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仲舒曾说：“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

　　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掣，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沷沷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事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当时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而且习斋晚年生活，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开始便在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近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儿空寂气味，现在是全散失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