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元贼谋取日本》，郑思肖）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风，也十损八九。“军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捡得一命后，元军诸将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逃命！“（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只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也就是说，元军虽被淹死万人，其实由于水营靠岸，剩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战，结果还真不一定。
诸大将虽然逃跑，元军士卒多有战心，推一名“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由于人多食乏，元军体力消耗很快。大家于是伐木造船，准备乘这种“临时”船逃回。
风息之后，日本人来了精神，特别是“神风”再临，小矬子们觉得天神青睐，挥着大刀嗷嗷冲杀过来。元军体弱力疲，大部分战死，最终剩下两万多人，皆为倭人所俘。
于是，这大群元军俘虏被押至八角岛依次甄别，凡是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皆就地杀头，只留下几千新附军，倭人认为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杀而奴之”，充当奴隶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将残军回合浦，上报忽必烈说途中遇风，数将不听节制，暂时回军，隐瞒大败的实情。
不久，被倭人俘为奴隶的江南汉人于阊逃回国内，尽报实情，忽必烈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万大军被范文虎等人皆弃于波涛狂浪之间，“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个人还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于阊、莫青、吴万五。
此役，日本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个大哑巴亏，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军发动对占城和安南的战争，内部儒臣派、财臣派内斗激烈，出现了阿合马被杀事件，使得元世祖暂时不得不放弃重新组织大规模的攻倭战争。至元二十年后忽必烈数兴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废。这种尴尬结局，正应了范文虎等人启航前翰林学士王磐的一番谏言：“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国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后并未受严惩，罢职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还让他“立功自赎”，在扬州整治军械操练人马。
日本方面，举国若狂。“神风”两次救了日本，倭人们的脑袋瓜里再次使“神国”的理念悲壮地扎下根，觉得他们的蕞尔小岛是“天照大神”最眷顾的“神土”。这种盲目的“理念”，让他们的头脑一烧再烧，直烧到丰臣秀吉时代敢于主动出击明朝的藩属朝鲜。二战最后关头，日本人把他们最后的自杀性攻击飞机也命名为“神风”，透露出绝望中残存的希望。
宋遗民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仍旧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此诗的前序简明扼要，除数字有出入外，简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实：
“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此诗开头，即讲明倭国乃远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飞宇。”在描述倭国道远国瘠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
“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占城，中国古书中又称日南、林邑、占婆，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隋炀帝时，曾派大将刘方大败林邑国的大象军团，攻入林邑国都，吓得林邑国王梵志逃入海中。隋兵凯旋，缴获林邑国王家庙内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振旅而还。林邑国王待隋兵回撤后，忙上表称臣。唐、宋以来，林邑王对中原王朝很恭敬，贡献不断，每年都向中原帝王孝敬沉香、象牙、玳瑁、檀香、胡椒等土产方物。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种也传入内地，使得宋朝的粮食增产不少。
元朝灭南宋后，占城国王忙不迭上表称臣，贡献金宝，忽必烈遂设占城行省，并封其国王为占城郡王，授以虎符。占城王年老，其子补的（这名字真怪）专权，竟敢在中途扣留元朝派往暹国和马八儿国的国使船只。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七年底（1280年）派唆都率兵从广州出发，乘船进攻占城。相持日久，元军数次谕降，占城皆不听，并回信表示“刻期请战”。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间，元军大举进攻占城，击败占城象军，杀掉数千占城兵将。占城国王弃宫殿而逃，临行烧毁仓库，并杀掉一直扣留的元朝使臣数人。不久，出于缓兵之计，占城国王派其舅宝脱秃花一行三十余人，携金银布帛往元营请罪，表示国王病重不能亲自来营，世子补的三日后会亲自向元将道歉。一连数日，宝脱秃花均派人来借口拖延，元将不知是计，呆在原地傻等，丧失了一举歼灭占城王室的大好机会。后来，长期居于占城的南宋人曾延等人来报，说占城国王正在鸦侯山一带招兵买马，修整残兵，准备与元军再战。元将这才醒过味来，派兵追剿时，占城国王已经聚拢了两万多军马严阵以待。
元军派万户张颙统兵进攻，山寨险峻，易守难攻。元军撤退时，又在密林中遇伏兵，死伤不少。元军主将唆都见情势如此，只得率军回国。元朝江南行省不知情，仍旧派军队来助攻，由万户忽都虎率领。这只军队到达占城野眉莲港，见元军营舍在撤退前已自己放火一把烧尽，方知唆都已经撤军。占城王国见好就收，派人持书献与忽都虎表示向元朝附降。忽都虎让占城国王父子亲自入朝谢罪并入贡，这位南蛮王爷表示国穷无物贡献，并声称“来年当备礼物，令嫡子入朝”，狠狠地忽悠了元朝一把。后来，元军想借道交趾再伐占城，“不果行”。
至于爪哇，即今天印尼的爪哇岛，“其人则丑怪，情性语言与中国不能相通”。但是，大元威名，声震世界，爪哇王在1280年和1286年曾两次派使臣来元朝，很想大打一阵秋风。不料，元朝的忽必烈不是爱面子的汉人君王，他惦记的是对方孝敬自己宝物，绝不会让对方“空手套白狼”，严命爪哇王亲自来大都入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使出使爪哇，见其国王后言语傲慢，责其献宝、称臣、遣质子往大都。本来想捞钱的爪哇王大怒，命人把元使按在地上在脸上剌花纹以示污辱。
不用说，忽必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元廷命福建行省集千艘战船、兵士两万多人，出征爪哇。此次出征，福建、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皆出兵出船，在泉州集结后，大军扬帆直杀爪哇。不巧的是，爪哇王当时正与另外的葛郎国岛王对攻，并在战斗中被杀。爪哇王女婿土罕必者耶脑子活，忙派人怀揣山川户口来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国军队。元军大喜，立刻加入战场，葛郎国军队被杀、淹死近两万人，其国王也不得不出城向元军投降。元军“抚谕令还”，扣留了他的妻儿及百余人官属。
土罕必者耶见元军势盛，千恩万谢之余，表示说自己要回国都，准备正式的降表并搜罗宫内所有珍宝来献。元将不疑有诈，不仅马上放行，还派二百元兵护送他回城。不料，土罕必者耶狼心狗肺，边走边算计，一路派人秘密联络旧部，在半途中忽然变脸，杀掉护送他的元军将领数人，并掉转头带领爪哇军向猝不及防的元军发动进攻。元军这下亏吃大了，加上地形不熟，边打边撤，退到岸边后上军船撤退回国。
此次征爪哇，最倒霉的当属葛郎国，本来杀掉了爪哇王取得大胜，半截被元军横插一杠子，人马军资损失无数外，国王的妻儿百官还被元军在撤退时带走，真正倒了血霉。
于元朝而言，爪哇征战，也是无功而返。
除此以外，元朝在1291年还派数千兵去征战流求（今天的台湾），但最后只控制了澎湖列岛。1292年，元军曾有二百多人登上台湾岛，人生地不熟，三人中当地土人的毒箭而死。元将不敢多待，忙登船离开。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安南，乃古交趾地。秦朝统一时，势力范围已经从今天的广东广西延伸至安南。秦亡后，秦朝的南海尉赵佗对交趾发动进攻，“击并之”。汉朝时，交趾成为正式的郡。征侧姐妹叛乱，大将马援（马革裹尸那位爷）率军击灭之，并立铜柱纪功标界。唐朝时，交趾归岭南节度。至宋建国，敕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三世之后，其臣李公蕴纂位，宋朝做顺水人情，封李公蕴为交趾王。李氏安南共传八代，至李时，他的女婿陈日煚推翻老丈人的李氏王朝，自己为王，进入陈氏安南时代。
蒙哥汗时，忽必烈带领众将平定大理后，留大将兀良合占“攻诸夷之未附者”。这位元将能战，见所遣信使未返，便在1257年秋发大军进攻安南。时值蒙古兵盛锐之时，双方甫一交手，“交人震骇”，水陆军大败。蒙军杀人无算不说，又缴获大量战船，一鼓作气，直入安南国都。国王陈日煚篡国在行，打仗不是很行，撒丫子就跑到海岛上躲避元军。蒙军入城后，发现先前所派的两个信使被安南人关在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其中，一个人已经被折磨至死。蒙古人最不能忍受“杀使”之辱，马上做出他们最本能的反应：屠城。大杀九天后，“以气候郁热，乃班师”。行前，又派二个信使持信招安南国王归降。
陈日煚回到国都，见满城死人，宫殿尽毁，悲愤至极。不过，他再不敢杀使，只是派人把两个元使捆上遣送出去。
经过这次打击，陈日煚受刺激不小，转年即传位于自己的独生子陈光昺。陈光昺知道蒙古人不好惹，主动派人向蒙古纳款。
忽必烈即汗位后，马上派出使臣往谕安南，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并准许其“三年一贡”。果然，时隔三年，忽必烈十分“惦记”安南，降诏其国，让安南国王每三年都要晋献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犀角、象牙等物品，并要各选儒士、医人、巫师及“诸色人匠”各三人。同时，忽必烈又派讷剌丁佩虎符充当“达鲁花赤”去监察安南。陈光昺惊畏之余，派人带大量方物贡献，但上书请求忽必烈免索儒士土匠等人。忽必烈“答诏许之”，随即想出更为苛刻的“六事”：一、君长亲朝（国王亲自入都朝见）；二，子弟入质；三，上呈编民户籍；四，出军役助蒙军攻伐；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除此而外，忽必烈还要安南进献巨象数头。
安南国王很恼火，受诏时只是一揖而受，并未跪拜。同时，他采用一个“拖”字诀，除贡献土产外，“六事”之中其它过分的要求一概敷衍，并声称象奴恋家，故而大象也不能及时贡献给元朝。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时蒙古人又忙于攻伐诸国，安南人事情能拖就拖，东西能不给就不给，并于至元十二年上表，“请罢本国达鲁花赤”。
忽必烈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严诏安南依“六事”行事。
圣元十四年，安南王陈光昺病死，世子陈日烜继位。元廷知悉后，马上遣使臣来。
陈日烜态度很恭敬，亲自到驿馆奉迎国使，拜读诏书。元使柴椿很不客气，对他说：“汝国内附大元二十余年，六事从未毕从。如果你不入朝面君，马上修城整军，以待大元天军来讨！”陈日烜很会装可怜，哀乞道：“先君弃世，我初继位，闻皇帝诏书来，喜惧交集。我生长于深宫之中，不习乘骑，不谙风土，如果上路往朝皇帝，恐怕会病死在路上。希望您回京转达，我们一定按时贡献异宝奇珍。”柴椿不听这套，严斥道：“宋主（被俘的宋恭帝）年未十岁，亦生长于深宫，如何能亲至京师！我等此事，只为召你入京，非为珍宝而来！”
陈日烜学他老爸，又用“拖”字诀，派三个大臣随柴椿等人还大都，“兼贡方物及二驯象”，他自己装病，上表忽必烈哀求说：“孤臣廪气软弱，恐道路艰难，徒暴白骨，致陛下哀伤，而无益于朝之万一。伏望陛下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也。”
忽必烈平生见硬口刚强的不多，这种“可怜”装孙子可是见多了。见到安南使臣后，他丝毫不为所动，认定陈日烜是“饰辞托故，延岁引时”，并表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话虽严厉，满含威胁，实际上也做出了让步，只要派子弟工匠带着与安南王身量一样大的纯金人来献，就饶你可以不亲来大都。
陈日烜当然不来，也不敢来，但胳膊又拧不过大腿，便派自己的叔叔陈遗爱来朝，自己在国内装病。
忽必烈不高兴，宣诏立陈遗爱为安南国王，准备发兵讨安南。
但安南并未明叛，元廷就以讨伐占城为名，要安南出兵出粮助战，还要“借道”安南。
占城是安南的附庸，陈日烜当然不干，他一方面上表元朝哀求皇帝大慈大悲放过占城，一面暗中派两万兵及二百战船帮助占城抵抗元军。见安南如此“执迷不悟”，元世祖决定用兵。不久，陈日烜的弟弟陈璨向元朝荆湖行省写信，“自愿纳款归降”。元朝的荆湖行省右丞唆都也上奏：“交趾（安南）与占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兰三道屯军镇戌，因其粮饷以给士卒，庶免海道传输之劳。”
元军由忽必烈儿子镇南王脱欢率领，在至元二十一年向安南进发。当然，元军声称是借道安南攻占城，并要安南提供粮草支援。安南王不傻，下令其堂兄光道王陈峻提兵在边界戒候元军。元军两道进击，安南人也调兵拒守丘温（今琼山北）、丘急岭等隘路险关，元军过可离隘，在油板隘大败安南军，杀其大将。不久，元军又分六路攻击，陈峻不敌，慌忙遁逃，元军追至万劫，攻破诸隘，直逼富良江（今红河），并缚筏为桥，大败安南水陆军。安南军抵抗一阵后，不敌，皆败走。元军乘胜，直抵其都城升龙（今河内），安南王弃都而逃。
这位安南王也很有意思，败逃之余，他先自称“大越国王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又改名为“陈威晃”，接着，他做惊人之举，自称太上皇，禅位于自己的儿子。而且，陈日烜还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许安南人投降。由于元军一向残暴，安南的百姓投降者甚寡，倒是王室宗亲及南宋败逃到这里的汉官有不少人入元营投降。
元军“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陈日烜和他爸一样，不羞逃跑，反正安南水阔林密，往来走匿，和元军捉起了迷藏。最后，陈日烜的弟弟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其妻子官吏来降”。
表面上看，元军形势大好，屡战屡胜，其实处境非常不妙。时至夏季，大军深入，久战兵疲，给养困难。安南兵“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特别是当地的地形，“蒙古军马不能施其技”，崎岖湿滑，昔日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根本不能施展。于是，诸将集议后，元军放弃升龙，渡江北岸，开始撤军。
回撤途中，安南军一路追堵截杀，元军或被杀、或溺死，损失惨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狼狈撤退中，元朝名将李恒、唆都二人皆丧命。李恒是为了保护镇南王脱欢，自告奋勇率兵殿后，被安南人用毒箭射死。唆都不知元军主力回撤，领兵趋奔乾满江附近时，为安南军邀击，力战不支被杀。
李恒本西夏皇族，七岁时城陷被俘，被蒙古宗王收为养子。后来，在灭南宋战役中，李恒数败宋将，特别是在江西等地，追杀文天祥一部宋军不遗余力，并在厓山充当张弘范副手最终灭亡了南宋，可称是蒙古人的最得力鹰犬。李恒在安南撤退时，只是腿部中箭，但安南人使用了环保的“生物武器”，使得这位元将在思明州（今广西宁明）毒发身亡，时年五十。
唆都乃蒙古扎剌儿部人，骁勇善战，禁卫军出身。他在元朝平宋过程中获功不小，曾大败宋将范文虎的舟师，并随伯颜一路攻城掠地，直杀到临安城下，也曾当过主要负责监视文天祥的“馆伴”。张世杰在福州等地抗元，唆都在福建大肆杀人，兴化、漳州等地的居民全部被他屠杀一空。而后，他又率兵攻打潮州，城陷后故伎重施，遍屠当地居民。后来，元朝攻占城，唆都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把号称有众二十万的占城兵杀得大败，首战得捷，“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百战良将，凶神恶煞，竟然也在仓皇撤军途中遭遇安南兵，浑身被捅成血窟窿。
从这两个大将之死，就可见出此次元军安南之役的损失之大。
本来，忽必烈已经设立征东行省，准备派众将三征日本，正是因为安南失利，忽必烈才不得已取消此次征日行动。元朝吏部尚书刘宣也力谏：
“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阿里）海涯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需、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安南）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脱欢）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致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授，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
安南之役的失败和刘宣一席话，其实也是一轮“神风”，又一次使倭国列岛免于灭顶之灾。
元军各行省军在潭州修整后，为报“奇耻大辱”，在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大举南伐，下命镇南王脱欢和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安南后，扶投降元朝的陈益稷为安南国王。
六月，元朝大军一入境，安南王陈日烜“复弃城遁”，逃跑成习惯。
由于太子真金的病亡以及卢世荣被杀后元朝财力的捉襟见肘，忽必烈对安南之征心存犹豫。为此，吏部尚书刘宣又上言，指出：
“安南臣事已久，岁贡未尝愆期，往者用兵无功，疮痍未复，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且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不免陆运。兼无车牛驮载，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需，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
元朝的湖广宣慰司也上奏说民力已尽，不胜其困，希望“俟来岁天时稍利”再南伐。思考后，忽必烈同意，下诏止军，暂停伐安南。
但是，转年正月（至元二十四年，1286年），元朝“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又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千，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费拱辰、陶大明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并设征交趾行尚省，由镇南王脱欢节制。
此次元军十万左右大军进攻安南，准备充足，水陆并进。除在思明州派人留守辎重外，脱欢自率一道兵马由东道女儿关入击，程鹏飞等人领兵从西道永平进攻，并令阿八赤率万余精兵为前锋军，直杀安南境内。元军水军从海道出发，在安邦口遭遇安南水军四百多艘，首战克捷，斩首四千多，活捉一百多，获敌船百余艘。获胜后，直趋安南。程鹏飞一军连夺老鼠关、陷河关、茨竹关，十七战全胜，杀伤安南军甚重。镇南王脱欢一军进逼茅罗港，安南的兴道王陈峻慌忙逃遁，元军攻克浮山寨。
脱欢稳扎稳打，留程鹏飞率兵二万守万劫，在普赖山至灵山沿线修筑木栅工事。然后，他下令乌马儿与阿八赤率元军水陆两军，直趋交趾都城。陈日烜当然故伎重施，带着世子等人脚底抹油，弃都而逃，跑到敢喃堡固守。不久，元军攻克敢喃堡，陈日烜父子又乘船遁入茫茫大海之中。元军诸军齐追，在天长海口扎营，“不知其所之”。见追不上安南王陈氏父子，军粮马上要吃完，元军只得还军升龙，并派出乌马儿率水军出港迎接张文虎等人的粮船，同时，派数股部队入山，杀人搜粮。其间，元军各个击破，攻克个沉、魏寨、磨山等多个安南军战略据点。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脱欢自己率军往万劫方向回军，命阿八赤为前锋，又破三江口，夺取安南屯兵据点三十多处，斩首万余级，获船二百多艘，得米十余万石。乌马儿水军在海上遇安南水军千余艘，突前冲击，打破对方，并获米四万多石。但是，元朝水军并未接应到张文虎等人的运粮船，只得掉头返回万劫。其实，张文虎那只运粮船队，在绿水洋（今越南广宁）遭遇大批安南水军，只得沉粮于水中，遁回琼州。费拱辰粮队也在惠州出发后遇大风，漂往琼州。而徐庆那一只运粮船队，同样是遇海风不得进，被吹至占城，最后也只得去琼州靠岸。由此，元军的补给基本无望。
至此，元军在战争中虽获军粮十多万石，屡战屡胜，但进入安南的元军人数太多，人吃马喂，粮草后勤很快就成了大问题。更可怕的是，天气渐热，安南的气候对于蒙古人、北方汉人等兵士来讲是最大的敌人，很快疾疫流行，元军减员严重。与此同时，“诸蛮复叛，所得险隘皆失守”。
在这种情况下，诸将不得不向脱欢直言：“交趾无城池可守，无仓庚可食，张文虎等人粮船又不至。天时已热，恐粮尽兵疲，不能久支。为避免朝廷蒙羞，宜全师而还。”
镇南王脱欢很郁闷，老父忽必烈这次给自己第二次机会来攻安南，正是想让自己戴罪立功挣回面子，殊不料又无功而返。审时度势，他也只能下令退军。于是，四月间，脱欢命乌马儿率水军先还，并派程鹏飞等人将兵护送。他本人率军从陆道往回撤。
安南王陈日烜此时来了精神，集散兵三十万守御东关，控扼元军归路，“诸军且战且行，日数十合”，元军撤军路上危险重重，安南兵又在暗处，挖陷阱，放毒箭，元军死伤无数。脱欢运气好，最终从单已县走小路逃往盝州，最终得还思明州。但是，乌马儿一部水军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他们在白藤江正中安南军队的埋伏，又遭火攻，元军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烧死，命好的掉入江中淹死得全尸。乌马儿等将领也在交战中被杀，几万人的水军全被安南人包了“饺子”。
虽然取得大胜，安南王陈日烜也怕元军第四次重来，他得便宜卖乖，“遣使来谢，进金人以代己罪”，总算让忽必烈面子上稍稍过得去，有台阶可下。
损兵折将不说，耗费钱财无数，大元朝的脸面丢得精光。蒙古自起兵以来，灭国无数，驰骋无敌，偏偏在安南这小河沟一而再、再而三翻船，确实让忽必烈震怒不已。特别是对儿子脱欢，更是恨他不争气，“令出镇扬州，终身不容入觐”。
其实，安南这只“耗子”之所以能击败元朝这只“大象”巨无霸，无非是地形、气候起了决定性因素，与战争性质的“正义”、“非正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此外，元军残暴的声名也最终使安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抗鞑”，最终阻止了元军征服的步伐。
老皇帝忽必烈对安南之败耿耿于怀，一直想伺机报复，并在1292年部署兵力，准备四征安南。诏令未下，忽必烈病死，安南终于躲过大劫。
忽必烈死后，元成宗即位，罢征安南。当时，陈日烜已死，其子陈日燇在位，遣使入贡，双方关系保持得还算可以。安南使臣也胆大，趁朝贡期间私自绘制元朝宫苑图样，暗中购买元朝地图与禁书。到元仁宗时代，安南人更加放肆，数万军队进攻镇安州，“杀掠居民，焚烧仓廪庐舍”，大掠而去。不久，安南王世子亲自带兵进犯养利州，又杀掠两千余人。此时的元朝早无昔日威风，特别“讲理”，最终双方在外交层面“解决”了问题，元朝吃下哑巴亏。但无论如何，从名义上，安南一直以元朝藩属存在着。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元贼谋取日本》，郑思肖）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风，也十损八九。“军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捡得一命后，元军诸将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逃命！“（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只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也就是说，元军虽被淹死万人，其实由于水营靠岸，剩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战，结果还真不一定。
诸大将虽然逃跑，元军士卒多有战心，推一名“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由于人多食乏，元军体力消耗很快。大家于是伐木造船，准备乘这种“临时”船逃回。
风息之后，日本人来了精神，特别是“神风”再临，小矬子们觉得天神青睐，挥着大刀嗷嗷冲杀过来。元军体弱力疲，大部分战死，最终剩下两万多人，皆为倭人所俘。
于是，这大群元军俘虏被押至八角岛依次甄别，凡是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皆就地杀头，只留下几千新附军，倭人认为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杀而奴之”，充当奴隶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将残军回合浦，上报忽必烈说途中遇风，数将不听节制，暂时回军，隐瞒大败的实情。
不久，被倭人俘为奴隶的江南汉人于阊逃回国内，尽报实情，忽必烈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万大军被范文虎等人皆弃于波涛狂浪之间，“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个人还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于阊、莫青、吴万五。
此役，日本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个大哑巴亏，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军发动对占城和安南的战争，内部儒臣派、财臣派内斗激烈，出现了阿合马被杀事件，使得元世祖暂时不得不放弃重新组织大规模的攻倭战争。至元二十年后忽必烈数兴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废。这种尴尬结局，正应了范文虎等人启航前翰林学士王磐的一番谏言：“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国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后并未受严惩，罢职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还让他“立功自赎”，在扬州整治军械操练人马。
日本方面，举国若狂。“神风”两次救了日本，倭人们的脑袋瓜里再次使“神国”的理念悲壮地扎下根，觉得他们的蕞尔小岛是“天照大神”最眷顾的“神土”。这种盲目的“理念”，让他们的头脑一烧再烧，直烧到丰臣秀吉时代敢于主动出击明朝的藩属朝鲜。二战最后关头，日本人把他们最后的自杀性攻击飞机也命名为“神风”，透露出绝望中残存的希望。
宋遗民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仍旧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此诗的前序简明扼要，除数字有出入外，简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实：
“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此诗开头，即讲明倭国乃远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飞宇。”在描述倭国道远国瘠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
“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占城，中国古书中又称日南、林邑、占婆，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隋炀帝时，曾派大将刘方大败林邑国的大象军团，攻入林邑国都，吓得林邑国王梵志逃入海中。隋兵凯旋，缴获林邑国王家庙内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振旅而还。林邑国王待隋兵回撤后，忙上表称臣。唐、宋以来，林邑王对中原王朝很恭敬，贡献不断，每年都向中原帝王孝敬沉香、象牙、玳瑁、檀香、胡椒等土产方物。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种也传入内地，使得宋朝的粮食增产不少。
元朝灭南宋后，占城国王忙不迭上表称臣，贡献金宝，忽必烈遂设占城行省，并封其国王为占城郡王，授以虎符。占城王年老，其子补的（这名字真怪）专权，竟敢在中途扣留元朝派往暹国和马八儿国的国使船只。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七年底（1280年）派唆都率兵从广州出发，乘船进攻占城。相持日久，元军数次谕降，占城皆不听，并回信表示“刻期请战”。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间，元军大举进攻占城，击败占城象军，杀掉数千占城兵将。占城国王弃宫殿而逃，临行烧毁仓库，并杀掉一直扣留的元朝使臣数人。不久，出于缓兵之计，占城国王派其舅宝脱秃花一行三十余人，携金银布帛往元营请罪，表示国王病重不能亲自来营，世子补的三日后会亲自向元将道歉。一连数日，宝脱秃花均派人来借口拖延，元将不知是计，呆在原地傻等，丧失了一举歼灭占城王室的大好机会。后来，长期居于占城的南宋人曾延等人来报，说占城国王正在鸦侯山一带招兵买马，修整残兵，准备与元军再战。元将这才醒过味来，派兵追剿时，占城国王已经聚拢了两万多军马严阵以待。
元军派万户张颙统兵进攻，山寨险峻，易守难攻。元军撤退时，又在密林中遇伏兵，死伤不少。元军主将唆都见情势如此，只得率军回国。元朝江南行省不知情，仍旧派军队来助攻，由万户忽都虎率领。这只军队到达占城野眉莲港，见元军营舍在撤退前已自己放火一把烧尽，方知唆都已经撤军。占城王国见好就收，派人持书献与忽都虎表示向元朝附降。忽都虎让占城国王父子亲自入朝谢罪并入贡，这位南蛮王爷表示国穷无物贡献，并声称“来年当备礼物，令嫡子入朝”，狠狠地忽悠了元朝一把。后来，元军想借道交趾再伐占城，“不果行”。
至于爪哇，即今天印尼的爪哇岛，“其人则丑怪，情性语言与中国不能相通”。但是，大元威名，声震世界，爪哇王在1280年和1286年曾两次派使臣来元朝，很想大打一阵秋风。不料，元朝的忽必烈不是爱面子的汉人君王，他惦记的是对方孝敬自己宝物，绝不会让对方“空手套白狼”，严命爪哇王亲自来大都入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使出使爪哇，见其国王后言语傲慢，责其献宝、称臣、遣质子往大都。本来想捞钱的爪哇王大怒，命人把元使按在地上在脸上剌花纹以示污辱。
不用说，忽必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元廷命福建行省集千艘战船、兵士两万多人，出征爪哇。此次出征，福建、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皆出兵出船，在泉州集结后，大军扬帆直杀爪哇。不巧的是，爪哇王当时正与另外的葛郎国岛王对攻，并在战斗中被杀。爪哇王女婿土罕必者耶脑子活，忙派人怀揣山川户口来向元军投降，并要求元军帮助自己攻打葛郎国军队。元军大喜，立刻加入战场，葛郎国军队被杀、淹死近两万人，其国王也不得不出城向元军投降。元军“抚谕令还”，扣留了他的妻儿及百余人官属。
土罕必者耶见元军势盛，千恩万谢之余，表示说自己要回国都，准备正式的降表并搜罗宫内所有珍宝来献。元将不疑有诈，不仅马上放行，还派二百元兵护送他回城。不料，土罕必者耶狼心狗肺，边走边算计，一路派人秘密联络旧部，在半途中忽然变脸，杀掉护送他的元军将领数人，并掉转头带领爪哇军向猝不及防的元军发动进攻。元军这下亏吃大了，加上地形不熟，边打边撤，退到岸边后上军船撤退回国。
此次征爪哇，最倒霉的当属葛郎国，本来杀掉了爪哇王取得大胜，半截被元军横插一杠子，人马军资损失无数外，国王的妻儿百官还被元军在撤退时带走，真正倒了血霉。
于元朝而言，爪哇征战，也是无功而返。
除此以外，元朝在1291年还派数千兵去征战流求（今天的台湾），但最后只控制了澎湖列岛。1292年，元军曾有二百多人登上台湾岛，人生地不熟，三人中当地土人的毒箭而死。元将不敢多待，忙登船离开。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安南，乃古交趾地。秦朝统一时，势力范围已经从今天的广东广西延伸至安南。秦亡后，秦朝的南海尉赵佗对交趾发动进攻，“击并之”。汉朝时，交趾成为正式的郡。征侧姐妹叛乱，大将马援（马革裹尸那位爷）率军击灭之，并立铜柱纪功标界。唐朝时，交趾归岭南节度。至宋建国，敕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三世之后，其臣李公蕴纂位，宋朝做顺水人情，封李公蕴为交趾王。李氏安南共传八代，至李时，他的女婿陈日煚推翻老丈人的李氏王朝，自己为王，进入陈氏安南时代。
蒙哥汗时，忽必烈带领众将平定大理后，留大将兀良合占“攻诸夷之未附者”。这位元将能战，见所遣信使未返，便在1257年秋发大军进攻安南。时值蒙古兵盛锐之时，双方甫一交手，“交人震骇”，水陆军大败。蒙军杀人无算不说，又缴获大量战船，一鼓作气，直入安南国都。国王陈日煚篡国在行，打仗不是很行，撒丫子就跑到海岛上躲避元军。蒙军入城后，发现先前所派的两个信使被安南人关在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其中，一个人已经被折磨至死。蒙古人最不能忍受“杀使”之辱，马上做出他们最本能的反应：屠城。大杀九天后，“以气候郁热，乃班师”。行前，又派二个信使持信招安南国王归降。
陈日煚回到国都，见满城死人，宫殿尽毁，悲愤至极。不过，他再不敢杀使，只是派人把两个元使捆上遣送出去。
经过这次打击，陈日煚受刺激不小，转年即传位于自己的独生子陈光昺。陈光昺知道蒙古人不好惹，主动派人向蒙古纳款。
忽必烈即汗位后，马上派出使臣往谕安南，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并准许其“三年一贡”。果然，时隔三年，忽必烈十分“惦记”安南，降诏其国，让安南国王每三年都要晋献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犀角、象牙等物品，并要各选儒士、医人、巫师及“诸色人匠”各三人。同时，忽必烈又派讷剌丁佩虎符充当“达鲁花赤”去监察安南。陈光昺惊畏之余，派人带大量方物贡献，但上书请求忽必烈免索儒士土匠等人。忽必烈“答诏许之”，随即想出更为苛刻的“六事”：一、君长亲朝（国王亲自入都朝见）；二，子弟入质；三，上呈编民户籍；四，出军役助蒙军攻伐；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除此而外，忽必烈还要安南进献巨象数头。
安南国王很恼火，受诏时只是一揖而受，并未跪拜。同时，他采用一个“拖”字诀，除贡献土产外，“六事”之中其它过分的要求一概敷衍，并声称象奴恋家，故而大象也不能及时贡献给元朝。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时蒙古人又忙于攻伐诸国，安南人事情能拖就拖，东西能不给就不给，并于至元十二年上表，“请罢本国达鲁花赤”。
忽必烈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严诏安南依“六事”行事。
圣元十四年，安南王陈光昺病死，世子陈日烜继位。元廷知悉后，马上遣使臣来。
陈日烜态度很恭敬，亲自到驿馆奉迎国使，拜读诏书。元使柴椿很不客气，对他说：“汝国内附大元二十余年，六事从未毕从。如果你不入朝面君，马上修城整军，以待大元天军来讨！”陈日烜很会装可怜，哀乞道：“先君弃世，我初继位，闻皇帝诏书来，喜惧交集。我生长于深宫之中，不习乘骑，不谙风土，如果上路往朝皇帝，恐怕会病死在路上。希望您回京转达，我们一定按时贡献异宝奇珍。”柴椿不听这套，严斥道：“宋主（被俘的宋恭帝）年未十岁，亦生长于深宫，如何能亲至京师！我等此事，只为召你入京，非为珍宝而来！”
陈日烜学他老爸，又用“拖”字诀，派三个大臣随柴椿等人还大都，“兼贡方物及二驯象”，他自己装病，上表忽必烈哀求说：“孤臣廪气软弱，恐道路艰难，徒暴白骨，致陛下哀伤，而无益于朝之万一。伏望陛下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也。”
忽必烈平生见硬口刚强的不多，这种“可怜”装孙子可是见多了。见到安南使臣后，他丝毫不为所动，认定陈日烜是“饰辞托故，延岁引时”，并表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话虽严厉，满含威胁，实际上也做出了让步，只要派子弟工匠带着与安南王身量一样大的纯金人来献，就饶你可以不亲来大都。
陈日烜当然不来，也不敢来，但胳膊又拧不过大腿，便派自己的叔叔陈遗爱来朝，自己在国内装病。
忽必烈不高兴，宣诏立陈遗爱为安南国王，准备发兵讨安南。
但安南并未明叛，元廷就以讨伐占城为名，要安南出兵出粮助战，还要“借道”安南。
占城是安南的附庸，陈日烜当然不干，他一方面上表元朝哀求皇帝大慈大悲放过占城，一面暗中派两万兵及二百战船帮助占城抵抗元军。见安南如此“执迷不悟”，元世祖决定用兵。不久，陈日烜的弟弟陈璨向元朝荆湖行省写信，“自愿纳款归降”。元朝的荆湖行省右丞唆都也上奏：“交趾（安南）与占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兰三道屯军镇戌，因其粮饷以给士卒，庶免海道传输之劳。”
元军由忽必烈儿子镇南王脱欢率领，在至元二十一年向安南进发。当然，元军声称是借道安南攻占城，并要安南提供粮草支援。安南王不傻，下令其堂兄光道王陈峻提兵在边界戒候元军。元军两道进击，安南人也调兵拒守丘温（今琼山北）、丘急岭等隘路险关，元军过可离隘，在油板隘大败安南军，杀其大将。不久，元军又分六路攻击，陈峻不敌，慌忙遁逃，元军追至万劫，攻破诸隘，直逼富良江（今红河），并缚筏为桥，大败安南水陆军。安南军抵抗一阵后，不敌，皆败走。元军乘胜，直抵其都城升龙（今河内），安南王弃都而逃。
这位安南王也很有意思，败逃之余，他先自称“大越国王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又改名为“陈威晃”，接着，他做惊人之举，自称太上皇，禅位于自己的儿子。而且，陈日烜还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许安南人投降。由于元军一向残暴，安南的百姓投降者甚寡，倒是王室宗亲及南宋败逃到这里的汉官有不少人入元营投降。
元军“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陈日烜和他爸一样，不羞逃跑，反正安南水阔林密，往来走匿，和元军捉起了迷藏。最后，陈日烜的弟弟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其妻子官吏来降”。
表面上看，元军形势大好，屡战屡胜，其实处境非常不妙。时至夏季，大军深入，久战兵疲，给养困难。安南兵“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特别是当地的地形，“蒙古军马不能施其技”，崎岖湿滑，昔日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根本不能施展。于是，诸将集议后，元军放弃升龙，渡江北岸，开始撤军。
回撤途中，安南军一路追堵截杀，元军或被杀、或溺死，损失惨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狼狈撤退中，元朝名将李恒、唆都二人皆丧命。李恒是为了保护镇南王脱欢，自告奋勇率兵殿后，被安南人用毒箭射死。唆都不知元军主力回撤，领兵趋奔乾满江附近时，为安南军邀击，力战不支被杀。
李恒本西夏皇族，七岁时城陷被俘，被蒙古宗王收为养子。后来，在灭南宋战役中，李恒数败宋将，特别是在江西等地，追杀文天祥一部宋军不遗余力，并在厓山充当张弘范副手最终灭亡了南宋，可称是蒙古人的最得力鹰犬。李恒在安南撤退时，只是腿部中箭，但安南人使用了环保的“生物武器”，使得这位元将在思明州（今广西宁明）毒发身亡，时年五十。
唆都乃蒙古扎剌儿部人，骁勇善战，禁卫军出身。他在元朝平宋过程中获功不小，曾大败宋将范文虎的舟师，并随伯颜一路攻城掠地，直杀到临安城下，也曾当过主要负责监视文天祥的“馆伴”。张世杰在福州等地抗元，唆都在福建大肆杀人，兴化、漳州等地的居民全部被他屠杀一空。而后，他又率兵攻打潮州，城陷后故伎重施，遍屠当地居民。后来，元朝攻占城，唆都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把号称有众二十万的占城兵杀得大败，首战得捷，“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百战良将，凶神恶煞，竟然也在仓皇撤军途中遭遇安南兵，浑身被捅成血窟窿。
从这两个大将之死，就可见出此次元军安南之役的损失之大。
本来，忽必烈已经设立征东行省，准备派众将三征日本，正是因为安南失利，忽必烈才不得已取消此次征日行动。元朝吏部尚书刘宣也力谏：
“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阿里）海涯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需、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安南）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脱欢）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致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授，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
安南之役的失败和刘宣一席话，其实也是一轮“神风”，又一次使倭国列岛免于灭顶之灾。
元军各行省军在潭州修整后，为报“奇耻大辱”，在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大举南伐，下命镇南王脱欢和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安南后，扶投降元朝的陈益稷为安南国王。
六月，元朝大军一入境，安南王陈日烜“复弃城遁”，逃跑成习惯。
由于太子真金的病亡以及卢世荣被杀后元朝财力的捉襟见肘，忽必烈对安南之征心存犹豫。为此，吏部尚书刘宣又上言，指出：
“安南臣事已久，岁贡未尝愆期，往者用兵无功，疮痍未复，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且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不免陆运。兼无车牛驮载，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需，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
元朝的湖广宣慰司也上奏说民力已尽，不胜其困，希望“俟来岁天时稍利”再南伐。思考后，忽必烈同意，下诏止军，暂停伐安南。
但是，转年正月（至元二十四年，1286年），元朝“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又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千，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费拱辰、陶大明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并设征交趾行尚省，由镇南王脱欢节制。
此次元军十万左右大军进攻安南，准备充足，水陆并进。除在思明州派人留守辎重外，脱欢自率一道兵马由东道女儿关入击，程鹏飞等人领兵从西道永平进攻，并令阿八赤率万余精兵为前锋军，直杀安南境内。元军水军从海道出发，在安邦口遭遇安南水军四百多艘，首战克捷，斩首四千多，活捉一百多，获敌船百余艘。获胜后，直趋安南。程鹏飞一军连夺老鼠关、陷河关、茨竹关，十七战全胜，杀伤安南军甚重。镇南王脱欢一军进逼茅罗港，安南的兴道王陈峻慌忙逃遁，元军攻克浮山寨。
脱欢稳扎稳打，留程鹏飞率兵二万守万劫，在普赖山至灵山沿线修筑木栅工事。然后，他下令乌马儿与阿八赤率元军水陆两军，直趋交趾都城。陈日烜当然故伎重施，带着世子等人脚底抹油，弃都而逃，跑到敢喃堡固守。不久，元军攻克敢喃堡，陈日烜父子又乘船遁入茫茫大海之中。元军诸军齐追，在天长海口扎营，“不知其所之”。见追不上安南王陈氏父子，军粮马上要吃完，元军只得还军升龙，并派出乌马儿率水军出港迎接张文虎等人的粮船，同时，派数股部队入山，杀人搜粮。其间，元军各个击破，攻克个沉、魏寨、磨山等多个安南军战略据点。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脱欢自己率军往万劫方向回军，命阿八赤为前锋，又破三江口，夺取安南屯兵据点三十多处，斩首万余级，获船二百多艘，得米十余万石。乌马儿水军在海上遇安南水军千余艘，突前冲击，打破对方，并获米四万多石。但是，元朝水军并未接应到张文虎等人的运粮船，只得掉头返回万劫。其实，张文虎那只运粮船队，在绿水洋（今越南广宁）遭遇大批安南水军，只得沉粮于水中，遁回琼州。费拱辰粮队也在惠州出发后遇大风，漂往琼州。而徐庆那一只运粮船队，同样是遇海风不得进，被吹至占城，最后也只得去琼州靠岸。由此，元军的补给基本无望。
至此，元军在战争中虽获军粮十多万石，屡战屡胜，但进入安南的元军人数太多，人吃马喂，粮草后勤很快就成了大问题。更可怕的是，天气渐热，安南的气候对于蒙古人、北方汉人等兵士来讲是最大的敌人，很快疾疫流行，元军减员严重。与此同时，“诸蛮复叛，所得险隘皆失守”。
在这种情况下，诸将不得不向脱欢直言：“交趾无城池可守，无仓庚可食，张文虎等人粮船又不至。天时已热，恐粮尽兵疲，不能久支。为避免朝廷蒙羞，宜全师而还。”
镇南王脱欢很郁闷，老父忽必烈这次给自己第二次机会来攻安南，正是想让自己戴罪立功挣回面子，殊不料又无功而返。审时度势，他也只能下令退军。于是，四月间，脱欢命乌马儿率水军先还，并派程鹏飞等人将兵护送。他本人率军从陆道往回撤。
安南王陈日烜此时来了精神，集散兵三十万守御东关，控扼元军归路，“诸军且战且行，日数十合”，元军撤军路上危险重重，安南兵又在暗处，挖陷阱，放毒箭，元军死伤无数。脱欢运气好，最终从单已县走小路逃往盝州，最终得还思明州。但是，乌马儿一部水军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他们在白藤江正中安南军队的埋伏，又遭火攻，元军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烧死，命好的掉入江中淹死得全尸。乌马儿等将领也在交战中被杀，几万人的水军全被安南人包了“饺子”。
虽然取得大胜，安南王陈日烜也怕元军第四次重来，他得便宜卖乖，“遣使来谢，进金人以代己罪”，总算让忽必烈面子上稍稍过得去，有台阶可下。
损兵折将不说，耗费钱财无数，大元朝的脸面丢得精光。蒙古自起兵以来，灭国无数，驰骋无敌，偏偏在安南这小河沟一而再、再而三翻船，确实让忽必烈震怒不已。特别是对儿子脱欢，更是恨他不争气，“令出镇扬州，终身不容入觐”。
其实，安南这只“耗子”之所以能击败元朝这只“大象”巨无霸，无非是地形、气候起了决定性因素，与战争性质的“正义”、“非正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此外，元军残暴的声名也最终使安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抗鞑”，最终阻止了元军征服的步伐。
老皇帝忽必烈对安南之败耿耿于怀，一直想伺机报复，并在1292年部署兵力，准备四征安南。诏令未下，忽必烈病死，安南终于躲过大劫。
忽必烈死后，元成宗即位，罢征安南。当时，陈日烜已死，其子陈日燇在位，遣使入贡，双方关系保持得还算可以。安南使臣也胆大，趁朝贡期间私自绘制元朝宫苑图样，暗中购买元朝地图与禁书。到元仁宗时代，安南人更加放肆，数万军队进攻镇安州，“杀掠居民，焚烧仓廪庐舍”，大掠而去。不久，安南王世子亲自带兵进犯养利州，又杀掠两千余人。此时的元朝早无昔日威风，特别“讲理”，最终双方在外交层面“解决”了问题，元朝吃下哑巴亏。但无论如何，从名义上，安南一直以元朝藩属存在着。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