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父刘云,父刘溆,历任州县官吏或幕僚,以儒学被世人称道。刘禹锡于贞元九年(793)应进士考及第,不久又考中博学宏辞科。刘禹锡精通古文,善做五言诗,今体诗和文章亦富于才华、辞藻瑰丽。做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僚时,任掌书记,杜佑对他格外器重。后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同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善。
贞元末,王叔文任太子侍读,许多年轻人欲求上进,都去依附他。王叔文特别赏识刘禹锡,把他作为宰相人选来对待。顺宗即位后,长期患病不能主持政务,朝廷文诰,都由王叔文掌管。王叔文将刘禹锡及柳宗元召入宫中,同他们商议,对二人的意见没有不听从的。刘禹锡调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他们颇依仗权势,中伤正直人士。柳宗元一向不喜欢武元衡,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于是被降职做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弹劾刘禹锡心怀叵测扰乱朝政,不宜留在朝内,结果窦群当天便被罢官。韩皋仗着自己出身显贵,不依附王叔文一党,便被调出任湖南观察使。他们既然凭自己的喜怒欺凌旁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斥责,路上遇着则以白眼相看,当时号称二王(王叔文、王亻丕)、刘、柳。
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亦获罪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贬为郎州司马。郎州在西南夷人之地,风气很落后,习俗处处与中原不同,没有一个能交谈的人。刘禹锡在郎州十年,惟有靠作文吟诗来陶冶性情。蛮夷之风俗崇尚巫术,每每滥修祠庙,击鼓舞蹈,必定唱言辞俚俗的歌曲。刘禹锡间或也参与其中,便依照屈原等人作品,写了新辞教巫祝歌唱。所以郎州地方夷人唱歌,多是刘禹锡所做歌词。
当初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很生气,所以对他们一再贬谪。诏书上有“逢恩不宽恕”的命令。然而执政官惋惜他们的才华,欲待事情淡化后,逐步提升他们。等到程异再次掌管转运事务,朝廷下诏派韩皋以及刘禹锡等人任边远州郡刺史。恰好武元衡官居中书省,让谏官十余人列举理由,说刘禹锡等人不可再用,于是作罢。
刘禹锡多年在湘州、澧州一带,忧郁不乐,于是读《张九龄文集》,并做叙表明自己的见解道:“世人说张曲江做宰相时,建议被放逐之臣不宜到条件好的地方,因此多流放到湘黔五溪不毛之地。现在读他的文章,他从朝官被贬为始安郡守,便叹息身处烟瘴疫病之地;从宰相贬为荆州刺史,便感觉自己像被囚禁的犯人。托言于叹禽鸟,寄辞于咏草树,郁郁然具有与屈原之辈相同的风格。哎呀,自己本生长偏远之地,一旦失意便不能忍受,何况生长中原或出身士族之人,难道必定要遣送到贫瘠之地,然后才觉得称心如意吗?议者认为张曲江是个良臣,看出安禄山有反叛之意,羞于与那些平庸之辈同列朝班,便秘密启奏圣上,即使古代圣贤也赶不上他,作为辅佐之臣虽无人可比,却最终落得惨败。难道不是因忌妒之心不能宽恕人,暗中遭到最大的报复,即使二美也不能相救吗?若非如此,为什么袁安一平反楚王株连之冤狱便四世受福呢?把两者相比较,难道神灵是可以不信的吗?”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宰相仍打算将他安置在郎署。当时刘禹锡做《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句有讥讽朝政之嫌,宰相不高兴,再次将他调出京师任播州刺史。诏书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奏道:“刘禹锡有母,八十多岁了。这播州在京师西南极远处,是猿犭穴居住之地,人迹罕至。禹锡确实应受处罚,然而他的老母必定不能去,那么同这个儿子便是死别了,臣担心伤害陛下倡导的孝道之传统。臣俯首恳请委屈法规,将他换到稍近一点的地方。”宪宗道:“为人之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时时担忧给亲人留下祸患。现在刘禹锡所获罪罚,应更重于旁人,爱卿怎能用这番道理原谅他。”裴度无言对答。过了许久皇上改变了态度说道:“我所说的,是责备为人之子所做的事,然而终究不想让他的亲人伤心。”于是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刘禹锡离开京师又十多年,接连做了几个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从和州任上被召回,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为先前的事含恨不已,又做《游玄都观诗序》说:“贞元二十一年(805)我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当时这观中没花木,这一年出京任连州刺史,接着便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召回京师,人人都说有道士在观中遍植红桃,如朝霞闪耀,于是做诗记述当时的事。很快又出京任职,至今已十四年,才回京任主客郎中,重游此观,空荡荡已无一株桃树,惟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摆动,因此又题二十八字,以待日后再来游览。”他所做前篇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们赞赏他的才华而鄙薄他的行为。刘禹锡很恨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比较了解他。大和年间(827~835),裴度在中书省,打算让刘禹锡掌管制诰之事,而当权宰相又看到他的《诗序》,越发不高兴,因此只让他先后任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等职。裴度被罢宰相职务后,刘禹锡请求去东都洛阳任职。终究因仗恃才华心胸狭隘,不能长久任职朝内。六月,授苏州刺史,当即赐紫服佩金鱼袋。任满回朝,授汝州刺史,又调任太子宾客,到东都任职。
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写诗做文,一时无人超过他。白居易常与刘禹锡往来唱和,于是将唱和之诗汇编成集并做序道:“彭城刘梦得,是诗中豪杰。他的笔锋锐利,很少有人能同他匹敌。我自不量力,往往冒犯他。能应合者同样有美声,能相争者力量相当。你往我来,欲罢不能。于是每做一篇,先起草稿琢磨,琢磨透彻便诗兴大发,诗兴发做诗句便写成。一两年来,每日做诗,彼此赠答唱和,不觉越来越多。大和三年(829)春天以前,书写留存的,总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或借醉,随口吟咏者不在此数之内。于是命小侄龟儿编录,刻印成两轴。并书写两本,一本交付龟儿,一本交付梦得的小儿子仑郎,令他们各自收藏,附于两家文集之后。我近来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有的已被人们传诵。我曾对微之打趣道:‘我与足下二十年为文友诗敌,幸运啊,也不幸呀。吟咏情性,播扬名声,舒畅而忘形,快乐而忘老,这是幸运。然而江南智男慧女言及才子,多半口称元、白,因您之故,使我不能在吴、越间独占鳌头,这也是不幸呀。现今年老又遇梦得。岂不是加倍的不幸吗?’梦得梦得,文字之神妙,首推诗歌。若说到诗的神妙,我怎敢占先?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可谓神妙哇。他的诗无论在哪儿,都应有神灵护佑,岂止是两家子弟秘藏呀!”作为名流他应享此称誉。梦得曾做《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被江南文士誉为佳作。虽然他身份地位不高,公卿大僚许多人同他交往。开成(836~840)初年,刘禹锡再度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不久又任同州刺史。会昌二年(842)七月,刘禹锡去世,时年七十一岁,追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应考进士及第,亦有才华。
贞元末,王叔文任太子侍读,许多年轻人欲求上进,都去依附他。王叔文特别赏识刘禹锡,把他作为宰相人选来对待。顺宗即位后,长期患病不能主持政务,朝廷文诰,都由王叔文掌管。王叔文将刘禹锡及柳宗元召入宫中,同他们商议,对二人的意见没有不听从的。刘禹锡调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他们颇依仗权势,中伤正直人士。柳宗元一向不喜欢武元衡,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于是被降职做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弹劾刘禹锡心怀叵测扰乱朝政,不宜留在朝内,结果窦群当天便被罢官。韩皋仗着自己出身显贵,不依附王叔文一党,便被调出任湖南观察使。他们既然凭自己的喜怒欺凌旁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斥责,路上遇着则以白眼相看,当时号称二王(王叔文、王亻丕)、刘、柳。
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亦获罪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贬为郎州司马。郎州在西南夷人之地,风气很落后,习俗处处与中原不同,没有一个能交谈的人。刘禹锡在郎州十年,惟有靠作文吟诗来陶冶性情。蛮夷之风俗崇尚巫术,每每滥修祠庙,击鼓舞蹈,必定唱言辞俚俗的歌曲。刘禹锡间或也参与其中,便依照屈原等人作品,写了新辞教巫祝歌唱。所以郎州地方夷人唱歌,多是刘禹锡所做歌词。
当初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很生气,所以对他们一再贬谪。诏书上有“逢恩不宽恕”的命令。然而执政官惋惜他们的才华,欲待事情淡化后,逐步提升他们。等到程异再次掌管转运事务,朝廷下诏派韩皋以及刘禹锡等人任边远州郡刺史。恰好武元衡官居中书省,让谏官十余人列举理由,说刘禹锡等人不可再用,于是作罢。
刘禹锡多年在湘州、澧州一带,忧郁不乐,于是读《张九龄文集》,并做叙表明自己的见解道:“世人说张曲江做宰相时,建议被放逐之臣不宜到条件好的地方,因此多流放到湘黔五溪不毛之地。现在读他的文章,他从朝官被贬为始安郡守,便叹息身处烟瘴疫病之地;从宰相贬为荆州刺史,便感觉自己像被囚禁的犯人。托言于叹禽鸟,寄辞于咏草树,郁郁然具有与屈原之辈相同的风格。哎呀,自己本生长偏远之地,一旦失意便不能忍受,何况生长中原或出身士族之人,难道必定要遣送到贫瘠之地,然后才觉得称心如意吗?议者认为张曲江是个良臣,看出安禄山有反叛之意,羞于与那些平庸之辈同列朝班,便秘密启奏圣上,即使古代圣贤也赶不上他,作为辅佐之臣虽无人可比,却最终落得惨败。难道不是因忌妒之心不能宽恕人,暗中遭到最大的报复,即使二美也不能相救吗?若非如此,为什么袁安一平反楚王株连之冤狱便四世受福呢?把两者相比较,难道神灵是可以不信的吗?”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宰相仍打算将他安置在郎署。当时刘禹锡做《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句有讥讽朝政之嫌,宰相不高兴,再次将他调出京师任播州刺史。诏书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奏道:“刘禹锡有母,八十多岁了。这播州在京师西南极远处,是猿犭穴居住之地,人迹罕至。禹锡确实应受处罚,然而他的老母必定不能去,那么同这个儿子便是死别了,臣担心伤害陛下倡导的孝道之传统。臣俯首恳请委屈法规,将他换到稍近一点的地方。”宪宗道:“为人之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时时担忧给亲人留下祸患。现在刘禹锡所获罪罚,应更重于旁人,爱卿怎能用这番道理原谅他。”裴度无言对答。过了许久皇上改变了态度说道:“我所说的,是责备为人之子所做的事,然而终究不想让他的亲人伤心。”于是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刘禹锡离开京师又十多年,接连做了几个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从和州任上被召回,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为先前的事含恨不已,又做《游玄都观诗序》说:“贞元二十一年(805)我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当时这观中没花木,这一年出京任连州刺史,接着便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召回京师,人人都说有道士在观中遍植红桃,如朝霞闪耀,于是做诗记述当时的事。很快又出京任职,至今已十四年,才回京任主客郎中,重游此观,空荡荡已无一株桃树,惟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摆动,因此又题二十八字,以待日后再来游览。”他所做前篇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们赞赏他的才华而鄙薄他的行为。刘禹锡很恨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比较了解他。大和年间(827~835),裴度在中书省,打算让刘禹锡掌管制诰之事,而当权宰相又看到他的《诗序》,越发不高兴,因此只让他先后任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等职。裴度被罢宰相职务后,刘禹锡请求去东都洛阳任职。终究因仗恃才华心胸狭隘,不能长久任职朝内。六月,授苏州刺史,当即赐紫服佩金鱼袋。任满回朝,授汝州刺史,又调任太子宾客,到东都任职。
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写诗做文,一时无人超过他。白居易常与刘禹锡往来唱和,于是将唱和之诗汇编成集并做序道:“彭城刘梦得,是诗中豪杰。他的笔锋锐利,很少有人能同他匹敌。我自不量力,往往冒犯他。能应合者同样有美声,能相争者力量相当。你往我来,欲罢不能。于是每做一篇,先起草稿琢磨,琢磨透彻便诗兴大发,诗兴发做诗句便写成。一两年来,每日做诗,彼此赠答唱和,不觉越来越多。大和三年(829)春天以前,书写留存的,总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或借醉,随口吟咏者不在此数之内。于是命小侄龟儿编录,刻印成两轴。并书写两本,一本交付龟儿,一本交付梦得的小儿子仑郎,令他们各自收藏,附于两家文集之后。我近来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有的已被人们传诵。我曾对微之打趣道:‘我与足下二十年为文友诗敌,幸运啊,也不幸呀。吟咏情性,播扬名声,舒畅而忘形,快乐而忘老,这是幸运。然而江南智男慧女言及才子,多半口称元、白,因您之故,使我不能在吴、越间独占鳌头,这也是不幸呀。现今年老又遇梦得。岂不是加倍的不幸吗?’梦得梦得,文字之神妙,首推诗歌。若说到诗的神妙,我怎敢占先?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可谓神妙哇。他的诗无论在哪儿,都应有神灵护佑,岂止是两家子弟秘藏呀!”作为名流他应享此称誉。梦得曾做《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被江南文士誉为佳作。虽然他身份地位不高,公卿大僚许多人同他交往。开成(836~840)初年,刘禹锡再度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不久又任同州刺史。会昌二年(842)七月,刘禹锡去世,时年七十一岁,追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应考进士及第,亦有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