有知其非者，然多是卷舌不敢议。胡渭继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之后，著《易图明辨》，可谓是对宋代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总清算。胡氏清算的主要对象是《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其辨“河图”、“洛书”，较《易学象数论》、《河洛原舛编》有所深入，可谓“明辨”。其辨伏羲方圆四图，则因为对邵雍《皇极经世》一书缺乏系统研究，仍将朱熹“先天之学”与邵雍“先天之学”混为一谈，并没有辨明二者之间的区别。辨所谓“文王”二图，不当谓“本出邵子”。辨《朱子卦变图》，谓“朱子欲以卦变附先天之后”，却不知朱子本以此图推“先天卦变”，其谓俞琰《易外别传》之《先天六十四卦直图》“上《乾》下《坤》，而《坎》、《离》居中，正得乾坤为鼎器、坎离为药物之意”，实不知此图即朱熹《卦变图》之衍图。所以，九图之“明辨”，唯“河图”与“洛书”辨之明确，而其他七图或多或少皆辨之有所未明。
从立论辨朱熹之图的举动及当时形势来看，胡渭的《易图明辨》，可谓“有功于经学”(《四库全书总目》语)，然而从易图学角度看，其辨有所偏激且不明，亦是事实。
胡氏于书中一再强调《易学启蒙》为蔡元定起稿，并认为朱熹“方以为老友，不在弟子列，往往曲从其言”，此亦不是事实。读《朱子语类》可知，其答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对待。“《启蒙》初间只因看欧阳公集内或问易大衍，遂将来考算得出”、“某之《启蒙》自说得分晓”、“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并以为献。妄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此外则不必知也”、“作《启蒙》，正为见人说得支离，因窃以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则《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有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闻已见之，尝试推考，自当见得。其第二论太极、两仪、四象之属尤精，诚得其说”云云，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胡氏此说或故为姿态，以却正面攻击朱子之嫌。
四库馆臣谓《易图明辨》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然而实事求是地讲，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要胜过胡氏此书。批驳象数者，一定要入于象数而又能出于象数。不对象数进行深入细细致的研究，偶得一端即率而操觚，并不能一一抉其所自来。如谓《易图明辨》一书为“易学精华”，甚至谓张惠言《易图条辨》“无逾于此书”，则未免是溢美之辞。
《周易》图书学大致分为“三大易图”系列：河洛、先天和太极。胡渭的《易图明辨》只是对“河洛”辨之明了。近年来，李申先生作《话说太极图——<易图明辨>补》，就是看到了《易图明辨》没有“明辨”之处，而对“太极”、“先天”进一步辨明之。
胡渭治《易》坚主义理，谓“《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于是提出“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的主张。所著《易图明辨》，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论“象数流弊”。
胡氏辨黑白点数“河图、洛书”，有“伏羲作《易》之本不专在河图”、“天地之数不得为河图”、“五行生成之数非河图并非大衍”、“河图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等论。曰：“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之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此皆立论允当.辨之明确。
胡氏辨“五行”，有“论五行之序”、“论《洪范》五行传生成之数”、“论古九宫之数”、论《乾凿度》太一九宫之数”等论。曰“《易》有四象，而无五行，此与天地之数决无交涉”、“或以此为河图，或以此为洛书，谬种流传，变怪百出。原其弊，实《汉志》有以启之”、“后世以九宫为河图，实造端于明堂月令之说”、“九宫非河图也。自《乾凿度》有河图八文之语、刘瑜有河图九房之称，而世遂以九宫为河图矣。又有指此为洛书者，盖以九畴之故。然九畴有次第无方位也，强配八卦以附会之数，岂理也哉！”，此亦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胡氏辨“先天太极”，立“论希夷先天图”之论。将赵撝谦《六书本义》所列“天地自然河图”称之为“太极真图”，曰“康节之学实出于希夷，其所演以为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图”，又谓此图蔡元定所得三图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图，亦曰太极图，取《参同契》之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此辨有所不明，大有商量。宋濂既谓新安罗愿“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则赵氏所称“天地自然河图”，即有所本，而“古太极图”之名，乃章潢所定（见《图书编》）。又邵雍《先天图》乃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并非阴阳相含“黑白鱼”形图。至谓此图是蔡元定入蜀所得三图之一，而朱熹不得见，则明季本已辨之在先，曰：“朱子与蔡氏，无书不讲明，岂有秘不与言之理？”（见《易学四同》）又胡氏推断此图原本“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并以“黑眼”为离卦中爻，“白眼”为坎卦中爻。此则是不明此图来源之误。张惠言《易图条辨》曰：“此图元初出于建安，明人盛传之。其托于蔡季通，非有证据……为此图者，盖由朱子发《纳甲之图》，用周元公太极之法，环而入之。”此图实由《汉上易传卦图》中之《纳甲图》(或杨甲《六经图》中之《伏羲八卦图》)演变而来，其“黑眼”乃坎卦上爻，“白眼”乃离卦上爻。
胡氏辨“龙图”，针对《宋文鉴》所录《易龙图序》曰：“今观其序之荒谬，则有不可胜言者……此书之伪妄，灼然可观矣。”此辨有见，朱熹早就指出“《龙图》是伪书”。张理《易象图说》不辨《易龙图序》之伪，据之推出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依雷思齐《易图通变》有幸得见《龙图》一书之说，“于本图之外，就以五十有五之数别出一图，自标之以为形洛书者”，则知《龙图》一书并不以十数为“河图”，而张理所推亦不是所谓“希夷之本图”。(郑樵《通志》列《龙图》一卷，但不属作者。)
胡氏辨“易数钩隐图”，曰：“三百年来，学者唯知《本义》卷首所列之图书，而不复问其原委。故余详考《龙图》及《钩隐》，以著谬种所自出，使学者观而猛醒焉。”又曰：“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己矣。”刘牧主“象由数设”，而以数推“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与周敦颐《太极图》有异曲同功之妙，皆《易》道之一端。胡氏只是一味强调义理，故有此过激之言。又其谓“盖其时《洞极经》出，十图九书早已萌芽，故刘牧之徒伪造《乾凿度》二卷”，此说亦待商量。
胡氏辨“启蒙图书”，一一考辨朱熹、蔡元定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之根据。曰“今按关子明系伪书，不可以为据，而邵子圆星方士之论，其意别有所在，未尝以五十五为河图也”、“《周书·卢辩传》云，辩字景宣，以《大戴礼》未有训诂，乃注之……则九室法龟文，乃景宣语，非康成语也”、“《本义》之图书盛行，学者卷舌而不敢议”、“河图洛书自秦汉以来，未有能言其状者。自五季乃始出，何可遽信”，此皆辨析透彻，足破《易学启蒙》言河洛象数之非。
胡氏辨“先天古易”，有“论邵子伏羲八卦次序”、“论邵子伏羲八卦方位”、“论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四论。此四论是即《周易本义》卷首黑白之位大下次序横图与大小方位圆图而发。其辨引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毛奇龄《仲氏易》之说，谓邵雍有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之“先天卦气图”，“先天之图其误有八”，又直谓“康节变为横图，则两仪、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邵子小横图用加一倍法”、“康节先天之学，其病根全在小横图”、“而邵子又推之于六十四卦，为大横图以定其次序”、“康节横图以白代一，以黑代--，实本希夷天地自然之图”、“康节既独出臆见，于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之三画而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又欲附会于希夷，乃以天地定位一章当希夷八卦方位，就中推出次序。其左半乾兑离震适附横图一二三四，遂以为数往者顺，至右半坤艮坎巽，则与横图正相反，乃从中拗转为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为知来者逆……而横图则无谓甚矣，乃复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次序，遂至四画卦、五画卦”等说，皆为朱冠邵戴之辨。皆误将朱熹发展演变之“先天学”，作邵雍原本先天学而辨之。邵雍本以三画八卦为“四象”(分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其先天学模式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有“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是朱熹以二画组合为四象，并以黑白之位作大小二横图（见《文公易说·答袁枢》），且以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圆图。邵雍止有《先天图》一“图(见邵伯温《易学辨惑》)，其图寓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是图以《乾》卦为祖卦变得来，其阴阳消长之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邵雍说《易》逆数乃为一○型模式，故有“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之说。而半顺半逆之说是朱熹囿于大圆图由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来，故有“圆图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疑惑。凡此数端，只要细细研读《观物外篇》即可明了。惜胡氏不区分各是各底先天之学，步毛奇龄等人之后尘，误将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当作邵雍原本学问而批驳之。胡氏对《周易本义》伏羲四图之辨，可谓非“明辫”，大有深入研究的余地。
胡氏辨“后天之学”，乃取《周易本义》卷首《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二图而辨之。引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曰：“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至谓“以上二图非古所传，亦邵子作也”，此则又是朱冠邵戴之误。邵雍但曰“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并无有图，而所谓“文王八卦次序”之图，乃朱熹本《说卦》乾坤三索之义而作。此辨亦有所未明。
胡氏辨“卦变”，取《易学象数论》诸卦变图，将黄宗羲所谓之“古卦变图”称之为“虞仲翔卦变图”。谓“朱子欲以卦变附先天之后，当仍用李氏反对图”、“今乃据相生图以更定其法，繁琐胜李氏，而其释经也，则又舍反对之卦，而泛泛焉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往来上下，讫无定法，亦安用此图为也”，此辨可谓有见。然其曰“经于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体六画，即卦变图也”，此则较黄宗羲以反对为卦变，更为保守。“《彖传》或以卦变为说”，卦变之说与卦变之图，乃《易》道之一端，一概摒弃之，似乎不妥。
“象数流弊”卷有“论四圣之易”、“论陈希夷”、“论邵康节”、“论蜀隐者”、“论麻衣道者”、“论溟涬生”、“论学易正宗”七论。曰：“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所谓之象数也”、“纵令深玩图画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串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此则明显表现出胡氏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非，是其著《易图明辨》之本意。《易》本因图象而作，先有图而后有辞，象数乃《易》之根本，发而为义理。依《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所言八卦方位，即可作图。胡氏亦言“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将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义，以图示之，会有助于理解文字之含义。如谓《周易本》卷首九皆为宋人之《易》，则未免辨之有过。一般皆谓王弼注《易》杂以老庄，而胡氏则因程颐教人看王辅嗣《易》，而曰“以其所主义理，不为百家众技所惑也。宋人奉陈邵为伏羲，而故斥辅嗣为庄老，吾不知其为何说矣”、“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独为先天学者，欲尽废周、孔之言，而专从羲皇心上寻求，是其罪更浮于王、何矣”。以此则见胡氏所谓“学易正宗”之所指。
自宋末以迄明末，朱熹所谈象数及易图之书风行神州，因其立于学言之地位，虽学者有知其非者，然多是卷舌不敢议。胡渭继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之后，著《易图明辨》，可谓是对宋代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总清算。胡氏清算的主要对象是《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其辨“河图”、“洛书”，较《易学象数论》、《河洛原舛编》有所深入，可谓“明辨”。其辨伏羲方圆四图，则因为对邵雍《皇极经世》一书缺乏系统研究，仍将朱熹“先天之学”与邵雍“先天之学”混为一谈，并没有辨明二者之间的区别。辨所谓“文王”二图，不当谓“本出邵子”。辨《朱子卦变图》，谓“朱子欲以卦变附先天之后”，却不知朱子本以此图推“先天卦变”，其谓俞琰《易外别传》之《先天六十四卦直图》“上《乾》下《坤》，而《坎》、《离》居中，正得乾坤为鼎器、坎离为药物之意”，实不知此图即朱熹《卦变图》之衍图。所以，九图之“明辨”，唯“河图”与“洛书”辨之明确，而其他七图或多或少皆辨之有所未明。
从立论辨朱熹之图的举动及当时形势来看，胡渭的《易图明辨》，可谓“有功于经学”(《四库全书总目》语)，然而从易图学角度看，其辨有所偏激且不明，亦是事实。
胡氏于书中一再强调《易学启蒙》为蔡元定起稿，并认为朱熹“方以为老友，不在弟子列，往往曲从其言”，此亦不是事实。读《朱子语类》可知，其答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对待。“《启蒙》初间只因看欧阳公集内或问易大衍，遂将来考算得出”、“某之《启蒙》自说得分晓”、“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并以为献。妄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此外则不必知也”、“作《启蒙》，正为见人说得支离，因窃以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则《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有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闻已见之，尝试推考，自当见得。其第二论太极、两仪、四象之属尤精，诚得其说”云云，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胡氏此说或故为姿态，以却正面攻击朱子之嫌。
四库馆臣谓《易图明辨》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然而实事求是地讲，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要胜过胡氏此书。批驳象数者，一定要入于象数而又能出于象数。不对象数进行深入细细致的研究，偶得一端即率而操觚，并不能一一抉其所自来。如谓《易图明辨》一书为“易学精华”，甚至谓张惠言《易图条辨》“无逾于此书”，则未免是溢美之辞。
《周易》图书学大致分为“三大易图”系列：河洛、先天和太极。胡渭的《易图明辨》只是对“河洛”辨之明了。近年来，李申先生作《话说太极图——<易图明辨>补》，就是看到了《易图明辨》没有“明辨”之处，而对“太极”、“先天”进一步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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