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澹，字彦深，魏收的堂兄弟。十五岁失去父亲，专心精一，发奋读书，才能出众，善于写文章。在北齐做官，任殿中侍御史，参与修订五礼和撰写《御览》。又任殿中郎、中书舍人，与李德林一起撰写国史。入北周后任纳言中士。隋初，任行台礼部侍郎，不久，任出使南陈的使主，归来后任太子舍人。已废的太子杨勇对他十分器重，令他注释《庾信集》，编纂《笑苑》，人们称赞他博学多闻。升任著作郎，仍任太子学士。

　　隋文帝认为魏收撰写的《后魏书》中褒贬失实，平绘所写的《中兴书》叙事混乱，下诏令魏澹另外写一部《魏史》。魏澹从道武帝开始至恭帝结束，共写成十二纪，七十八列传，另各写了一卷史论和凡例，共九十二卷，著书的主旨和体例与魏收的多不相同。他说：

　　“我听说天子承天命而临天下，始终不应该称他们的姓名。所以，《谷梁传》上说：‘对于天子不能说他的姓名。’《曲礼》中也说：‘不能说天子的生身出处，不能称诸侯的名字。’诸侯尚不能写出姓名，更何况天子呢？如果是天子，必须写他们的名字。是因为儿子对父亲继承的称呼，在父亲面前称儿子的名字，是符合礼的要求的。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周朝的太子，都写出他们的名字；而写到汉代的太子，都避讳他们的姓名，是尊崇当代，轻视前朝，以尽臣子的心意。我认为他立下这个规矩，恐怕不合乎道理。为什么呢？是因为《春秋》、《礼记》上，对太子一定写出名字，对天子则不说出他的生身出处，这是孔子确定的。对皇帝的称谓，不能只根据当代和前代而有所不同。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等人撰述的史书对皇帝的称呼各不一样，使尊卑的位置颠倒。至于魏收所著的《后魏书》中讳去太子的名字，写出天子的名字，过失则更加严重。我所撰写的这部《魏史》避讳皇帝的姓名，写出太子的名字，是想分别君臣尊卑不同的位置，是按照《春秋》中的要求去作的。

　　“魏代的皇帝在平文帝以前，都是部落酋长。太祖拓跋王圭向前追溯二十八代，极力抬高他们的位置，都违背了尧和舜的典章，超出了周公制定的礼节。道武帝出身于结绳记事，没有开化的民族，没有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所以需要南董那样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进行裁正。而魏收却替他掩盖过失，难道让后人继续重复这些过失？但是，力微相传为天女所生，神灵奇异，举世无双，被尊称为拓跋氏的始祖，是十分恰当的。平文帝、昭成帝雄据塞北，势力逐渐强大，南图中原的大业从这时开始。长孙斤发动祸乱，在宫廷中交兵，太子在危难中遇难，昭成帝什翼犍保全了性命。道武帝拓跋王圭的皇后缗这时正怀身孕，宗庙得以保存，国家有了君主，卓著的功劳和孝心，实在在献明这里。这三代帝王是值得称道的。除此之外，不敢闻问。

　　“幽王死在骊山，厉王逃于彘地，史书没有隐瞒，照直写出，想借此劝善惩恶，给后世留下教训。太武帝和献文帝都死于非命，而魏收的《后魏书》为他们写的纪中，对这种不正常死亡，只在行文中间有所流露，却没有暴露出杀主背君的凶手的姓名，以后会怎样使那些乱臣贼子产生畏惧之心呢？我的史书将他们被害的情况照直写出，不作任何掩饰。

　　“自从西晋皇室失去治国的道德，天下便分崩离析。群雄称王称帝，任意设官立国。他们活着互相攻打，有如敌国；死了就如同普通的百姓。凡是在华夏一带活动的群雄，死了都写为卒，就同在江南称雄的那些人一样。”

　　魏澹还认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的史书以来，著述史书的各不相同，不管好人坏人，都为他们立论评说。不管传主的立身和事迹有多少，都写入正史。事情不典型，就起不到对后世的劝惩作用。再则，述作如同铭颂一样，叙述重复，行文繁杂。左丘明具有亚圣的才能，阐发圣人们的思想，托言‘君子曰’的那些议论，都恰如其分；其中对普通的事情，也都直抒己见。我所撰写的《魏史》，私下里在仿效左丘明。可为世人起劝戒作用的，都议论他的得失优劣；对世人没什么帮助的，就不去论说。”文帝看了连连称善。不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