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踏看基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钱穆 于一九五○年十月志于九龙新亚书院
再版序
余在一九五一年,曾收论文五篇,汇为《国史新论》一书,先后在港台两地付印,迄今已二十余年矣。偶检新旧存稿,未编入其他各书,而体裁与此编相近,可以加入者,重为编目,仍以《国史新论》为名,再以付梓。
本书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
余自在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一课程,连续七年之久,贯古今,融诸端,自谓于国史大体粗有所窥,写成《国史大纲》一书。凡余论史,则皆出《国史大纲》之后。其以变化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文化史导论》,分别上古、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而指陈其各有演变之所在。其以专门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亦分时代,分项目,而专以政治为范围。其以分别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史精神》及此书等。虽属分篇散论,自谓亦多会通合一之处,而无扞隔抵牾之病。
凡余治史,率本此三途。国史浩瀚,余初未敢以一人之力荟萃组织,成一巨编。然数十年来,自幸尚能不懈于学问,而所得终亦未见有先后大相违背处,故每以自恕。或所窥测,尚亦有当于国史之大体,而非余之浅陋愚昧,所敢轻犯众意,以作狂妄之挑剔。
窃意国史俱在,二十五史十通之类,虽固浩瀚难穷,亦复一翻即得。余生斯世,岂敢轻视当世人之意见。然史籍详备,我古昔先民之郑重其事,吾侪亦不当忽视。余之治史,本非有意于治史,乃求以证实当前大众之意见而已。读余书者,若能效区区之所为,遇当前意见所趋,涉及古人,亦一一究诸旧籍,遇与当前意见不合处,非为欲回护古人,乃庶于当前意见有所献替。则诚所私幸。固非谓余之浅陋愚昧为必有当于古人之真相也。
一九七七年秋,余曾检得存稿数篇,又特撰《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拟加入此书,重新刊印,并写成此再版序。后因病未及付梓,不意搁置竟逾十年。今年整理积稿,重新理出,又另作编排。本书所收,最早者在一九四一年,最后者即在去年一九八七年,前后相距已历整整四十六年之久。今付梓在即,仍保留此十一年前之再版序。又全稿均通体重读,略加修正。
一九八八年旧历六月初九 九十四岁生日 钱穆识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踏看基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钱穆 于一九五○年十月志于九龙新亚书院
再版序
余在一九五一年,曾收论文五篇,汇为《国史新论》一书,先后在港台两地付印,迄今已二十余年矣。偶检新旧存稿,未编入其他各书,而体裁与此编相近,可以加入者,重为编目,仍以《国史新论》为名,再以付梓。
本书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
余自在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一课程,连续七年之久,贯古今,融诸端,自谓于国史大体粗有所窥,写成《国史大纲》一书。凡余论史,则皆出《国史大纲》之后。其以变化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文化史导论》,分别上古、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而指陈其各有演变之所在。其以专门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亦分时代,分项目,而专以政治为范围。其以分别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史精神》及此书等。虽属分篇散论,自谓亦多会通合一之处,而无扞隔抵牾之病。
凡余治史,率本此三途。国史浩瀚,余初未敢以一人之力荟萃组织,成一巨编。然数十年来,自幸尚能不懈于学问,而所得终亦未见有先后大相违背处,故每以自恕。或所窥测,尚亦有当于国史之大体,而非余之浅陋愚昧,所敢轻犯众意,以作狂妄之挑剔。
窃意国史俱在,二十五史十通之类,虽固浩瀚难穷,亦复一翻即得。余生斯世,岂敢轻视当世人之意见。然史籍详备,我古昔先民之郑重其事,吾侪亦不当忽视。余之治史,本非有意于治史,乃求以证实当前大众之意见而已。读余书者,若能效区区之所为,遇当前意见所趋,涉及古人,亦一一究诸旧籍,遇与当前意见不合处,非为欲回护古人,乃庶于当前意见有所献替。则诚所私幸。固非谓余之浅陋愚昧为必有当于古人之真相也。
一九七七年秋,余曾检得存稿数篇,又特撰《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拟加入此书,重新刊印,并写成此再版序。后因病未及付梓,不意搁置竟逾十年。今年整理积稿,重新理出,又另作编排。本书所收,最早者在一九四一年,最后者即在去年一九八七年,前后相距已历整整四十六年之久。今付梓在即,仍保留此十一年前之再版序。又全稿均通体重读,略加修正。
一九八八年旧历六月初九 九十四岁生日 钱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