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徙都陈初楚、秦在江南地的激烈争夺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
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西入滇策应有关。由于秦大力争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因无路得返，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滇王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
楚顷襄王在徙都陈之初与秦在江南地的争夺，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楚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了对西线的争夺，远离本土，“东伏于陈”(《战国策·秦策一》)，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了。
二、黄歇上书秦昭王与太子完入质于秦
秦拔郢、在楚本土建立南郡后，即把楚国暂置一旁，移军继续攻打三晋。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白起率军攻魏，攻取了两城。次年，秦相魏冉又举兵攻魏至大梁，韩使暴鸢救魏，被秦击败，折兵四万，魏只得割温地求和。魏冉并不满足，又继续攻魏，被魏大夫须贾劝阻。同年，赵将廉颇亦攻魏略地。公元前274年(楚顷襄王二十五年)，秦相魏冉再攻魏，取蔡阳等四城，斩首四万。
公元前273年(楚顷襄王二十六年)，魏连年被秦攻伐，折兵失地，又转而亲赵，在赵的支持下，组成两国联军，对韩发起了攻击，兵抵韩地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向秦求救，秦昭王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军往救，大败魏军于华阳之下，斩首十五万；又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接着又进围大梁，“是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战国策·魏策四》)，各国震动，燕、赵往救。魏献南阳向秦求和。秦于是释大梁之围，设置了南阳郡。
韩、魏既服于秦，秦、赵关系亦有所改善，秦昭王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楚国。这一年，秦昭王命白起与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君臣对当时形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秦、韩、魏三国兵未出动，楚使黄歇(春申君，当时官任左徒)就来到了秦国，向秦昭王上书。
黄歇，黄国之后，黄被楚灭后归于楚而成为楚人(《史记新证》：“春申君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姓谱》；“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其后以国为氏。”则黄与楚同祖。)。他“游学好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史记·春申君列传》。）他奉命至秦后向秦昭王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此举《战国策·秦策四》记黄歇上书语于下：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谷不食之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赵、韩、魏、齐)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钅至、胡陵、石易、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於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不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地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此可见，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陈言，一是陈述秦“善楚”之利，不要攻楚；二是秦、楚联合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候”(此“关中候”或“关内候”，姚本为秦察诸侯动静；鲍本比之候吏。见《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三是取齐之右壤，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然后使此四国“不待痛而服”。秦昭王正中下怀，立即命白起停止出兵，要黄歇回国，执行秦“善楚”、楚亲秦方针。黄歇的言论，虽然避免了秦一时攻楚的兵锋，但却对秦的兼并各国，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稍后范睢为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与黄歇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对楚国是不利的。
第二年(公元前272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楚遵秦意，遣黄歇侍奉太子完到秦国去做人质。于是秦、楚关系又趋于和好。这一年，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秦与韩、魏伐燕，干预燕国内政。楚国亦出动了三万军队参战，配合了秦国的行动。
公元前270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魏人范睢至秦，向秦昭王陈策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秦策三》。)
从此秦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节节胜利，步步推进。
公元前266年(楚顷襄王三十三年)，秦因太子质于魏而卒，为此伐魏，取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楚乘机约齐攻魏，兵至魏郊，魏向秦求救，秦初不出。魏人唐且入秦陈说“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战国策·魏策四》。)之害，秦昭王才发兵救魏，楚、齐闻讯后退兵。这是楚、齐对秦国态度的一次试探，秦一出兵，当即撤退，不敢对秦作正面对抗。
三、黄歇“相楚”与楚国政治的没落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太子完又在秦国做人质，不能返回楚国。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太子完与秦相范睢关系亲善，黄歇于是见机对范睢说：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
范睢把黄歇的话告诉了秦昭王，秦昭王要黄歇先回楚国看看，来后再作计议。黄歇与太子完计谋说：
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太子完于是打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黄歇在馆舍装病不出，也不会客。估计太子完已安全脱险，才朝见秦昭王，向他禀报了这件事。秦昭王大怒，要黄歇自尽。在旁的范睢说：
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秦昭王同意让黄歇回国。这年秋，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2-238年)。
黄歇十年前向秦昭王的上书提出了秦、楚联合的方针，实际上是楚附秦，助秦兼并六国，为楚国争得了十年喘息的时间。这次又露骨地说“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已非昔日“秦、楚合”，而是楚“事秦”的关系了。黄歇的这种亲秦、事秦态度，对楚国的危害极大。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史记·春申君列传》称相，《史记·楚世家》则仍称令尹。相是战国后各国的通称)，封为春申君，赐予淮北地十二县。黄歇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大封君。在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中，楚国政治没落，主要表现在：
首先，王权旁落，相(令尹)权膨胀。楚考烈王原入质于秦时，黄歇是以左徒身分陪伴的，任令尹后，身价倍增，独揽大权，无视楚考烈王及其王族。《战国策·楚策四》记李园女弟(妹)语：“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君(指黄歇)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决定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上，黄歇可不经楚考烈王知晓，就擅自决定。如据《战国策·韩策一》载，魏联楚抗秦，遣使至楚请速出兵。黄歇听说后，未向楚考烈王禀报，直接对来使说：“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令)涉魏境。”令尹权力如此之大，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楚考烈王曾入秦做人质十年，并非幼弱之主，只能说明王权已明显旁落了。正因为如此，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爱妾进献给楚考烈王，考烈王欣然接受，群臣亦无一进言反对的(《战国策·楚策四》。
到楚考烈王病时，黄歇门下策士朱英指出：“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意即既是实际上的楚王，不如趁楚考烈王之死，而成为“南面称孤”的名正言顺的楚王。王权旁落，令尹一手遮天，是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其次，封君坐大，结党营私。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战国策·楚策四》)，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即位后，就封黄歇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由于齐、楚关系紧张，黄歇以淮北靠齐境，改清封于江东，楚考烈王又徒封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黄歇以此为都邑，着力营建，作为自己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这位大封君，与当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四公子(即四大封君)。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人物。而春申君黄歇比起他们，则过犹不及。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使得“为玳瑁簪，刀剑宝以珠玉饰之”、企图在楚人面前夸耀的赵平原君的使者，也大感羞惭(同上。）黄歇依靠这么庞大的食客队伍，结党营私，扩大权势，图谋不轨。如食客李园就献其妹先为黄歇妾，有孕后又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实现“娠姬窃国”(《楚宝》卷十一。)之谋。另一位食客朱英就干脆要黄歇在楚考烈王死后即夺取政权。
春申君黄歇权势这么膨胀，食客这么多，俨然独立王国，楚国的政令、军令就当然难以划一了，政治危机极端表面化。
其三，追求享受，无进取之志。楚考烈王既已被架空，也就不问国事，不思图进了。作为“实楚王”的黄歇，除了厚招宾客、培植亲信、扩张势力外，在政治上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奢侈腐朽，集中体现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黄歇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公元前248年黄歇徒封吴后，因远避兵锋，在封邑内役使臣民，无所不为。《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知役使臣民之多。黄歇于是赋税剥削大增，在封邑内建有粮仓。黄歇开渠建仓，在客观上固然有益于江东地区的开发，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应楚国军民食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庞大的门客队伍挥霍的需求。在此同时，黄歇又把剥削来的收入，在吴故都墟上大兴土木，营建都邑，修建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载：“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黄歇这位大封君的独特地位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暴露无遗。楚国人才济济，但其时却几无可用之人。当时在政坛上，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再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临武君。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当时鼎鼎大名的号称“天下贤人”荀子(荀况)，周游列国，后辗转来到了楚国，黄歇的门客以为对黄歇不利，黄歇立即辞退了荀子。门客又说荀子名大望重，怎么能随便辞退的，黄歇又把他请了回来，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同上。）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学成却离楚入秦，受到秦王政重用，“已而相秦”(同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是楚国没落的政治所决定了的。从此亦可知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四、邯郸之战与楚救赵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黄歇被任为令尹后，秦即对楚发起了攻击，以试探楚国态度。黄歇为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给秦，秦也就继续维持“善楚”政策。接着，秦执行“远交近攻”策略，兵锋又集中指向三晋。
其间，韩、魏早已被逐步削弱，唯赵尚强，故秦与赵的争夺极其激烈。公元前270年(楚考烈王二十九年)，秦攻赵，越过韩之上党，进围赵之阏与(今山西和顺)。次年，赵命赵奢率兵往救，大破秦军，阏与之围遂解。
公元前262年，楚割州陵与秦后，秦命白起大举攻韩，攻取了野王(今河南沁阳)，绝上党通韩都新郑之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则欲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国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齿乞]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三年)，赵孝成王误中秦反间计，改以无实践经验的赵括(赵奢子)取代廉颇，结果被白起打得大败。赵括全军覆没，本人亦战死，赵国从此削弱。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白起想乘胜进围赵都邯郸，攻灭赵国。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息为由，建议允许赵、韩割地请和。秦昭王同意。秦退兵后，赵拒绝割地给秦，秦昭王又想派白起攻赵，白起认为时机不成熟，托病不出征。秦昭王改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都邯郸。赵国军民奋力抵抗，王陵失利。秦昭王重又想派白起出征，白起终称病不行。秦昭王只得派王?取代王陵，王?亦攻邯郸不胜。范睢于是荐举郑安平为将，加强对赵的进攻。在这严峻时刻，赵孝成王向魏、楚求救。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五年)，赵平原君赵胜奉命前来楚国。他想在门客中选拔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人员，却只选出十九人。这时一门客毛遂自荐随往，赵平原君以为他在门下三年，未闻其能，不肯带他去。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赵平原君正在用人之际，就带毛遂同去了。
赵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烈王还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拔剑而前，走近楚考烈王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救赵(《史记·平原君列传》。）这时，魏安僖王虽已出兵救赵，却又害怕秦国报复，故命魏将晋鄙留军壁邺(今河北磁县南)，停止不进。魏信陵君恳请魏安僖王宠姬如姬窃取兵符，击杀晋鄙，领兵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秦将郑安平投降，王?败退，邯郸之围遂解。
这次救赵败秦，魏信陵君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与楚国出兵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的《春申君列传》、《平原君列传》等载，楚军救赵的统帅是黄歇。然据《史记·楚世家》载，则是景阳。黄歇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由黄歇主持调兵遣将，组织救赵行动，是无疑问的，而奔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当是景阳。
秦罢邯郸后，立即对魏国进行报复，攻取了安邑。第二年，即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七年)，秦又攻韩、赵，韩、赵惨败，各国震动。西周君恐惧，与诸侯联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攻秦。秦昭王命秦将[扌]攻打西周，取河南(今洛阳西，西周君都邑)，西周遂亡(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周考王封弟揭于王城(今洛阳西，即河南)，号西周，是为周桓公，亦称西周君。故此西周，是周考王分封的诸侯国。这年西周亡，依附西周的周赧王亦卒，秦取九鼎宝器。）正在救赵解邯郸之围的楚将景阳，当秦攻韩、赵时，亦继续率军援赵，故《史记·楚世家》有“(楚考烈王)七年，(景阳军)至新中，秦兵去”的记载。新中，《索隐》以“中”字误，应为新市，在巨鹿境。《正义》：“新中，相州安阳县也。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庄襄王拔之，更名安阳也。”则此新中在安阳。
西周亡后，东周(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西周威公卒，少子公子根与太子朝争立，韩、赵支持公子根叛立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周王畿分裂为西、东两部分，故自此又有“西周”和“东周”之称。)君虽尚存，则再不称王，从此史家以秦王纪年。故秦虽败在邯郸城下，但实力未减，仍取得重大胜利，楚等国援赵抗秦，虽解了邯郸之围，但三晋接着又遭到很大创伤，形势对楚国日益不利。
五、楚灭鲁
鲁国是周礼之邦，居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魏势渐衰后，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王时期，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诸侯国。公元前284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已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这为楚国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任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这年，秦攻楚，黄歇不顾楚国腹地受害，割州陵以亲秦。秦继续东进，派白起等领军攻赵，揭开了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第二年，黄歇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
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秦又攻赵，包围邯郸。赵在魏、楚的救援下，虽解邯郸之围，但秦接着又攻韩，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四万；又攻赵，取二十余县，诸侯大震。西周君与各国合纵，对秦进行反击，结果失败。楚景阳虽领军参加了合纵攻秦行动，当然也没有成效。在这关系到楚与关东诸国存亡的重要时刻，黄歇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又发兵攻打鲁国，迁封鲁君于莒(今山东莒县)，占领了鲁国土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以荀子为兰陵令，前已述及，黄歇不得已而为之；攻取了鲁国土地，也并非楚国实力增强的标志。其时，赵国元气大伤，韩、魏早已不支，西周被灭，周赧王死，齐因秦“远交近攻”策略生效，不敢贸然出击，秦一时也不会攻略齐、鲁，黄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攻鲁而取其地的，故实际上并不说明楚国国力的增强。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前254年(楚考烈王九年)，韩桓惠王朝秦，魏亦委国命于秦，楚国一筹莫展，于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黄歇为避秦、韩、魏兵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史记·六国年表》。梁玉绳《史记志疑》：“……故《汉书·地理志》于九江寿春下注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不云自巨阳也。”可见其后又迁回陈)，向自己淮北封地靠拢。
公元前251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韩桓惠王及各国将相纷纷入秦吊祭，楚国也不例外，楚考烈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史记·楚世家》)，表现了楚对秦的尊重和亲秦路线的毫不动摇。楚以为秦、楚关系稳定，过两年，即于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正式灭鲁。当然，在各国衰落之际，楚国竟能一举灭掉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也应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故史家称之为“楚复强”。但如从当时各国形势看，楚灭鲁，也只是黄歇善于应变的见机而为之举，并非楚国国势的强盛。所以，灭鲁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黄歇就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郡而封于江东”(《资治通鉴》(秦庄襄王二年)。
既“边于齐”，又“事急”，说明黄歇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极大地激怒了齐国，齐、楚关系紧张；秦又灭东周，置三川郡(今河南洛阳东北)，北部边境吃紧，黄歇不得不改清徙封于吴，楚国重心转往东南。因此，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
六、楚等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子楚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以吕不韦有“定国立君”之功，任之为相(子楚，原名异人，秦昭王庶孙，太子柱庶子。在质于赵时，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入秦说华阳夫人(太子爱姬，楚人，无子)立异人为嗣。异人逃归后，楚服见华阳夫人，夫人大悦，异人更名为子楚。子楚继位后，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庄襄王、吕不韦继续奉行东进方针，于次年(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以东周君与各国谋伐秦，即命吕不韦攻灭东周(时东周君居今河南巩县西南)。至此，东、西周皆为秦灭。又命蒙骜攻韩，取成皋、荥阳，连同西、东周故土，合建三川郡(郡治洛阳)。秦境已与魏都大梁接壤。
公元前247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秦蒙骜攻赵，占领了赵国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城。王?又攻韩，夺取了全部上党地，设置了太原郡。赵、韩既败，蒙骜即集中力量打击魏国，攻取了高都(今山西晋城)和汲(今河南汲县西南)。魏国军队屡败，魏安僖王不得已从赵国召回魏信陵君，任为上将军，主持抗秦(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邯郸之围后，不敢回到魏国，留居赵国。）魏信陵君“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史记·魏公子列传》。）魏信陵君于是率领五国军队(《史记正义》谓为燕、赵、韩、楚、魏等五国军队。)在河外大败秦蒙骜军队，并乘胜追击至函谷关而回。这时，秦虽取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但不久秦有丧，晋阳又反秦。秦之东进一时受挫。同年五月，秦庄襄王卒，太子政立，年仅十三，国事皆由相国吕不韦裁决。秦政局稳定后，继续积极进取，于次年(公元前246年，楚考烈王十七年)，遣蒙骜率军定晋阳。由于魏信陵君取得反秦的重大胜利，威震天下，秦引为大患，遂派人在魏安僖王面前行反间计，诡称魏信陵君要称王，各国也要共同立他为王。魏安僖王果然中计，罢免了魏信陵君将军的职务。过四年，魏信陵君病酒而死，魏势更衰。公元前245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赵将廉颇因赵孝成王卒、赵悼襄王以乐乘代己，怒而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亦奔魏，后入楚，死于寿春。赵国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势亦衰。其后，秦连续攻魏攻韩，占领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242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围之势，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三晋首当其冲，这年，赵相、魏相会盟于柯(即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次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以濮阳为东郡治所。东郡建立后，遂断“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于是，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关于这次合纵攻秦，《史记》有关篇章有如下记载：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史记·楚世家》) 秦始皇六年(即秦五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史记·春申君列传》) 赵悼襄王四年，庞[火爰]将赵、楚、魏、韩、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赵世家》)
蕞，今陕西临潼北。寿陵，史家说法不一，今人以蕞为准(杨宽《战国史》以蕞为准，没有提及寿陵。）《赵世家》以赵将庞[火爰]统率五国联军攻秦；《春申君列传》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实主其事，没有记载庞火爰]。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楚仍为当时一大国、强国，各国推举楚国为纵长，当是可靠的。庞[火爰]是当时著名兵家(《汉书·艺文志》录有兵家《庞火爰》三篇。公元前242年，燕剧辛攻赵，庞火爰奉命反击，杀剧辛，获大胜)，故由他率领联军出击。杨宽《战国史》说：“尽管庞火爰]是个著名的纵横家和军事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有《庞[火爰]》二篇，兵权谋家又著录有《庞火爰]》三篇)，但是已经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无论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黄歇(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继去世)，还是著名兵家庞[火爰]，均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
七、楚徙都寿春与黄歇遇害
公元前241年楚等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后，各国岌岌可危，楚国也更加惴惴不安。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五国伐秦失败后，楚考烈王因黄歇“用事”不力，“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门客朱英对黄歇说：“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战国策·韩策一》“观鞅谓春申”篇所载内容与此同。)黄歇觉得朱英的意见很有道理，为了避免秦国兵锋，于这年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仍名郢(寿郢)。
楚徙都寿春后，仍无所作为。据《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很忧虑。赵人李园携其女弟(妹)，想进献给楚考烈王，又恐无子久而失宠。李国转而投靠黄歇，成为黄歇的舍人，并把其妹献给黄歇。李园得知其妹怀孕后，便与她密谋，进而转献给楚考烈王。李园妹于是对黄歇说：“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黄歇果然把她进献给楚考烈王。
李园妹生子后，被立为太子，李园受到重用。李园恐怕黄歇“语泄而益骄”，就秘密私养死士，企图谋杀黄歇。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黄歇门客朱英对黄歇说，在此紧要关头，你可能获福，亦可能得祸。如趁楚考烈王病死，夺取王位，就获福；如不先下手，楚考烈王一死，李园必先夺权而杀你以灭口。黄歇以为李园势弱，待他又不薄，不会危害自己的。朱英见黄歇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害怕连累自己，就离黄歇而去了。
不久，楚考烈王死，李园果然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内埋伏了死士，黄歇一进门，就被杀死，并割下头颅，将其抛到棘门外。随后又尽诛黄歇全家。李园妹子悍立，是为楚幽王(前237-228年)。
黄歇遇害，是黄歇执政以来养士自重、专权自恣的必然结果。李园为了跻入楚国最高统治集团，以妹作为工具，固属手段卑劣；黄歇为了长期垄断政权，竟以有孕之妾进献给楚考烈王，也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所以，黄歇之死，正是楚国没落政治的一次大暴露。当然，由于黄歇长期“辅国持权”，楚国尚存在政治重心，至少在统治集团内部，还较稳定，随着楚考烈王病卒和黄歇被害，这种政治重心就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愈演愈烈，进一步加速了楚国的灭亡。
与此相反，秦王政这年二十二岁，平定了[土/母]之乱，亲自主持国政。自此，政治更加稳定，国力更加强大，加速了一统各国的步伐。楚国的命运就未卜可知了。
八、楚抗秦的胜利与失败
楚幽王即位后，正值秦王政亲政、大规模地进行统一战争阶段。公元前237(楚幽王元年)，秦王政免吕不韦相，接受李斯谏逐客令和尉缭收买六国豪臣的建议，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次年，赵攻燕，秦以救燕为名，命王翦等攻赵，取阏与等九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
公元前235年(楚幽王三年)，秦继攻赵之后，即命辛梧率四郡兵，会同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据《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五章)载，当时楚国执政李园闻秦、魏出兵攻楚，深为忧虑，急忙派人对辛梧晓以利害关系，“今臣窃为将军私计，不如少按之，毋庸出兵。秦未得志于楚，必重梁(魏)；梁未得志于楚，必重秦，是将军两重。天下人无不死者，久者寿，愿将军之察之也。梁兵未出，楚见梁之未出兵也，走秦必缓。秦王怒于楚之缓也，怨必深。是将军有重矣。”辛梧觉得有理，遂止兵不前。由于辛梧按兵不动，“梁(魏)兵果六月乃出”。所以这次秦攻楚，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
秦攻楚无功，又转而攻赵。公元前234年曾大败赵军，斩首十万。但其后两年内，即公元前233年和公元前232年，秦两次攻赵，均被赵大将李牧打败。公元前230年(楚幽王八年)，秦派内史腾攻韩，韩经多次被秦打击，已无力抵抗，这年遂被灭。公元前229年(楚幽王九年)，秦灭韩后，即命王剪、杨端和率军分两路攻赵，进围邯郸，又使羌[广鬼]将兵助战，声势浩大。赵亦派李牧、司马尚抵抗。在关键时刻，秦以重金贿赂赵王迁宠臣郭开，要他散布谣言，诬陷李牧要反叛。赵王迁果然中计，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李牧不服从，被杀，司马尚则被罢废，赵国因而大大削弱。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十年)三月，楚幽王悍卒，弟犹(一作郝)立，是为楚哀王。这月，楚哀王庶兄负刍杀哀王而自立(《史记·楚世家》及《史记·六国年表》。）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大规模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就在楚国忙于内部倾轧时，秦则趁李牧被冤杀之机，又派王翦、羌[广鬼]率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赵王，置邯郸郡。赵公子嘉率其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称代王。赵国实际灭亡。
公元前227年(楚王负刍元年)，秦军已逼临燕境，燕太子丹使上卿荆轲以献地图为名，乘机刺杀秦王政，结果未遂被杀。秦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军虽然联合抵抗，但仍败于易水之西。次年，即公元前226年(楚王负刍二年)，秦王翦继续攻燕，破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及太子丹走保辽东，秦将李信追赶，燕王被迫杀太子丹献秦。由于秦军主力深入北方作战，原韩国贵族乘机在新郑反叛，秦迅速调遣军队予以平定，已被外迁的韩王安亦被处死。在此同时，秦派王翦子王贲率军攻楚，大破楚军，占领了十几个城池。
秦败楚平韩后，立即把攻楚亡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一年)载：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秦王政)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应为蒙武)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今陕西铜川西南)。
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秦一方面按李信意见，派李信、蒙武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另一方面，又派王贲攻魏，围大梁，魏抵抗，秦军于是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三月后城坏，虏魏王假，魏亡。秦在魏东部地设置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王贲得心应手，战功卓著。
李信攻楚的一路，则遭到楚国有力的抵抗，惨遭失败。据《史记·王翦列传》载，李信兵分两路，自领主力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即沿汝水而下；蒙武一部攻寝(今河南沈丘东南)，取得一些胜利。因鄢、郢一带(楚国本土)有楚军活动，牵制秦军东进，所以李信又转而攻打在鄢郢活动的楚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楚国曾献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地给秦，继而又叛约，进击南郡，故李信在汝水、颖水一带取得胜利后，即挥师攻打南郡(鄢郢一带)的楚国军队。）获胜后，与蒙武会师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直指寿春，企图一举灭楚。这时，屯驻在淮水北岸的楚国大军，正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李信“年少壮勇”(《史记·王翦列传》)，趾高气扬地挥师前进时，突然遭到楚军的反击，仓猝应战，遂大败。楚军紧追不舍，“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同上。）李信溃不成军，狼狈逃跑。这是秦统一各国前遇到一次最有力的抵抗，显示了楚国在军事上尚有一定实力。
李信失败后，楚军继续西进，秦王政只得亲到频阳，请王翦复出领兵攻楚。王剪按前议，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为了彻底击败楚国，不惜“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王剪)”(同上)，可见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王翦仍按李信进军路线，进入陈邑、平舆一线后，接受李信轻率进攻失败的教训，即停止前进，在全线上构筑壁垒固守。楚国不敢掉以轻心，亦倾全国兵力抵抗。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终不应战。王翦命士卒洗沐、投石，并“亲与士卒同食”(同上)，以逸待劳。两军相持达一年左右后，楚军渐渐松懈，只得“乃引而东”(《史记·王剪列传》。)，主动撤退。王翦乘机出击，大败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楚军败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立昌文君于淮南，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王翦、蒙武继续进攻，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昌文君死，项燕自杀，楚亡。第二年，王翦又进而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同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代，虏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王贲攻入齐都临淄，虏齐王建，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九、楚国败亡的原因
楚国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国势长盛不衰，就在楚怀王时期，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楚国自入春秋中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反映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新旧力量的斗争。战国初，楚声王被“盗”所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的较量是极其尖锐的。楚悼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原各国、特别是魏国改革的影响下，大胆起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大举革新，楚国政治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吴起被旧贵统残酷地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过早地失败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顷襄王时，屈原仅因内主革新，外主联齐抗秦，坚持独立自强，竟亦遭到无情打击，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绝望，最后在国(都)破家亡的情况下，自投汩罗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对外战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当然，楚国政治的没落守旧，非始自战国末，实际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等寓言予以讽谕：“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为各国所公认的。但楚国统治集团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对楚国造成危害，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说。战国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如热情来投的异邦人吴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富有政治抱负的屈原被贬抑，就是战国时期摧残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战国末关系到楚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谋画策，助其一统中国，其师荀子来楚，却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黄歇养客三千多人，却养而不用，只是充当结党营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资本。人才外流及对人才的摧残，与统治者的“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战国策·楚策四》。)结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早已成为一具僵尸，毫无实力可言，韩、魏疲惫不堪，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楚国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也不可能得到或团结韩、魏全力帮助和抗秦。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犹如惊弓之鸟，“东徙而不敢西向”(《战国策·中山策》)，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徙陈后，心神稍定，又歌舞升平，尽情享受，不思图进。
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楚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在纵横家陈说合纵抗秦利害关系后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楚怀王即位后，忘记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血的教训应该说是够深刻的，但后继者楚顷襄王、楚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甚至为了自己侥幸图存，竟把祸水泼向邻国，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
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关东各国利害关系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尽。秦则不然，它自商鞅变法以后，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政策，凡此种种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政策，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今天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各种兵马俑，充分显示了当年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秦始皇本纪》。“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综观楚国历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国后，“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英勇进取，广用人才，师夏、夷之长，是充满生机勃勃、向上的。春秋时代的创立县制、?掩书土田和战国前期的吴起变法，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变革，使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但可惜的是这种进取创新精神，逐渐暗淡失色，至战国末诸代，贪图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争夺中无所作为，终不可避免地沉沦下去，直至灭亡。楚国虽亡，然而楚人长期凝聚的奋发图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眷恋故土、报效族国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则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泽万世的，它必然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
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国虽亡，但楚人传统的爱国精神是很炽烈的。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早在楚怀王客死于秦时，楚南公就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亡后十四年，由于秦王朝“赋敛愈重，戍徭无己”(《史记·李斯列伟》)，又行“繁刑严诛”《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政，人民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人民大起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隐王陈胜(公元前208年，陈胜卒后，吕臣葬陈胜于砀，谥为隐王。)元年)，秦王朝征发“闾左”(贫民，因居乡里之左，故称“闾左”)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渔阳)，他们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不能按期到达，按秦法，失期皆斩。楚人陈胜(字涉，阳城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与吴广(字叔，阳夏人。阳夏，今河南太康)商议，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当即杀死押送的将尉，揭竿而起。他们以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起义群众首先攻下大泽乡，并进而攻占了蕲县及其周围地区。然后率众攻下了陈(即陈郢，今河南淮阳)，已拥兵数万。陈胜称王，以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
陈胜首难，“一夫大呼，天下响应”(《汉书·贾山传》)，陵(今江苏宿迁东南)人秦嘉、[钅至](今江苏沛县境)人董绁、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朱鸡石、徐(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项籍(字羽)、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彭越、六(今安徽六安北)人英布、东阳(今安徽盱眙境)人陈婴、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等纷起响应，立即汇成了以楚人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起义的浪潮。陈胜占陈后，即以吴广西攻荥阳，以曾“事春申君”的“陈之贤人”周文率众进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陈胜、吴广是首举义旗，经验不足，又因在起义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贵族、旧势力也乘机起兵，割据称王，秦王朝组织兵力反扑，同年底周文兵败自杀，吴广、陈胜又相继被害，起义斗争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其他各地楚人起义斗争仍高举“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旗帜，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陈胜卒前，秦嘉杀陈胜监军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次年(公元前208年)初得知陈胜死，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居留(今江苏沛县东南)。刘邦领众赴留，投楚王景驹，时秦兵已至砀郡，刘邦即西向击秦，先败后胜，攻占了砀城，收编秦兵六千，又乘胜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
原陈胜部将召平(广陵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蜀山)，秦命东下发展，获知陈胜败亡，即渡江假借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张楚”的上柱国(上柱国，原楚国置，是统领军队的最高将领)，使之引兵西击秦。就在刘邦取下邑不久，项梁亦已渡江西上。陈婴、英布、蒲将军、吕臣等相继率部来归附，项梁军队很快发到六、七万人，这年(公元前208年)四月，军驻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其时，驻留的秦嘉、景驹陈兵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东，阻挠项梁西击秦，项梁认为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大逆不道，遂发兵一举击溃了秦嘉，景驹自杀。可见项梁是忠于张楚政权的，维护了义军的统一。项梁收编了秦嘉军队后，进军至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已拥军十多万人了。刘邦亦领军来附。
六月，项梁确知陈胜已卒，在薛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以重建政权，继续斗争下去。年已七十的范增(居[巢阝]人。居[巢阝]，今安徽巢县东南)以为陈胜失败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引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劝项梁立楚怀王之后。项梁同意，在民间求得楚怀王孙熊心，立其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以陈婴为上柱国，封英布为当阳君，项羽为鲁公，刘邦为沛公。定都于盱眙(今安徽盱眙)，恢复了楚国。
薛之会，历来被视为一次全面的复辟行动。其实，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念祖爱国之情。项梁是项燕之子，“今君起江东，楚逢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史记·项羽本纪》)，被楚人视为能恢复楚国的得力人物。楚怀王是被骗入秦死的，当时楚人就很同情他，“如悲亲戚”。悲楚怀王之死，就是后来悲楚国之亡。所以项梁和义军将领们立楚怀王之后，并仍称楚怀王，表现了楚人不忘祖业旧国，决心推翻秦王朝，是楚人固有的念祖爱国精神的承继与发扬。
薛之会后，项梁各路义军继承陈胜、吴广遗志，继续与秦军搏杀，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八月，由于项梁轻敌，被秦章邯大败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项梁阵亡。项羽、刘邦等为了保存实力，随楚怀王心迁都于彭城。
九月，章邯渡河北上击赵，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赵向楚等求援，楚怀王心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作出了西入关、北救赵的正确决策。决定分兵两路，北路由宋义、项羽、范增等领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领兵西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楚怀王心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十一月，宋义领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其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心遂以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北路救赵大军，项羽于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同上。）十二月，项羽率军西渡漳水，命令“皆沉船，破斧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同上。）楚军呼声动天，无不以一当十，凡经九战，大破秦军，章邯败逃，巨鹿之围遂解。项羽破秦军后，诸侯将入辕门，莫敢仰视，项羽自此始为诸侯上将军。巨鹿之战是摧毁暴秦的决定性战役。它歼灭了秦兵三十余万，有力地支援了刘邦西入关中的战略行动，为最终灭秦奠定了基础。清人王源评论说：“首难者陈涉，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王源《居业堂文集·项羽论》。)项羽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在此同时，刘邦领军西进，沿途辗转攻克成武(今山东成武)、栗(今河南夏邑)、高阳(今河南杞县境)、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颖川(今河南禹县)、南阳(今河南南阳)、胡阳(今河南唐河南)、析县(今河南西峡)，直抵丹水，轻取武关(今陕西商县东)。
武关失守，关中震动。赵高逼秦二世自杀，立子婴(扶苏子)，贬号秦王，派人与刘邦谈判，“约分关中”(《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不允，率军进抵?关(又名蓝田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次年(公元前206年)初，刘邦率大军攻至[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奉天子玺符，在轵道(亭名，地在今西安东北)旁迎降。至此，统一六国仅十四年的秦王朝，又为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所摧毁。原来楚人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果然实现。勿庸置疑，秦王政一统寰宇、创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功，是永垂史帛的，然其残暴统治，又阻碍了历史的前进，故楚人首先发动的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其功也是不可没的。从陈胜、吴广至项羽、刘邦高举的“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引导人们一代又一代英勇地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谱写出一页又一页的英雄篇章。
秦亡后，刘邦与项羽又经历了四年内战(史称楚汉战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建立起了汉王朝。如果说，秦王政只是从军事上完成了一统六国事业，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则在文化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真正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从此，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建立的一统大国，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任何人都动摇不了它。从这点看，楚人所留下的丰功伟绩是光照千秋万代的，永垂不朽。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
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西入滇策应有关。由于秦大力争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因无路得返，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滇王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
楚顷襄王在徙都陈之初与秦在江南地的争夺，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楚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了对西线的争夺，远离本土，“东伏于陈”(《战国策·秦策一》)，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了。
二、黄歇上书秦昭王与太子完入质于秦
秦拔郢、在楚本土建立南郡后，即把楚国暂置一旁，移军继续攻打三晋。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白起率军攻魏，攻取了两城。次年，秦相魏冉又举兵攻魏至大梁，韩使暴鸢救魏，被秦击败，折兵四万，魏只得割温地求和。魏冉并不满足，又继续攻魏，被魏大夫须贾劝阻。同年，赵将廉颇亦攻魏略地。公元前274年(楚顷襄王二十五年)，秦相魏冉再攻魏，取蔡阳等四城，斩首四万。
公元前273年(楚顷襄王二十六年)，魏连年被秦攻伐，折兵失地，又转而亲赵，在赵的支持下，组成两国联军，对韩发起了攻击，兵抵韩地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向秦求救，秦昭王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军往救，大败魏军于华阳之下，斩首十五万；又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接着又进围大梁，“是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战国策·魏策四》)，各国震动，燕、赵往救。魏献南阳向秦求和。秦于是释大梁之围，设置了南阳郡。
韩、魏既服于秦，秦、赵关系亦有所改善，秦昭王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楚国。这一年，秦昭王命白起与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君臣对当时形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秦、韩、魏三国兵未出动，楚使黄歇(春申君，当时官任左徒)就来到了秦国，向秦昭王上书。
黄歇，黄国之后，黄被楚灭后归于楚而成为楚人(《史记新证》：“春申君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姓谱》；“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其后以国为氏。”则黄与楚同祖。)。他“游学好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史记·春申君列传》。）他奉命至秦后向秦昭王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此举《战国策·秦策四》记黄歇上书语于下：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谷不食之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赵、韩、魏、齐)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钅至、胡陵、石易、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於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不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地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此可见，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陈言，一是陈述秦“善楚”之利，不要攻楚；二是秦、楚联合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候”(此“关中候”或“关内候”，姚本为秦察诸侯动静；鲍本比之候吏。见《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三是取齐之右壤，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然后使此四国“不待痛而服”。秦昭王正中下怀，立即命白起停止出兵，要黄歇回国，执行秦“善楚”、楚亲秦方针。黄歇的言论，虽然避免了秦一时攻楚的兵锋，但却对秦的兼并各国，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稍后范睢为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与黄歇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对楚国是不利的。
第二年(公元前272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楚遵秦意，遣黄歇侍奉太子完到秦国去做人质。于是秦、楚关系又趋于和好。这一年，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秦与韩、魏伐燕，干预燕国内政。楚国亦出动了三万军队参战，配合了秦国的行动。
公元前270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魏人范睢至秦，向秦昭王陈策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秦策三》。)
从此秦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节节胜利，步步推进。
公元前266年(楚顷襄王三十三年)，秦因太子质于魏而卒，为此伐魏，取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楚乘机约齐攻魏，兵至魏郊，魏向秦求救，秦初不出。魏人唐且入秦陈说“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战国策·魏策四》。)之害，秦昭王才发兵救魏，楚、齐闻讯后退兵。这是楚、齐对秦国态度的一次试探，秦一出兵，当即撤退，不敢对秦作正面对抗。
三、黄歇“相楚”与楚国政治的没落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太子完又在秦国做人质，不能返回楚国。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太子完与秦相范睢关系亲善，黄歇于是见机对范睢说：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
范睢把黄歇的话告诉了秦昭王，秦昭王要黄歇先回楚国看看，来后再作计议。黄歇与太子完计谋说：
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太子完于是打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黄歇在馆舍装病不出，也不会客。估计太子完已安全脱险，才朝见秦昭王，向他禀报了这件事。秦昭王大怒，要黄歇自尽。在旁的范睢说：
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秦昭王同意让黄歇回国。这年秋，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2-238年)。
黄歇十年前向秦昭王的上书提出了秦、楚联合的方针，实际上是楚附秦，助秦兼并六国，为楚国争得了十年喘息的时间。这次又露骨地说“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已非昔日“秦、楚合”，而是楚“事秦”的关系了。黄歇的这种亲秦、事秦态度，对楚国的危害极大。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史记·春申君列传》称相，《史记·楚世家》则仍称令尹。相是战国后各国的通称)，封为春申君，赐予淮北地十二县。黄歇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大封君。在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中，楚国政治没落，主要表现在：
首先，王权旁落，相(令尹)权膨胀。楚考烈王原入质于秦时，黄歇是以左徒身分陪伴的，任令尹后，身价倍增，独揽大权，无视楚考烈王及其王族。《战国策·楚策四》记李园女弟(妹)语：“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君(指黄歇)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决定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上，黄歇可不经楚考烈王知晓，就擅自决定。如据《战国策·韩策一》载，魏联楚抗秦，遣使至楚请速出兵。黄歇听说后，未向楚考烈王禀报，直接对来使说：“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令)涉魏境。”令尹权力如此之大，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楚考烈王曾入秦做人质十年，并非幼弱之主，只能说明王权已明显旁落了。正因为如此，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爱妾进献给楚考烈王，考烈王欣然接受，群臣亦无一进言反对的(《战国策·楚策四》。
到楚考烈王病时，黄歇门下策士朱英指出：“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意即既是实际上的楚王，不如趁楚考烈王之死，而成为“南面称孤”的名正言顺的楚王。王权旁落，令尹一手遮天，是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其次，封君坐大，结党营私。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战国策·楚策四》)，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即位后，就封黄歇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由于齐、楚关系紧张，黄歇以淮北靠齐境，改清封于江东，楚考烈王又徒封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黄歇以此为都邑，着力营建，作为自己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这位大封君，与当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四公子(即四大封君)。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人物。而春申君黄歇比起他们，则过犹不及。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使得“为玳瑁簪，刀剑宝以珠玉饰之”、企图在楚人面前夸耀的赵平原君的使者，也大感羞惭(同上。）黄歇依靠这么庞大的食客队伍，结党营私，扩大权势，图谋不轨。如食客李园就献其妹先为黄歇妾，有孕后又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实现“娠姬窃国”(《楚宝》卷十一。)之谋。另一位食客朱英就干脆要黄歇在楚考烈王死后即夺取政权。
春申君黄歇权势这么膨胀，食客这么多，俨然独立王国，楚国的政令、军令就当然难以划一了，政治危机极端表面化。
其三，追求享受，无进取之志。楚考烈王既已被架空，也就不问国事，不思图进了。作为“实楚王”的黄歇，除了厚招宾客、培植亲信、扩张势力外，在政治上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奢侈腐朽，集中体现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黄歇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公元前248年黄歇徒封吴后，因远避兵锋，在封邑内役使臣民，无所不为。《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知役使臣民之多。黄歇于是赋税剥削大增，在封邑内建有粮仓。黄歇开渠建仓，在客观上固然有益于江东地区的开发，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应楚国军民食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庞大的门客队伍挥霍的需求。在此同时，黄歇又把剥削来的收入，在吴故都墟上大兴土木，营建都邑，修建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载：“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黄歇这位大封君的独特地位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暴露无遗。楚国人才济济，但其时却几无可用之人。当时在政坛上，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再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临武君。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当时鼎鼎大名的号称“天下贤人”荀子(荀况)，周游列国，后辗转来到了楚国，黄歇的门客以为对黄歇不利，黄歇立即辞退了荀子。门客又说荀子名大望重，怎么能随便辞退的，黄歇又把他请了回来，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同上。）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学成却离楚入秦，受到秦王政重用，“已而相秦”(同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是楚国没落的政治所决定了的。从此亦可知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四、邯郸之战与楚救赵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黄歇被任为令尹后，秦即对楚发起了攻击，以试探楚国态度。黄歇为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给秦，秦也就继续维持“善楚”政策。接着，秦执行“远交近攻”策略，兵锋又集中指向三晋。
其间，韩、魏早已被逐步削弱，唯赵尚强，故秦与赵的争夺极其激烈。公元前270年(楚考烈王二十九年)，秦攻赵，越过韩之上党，进围赵之阏与(今山西和顺)。次年，赵命赵奢率兵往救，大破秦军，阏与之围遂解。
公元前262年，楚割州陵与秦后，秦命白起大举攻韩，攻取了野王(今河南沁阳)，绝上党通韩都新郑之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则欲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国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齿乞]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三年)，赵孝成王误中秦反间计，改以无实践经验的赵括(赵奢子)取代廉颇，结果被白起打得大败。赵括全军覆没，本人亦战死，赵国从此削弱。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白起想乘胜进围赵都邯郸，攻灭赵国。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息为由，建议允许赵、韩割地请和。秦昭王同意。秦退兵后，赵拒绝割地给秦，秦昭王又想派白起攻赵，白起认为时机不成熟，托病不出征。秦昭王改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都邯郸。赵国军民奋力抵抗，王陵失利。秦昭王重又想派白起出征，白起终称病不行。秦昭王只得派王?取代王陵，王?亦攻邯郸不胜。范睢于是荐举郑安平为将，加强对赵的进攻。在这严峻时刻，赵孝成王向魏、楚求救。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五年)，赵平原君赵胜奉命前来楚国。他想在门客中选拔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人员，却只选出十九人。这时一门客毛遂自荐随往，赵平原君以为他在门下三年，未闻其能，不肯带他去。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赵平原君正在用人之际，就带毛遂同去了。
赵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烈王还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拔剑而前，走近楚考烈王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救赵(《史记·平原君列传》。）这时，魏安僖王虽已出兵救赵，却又害怕秦国报复，故命魏将晋鄙留军壁邺(今河北磁县南)，停止不进。魏信陵君恳请魏安僖王宠姬如姬窃取兵符，击杀晋鄙，领兵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秦将郑安平投降，王?败退，邯郸之围遂解。
这次救赵败秦，魏信陵君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与楚国出兵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的《春申君列传》、《平原君列传》等载，楚军救赵的统帅是黄歇。然据《史记·楚世家》载，则是景阳。黄歇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由黄歇主持调兵遣将，组织救赵行动，是无疑问的，而奔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当是景阳。
秦罢邯郸后，立即对魏国进行报复，攻取了安邑。第二年，即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七年)，秦又攻韩、赵，韩、赵惨败，各国震动。西周君恐惧，与诸侯联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攻秦。秦昭王命秦将[扌]攻打西周，取河南(今洛阳西，西周君都邑)，西周遂亡(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周考王封弟揭于王城(今洛阳西，即河南)，号西周，是为周桓公，亦称西周君。故此西周，是周考王分封的诸侯国。这年西周亡，依附西周的周赧王亦卒，秦取九鼎宝器。）正在救赵解邯郸之围的楚将景阳，当秦攻韩、赵时，亦继续率军援赵，故《史记·楚世家》有“(楚考烈王)七年，(景阳军)至新中，秦兵去”的记载。新中，《索隐》以“中”字误，应为新市，在巨鹿境。《正义》：“新中，相州安阳县也。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庄襄王拔之，更名安阳也。”则此新中在安阳。
西周亡后，东周(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西周威公卒，少子公子根与太子朝争立，韩、赵支持公子根叛立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周王畿分裂为西、东两部分，故自此又有“西周”和“东周”之称。)君虽尚存，则再不称王，从此史家以秦王纪年。故秦虽败在邯郸城下，但实力未减，仍取得重大胜利，楚等国援赵抗秦，虽解了邯郸之围，但三晋接着又遭到很大创伤，形势对楚国日益不利。
五、楚灭鲁
鲁国是周礼之邦，居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魏势渐衰后，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王时期，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诸侯国。公元前284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已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这为楚国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任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这年，秦攻楚，黄歇不顾楚国腹地受害，割州陵以亲秦。秦继续东进，派白起等领军攻赵，揭开了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第二年，黄歇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
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秦又攻赵，包围邯郸。赵在魏、楚的救援下，虽解邯郸之围，但秦接着又攻韩，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四万；又攻赵，取二十余县，诸侯大震。西周君与各国合纵，对秦进行反击，结果失败。楚景阳虽领军参加了合纵攻秦行动，当然也没有成效。在这关系到楚与关东诸国存亡的重要时刻，黄歇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又发兵攻打鲁国，迁封鲁君于莒(今山东莒县)，占领了鲁国土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以荀子为兰陵令，前已述及，黄歇不得已而为之；攻取了鲁国土地，也并非楚国实力增强的标志。其时，赵国元气大伤，韩、魏早已不支，西周被灭，周赧王死，齐因秦“远交近攻”策略生效，不敢贸然出击，秦一时也不会攻略齐、鲁，黄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攻鲁而取其地的，故实际上并不说明楚国国力的增强。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前254年(楚考烈王九年)，韩桓惠王朝秦，魏亦委国命于秦，楚国一筹莫展，于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黄歇为避秦、韩、魏兵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史记·六国年表》。梁玉绳《史记志疑》：“……故《汉书·地理志》于九江寿春下注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不云自巨阳也。”可见其后又迁回陈)，向自己淮北封地靠拢。
公元前251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韩桓惠王及各国将相纷纷入秦吊祭，楚国也不例外，楚考烈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史记·楚世家》)，表现了楚对秦的尊重和亲秦路线的毫不动摇。楚以为秦、楚关系稳定，过两年，即于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正式灭鲁。当然，在各国衰落之际，楚国竟能一举灭掉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也应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故史家称之为“楚复强”。但如从当时各国形势看，楚灭鲁，也只是黄歇善于应变的见机而为之举，并非楚国国势的强盛。所以，灭鲁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黄歇就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郡而封于江东”(《资治通鉴》(秦庄襄王二年)。
既“边于齐”，又“事急”，说明黄歇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极大地激怒了齐国，齐、楚关系紧张；秦又灭东周，置三川郡(今河南洛阳东北)，北部边境吃紧，黄歇不得不改清徙封于吴，楚国重心转往东南。因此，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
六、楚等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子楚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以吕不韦有“定国立君”之功，任之为相(子楚，原名异人，秦昭王庶孙，太子柱庶子。在质于赵时，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入秦说华阳夫人(太子爱姬，楚人，无子)立异人为嗣。异人逃归后，楚服见华阳夫人，夫人大悦，异人更名为子楚。子楚继位后，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庄襄王、吕不韦继续奉行东进方针，于次年(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以东周君与各国谋伐秦，即命吕不韦攻灭东周(时东周君居今河南巩县西南)。至此，东、西周皆为秦灭。又命蒙骜攻韩，取成皋、荥阳，连同西、东周故土，合建三川郡(郡治洛阳)。秦境已与魏都大梁接壤。
公元前247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秦蒙骜攻赵，占领了赵国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城。王?又攻韩，夺取了全部上党地，设置了太原郡。赵、韩既败，蒙骜即集中力量打击魏国，攻取了高都(今山西晋城)和汲(今河南汲县西南)。魏国军队屡败，魏安僖王不得已从赵国召回魏信陵君，任为上将军，主持抗秦(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邯郸之围后，不敢回到魏国，留居赵国。）魏信陵君“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史记·魏公子列传》。）魏信陵君于是率领五国军队(《史记正义》谓为燕、赵、韩、楚、魏等五国军队。)在河外大败秦蒙骜军队，并乘胜追击至函谷关而回。这时，秦虽取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但不久秦有丧，晋阳又反秦。秦之东进一时受挫。同年五月，秦庄襄王卒，太子政立，年仅十三，国事皆由相国吕不韦裁决。秦政局稳定后，继续积极进取，于次年(公元前246年，楚考烈王十七年)，遣蒙骜率军定晋阳。由于魏信陵君取得反秦的重大胜利，威震天下，秦引为大患，遂派人在魏安僖王面前行反间计，诡称魏信陵君要称王，各国也要共同立他为王。魏安僖王果然中计，罢免了魏信陵君将军的职务。过四年，魏信陵君病酒而死，魏势更衰。公元前245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赵将廉颇因赵孝成王卒、赵悼襄王以乐乘代己，怒而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亦奔魏，后入楚，死于寿春。赵国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势亦衰。其后，秦连续攻魏攻韩，占领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242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围之势，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三晋首当其冲，这年，赵相、魏相会盟于柯(即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次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以濮阳为东郡治所。东郡建立后，遂断“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于是，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关于这次合纵攻秦，《史记》有关篇章有如下记载：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史记·楚世家》) 秦始皇六年(即秦五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史记·春申君列传》) 赵悼襄王四年，庞[火爰]将赵、楚、魏、韩、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赵世家》)
蕞，今陕西临潼北。寿陵，史家说法不一，今人以蕞为准(杨宽《战国史》以蕞为准，没有提及寿陵。）《赵世家》以赵将庞[火爰]统率五国联军攻秦；《春申君列传》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实主其事，没有记载庞火爰]。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楚仍为当时一大国、强国，各国推举楚国为纵长，当是可靠的。庞[火爰]是当时著名兵家(《汉书·艺文志》录有兵家《庞火爰》三篇。公元前242年，燕剧辛攻赵，庞火爰奉命反击，杀剧辛，获大胜)，故由他率领联军出击。杨宽《战国史》说：“尽管庞火爰]是个著名的纵横家和军事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有《庞[火爰]》二篇，兵权谋家又著录有《庞火爰]》三篇)，但是已经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无论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黄歇(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继去世)，还是著名兵家庞[火爰]，均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
七、楚徙都寿春与黄歇遇害
公元前241年楚等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后，各国岌岌可危，楚国也更加惴惴不安。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五国伐秦失败后，楚考烈王因黄歇“用事”不力，“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门客朱英对黄歇说：“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战国策·韩策一》“观鞅谓春申”篇所载内容与此同。)黄歇觉得朱英的意见很有道理，为了避免秦国兵锋，于这年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仍名郢(寿郢)。
楚徙都寿春后，仍无所作为。据《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很忧虑。赵人李园携其女弟(妹)，想进献给楚考烈王，又恐无子久而失宠。李国转而投靠黄歇，成为黄歇的舍人，并把其妹献给黄歇。李园得知其妹怀孕后，便与她密谋，进而转献给楚考烈王。李园妹于是对黄歇说：“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黄歇果然把她进献给楚考烈王。
李园妹生子后，被立为太子，李园受到重用。李园恐怕黄歇“语泄而益骄”，就秘密私养死士，企图谋杀黄歇。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黄歇门客朱英对黄歇说，在此紧要关头，你可能获福，亦可能得祸。如趁楚考烈王病死，夺取王位，就获福；如不先下手，楚考烈王一死，李园必先夺权而杀你以灭口。黄歇以为李园势弱，待他又不薄，不会危害自己的。朱英见黄歇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害怕连累自己，就离黄歇而去了。
不久，楚考烈王死，李园果然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内埋伏了死士，黄歇一进门，就被杀死，并割下头颅，将其抛到棘门外。随后又尽诛黄歇全家。李园妹子悍立，是为楚幽王(前237-228年)。
黄歇遇害，是黄歇执政以来养士自重、专权自恣的必然结果。李园为了跻入楚国最高统治集团，以妹作为工具，固属手段卑劣；黄歇为了长期垄断政权，竟以有孕之妾进献给楚考烈王，也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所以，黄歇之死，正是楚国没落政治的一次大暴露。当然，由于黄歇长期“辅国持权”，楚国尚存在政治重心，至少在统治集团内部，还较稳定，随着楚考烈王病卒和黄歇被害，这种政治重心就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愈演愈烈，进一步加速了楚国的灭亡。
与此相反，秦王政这年二十二岁，平定了[土/母]之乱，亲自主持国政。自此，政治更加稳定，国力更加强大，加速了一统各国的步伐。楚国的命运就未卜可知了。
八、楚抗秦的胜利与失败
楚幽王即位后，正值秦王政亲政、大规模地进行统一战争阶段。公元前237(楚幽王元年)，秦王政免吕不韦相，接受李斯谏逐客令和尉缭收买六国豪臣的建议，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次年，赵攻燕，秦以救燕为名，命王翦等攻赵，取阏与等九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
公元前235年(楚幽王三年)，秦继攻赵之后，即命辛梧率四郡兵，会同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据《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五章)载，当时楚国执政李园闻秦、魏出兵攻楚，深为忧虑，急忙派人对辛梧晓以利害关系，“今臣窃为将军私计，不如少按之，毋庸出兵。秦未得志于楚，必重梁(魏)；梁未得志于楚，必重秦，是将军两重。天下人无不死者，久者寿，愿将军之察之也。梁兵未出，楚见梁之未出兵也，走秦必缓。秦王怒于楚之缓也，怨必深。是将军有重矣。”辛梧觉得有理，遂止兵不前。由于辛梧按兵不动，“梁(魏)兵果六月乃出”。所以这次秦攻楚，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
秦攻楚无功，又转而攻赵。公元前234年曾大败赵军，斩首十万。但其后两年内，即公元前233年和公元前232年，秦两次攻赵，均被赵大将李牧打败。公元前230年(楚幽王八年)，秦派内史腾攻韩，韩经多次被秦打击，已无力抵抗，这年遂被灭。公元前229年(楚幽王九年)，秦灭韩后，即命王剪、杨端和率军分两路攻赵，进围邯郸，又使羌[广鬼]将兵助战，声势浩大。赵亦派李牧、司马尚抵抗。在关键时刻，秦以重金贿赂赵王迁宠臣郭开，要他散布谣言，诬陷李牧要反叛。赵王迁果然中计，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李牧不服从，被杀，司马尚则被罢废，赵国因而大大削弱。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十年)三月，楚幽王悍卒，弟犹(一作郝)立，是为楚哀王。这月，楚哀王庶兄负刍杀哀王而自立(《史记·楚世家》及《史记·六国年表》。）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大规模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就在楚国忙于内部倾轧时，秦则趁李牧被冤杀之机，又派王翦、羌[广鬼]率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赵王，置邯郸郡。赵公子嘉率其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称代王。赵国实际灭亡。
公元前227年(楚王负刍元年)，秦军已逼临燕境，燕太子丹使上卿荆轲以献地图为名，乘机刺杀秦王政，结果未遂被杀。秦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军虽然联合抵抗，但仍败于易水之西。次年，即公元前226年(楚王负刍二年)，秦王翦继续攻燕，破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及太子丹走保辽东，秦将李信追赶，燕王被迫杀太子丹献秦。由于秦军主力深入北方作战，原韩国贵族乘机在新郑反叛，秦迅速调遣军队予以平定，已被外迁的韩王安亦被处死。在此同时，秦派王翦子王贲率军攻楚，大破楚军，占领了十几个城池。
秦败楚平韩后，立即把攻楚亡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一年)载：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秦王政)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应为蒙武)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今陕西铜川西南)。
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秦一方面按李信意见，派李信、蒙武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另一方面，又派王贲攻魏，围大梁，魏抵抗，秦军于是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三月后城坏，虏魏王假，魏亡。秦在魏东部地设置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王贲得心应手，战功卓著。
李信攻楚的一路，则遭到楚国有力的抵抗，惨遭失败。据《史记·王翦列传》载，李信兵分两路，自领主力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即沿汝水而下；蒙武一部攻寝(今河南沈丘东南)，取得一些胜利。因鄢、郢一带(楚国本土)有楚军活动，牵制秦军东进，所以李信又转而攻打在鄢郢活动的楚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楚国曾献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地给秦，继而又叛约，进击南郡，故李信在汝水、颖水一带取得胜利后，即挥师攻打南郡(鄢郢一带)的楚国军队。）获胜后，与蒙武会师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直指寿春，企图一举灭楚。这时，屯驻在淮水北岸的楚国大军，正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李信“年少壮勇”(《史记·王翦列传》)，趾高气扬地挥师前进时，突然遭到楚军的反击，仓猝应战，遂大败。楚军紧追不舍，“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同上。）李信溃不成军，狼狈逃跑。这是秦统一各国前遇到一次最有力的抵抗，显示了楚国在军事上尚有一定实力。
李信失败后，楚军继续西进，秦王政只得亲到频阳，请王翦复出领兵攻楚。王剪按前议，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为了彻底击败楚国，不惜“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王剪)”(同上)，可见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王翦仍按李信进军路线，进入陈邑、平舆一线后，接受李信轻率进攻失败的教训，即停止前进，在全线上构筑壁垒固守。楚国不敢掉以轻心，亦倾全国兵力抵抗。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终不应战。王翦命士卒洗沐、投石，并“亲与士卒同食”(同上)，以逸待劳。两军相持达一年左右后，楚军渐渐松懈，只得“乃引而东”(《史记·王剪列传》。)，主动撤退。王翦乘机出击，大败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楚军败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立昌文君于淮南，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王翦、蒙武继续进攻，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昌文君死，项燕自杀，楚亡。第二年，王翦又进而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同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代，虏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王贲攻入齐都临淄，虏齐王建，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九、楚国败亡的原因
楚国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国势长盛不衰，就在楚怀王时期，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楚国自入春秋中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反映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新旧力量的斗争。战国初，楚声王被“盗”所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的较量是极其尖锐的。楚悼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原各国、特别是魏国改革的影响下，大胆起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大举革新，楚国政治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吴起被旧贵统残酷地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过早地失败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顷襄王时，屈原仅因内主革新，外主联齐抗秦，坚持独立自强，竟亦遭到无情打击，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绝望，最后在国(都)破家亡的情况下，自投汩罗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对外战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当然，楚国政治的没落守旧，非始自战国末，实际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等寓言予以讽谕：“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为各国所公认的。但楚国统治集团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对楚国造成危害，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说。战国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如热情来投的异邦人吴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富有政治抱负的屈原被贬抑，就是战国时期摧残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战国末关系到楚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谋画策，助其一统中国，其师荀子来楚，却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黄歇养客三千多人，却养而不用，只是充当结党营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资本。人才外流及对人才的摧残，与统治者的“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战国策·楚策四》。)结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早已成为一具僵尸，毫无实力可言，韩、魏疲惫不堪，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楚国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也不可能得到或团结韩、魏全力帮助和抗秦。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犹如惊弓之鸟，“东徙而不敢西向”(《战国策·中山策》)，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徙陈后，心神稍定，又歌舞升平，尽情享受，不思图进。
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楚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在纵横家陈说合纵抗秦利害关系后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楚怀王即位后，忘记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血的教训应该说是够深刻的，但后继者楚顷襄王、楚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甚至为了自己侥幸图存，竟把祸水泼向邻国，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
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关东各国利害关系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尽。秦则不然，它自商鞅变法以后，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政策，凡此种种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政策，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今天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各种兵马俑，充分显示了当年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秦始皇本纪》。“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综观楚国历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国后，“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英勇进取，广用人才，师夏、夷之长，是充满生机勃勃、向上的。春秋时代的创立县制、?掩书土田和战国前期的吴起变法，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变革，使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但可惜的是这种进取创新精神，逐渐暗淡失色，至战国末诸代，贪图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争夺中无所作为，终不可避免地沉沦下去，直至灭亡。楚国虽亡，然而楚人长期凝聚的奋发图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眷恋故土、报效族国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则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泽万世的，它必然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
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国虽亡，但楚人传统的爱国精神是很炽烈的。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早在楚怀王客死于秦时，楚南公就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亡后十四年，由于秦王朝“赋敛愈重，戍徭无己”(《史记·李斯列伟》)，又行“繁刑严诛”《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政，人民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人民大起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隐王陈胜(公元前208年，陈胜卒后，吕臣葬陈胜于砀，谥为隐王。)元年)，秦王朝征发“闾左”(贫民，因居乡里之左，故称“闾左”)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渔阳)，他们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不能按期到达，按秦法，失期皆斩。楚人陈胜(字涉，阳城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与吴广(字叔，阳夏人。阳夏，今河南太康)商议，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当即杀死押送的将尉，揭竿而起。他们以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起义群众首先攻下大泽乡，并进而攻占了蕲县及其周围地区。然后率众攻下了陈(即陈郢，今河南淮阳)，已拥兵数万。陈胜称王，以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
陈胜首难，“一夫大呼，天下响应”(《汉书·贾山传》)，陵(今江苏宿迁东南)人秦嘉、[钅至](今江苏沛县境)人董绁、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朱鸡石、徐(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项籍(字羽)、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彭越、六(今安徽六安北)人英布、东阳(今安徽盱眙境)人陈婴、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等纷起响应，立即汇成了以楚人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起义的浪潮。陈胜占陈后，即以吴广西攻荥阳，以曾“事春申君”的“陈之贤人”周文率众进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陈胜、吴广是首举义旗，经验不足，又因在起义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贵族、旧势力也乘机起兵，割据称王，秦王朝组织兵力反扑，同年底周文兵败自杀，吴广、陈胜又相继被害，起义斗争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其他各地楚人起义斗争仍高举“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旗帜，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陈胜卒前，秦嘉杀陈胜监军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次年(公元前208年)初得知陈胜死，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居留(今江苏沛县东南)。刘邦领众赴留，投楚王景驹，时秦兵已至砀郡，刘邦即西向击秦，先败后胜，攻占了砀城，收编秦兵六千，又乘胜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
原陈胜部将召平(广陵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蜀山)，秦命东下发展，获知陈胜败亡，即渡江假借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张楚”的上柱国(上柱国，原楚国置，是统领军队的最高将领)，使之引兵西击秦。就在刘邦取下邑不久，项梁亦已渡江西上。陈婴、英布、蒲将军、吕臣等相继率部来归附，项梁军队很快发到六、七万人，这年(公元前208年)四月，军驻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其时，驻留的秦嘉、景驹陈兵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东，阻挠项梁西击秦，项梁认为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大逆不道，遂发兵一举击溃了秦嘉，景驹自杀。可见项梁是忠于张楚政权的，维护了义军的统一。项梁收编了秦嘉军队后，进军至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已拥军十多万人了。刘邦亦领军来附。
六月，项梁确知陈胜已卒，在薛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以重建政权，继续斗争下去。年已七十的范增(居[巢阝]人。居[巢阝]，今安徽巢县东南)以为陈胜失败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引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劝项梁立楚怀王之后。项梁同意，在民间求得楚怀王孙熊心，立其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以陈婴为上柱国，封英布为当阳君，项羽为鲁公，刘邦为沛公。定都于盱眙(今安徽盱眙)，恢复了楚国。
薛之会，历来被视为一次全面的复辟行动。其实，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念祖爱国之情。项梁是项燕之子，“今君起江东，楚逢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史记·项羽本纪》)，被楚人视为能恢复楚国的得力人物。楚怀王是被骗入秦死的，当时楚人就很同情他，“如悲亲戚”。悲楚怀王之死，就是后来悲楚国之亡。所以项梁和义军将领们立楚怀王之后，并仍称楚怀王，表现了楚人不忘祖业旧国，决心推翻秦王朝，是楚人固有的念祖爱国精神的承继与发扬。
薛之会后，项梁各路义军继承陈胜、吴广遗志，继续与秦军搏杀，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八月，由于项梁轻敌，被秦章邯大败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项梁阵亡。项羽、刘邦等为了保存实力，随楚怀王心迁都于彭城。
九月，章邯渡河北上击赵，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赵向楚等求援，楚怀王心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作出了西入关、北救赵的正确决策。决定分兵两路，北路由宋义、项羽、范增等领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领兵西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楚怀王心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十一月，宋义领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其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心遂以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北路救赵大军，项羽于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同上。）十二月，项羽率军西渡漳水，命令“皆沉船，破斧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同上。）楚军呼声动天，无不以一当十，凡经九战，大破秦军，章邯败逃，巨鹿之围遂解。项羽破秦军后，诸侯将入辕门，莫敢仰视，项羽自此始为诸侯上将军。巨鹿之战是摧毁暴秦的决定性战役。它歼灭了秦兵三十余万，有力地支援了刘邦西入关中的战略行动，为最终灭秦奠定了基础。清人王源评论说：“首难者陈涉，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王源《居业堂文集·项羽论》。)项羽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在此同时，刘邦领军西进，沿途辗转攻克成武(今山东成武)、栗(今河南夏邑)、高阳(今河南杞县境)、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颖川(今河南禹县)、南阳(今河南南阳)、胡阳(今河南唐河南)、析县(今河南西峡)，直抵丹水，轻取武关(今陕西商县东)。
武关失守，关中震动。赵高逼秦二世自杀，立子婴(扶苏子)，贬号秦王，派人与刘邦谈判，“约分关中”(《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不允，率军进抵?关(又名蓝田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次年(公元前206年)初，刘邦率大军攻至[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奉天子玺符，在轵道(亭名，地在今西安东北)旁迎降。至此，统一六国仅十四年的秦王朝，又为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所摧毁。原来楚人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果然实现。勿庸置疑，秦王政一统寰宇、创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功，是永垂史帛的，然其残暴统治，又阻碍了历史的前进，故楚人首先发动的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其功也是不可没的。从陈胜、吴广至项羽、刘邦高举的“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引导人们一代又一代英勇地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谱写出一页又一页的英雄篇章。
秦亡后，刘邦与项羽又经历了四年内战(史称楚汉战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建立起了汉王朝。如果说，秦王政只是从军事上完成了一统六国事业，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则在文化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真正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从此，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建立的一统大国，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任何人都动摇不了它。从这点看，楚人所留下的丰功伟绩是光照千秋万代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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