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谔字士恢，赵郡人。

　　好学，知道作文章。

　　仕北齐为中书舍人，有口才，常常接待陈国使者。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后，拜授他为天官都上士。

　　李谔见隋高祖有奇貌，于是深深与之结交。

　　高祖为北周丞相后，很亲近他，问他为政的得失。

　　那时战争连年，国库空虚，李谔上《重谷论》，以讽劝高祖，高祖全然采纳。

　　高祖受禅后，李谔历任比部、考功两曹的侍郎，赐为南和伯爵。

　　李谔生性公平方正，通晓事务，被人们推重。

　　升任治书侍御史。

　　高祖对群臣说：“我过去当大司马时，常求放外任。

　　李谔陈述十二策，苦劝我不要到外地任职，我于是决意在朝内作官。

　　如今这番事业，是李谔出的力啊。”赐他缣纟采二千段。

　　李谔见礼教凋敝，公卿刚死，其爱妾、侍婢，就被子孙嫁掉、卖掉，于是形成了风俗。

　　李谔上书说：“我听说，追念远逝的人，善始善终，民德才能归于忠厚；三年之丧无改，才称为孝顺。

　　我听说朝中大臣，有父亲祖父去世，日月还不久，其子孙为无赖之徒，就瓜分他们的的女妓爱妾，嫁了、卖了，以取钱财。

　　即使只有一个事例在如今，就实在有损风化。

　　爱妾虽然微贱，但亲自承接先人的衣服和鞋子，为之服丧三年，这是古今的通例。

　　岂能容忍急急脱下丧服，强迫施上粉黛，让她们在先人的灵牌前哭泣告辞，送到他人的房里去？凡是看到的旁人，尚且伤心，何况还是人子，怎能如此忍心？又有朝廷大臣，位高爵重，他们之间平生交好，情如兄弟。

　　但到朋友死后，却把朋友当作路人，早晨听到朋友死了，傍晚就劝朋友的爱妾改嫁，方便时甚至自己去求聘，以得到他人爱妾为目的，毫无廉耻之心，抛弃朋友的情义。

　　而且，治家之法，可拿到官府上，既不能正家，又怎能有助于治国？”皇上看了表章，很赞赏。

　　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李谔又因写作文章的人，崇尚轻薄，转相师法仿效，流宕他途而忘记返回正道，于是上书道：我听说，古代的先贤圣哲教化人民，必须改变他们的视听，防备他们的嗜好欲望，堵住他们的邪恶放荡的心，显示他们以淳朴平和的道路。

　　五教六行，是教训人民的根本；《诗》、《书》、《礼》、《易》，是崇尚道义的门径。

　　所以能够恢复孝顺慈爱，让人人都知道礼让，调正民风民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凡有上书献赋，写诔文刻铭文的，都是用来褒扬功德，赞扬贤能，注明功勋，证明大理。

　　如非惩恶扬善，于道义上，不让白写白刻这些东西。

　　到了后代，风俗教化逐渐差了。

　　曹魏的三祖，更是崇尚文辞，忽视治国大道，喜好雕虫小技。

　　下面跟从上头，就如影之随形，响之从声，竞比文采，于是成了风俗。

　　江东的齐、梁二朝，其弊病就更重，无论贵贼贤愚，只求吟诗咏词，于是就不管大理，只求文辞不同，追求清虚，追逐文辞，竞比一韵之奇，争比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但其内容未超出描写月亮的形状；堆满书案，积满书籍，但其内容只是描写风云的形状。

　　世俗以此比高低，朝廷以此选官吏。

　　既然开了文辞可得禄利的道路，世间崇尚文采的感情就更深更重。

　　于是，不管是民间的小孩，还是贵族家的孩子，还没有看六甲，就先作五言诗。

　　至如尧、舜、商、汤的典诰，伊、傅、周、孔的学说，不再关心，何曾入耳？以傲慢放任为清虚，以缘情赋诗为勋绩，指责儒士为古拙，把作词赋的当作君子。

　　所以文笔一天天繁琐，而其政治却一天天混乱，的确因为弃掷了大圣的正道，制作无用的东西而以为有用。

　　损本逐末，偏爱华章，转相师法，越久越严重。

　　到大隋受命，圣道复兴，摒弃轻浮，遏止虚伪，如非胸有经典，生性质朴，有志于大道，归依于仁孝，不得引入仕途，为官为宦。

　　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举凡公私文书，并宜实录。

　　这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文的表章言辞华丽，交有关部门治罪。

　　从此公卿大臣都知走正路，无不崇仰典籍，抛弃华丽虚浮，选择先王的令典，行大道于这个盛世。

　　但我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承袭坏风气，选举官吏，不遵照规矩。

　　以至出现宗族人等称其孝顺，乡里乡亲说他仁义，学习先圣的经典，不随便交友的人，就被摈弃在门外，不加录用的情况；出现学习不师古，追逐时尚，写作轻薄的文章，交结朋党而求声誉，就反被选作官吏，送到朝廷的怪事。

　　这都是因为县令、刺史不行风教，犹讲私情，不讲公道。

　　臣下我既然在司法部门充数，我的职责，就应该纠察这类事。

　　但是，如果闻风即弹劾，恐怕处理的人又太多，请皇上下令有关部门，普遍加以搜寻访查，如有此类情况的，一律写明情况送到台省处置。

　　李谔又因当官的好自我吹嘘，又上奏道：我听说舜帝告诫大禹说：“你只有不矜持，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比才能；你只有不骄傲称功，天下人才不能与你争功。”言偃又说：“侍奉君王，自数其功，这就要自取其辱；侍奉朋友，自数其功，这就会被朋友疏远。”这些都是先哲的格言，是后王的正道。

　　那么臣下之道，出力济时，即使勤劳可与大禹相比，功勋有如太公望吕尚高，也不能骄傲自大，要挟君父。

　　何况还是功劳不足以录下，勤奋不足以补过，却胆敢自述功勋，随意地干扰皇上的视听！世间的丧亡之道，到北周就到了极点：下无廉耻，是上头使他这样的。

　　北周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看其行。

　　自吹自擂的，就以干练有才而承蒙提拔；谦虚退让的，多因其静默而被遗忘。

　　因此，周代大臣上表章表达忠诚，就先论自己的功勋；承受龙颜敷衍上奏，也说：“臣下我最为用心。”自我吹嘘，自卖自夸，都无惭愧羞耻之色；强行求官横行要爵，只以把天下搞光为能事。

　　自大隋受命以来，此风顿改，甚至连耕田的农夫、贩卖的农妇，也无不洗心革面，何况还是大臣，却仍旧遵从坏风气！我听说，刺史入京朝觐皇上，还有自述巴掌大的小功，喧闹于朝廷之上，言辞不逊，自我吹口虚的，对皇上如此轻慢不敬，特别难以饶恕！凡是这样的人，都要写清他们的罪状，送交台省，公开地加罪废黜，以惩风教。

　　皇上把李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蔚然成风，深深地革除了弊政旧俗。

　　李谔在职几年，务求存大体。

　　他不喜欢严酷激烈，因此无刚正之誉，但他悄悄地却有很多匡正。

　　邳公苏威以为临街的商店客舍，都是求利之徒干的，事情污杂，不是敦本务农之义，于是奏明高祖，要他们归农种田。

　　如有想依旧从商的，所在的州县要把商店客舍录附市籍充公，拆毁商店客舍，并限定时日，令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时正值寒冬，没有哪个敢陈述申诉。

　　李谔因有别的事出使外地，见到这个情况，以为士农工商，各有其业，旅店和旗亭，自古都有，情况各异，录附市籍充公，在道理上讲不过去。

　　而且，旅店是旅客的依托，岂容一朝废掉？这么作，白白地劳累烦忧，于事无补又不应该。

　　李谔于是专权决定，一切依旧。

　　他出使完毕回到朝廷，然后报告皇上。

　　高祖赞赏他说：“治国大臣，应该这样。”因为年老，李谔出京拜授通州刺史，很有恩惠之政，百姓夷人都很高兴。

　　三年后，在刺史任上去世。

　　有儿子四人。

　　李大体、李钅匀，都官至尚书郎。

　　世子李大方承袭爵禄，最有德才。

　　大业初年，大方任内史舍人。

　　炀帝正要重用他，碰上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