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读了董仲舒的第一道对策，非常欣赏，随即又对大家提出了一轮新的问题：“我听说大舜治理天下的时候，这家伙成天溜溜达达、游手好闲，可也真怪，天下居然太平无事！要说大舜是我们当领导的榜样吧，可大圣人周公却搞的是另外一套：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呢，天下一样太平无事。我可真是纳了闷了，这治理国家到底有没有一定之规呀？让我们做领导的学哪个才对呀？
“再有，上古那些勤俭的领导连旗子都省，可到了周朝，领导人却大兴土木，大搞歌舞。真把我给搞晕了。就连至理名言也各说各的理，有说‘美玉不需要雕琢’，也有说‘没有华丽的排场就不足以辅佐德政’，这互相之间明明是矛盾的呀，我该听谁的才好呢？
“商朝为了惩治犯罪，用了严刑峻法，整起人来狠着呢，可到了周朝，周成王和周康王废弃刑罚四十多年，监狱全都空了。这就够矛盾的吧，可秦朝采用了商朝的办法，严而又严，天天搞严打，搞得全国人口锐减，就像遭了自然灾害似的。
“我这个皇帝很发愁呀，古代圣王用的招儿都是互相矛盾的，这不是存心难为我么！我朝思暮想，我辗转反侧，想的可都是我的事业呀！我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我自己觉得，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搞好农业，二是任用贤人。我可不是光在嘴上说说，我当真都去做了：亲自去种田，给农民做出好榜样，鼓励孝悌行为，尊重有德之人，我还派出了很多使者，去慰问穷苦人家，救济鳏寡孤独——哎，你们还别不信，这可都有录像作证，那些老百姓感动着呢，对我千恩万谢的。他们能不谢我么，他们得的那点儿好处可都是我万岁爷开恩赏给他们的！（说句心里话：就算我不开恩，他们也不能怨我不是？再说了，社会上总得有点儿穷苦人家才好，如果没有他们，政客们上哪儿去展示满腔高贵的同情心呢？）可我着急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使的招数都使了，可怎么看不见明显的效果呀？现在这世道，唉，别提了，阴阳不调，黎民过不上安稳日子，到处都是寡廉鲜耻之人，荣辱观错位，好人坏人分不清，真真假假看不明，所以我才特意召集你们这些五湖四海的杰出人士，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可，可，可你们，你们实在太让我失望了。瞧瞧你们，一百多号人，打麻将能凑三十桌了，可提的都是什么意见，不是不着调的就是不着调的！难道因为你们心存顾虑吗？放心，我这可绝对不是引蛇出洞，大家有话就说，有什么说什么，我不会找你们秋后算账的！”
汉武帝言辞恳切，这次提问的重点是：第一，古代圣王在治国的方针上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完全没有一定之规，可全都达到了良好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汉朝的政治方针又该学习哪位前辈才对呢？第二，我自己现在抓了农业，抓了用人，我觉得这都是治国的重中之重，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效果呢？
——这两个问题如果让我来回答，容易得很。关于第一个问题：什么大舜垂拱而治呀，什么周公吐哺呀，全是扯淡，那都是后人要么托古改制、要么借古讽今给编出来的。大舜有没有这人还不一定呢，即便真有，他那时候也还是原始氏族社会呢，跟汉朝完全不具可比性；至于周公，说他制礼作乐，设计了一套完美周密的政治蓝图——忘了前边刚刚讲过的吗，人类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虽然完美周密的设计确实是有的，但把这种设计全面付诸实施，并且取得良好成果，这种事直到二十一世纪也从来没发生过，而且已经被学者们证明为不可能了。休谟讲过一句至理名言：“法律先于国家而出现”，社会的习俗、规则，很多很多都是自发形成的，是缓慢成型的（其中也包括一度被卢梭认为“天赋”的人权——回忆一下洛克，他在《人类理解论》里说：“人心中没有天赋的原则”），周公制礼作乐充其量是在旧有习俗的基础上改造、总结了一下而已。还有，周公那个时代也刚刚才进入封建的门槛，和汉朝一样是没有可比性的。
对了，这里顺便提一句：大家一般都以为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其实并不尽然，儒家也是强调无为而治的，像儒家推崇的圣人大舜，他的风格就是“垂拱而治”，《论语》里孔子还说过“以德治国，就像北极星，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所有星星都围着它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就是说，领导不必费心去抓具体工作，只要自己是个道德完人，那就会很快地感染身边的人，而身边的官员如果都被感染了，他们也一样会感染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所以，搞政治就像闹非典，领导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当好非典源就行了，非典病毒会很快传染给身边的官员，官员们再把病毒传染给治下的百姓，用不了多久，全国上下就全非典了——这就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这个逻辑最怕反推：当领导号称自己“以德治国”的时候，你发现老百姓满是刁民，地方官满是蛀虫，你反推出这都是因为最高领导人缺“德”——嗯，逻辑虽然成立，可你的小命难保。
董仲舒当然不会像我这样说话，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皇上您说的那些古代圣王，确实是既有废寝忘食的，也有好逸恶劳的，事情也确实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废寝忘食的就一定光荣，好逸恶劳的就一定可耻。他们治国的大方针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沿着我前边说的那条“道”在走，之所以劳逸有别，是因为时代有不同啊。尧当老大七十年，天下大治，舜接了尧的班，什么都不做，只由着社会按照惯性向前发展就足够了，实在是尧给打的底子太好了。可周朝推翻商朝，商纣王留下来的却是个十足的烂摊子，任谁也没办法“垂拱而治”，于是，领导人不得不风风火火、废寝忘食。
董仲舒接着解释圣王大搞形式主义的问题，说：从《春秋》来看，政权交替的时候，新政权应该改变历法，改变服装和饰物的颜色，以此来表示接受了新一轮的天命。所以，建筑呀、歌舞呀、旗帜呀，在这些东西上多费些心思可并不是穷奢极欲呀。孔子既反对奢侈，也反对吝啬，他不是说什么“奢则不逊，俭则固”么，所以，太节俭了，太抠门儿了，这都不是圣人喜欢的。（看，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可都不是正统的儒家观念呦，人们最早有这种误解恐怕是被颜回和原宪这两个穷光蛋楷模给害的。）
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形式主义”确实有着安定人心的作用——从宏伟的方面来说，正如贝格尔所谓“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圣的特征……从历史看，人类的世界大多数都是神圣化了的世界，事实上，似乎首先只有借助于神圣者，人才有可能设想一个宇宙”，i从实用的方面来说，这就好比一家公司新换了领导，首先得搞搞表面文章：把办公楼重新装修一遍，以前是红色的主色调，现在改为蓝色，给员工每人发一套全新的制服，颜色、款式也和以前大有区别，哪怕任何实质性的工作都没做呢，这也可以轻易地全部营造出一副焕然一新的新气象，同时暗示每一个员工：我们和过去告别了，从此进入新领导的新时代了。
可别以为这只是搞搞形式主义而已，事实上，形式的重要性经常远远大于内容——好比说佛教吧，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佛经全都失传了，对寺庙里香火恐怕不会有一点儿影响，但如果修庙造像和各种开光呀、超度呀之类的仪式全不搞了，会有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而说到汉朝，都说汉朝初年休养生息，可就在汉高帝刘邦平城兵败刚刚回到长安的时候，就看见萧何在大兴土木，把皇宫建筑群的规模搞得奢华无比，大有不让后人之势。刘邦越看越气，质问萧何：“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的回答是：“正因为天下未定，才应该大建宫殿，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殿不壮丽不不足以立威。”这话果然在理，刘邦马上又高兴起来。ii
萧何话中的“四海为家”这个词现在已经变成了四处流浪的意思，古人的原义是说“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家”——把马三立的“黄土马家”等比放大，也就是专制皇帝的“四海皇家”。
萧何这话说得简略，“正因为天下未定，才应该大建宫殿”，为什么呢，他没说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以安民心。——我年轻时读《摩西五经》，对那些人民群众的所作所为总是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放着个那么神通广大的上帝还不安心，偏要时不时地造出个神像来膜拜一下，折腾得摩西这位领袖两头救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久以后才想通了：当年上帝严禁偶像崇拜，“摩西十诫”里就有这一条，可老百姓的心理是一定要有个高大巍峨的东西来膜拜的，不然心里就不踏实，而基督教严禁给上帝造像，把大家搞得没偶像可拜，逼得他们只好另觅途径。而萧何就深明此理，所以才在宫殿的修建上不惜工本。这真是很有讽刺意味，人们总是嘴上希望统治者平易近人，可心底却深深膜拜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后来王夫之论及此事，说萧何的话虽然鄙俗，却未尝不是人之常情。游士们都爱往王公巨卿的门口跑，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在那里讨到富贵；道教和佛教的寺观金碧辉煌、笙吹钟鸣，谄媚之人匍匐在地以求保佑，他们未必就是真心信仰道教或者佛教的教义，只不过是被那金碧辉煌与笙吹钟鸣所感染罢了。帝王的愚民之术也是一样的道理。iii
形式主义不仅要搞，而且要常搞，在改朝换代这等重大事情上就更要大搞特搞。事实上，儒家的专长就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意义极其重大——我们现代生活里种种形式主义的痕迹：开张剪彩、婚丧嫁娶、开幕式、闭幕式、签约仪式、电影首映式、新专辑首发仪式，等等等等，在原本都属于儒家的专业范围，从这层意义上说，专业的司仪、主持人、DJ，这些人都可以被命名为“新儒家”——大家可别以为“新儒家”都是梁漱溟那样的大学者，不是的，梁漱溟他们只能说是儒家学说的研究者和学术继承人，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起到儒家功用的其实是那些司仪和DJ，而儒家思想的重中之重其实也就在这个“仪式”上边，这一点留待后文再作详说。至于现在讲到的这个王朝开国的仪式，改黄历、换logo和整体VI，看似幼稚，其实实用意义很大——在东汉的儒家官方权威典籍《白虎通义》里专门提到过这些形式主义工作的伟大意义：这是告诉大家江山换主人了，现在的主人和上一朝的主人没有继承关系——这点很重要哦，江山不是从前朝继承下来的，而是从老天爷手里接过来的，老百姓们都得明白这一点才行！我们来看《白虎通义·三正》这一节：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可不是我从上代王朝手上搞过来的。这个逻辑可值得我们万分留意，这里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于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说》里详细说明过的那个道理：下一个朝代不会以上一个朝代的版图作为自己王朝版图的合理依据iv，比如说，刘家王朝的财产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变成了五百万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没有理由去说“刘家有地一千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李家也应该拥有同样范围的土地”，这就没有道理了，毕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是私有财产，自然可以被物主随意处置——送给外国也好，干脆放弃不管了也好，怎么处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刘家的私有财产和李家的私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继承关系。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恐怕不大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是：从前（清朝、明朝，甚至更早的朝代）属于中国的地盘，现在自然也该属于中国。所以我得强调一下：别拿现代眼光去想古代问题，古人那时候一般都没什么“中国”的观念，只有各个王朝的观念。——顺便一提的是，即便说“春秋大义”当中的“华夷之辨”部分地消解了《白虎通义》上面引文中的“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的意义的话，那么，蒙元和满清的正统性便该受到质疑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蒙元和满清的领土规模有理由成为后面的时代里新政权的领土依据吗？——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承认为“是”，那就否定了《白虎通义》里“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的正统理论，也否定了“春秋大义”里的“华夷之辨”，更给未来开了个以现实论历史的口子；可如果承认为“否”……
如果是在汉朝，无论西汉还是东汉，这问题的答案必定为“否”，新旧两个王朝之间的关系是一定要被强调为“不属于继承关系”的，所以，改黄历、换logo和整体VI，都是在向大家强调这个概念，形式主义是一定要搞的。
注释：
i [美]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35页。
ii 《汉书·高帝纪》：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 ：“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 。”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阳。
iii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汉高祖第十三”：“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尝非人情也。游士之屦，集于公卿之门，非必其能贵之也；蔬果之馈，集于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释、老之宫，饰金碧而奏笙钟，媚者匍伏以请命，非必服膺于其教也，庄丽动之耳。愚愚民以其荣观，心折魂戢而荧其异志，抑何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怀异耳。”
王夫之随即又谈到古代圣王搞形式主义并非愚民，而是必要的道德手段：“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奏九成于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庙于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两观以县法，因以使之知治；营灵台以候气，因以使之知时；立两阶于九级，因以使之知让。即其歆动之心，迪之于至德之域，视之有以?其目，听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进之、退之、有以诒其安。然后人知大美之集，集于仁义礼乐之中，退而有以自惬。非权以诱天下也；至德之荣观，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贤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声容，壮丽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宫室相夸而已。不责何之弗修礼乐以崇德威，而责其弗俭。徒以俭也，俭于欲亦俭于德。萧道成之鄙吝，遂可与大禹并称乎？”
iv 我们不妨以谨慎的逻辑来参考一个经典的解答：
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曾在1981年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上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
谭其骧的回答是：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这不是说我们学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时期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二十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7页）
另外参看顾祖成编著《明清治藏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1999年第1版）第4页，这也是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域性政权，不管处在什么历史演进阶段，也不管当时是否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组成环节，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可以拿来并观的是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里关于“夷夏之防”给自己作的辩解：“在逆贼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盛德乎？”
“再有，上古那些勤俭的领导连旗子都省，可到了周朝，领导人却大兴土木，大搞歌舞。真把我给搞晕了。就连至理名言也各说各的理，有说‘美玉不需要雕琢’，也有说‘没有华丽的排场就不足以辅佐德政’，这互相之间明明是矛盾的呀，我该听谁的才好呢？
“商朝为了惩治犯罪，用了严刑峻法，整起人来狠着呢，可到了周朝，周成王和周康王废弃刑罚四十多年，监狱全都空了。这就够矛盾的吧，可秦朝采用了商朝的办法，严而又严，天天搞严打，搞得全国人口锐减，就像遭了自然灾害似的。
“我这个皇帝很发愁呀，古代圣王用的招儿都是互相矛盾的，这不是存心难为我么！我朝思暮想，我辗转反侧，想的可都是我的事业呀！我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我自己觉得，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搞好农业，二是任用贤人。我可不是光在嘴上说说，我当真都去做了：亲自去种田，给农民做出好榜样，鼓励孝悌行为，尊重有德之人，我还派出了很多使者，去慰问穷苦人家，救济鳏寡孤独——哎，你们还别不信，这可都有录像作证，那些老百姓感动着呢，对我千恩万谢的。他们能不谢我么，他们得的那点儿好处可都是我万岁爷开恩赏给他们的！（说句心里话：就算我不开恩，他们也不能怨我不是？再说了，社会上总得有点儿穷苦人家才好，如果没有他们，政客们上哪儿去展示满腔高贵的同情心呢？）可我着急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使的招数都使了，可怎么看不见明显的效果呀？现在这世道，唉，别提了，阴阳不调，黎民过不上安稳日子，到处都是寡廉鲜耻之人，荣辱观错位，好人坏人分不清，真真假假看不明，所以我才特意召集你们这些五湖四海的杰出人士，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可，可，可你们，你们实在太让我失望了。瞧瞧你们，一百多号人，打麻将能凑三十桌了，可提的都是什么意见，不是不着调的就是不着调的！难道因为你们心存顾虑吗？放心，我这可绝对不是引蛇出洞，大家有话就说，有什么说什么，我不会找你们秋后算账的！”
汉武帝言辞恳切，这次提问的重点是：第一，古代圣王在治国的方针上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完全没有一定之规，可全都达到了良好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汉朝的政治方针又该学习哪位前辈才对呢？第二，我自己现在抓了农业，抓了用人，我觉得这都是治国的重中之重，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效果呢？
——这两个问题如果让我来回答，容易得很。关于第一个问题：什么大舜垂拱而治呀，什么周公吐哺呀，全是扯淡，那都是后人要么托古改制、要么借古讽今给编出来的。大舜有没有这人还不一定呢，即便真有，他那时候也还是原始氏族社会呢，跟汉朝完全不具可比性；至于周公，说他制礼作乐，设计了一套完美周密的政治蓝图——忘了前边刚刚讲过的吗，人类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虽然完美周密的设计确实是有的，但把这种设计全面付诸实施，并且取得良好成果，这种事直到二十一世纪也从来没发生过，而且已经被学者们证明为不可能了。休谟讲过一句至理名言：“法律先于国家而出现”，社会的习俗、规则，很多很多都是自发形成的，是缓慢成型的（其中也包括一度被卢梭认为“天赋”的人权——回忆一下洛克，他在《人类理解论》里说：“人心中没有天赋的原则”），周公制礼作乐充其量是在旧有习俗的基础上改造、总结了一下而已。还有，周公那个时代也刚刚才进入封建的门槛，和汉朝一样是没有可比性的。
对了，这里顺便提一句：大家一般都以为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其实并不尽然，儒家也是强调无为而治的，像儒家推崇的圣人大舜，他的风格就是“垂拱而治”，《论语》里孔子还说过“以德治国，就像北极星，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所有星星都围着它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就是说，领导不必费心去抓具体工作，只要自己是个道德完人，那就会很快地感染身边的人，而身边的官员如果都被感染了，他们也一样会感染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所以，搞政治就像闹非典，领导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当好非典源就行了，非典病毒会很快传染给身边的官员，官员们再把病毒传染给治下的百姓，用不了多久，全国上下就全非典了——这就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这个逻辑最怕反推：当领导号称自己“以德治国”的时候，你发现老百姓满是刁民，地方官满是蛀虫，你反推出这都是因为最高领导人缺“德”——嗯，逻辑虽然成立，可你的小命难保。
董仲舒当然不会像我这样说话，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皇上您说的那些古代圣王，确实是既有废寝忘食的，也有好逸恶劳的，事情也确实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废寝忘食的就一定光荣，好逸恶劳的就一定可耻。他们治国的大方针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沿着我前边说的那条“道”在走，之所以劳逸有别，是因为时代有不同啊。尧当老大七十年，天下大治，舜接了尧的班，什么都不做，只由着社会按照惯性向前发展就足够了，实在是尧给打的底子太好了。可周朝推翻商朝，商纣王留下来的却是个十足的烂摊子，任谁也没办法“垂拱而治”，于是，领导人不得不风风火火、废寝忘食。
董仲舒接着解释圣王大搞形式主义的问题，说：从《春秋》来看，政权交替的时候，新政权应该改变历法，改变服装和饰物的颜色，以此来表示接受了新一轮的天命。所以，建筑呀、歌舞呀、旗帜呀，在这些东西上多费些心思可并不是穷奢极欲呀。孔子既反对奢侈，也反对吝啬，他不是说什么“奢则不逊，俭则固”么，所以，太节俭了，太抠门儿了，这都不是圣人喜欢的。（看，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可都不是正统的儒家观念呦，人们最早有这种误解恐怕是被颜回和原宪这两个穷光蛋楷模给害的。）
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形式主义”确实有着安定人心的作用——从宏伟的方面来说，正如贝格尔所谓“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圣的特征……从历史看，人类的世界大多数都是神圣化了的世界，事实上，似乎首先只有借助于神圣者，人才有可能设想一个宇宙”，i从实用的方面来说，这就好比一家公司新换了领导，首先得搞搞表面文章：把办公楼重新装修一遍，以前是红色的主色调，现在改为蓝色，给员工每人发一套全新的制服，颜色、款式也和以前大有区别，哪怕任何实质性的工作都没做呢，这也可以轻易地全部营造出一副焕然一新的新气象，同时暗示每一个员工：我们和过去告别了，从此进入新领导的新时代了。
可别以为这只是搞搞形式主义而已，事实上，形式的重要性经常远远大于内容——好比说佛教吧，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佛经全都失传了，对寺庙里香火恐怕不会有一点儿影响，但如果修庙造像和各种开光呀、超度呀之类的仪式全不搞了，会有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而说到汉朝，都说汉朝初年休养生息，可就在汉高帝刘邦平城兵败刚刚回到长安的时候，就看见萧何在大兴土木，把皇宫建筑群的规模搞得奢华无比，大有不让后人之势。刘邦越看越气，质问萧何：“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的回答是：“正因为天下未定，才应该大建宫殿，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殿不壮丽不不足以立威。”这话果然在理，刘邦马上又高兴起来。ii
萧何话中的“四海为家”这个词现在已经变成了四处流浪的意思，古人的原义是说“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家”——把马三立的“黄土马家”等比放大，也就是专制皇帝的“四海皇家”。
萧何这话说得简略，“正因为天下未定，才应该大建宫殿”，为什么呢，他没说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以安民心。——我年轻时读《摩西五经》，对那些人民群众的所作所为总是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放着个那么神通广大的上帝还不安心，偏要时不时地造出个神像来膜拜一下，折腾得摩西这位领袖两头救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久以后才想通了：当年上帝严禁偶像崇拜，“摩西十诫”里就有这一条，可老百姓的心理是一定要有个高大巍峨的东西来膜拜的，不然心里就不踏实，而基督教严禁给上帝造像，把大家搞得没偶像可拜，逼得他们只好另觅途径。而萧何就深明此理，所以才在宫殿的修建上不惜工本。这真是很有讽刺意味，人们总是嘴上希望统治者平易近人，可心底却深深膜拜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后来王夫之论及此事，说萧何的话虽然鄙俗，却未尝不是人之常情。游士们都爱往王公巨卿的门口跑，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在那里讨到富贵；道教和佛教的寺观金碧辉煌、笙吹钟鸣，谄媚之人匍匐在地以求保佑，他们未必就是真心信仰道教或者佛教的教义，只不过是被那金碧辉煌与笙吹钟鸣所感染罢了。帝王的愚民之术也是一样的道理。iii
形式主义不仅要搞，而且要常搞，在改朝换代这等重大事情上就更要大搞特搞。事实上，儒家的专长就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意义极其重大——我们现代生活里种种形式主义的痕迹：开张剪彩、婚丧嫁娶、开幕式、闭幕式、签约仪式、电影首映式、新专辑首发仪式，等等等等，在原本都属于儒家的专业范围，从这层意义上说，专业的司仪、主持人、DJ，这些人都可以被命名为“新儒家”——大家可别以为“新儒家”都是梁漱溟那样的大学者，不是的，梁漱溟他们只能说是儒家学说的研究者和学术继承人，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起到儒家功用的其实是那些司仪和DJ，而儒家思想的重中之重其实也就在这个“仪式”上边，这一点留待后文再作详说。至于现在讲到的这个王朝开国的仪式，改黄历、换logo和整体VI，看似幼稚，其实实用意义很大——在东汉的儒家官方权威典籍《白虎通义》里专门提到过这些形式主义工作的伟大意义：这是告诉大家江山换主人了，现在的主人和上一朝的主人没有继承关系——这点很重要哦，江山不是从前朝继承下来的，而是从老天爷手里接过来的，老百姓们都得明白这一点才行！我们来看《白虎通义·三正》这一节：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可不是我从上代王朝手上搞过来的。这个逻辑可值得我们万分留意，这里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于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说》里详细说明过的那个道理：下一个朝代不会以上一个朝代的版图作为自己王朝版图的合理依据iv，比如说，刘家王朝的财产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变成了五百万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没有理由去说“刘家有地一千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李家也应该拥有同样范围的土地”，这就没有道理了，毕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是私有财产，自然可以被物主随意处置——送给外国也好，干脆放弃不管了也好，怎么处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刘家的私有财产和李家的私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继承关系。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恐怕不大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是：从前（清朝、明朝，甚至更早的朝代）属于中国的地盘，现在自然也该属于中国。所以我得强调一下：别拿现代眼光去想古代问题，古人那时候一般都没什么“中国”的观念，只有各个王朝的观念。——顺便一提的是，即便说“春秋大义”当中的“华夷之辨”部分地消解了《白虎通义》上面引文中的“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的意义的话，那么，蒙元和满清的正统性便该受到质疑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蒙元和满清的领土规模有理由成为后面的时代里新政权的领土依据吗？——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承认为“是”，那就否定了《白虎通义》里“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的正统理论，也否定了“春秋大义”里的“华夷之辨”，更给未来开了个以现实论历史的口子；可如果承认为“否”……
如果是在汉朝，无论西汉还是东汉，这问题的答案必定为“否”，新旧两个王朝之间的关系是一定要被强调为“不属于继承关系”的，所以，改黄历、换logo和整体VI，都是在向大家强调这个概念，形式主义是一定要搞的。
注释：
i [美]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35页。
ii 《汉书·高帝纪》：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 ：“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 。”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阳。
iii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汉高祖第十三”：“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尝非人情也。游士之屦，集于公卿之门，非必其能贵之也；蔬果之馈，集于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释、老之宫，饰金碧而奏笙钟，媚者匍伏以请命，非必服膺于其教也，庄丽动之耳。愚愚民以其荣观，心折魂戢而荧其异志，抑何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怀异耳。”
王夫之随即又谈到古代圣王搞形式主义并非愚民，而是必要的道德手段：“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奏九成于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庙于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两观以县法，因以使之知治；营灵台以候气，因以使之知时；立两阶于九级，因以使之知让。即其歆动之心，迪之于至德之域，视之有以?其目，听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进之、退之、有以诒其安。然后人知大美之集，集于仁义礼乐之中，退而有以自惬。非权以诱天下也；至德之荣观，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贤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声容，壮丽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宫室相夸而已。不责何之弗修礼乐以崇德威，而责其弗俭。徒以俭也，俭于欲亦俭于德。萧道成之鄙吝，遂可与大禹并称乎？”
iv 我们不妨以谨慎的逻辑来参考一个经典的解答：
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曾在1981年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上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
谭其骧的回答是：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这不是说我们学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时期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二十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7页）
另外参看顾祖成编著《明清治藏史要》（西藏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1999年第1版）第4页，这也是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域性政权，不管处在什么历史演进阶段，也不管当时是否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组成环节，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可以拿来并观的是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里关于“夷夏之防”给自己作的辩解：“在逆贼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盛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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