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论语》与大学《春秋》——“春秋三传”和“春秋四传”——公羊学和榖梁学在皇家擂台上的正式比武——作为实用政治学的儒学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 （注释1） 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注释2）
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汉代的儒家政治传统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倡之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治学非常刻苦，“目不窥园”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董仲舒是当时治公羊学首屈一指的专家——所谓“治公羊学的专家”，也就是研究《公羊传》的专家。在当时，因为《春秋经》号称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据说孔子他老人家还曾亲口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注释3），更显得《春秋经》意义之无比重大。而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权威教材，那么，为《春秋经》编写教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里，《春秋》作为教材被称为“经”，那些教辅则被称为“传”。这个“传”，一说是“转”的意思，当“转授”解；一说原本是取“传授”的意思，表示的是后学“传授”圣人整理出来的“经”——按照后一种意思，“传”本来很可能是读作“chuan-2”的， （注释4）名人的“传记”也本该读作“chuan-2记”的，可你要真这么读，别人就该笑话了，正如佛教的《大藏经》的“藏”原本该读作“cang-2”，唐三藏的“藏”也该读“cang-2”一样，本来取的都是“收藏”的意思。
还是从俗好了。我们一直都说“《春秋》三传”，就是《春秋经》加上《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是谓“一经三传”。《春秋经》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亲手编订的，其意义正如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却从来不去原创，所以，《春秋经》作为他老人家惟一的一部“作品”，地位自然无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的自序中说：“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这是两千年来很主流的一种观点。但此事是否可靠，后人聚讼纷纭，我这里就不细表了。
《公羊传》和《榖梁传》据说原本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亲传，又传授给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后分别一代代口传心授，到汉初才形成文字，就是《公羊传》和《榖梁传》——这里边有没有猫腻，专家们也是一大堆意见，但我们先不去理会，就当这说法是真的好了。不过，即便承认此说为真，可这么长篇大论的东西被几代人口头传承下来是否已经多多少少走了样，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左传》，号称左丘明所著，而这位左丘明据说还和孔子同时，甚至两人还有过交往，所以他对孔子时的史料知之甚详，对孔子作《春秋》的意图也领会得最深。至于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古往今来的专家们作过数不清的考证——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经三传”注释本的前言里都能了解到，况且这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一经三传”，其实原本该说“《春秋》五传”的，那另外两传是《邹氏传》和《夹氏传》（注释5） ，可惜都失传了。不过，韩愈有诗“《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很让后人纳闷了一番：难道他那时候还能凑齐“《春秋》五传”吗？（注释6）
后来，继续为《春秋经》作传的大有其人 （注释7），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却只有一部，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胡安国字康侯），这部《春秋胡氏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甚至和那“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 （注释8）更有甚者，胡安国这部书还曾被官方独尊，俨然踞于“三传”之上，甚或高踞于《春秋经》之上。 （注释9）当然，学术的荣辱升废无不是和政治有关的，胡安国这部书重点就在“尊王攘夷”和“复仇大义”上边，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应时激愤之语，乃至清人尤侗批评说：胡安国一门心思扑在复仇上，曲解经文来附会己意，他这部《春秋胡氏传》完全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和原本的《春秋经》没有一点儿关系。（注释10）
明代姜宝为徐浦《春秋四传私考》作序，把这“四传”的关系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传》负责“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公羊传》和《榖梁传》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传》则把大家伙儿的工作给统一调理起来，以成就一个大丰收的年景。（注释11）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请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脱经题，据毛奇龄说：“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 （注释12）这也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曾经专擅科场三百年之久！不过，胡安国的这部《春秋传》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论它再怎么出色，也确实没能一劳永逸地附列于“三传”之下，就好像赵云的加入始终没成为“桃园四结义”一样。
清朝贬斥《春秋胡氏传》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个恐怖的年头哪里还能再谈什么“尊王攘夷”呢，这正是统治者最大的忌讳呀。于是，“四传”又变回了“三传”。（注释13）
在这“三传”当中，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左传》是怎么回事，不大熟悉《公羊传》和《榖梁传》，其实在最初的汉朝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不大重视《左传》，觉得《左传》虽然内容非常丰富，文学性也很强，但说到底无非就是一本史书，仅仅记载历史而已，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可大为不同，这两部书是着重阐发孔圣人《春秋经》里边的“微言大义”的，所以应该归入意识形态领域，归入政治哲学类。——如果你是位现代社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会把“《春秋》三传”分到一类，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国古典哲学”类，也可以分在“中国历史”类，但你如果是位汉朝的图书馆管理员，就应该把这四部书分开来放：《春秋经》和《公羊传》、《榖梁传》要归入“马恩列斯毛”，《左传》要单独归入“历史”类。当然，我说的这只是总体情况，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公羊学”是最早成为官学的，兴于董仲舒，立于汉武帝。汉武帝的时代，正是汉代官学“破旧立新”的时代，哪家学术如果被立为官学，日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是，正如权力是专制政治这个“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一样，学术地位也变成了官学“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以后会发生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竞争，汉武帝还算公平，给大家设了一个擂台，让各大学派的掌门人公开过招，汉武帝亲自来当裁判。——这个裁判意义重大，开了风气之先，要知道，后世著名的石渠阁擂台和白虎观擂台也都是由皇帝来为学术争议作最高裁判的。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一个问题：难道皇帝的学术水平还能高过在擂台上过招的那些学术专家吗，这些人可都是全国范围内最顶尖的高手哎！
但这时候高手不高手的看来并不重要，权力永远要凌驾于学术之上：一方面来说，皇帝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最伟大的统治者，同时还是最伟大的导师和最高大祭司；另一方面，只有符合权力要求的学术才能在擂台获胜——反过来说，学术为了获胜，除了碰巧之外，就必须改造自己以迎合权力的需要。
一旦某种学术被立了官学、设了博士，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了。当然了，专家学者们都是些饱读诗书的高尚人士，想来在打擂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庸俗念头的。现在，《易》学、《尚书》学等等我们暂且不谈，就单说这个“公羊学”。——事情是这样的：《春秋》学要立博士，《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见解有同有异，那时候人们的脑瓜还不够开通，觉得这两者只能立一家，于是，公羊派第一高手董仲舒和榖梁派第一高手瑕丘江公登上擂台，比武过招。
这位榖梁派的瑕丘江公，单听名字就知道是个高手，但可惜的是，他老人家肚子里存货虽多，却笨嘴拙舌，辩不过董仲舒。这就好比请陈寅恪上“百家讲坛”和易中天“争鸣”，陈老前辈恐怕输面居多。再加上当时的丞相公孙弘本身就是位公羊学专家，哪能让榖梁派讨了好去。结果瑕丘江公败北而归，汉武帝尊崇公羊学，安排太子学习《公羊传》，公羊学从此大兴。（注释14）
公羊学之兴，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孙弘，他这位公羊专家以草民百姓的身份却不但当了丞相，还封了侯，这对天下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于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注释15）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太子虽然听了皇帝爸爸的话，开始学习公羊学，可学完之后却悄悄喜欢起《榖梁传》来了，于是找了位老师来辅导学业，而这位老师正是当年擂台败北的那位瑕丘江公。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很容易推测出来：汉武帝早晚是要驾崩的，等太子即位之后，公羊学必定失宠，榖梁学则要卷土重来。
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是，中途却出事了——出的是件大事，这就是武帝朝极为著名的那场“巫蛊之祸”，太子被迫逃亡，而太子的亲娘、老婆、儿女，在这场动乱中全部死光。（注释16）
太子的亲娘就是著名卫子夫，所以，这位不幸的太子通常被人称为卫太子，前文提到隽不疑本着“春秋大义”毅然抓获一个在宫门外自称卫太子的人，起因就在这里。
卫太子事件是一起轰动朝野的冤案，而卫太子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一个襁褓之中的孙子被人偷偷救了下来，抚养在民间，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做了皇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自幼在民间就听说祖父当年爱读《榖梁传》，于是自己也勤于诵习，待到即位之后，便以皇帝之尊公开贬斥公羊学、尊崇榖梁学，这其中所蕴涵的恐怕并非什么政治考虑，而是对祖父的怀念和对曾祖父的报复吧？这段史事，是《汉书》当中极为感人的一幕。
自此之后，《公羊传》和《榖梁传》各有浮沉命运，暂不细表，而“三传”中的《左传》却终西汉之世始终未被列入官学，后来在新莽之际受到官方大学者刘歆的推崇，其后又在刘秀时代昙花一现，及至魏晋以后才渐重于世，至于真正升格为“经”而与《公羊传》、《榖梁传》并列（甚至超过公、榖）则要晚到唐代。这段历史，伴随着长达两千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脉络过于复杂，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
《公羊传》和《榖梁传》早为官学，地位崇高。既然是官学，就有相应的官办研究院，院里也有专业的研究员，但我们千万不能把它们和现代的大学作类比——如果要作个类比的话，大体可以说：汉朝的官办研究院相当于现代的党校，院里的博士相当于现代的党校老师。——即便不谈笼统的儒学，单就《春秋》学而言，通经致用之风历数朝而不衰，比如牟润孙讲宋代经学，说：“宋人之治经学，谈义理者则言《易》；谈政治者则说春秋大义。” （注释17）所以说，当年的儒学（或仅仅是春秋学）绝对不是像后来那样仅仅成为象牙塔里的皓首穷经，搞得个“人谁载酒问奇字，我欲携经坐古龕”那般的冷板凳，相反倒是热火得很，经义学问被广泛应用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公羊学，更要坐到实用政治学的第一把交椅。但这实在是件太有趣的事情，傅斯年所谓：“就释经而论，乃是望文生义，无孔不凿；就作用而论，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治哲学，支配汉世儒家思想无过此学者。” （注释18）——如果说得难听一些，傅斯年的意思可以被这样理解：一部胡说八道的经典和一门穿凿附会的学问竟然天长地久地被尊奉为官方政治学的圭臬，并且当真在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无论如何，这一“通经致用”的确就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学术风气，好听点儿说，为学是要“有补于世”，当然，文字狱的时代又另当别论。这个“致用”，或者“有补于世”，大多和数理化没有关系，着眼点主要全在政治上面。当年傅斯年议论这个问题，说了另一段很不中听的话：“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 （注释19）这话如果倒推，正说明了前人学术之用，是“必施于有政”的。
（注释1）有趣的是，朱熹以一代儒宗之尊，却没有写下什么关于《春秋》的著作。清代汪绂《春秋集传》自序里说：“《春秋》为朱子所难言，予小子何堪僭妄。”这样讲来，《春秋》就连朱熹都觉得很难，汪绂自知比不了朱熹，所以虽然写了《春秋集传》，却赶紧得谦虚一下“予小子何堪僭妄”，我呢，水平又远低于汪绂，可谦虚的话却都被汪绂说到家了，难啊！^_^
（注释2）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录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版，第264－265页）。
（注释3）见于《艺文类聚》引纬书《孝经钩命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这话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后两句当中，“商”指子夏，“参”指曾参，说这两人分别是《春秋》和《孝经》的嫡系传人。——我们虽然不必当真，古人却有不少当真的，比如汉代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说：“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何休注《公羊传》序）
（注释4）[唐]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注释5）[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七十搜集这两传的相关记载。关于《邹氏传》：“《汉书》：‘王吉兼通五经，能为《邹氏春秋》。’班固曰：‘邹氏无师。’阮孝绪曰：‘建武中，邹、夹氏皆绝。’《隋书·经籍志》：‘汉初，公羊、榖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杨士勋曰：‘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从这些话，尤其是最后杨士勋的话来看，邹氏和夹氏原本都和公羊、榖梁一样，只是师生之间的口头传授，后来公、榖两传“著于竹帛”，形成文字了，这就便于流传，而邹、夹两家始终没能形成文字，结果一遇到社会的风吹草动，失传也是很正常的。
关于《夹氏传》：“班固曰：‘夹氏未有书。’按：《夹氏传》《汉志》注云有录无书，而《宋史·艺文志》载有《春秋夹氏》三十卷，不知为何人拟作，其书今亦无存。”
（注释6）[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春秋五传”条：韩昌黎诗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今本刻作“三传”，非也。《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榖梁氏、邹氏、夹氏。”不知汉后此二氏何时亡佚，倘至今尚存，则古事可与三传互证，岂不快哉！
（注释7）有人还专门统计过。清嘉庆六年，张焘为牛运震写的《春秋传》（应该叫《春秋牛氏传》）作序，提到“夫前世传《春秋》者多矣，左、公、榖而外，宋有胡氏安国传，刘氏敞传，程氏颐传，刘氏绚传，陆氏佃后传，叶氏梦得传，郑氏樵传，陈氏傅良后传，凡十有一家。先生后出，岂欲以掩十一家之长哉？”——张焘一一数过，在牛运震之前的《春秋传》除去“三传”之外共有十一家，加上牛传就十二家了。后来再加上《春秋熊氏传》，就十三家了。^_^
（注释8）比如明代姜宝为徐浦的《春秋四传私考》作序，说：“胡氏传最晚出，而最为学者所宗。”徐浦这部书把“《春秋》四传”并列就更说明问题了。再比如明代贺粲然为黄正宪《春秋翼附》作序，提到：“国朝说《春秋》者无虑千百家，而“四传”为最著。”及“国朝绌‘三传’独尊康侯。”——当初“最著”的东西如今却没多少人知道了，一本书的成名需要多少的因缘巧合啊。
清代陆奎勲《春秋义存录》自序说自己“少阅胡氏春秋，喜其文笔之清刚而寓……”（熊逸按：别怪我只引半句话，实在是我这本《春秋义存录》在“喜其文笔之清刚而寓”这里盖着两个大印，后边的字被印章压住了。^_^）
（注释9）[明]黄正宪《春秋翼附》贺粲然序：“胡氏传立于学宫，士人类墨守其说，顾安国去古益远，臆断于千百年之后，若射覆然，能一一悬中乎哉？”
[清]顾炎武《日知录》：“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
（注释10）[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胡传专以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
（注释11）[明]徐浦《春秋四传私考》姜宝序：“盖尝譬之《春秋》犹天然，其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尽备左氏，公、榖则为之日月、为之雨露、为之霜雪、雷霆，胡氏则又总其用以成岁功者也。”
（注释12）[清]毛奇龄《春秋条贯》卷一：“康熙二十四年奉命考进士，阅春秋房卷主考主考者授题法一本，曰如是则中，不如是则不中。按旧法，《春秋》四题：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单题者，单传也；双题者，合两经为一题，而两传之语适相对也；脱经题者，题在此经，而是题之义则在他经之传中，即他经与此经俱无关也。国初儒臣谓脱经题不可训，其遵胡氏传则得矣，将置孔氏经文于何所？请去脱经题，但取两单两双而为四，而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这里提到了科举考试中的《春秋》题目的格式，有单题、双题、脱经题之分，而毛奇龄与某考官的辩论一节更为可看。
毛奇龄还曾写过一部《春秋毛氏传》，清人著作中提到《毛氏传》的就是指这部书。不过这书非但没能和“三传”并列，连《胡氏传》的地位也没有过。
（注释13）其间经过大略，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经部二十七·胡安国《春秋传》条目：“……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
（注释14）《汉书·儒林传》：“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公羊学之胜，另参清嘉庆三年阮元为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所撰序言：“昔孔子成《春秋》，授于子夏，所谓‘以《春秋》属商’是也。子夏口说以授公羊高，高五传至汉景帝时乃与齐人胡毋生始著于竹帛。其后有颜彭祖、颜安乐两家之学，宣帝为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学两汉最胜。虽刘歆、郑众、贾逵谓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而终不能废也。……六朝时何休之学盛行于河北，厥后左氏大行，公羊几成绝学矣。”
（注释15）《汉书·儒林传》
（注释16）《汉书·武五子传》：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舆侯嗣子尚焉。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卫后、史良悌葬长安城南。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
（注释17）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40页）
（注释18）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儒林》（收录于《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见第114页。）
（注释19）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收录于《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见第24页。）“施于有政”出自《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 （注释1） 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注释2）
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汉代的儒家政治传统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倡之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治学非常刻苦，“目不窥园”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董仲舒是当时治公羊学首屈一指的专家——所谓“治公羊学的专家”，也就是研究《公羊传》的专家。在当时，因为《春秋经》号称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据说孔子他老人家还曾亲口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注释3），更显得《春秋经》意义之无比重大。而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权威教材，那么，为《春秋经》编写教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里，《春秋》作为教材被称为“经”，那些教辅则被称为“传”。这个“传”，一说是“转”的意思，当“转授”解；一说原本是取“传授”的意思，表示的是后学“传授”圣人整理出来的“经”——按照后一种意思，“传”本来很可能是读作“chuan-2”的， （注释4）名人的“传记”也本该读作“chuan-2记”的，可你要真这么读，别人就该笑话了，正如佛教的《大藏经》的“藏”原本该读作“cang-2”，唐三藏的“藏”也该读“cang-2”一样，本来取的都是“收藏”的意思。
还是从俗好了。我们一直都说“《春秋》三传”，就是《春秋经》加上《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是谓“一经三传”。《春秋经》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亲手编订的，其意义正如孟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却从来不去原创，所以，《春秋经》作为他老人家惟一的一部“作品”，地位自然无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的自序中说：“夫他书犹孔子所删述，而是经则手定也”，这是两千年来很主流的一种观点。但此事是否可靠，后人聚讼纷纭，我这里就不细表了。
《公羊传》和《榖梁传》据说原本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亲传，又传授给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后分别一代代口传心授，到汉初才形成文字，就是《公羊传》和《榖梁传》——这里边有没有猫腻，专家们也是一大堆意见，但我们先不去理会，就当这说法是真的好了。不过，即便承认此说为真，可这么长篇大论的东西被几代人口头传承下来是否已经多多少少走了样，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左传》，号称左丘明所著，而这位左丘明据说还和孔子同时，甚至两人还有过交往，所以他对孔子时的史料知之甚详，对孔子作《春秋》的意图也领会得最深。至于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古往今来的专家们作过数不清的考证——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经三传”注释本的前言里都能了解到，况且这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一经三传”，其实原本该说“《春秋》五传”的，那另外两传是《邹氏传》和《夹氏传》（注释5） ，可惜都失传了。不过，韩愈有诗“《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很让后人纳闷了一番：难道他那时候还能凑齐“《春秋》五传”吗？（注释6）
后来，继续为《春秋经》作传的大有其人 （注释7），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媲美的却只有一部，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胡安国字康侯），这部《春秋胡氏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甚至和那“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 （注释8）更有甚者，胡安国这部书还曾被官方独尊，俨然踞于“三传”之上，甚或高踞于《春秋经》之上。 （注释9）当然，学术的荣辱升废无不是和政治有关的，胡安国这部书重点就在“尊王攘夷”和“复仇大义”上边，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应时激愤之语，乃至清人尤侗批评说：胡安国一门心思扑在复仇上，曲解经文来附会己意，他这部《春秋胡氏传》完全可以说是一本新书，和原本的《春秋经》没有一点儿关系。（注释10）
明代姜宝为徐浦《春秋四传私考》作序，把这“四传”的关系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传》负责“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公羊传》和《榖梁传》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传》则把大家伙儿的工作给统一调理起来，以成就一个大丰收的年景。（注释11）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请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脱经题，据毛奇龄说：“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 （注释12）这也可见胡安国的《春秋传》曾经专擅科场三百年之久！不过，胡安国的这部《春秋传》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论它再怎么出色，也确实没能一劳永逸地附列于“三传”之下，就好像赵云的加入始终没成为“桃园四结义”一样。
清朝贬斥《春秋胡氏传》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个恐怖的年头哪里还能再谈什么“尊王攘夷”呢，这正是统治者最大的忌讳呀。于是，“四传”又变回了“三传”。（注释13）
在这“三传”当中，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左传》是怎么回事，不大熟悉《公羊传》和《榖梁传》，其实在最初的汉朝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大家不大重视《左传》，觉得《左传》虽然内容非常丰富，文学性也很强，但说到底无非就是一本史书，仅仅记载历史而已，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可大为不同，这两部书是着重阐发孔圣人《春秋经》里边的“微言大义”的，所以应该归入意识形态领域，归入政治哲学类。——如果你是位现代社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会把“《春秋》三传”分到一类，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国古典哲学”类，也可以分在“中国历史”类，但你如果是位汉朝的图书馆管理员，就应该把这四部书分开来放：《春秋经》和《公羊传》、《榖梁传》要归入“马恩列斯毛”，《左传》要单独归入“历史”类。当然，我说的这只是总体情况，在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公羊学”是最早成为官学的，兴于董仲舒，立于汉武帝。汉武帝的时代，正是汉代官学“破旧立新”的时代，哪家学术如果被立为官学，日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是，正如权力是专制政治这个“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一样，学术地位也变成了官学“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以后会发生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竞争，汉武帝还算公平，给大家设了一个擂台，让各大学派的掌门人公开过招，汉武帝亲自来当裁判。——这个裁判意义重大，开了风气之先，要知道，后世著名的石渠阁擂台和白虎观擂台也都是由皇帝来为学术争议作最高裁判的。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一个问题：难道皇帝的学术水平还能高过在擂台上过招的那些学术专家吗，这些人可都是全国范围内最顶尖的高手哎！
但这时候高手不高手的看来并不重要，权力永远要凌驾于学术之上：一方面来说，皇帝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最伟大的统治者，同时还是最伟大的导师和最高大祭司；另一方面，只有符合权力要求的学术才能在擂台获胜——反过来说，学术为了获胜，除了碰巧之外，就必须改造自己以迎合权力的需要。
一旦某种学术被立了官学、设了博士，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了。当然了，专家学者们都是些饱读诗书的高尚人士，想来在打擂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庸俗念头的。现在，《易》学、《尚书》学等等我们暂且不谈，就单说这个“公羊学”。——事情是这样的：《春秋》学要立博士，《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见解有同有异，那时候人们的脑瓜还不够开通，觉得这两者只能立一家，于是，公羊派第一高手董仲舒和榖梁派第一高手瑕丘江公登上擂台，比武过招。
这位榖梁派的瑕丘江公，单听名字就知道是个高手，但可惜的是，他老人家肚子里存货虽多，却笨嘴拙舌，辩不过董仲舒。这就好比请陈寅恪上“百家讲坛”和易中天“争鸣”，陈老前辈恐怕输面居多。再加上当时的丞相公孙弘本身就是位公羊学专家，哪能让榖梁派讨了好去。结果瑕丘江公败北而归，汉武帝尊崇公羊学，安排太子学习《公羊传》，公羊学从此大兴。（注释14）
公羊学之兴，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孙弘，他这位公羊专家以草民百姓的身份却不但当了丞相，还封了侯，这对天下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于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注释15）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太子虽然听了皇帝爸爸的话，开始学习公羊学，可学完之后却悄悄喜欢起《榖梁传》来了，于是找了位老师来辅导学业，而这位老师正是当年擂台败北的那位瑕丘江公。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很容易推测出来：汉武帝早晚是要驾崩的，等太子即位之后，公羊学必定失宠，榖梁学则要卷土重来。
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是，中途却出事了——出的是件大事，这就是武帝朝极为著名的那场“巫蛊之祸”，太子被迫逃亡，而太子的亲娘、老婆、儿女，在这场动乱中全部死光。（注释16）
太子的亲娘就是著名卫子夫，所以，这位不幸的太子通常被人称为卫太子，前文提到隽不疑本着“春秋大义”毅然抓获一个在宫门外自称卫太子的人，起因就在这里。
卫太子事件是一起轰动朝野的冤案，而卫太子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一个襁褓之中的孙子被人偷偷救了下来，抚养在民间，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做了皇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自幼在民间就听说祖父当年爱读《榖梁传》，于是自己也勤于诵习，待到即位之后，便以皇帝之尊公开贬斥公羊学、尊崇榖梁学，这其中所蕴涵的恐怕并非什么政治考虑，而是对祖父的怀念和对曾祖父的报复吧？这段史事，是《汉书》当中极为感人的一幕。
自此之后，《公羊传》和《榖梁传》各有浮沉命运，暂不细表，而“三传”中的《左传》却终西汉之世始终未被列入官学，后来在新莽之际受到官方大学者刘歆的推崇，其后又在刘秀时代昙花一现，及至魏晋以后才渐重于世，至于真正升格为“经”而与《公羊传》、《榖梁传》并列（甚至超过公、榖）则要晚到唐代。这段历史，伴随着长达两千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脉络过于复杂，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
《公羊传》和《榖梁传》早为官学，地位崇高。既然是官学，就有相应的官办研究院，院里也有专业的研究员，但我们千万不能把它们和现代的大学作类比——如果要作个类比的话，大体可以说：汉朝的官办研究院相当于现代的党校，院里的博士相当于现代的党校老师。——即便不谈笼统的儒学，单就《春秋》学而言，通经致用之风历数朝而不衰，比如牟润孙讲宋代经学，说：“宋人之治经学，谈义理者则言《易》；谈政治者则说春秋大义。” （注释17）所以说，当年的儒学（或仅仅是春秋学）绝对不是像后来那样仅仅成为象牙塔里的皓首穷经，搞得个“人谁载酒问奇字，我欲携经坐古龕”那般的冷板凳，相反倒是热火得很，经义学问被广泛应用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公羊学，更要坐到实用政治学的第一把交椅。但这实在是件太有趣的事情，傅斯年所谓：“就释经而论，乃是望文生义，无孔不凿；就作用而论，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治哲学，支配汉世儒家思想无过此学者。” （注释18）——如果说得难听一些，傅斯年的意思可以被这样理解：一部胡说八道的经典和一门穿凿附会的学问竟然天长地久地被尊奉为官方政治学的圭臬，并且当真在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无论如何，这一“通经致用”的确就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学术风气，好听点儿说，为学是要“有补于世”，当然，文字狱的时代又另当别论。这个“致用”，或者“有补于世”，大多和数理化没有关系，着眼点主要全在政治上面。当年傅斯年议论这个问题，说了另一段很不中听的话：“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 （注释19）这话如果倒推，正说明了前人学术之用，是“必施于有政”的。
（注释1）有趣的是，朱熹以一代儒宗之尊，却没有写下什么关于《春秋》的著作。清代汪绂《春秋集传》自序里说：“《春秋》为朱子所难言，予小子何堪僭妄。”这样讲来，《春秋》就连朱熹都觉得很难，汪绂自知比不了朱熹，所以虽然写了《春秋集传》，却赶紧得谦虚一下“予小子何堪僭妄”，我呢，水平又远低于汪绂，可谦虚的话却都被汪绂说到家了，难啊！^_^
（注释2）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录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版，第264－265页）。
（注释3）见于《艺文类聚》引纬书《孝经钩命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这话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后两句当中，“商”指子夏，“参”指曾参，说这两人分别是《春秋》和《孝经》的嫡系传人。——我们虽然不必当真，古人却有不少当真的，比如汉代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说：“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何休注《公羊传》序）
（注释4）[唐]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注释5）[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七十搜集这两传的相关记载。关于《邹氏传》：“《汉书》：‘王吉兼通五经，能为《邹氏春秋》。’班固曰：‘邹氏无师。’阮孝绪曰：‘建武中，邹、夹氏皆绝。’《隋书·经籍志》：‘汉初，公羊、榖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杨士勋曰：‘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从这些话，尤其是最后杨士勋的话来看，邹氏和夹氏原本都和公羊、榖梁一样，只是师生之间的口头传授，后来公、榖两传“著于竹帛”，形成文字了，这就便于流传，而邹、夹两家始终没能形成文字，结果一遇到社会的风吹草动，失传也是很正常的。
关于《夹氏传》：“班固曰：‘夹氏未有书。’按：《夹氏传》《汉志》注云有录无书，而《宋史·艺文志》载有《春秋夹氏》三十卷，不知为何人拟作，其书今亦无存。”
（注释6）[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春秋五传”条：韩昌黎诗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今本刻作“三传”，非也。《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榖梁氏、邹氏、夹氏。”不知汉后此二氏何时亡佚，倘至今尚存，则古事可与三传互证，岂不快哉！
（注释7）有人还专门统计过。清嘉庆六年，张焘为牛运震写的《春秋传》（应该叫《春秋牛氏传》）作序，提到“夫前世传《春秋》者多矣，左、公、榖而外，宋有胡氏安国传，刘氏敞传，程氏颐传，刘氏绚传，陆氏佃后传，叶氏梦得传，郑氏樵传，陈氏傅良后传，凡十有一家。先生后出，岂欲以掩十一家之长哉？”——张焘一一数过，在牛运震之前的《春秋传》除去“三传”之外共有十一家，加上牛传就十二家了。后来再加上《春秋熊氏传》，就十三家了。^_^
（注释8）比如明代姜宝为徐浦的《春秋四传私考》作序，说：“胡氏传最晚出，而最为学者所宗。”徐浦这部书把“《春秋》四传”并列就更说明问题了。再比如明代贺粲然为黄正宪《春秋翼附》作序，提到：“国朝说《春秋》者无虑千百家，而“四传”为最著。”及“国朝绌‘三传’独尊康侯。”——当初“最著”的东西如今却没多少人知道了，一本书的成名需要多少的因缘巧合啊。
清代陆奎勲《春秋义存录》自序说自己“少阅胡氏春秋，喜其文笔之清刚而寓……”（熊逸按：别怪我只引半句话，实在是我这本《春秋义存录》在“喜其文笔之清刚而寓”这里盖着两个大印，后边的字被印章压住了。^_^）
（注释9）[明]黄正宪《春秋翼附》贺粲然序：“胡氏传立于学宫，士人类墨守其说，顾安国去古益远，臆断于千百年之后，若射覆然，能一一悬中乎哉？”
[清]顾炎武《日知录》：“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
（注释10）[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胡传专以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
（注释11）[明]徐浦《春秋四传私考》姜宝序：“盖尝譬之《春秋》犹天然，其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尽备左氏，公、榖则为之日月、为之雨露、为之霜雪、雷霆，胡氏则又总其用以成岁功者也。”
（注释12）[清]毛奇龄《春秋条贯》卷一：“康熙二十四年奉命考进士，阅春秋房卷主考主考者授题法一本，曰如是则中，不如是则不中。按旧法，《春秋》四题：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单题者，单传也；双题者，合两经为一题，而两传之语适相对也；脱经题者，题在此经，而是题之义则在他经之传中，即他经与此经俱无关也。国初儒臣谓脱经题不可训，其遵胡氏传则得矣，将置孔氏经文于何所？请去脱经题，但取两单两双而为四，而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这里提到了科举考试中的《春秋》题目的格式，有单题、双题、脱经题之分，而毛奇龄与某考官的辩论一节更为可看。
毛奇龄还曾写过一部《春秋毛氏传》，清人著作中提到《毛氏传》的就是指这部书。不过这书非但没能和“三传”并列，连《胡氏传》的地位也没有过。
（注释13）其间经过大略，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经部二十七·胡安国《春秋传》条目：“……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
（注释14）《汉书·儒林传》：“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公羊学之胜，另参清嘉庆三年阮元为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所撰序言：“昔孔子成《春秋》，授于子夏，所谓‘以《春秋》属商’是也。子夏口说以授公羊高，高五传至汉景帝时乃与齐人胡毋生始著于竹帛。其后有颜彭祖、颜安乐两家之学，宣帝为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学两汉最胜。虽刘歆、郑众、贾逵谓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而终不能废也。……六朝时何休之学盛行于河北，厥后左氏大行，公羊几成绝学矣。”
（注释15）《汉书·儒林传》
（注释16）《汉书·武五子传》：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舆侯嗣子尚焉。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卫后、史良悌葬长安城南。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
（注释17）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40页）
（注释18）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儒林》（收录于《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见第114页。）
（注释19）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收录于《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见第24页。）“施于有政”出自《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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