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童子曰：“敢问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隐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隐而未见’。《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雙然示人简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于系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

　　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曰：“《乾》无四德，而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

　　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辨者哉！”

　　童子曰：“敢问四德？”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

　　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着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悞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

　　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

　　童子曰：“敢请益。”曰：“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

　　童子曰：“既闻命矣，敢不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