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建立时，帝国在西方以陇西、广汉和蜀诸郡为界。边界——如果可能确定这样一条线的话——此后急转向东，把巴郡、武陵郡和长沙国包括在内。边界之外，向西去，在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境内，有若干河道流过，包括今天的红河和黑河。其中一些从内地通航，并可使船舶顺流而下直抵靠近海防或广州的大海。

　　这些西部地区居住着一大批部落，大部分是小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夜郎、滇和邛都。有些部落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位于离内地更远的部落据记载则是牧民，他们过着游牧的生活，没有明确的各级首领统治。［1］ 公元前339年到328年之间，楚王向这些部分发起了一次流产的军事远征，其结果是一名中国官员庄?成为滇国（今云南）的独立的国王。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由于秦帝国向南挺进，这个王国被隔绝了，随着秦帝国的崩溃，新的汉朝政府循着滇国的东部边界（包括巴郡和蜀郡）建立自己的疆域。

　　据报道，汉朝对这些遥远地区的兴趣是由那里的商业活动激发的。滇以西地区的居民据说是通过马匹、奴隶和牦牛的贸易获得财富的。公元前135年，一个名叫唐蒙的中国官员向长安报告，来自蜀的货物——主要是柑桔类水果制品——经由夜郎道在牂柯江顺流而下直抵南越。［2］ 唐蒙成功地说服中央政府允许他着手组织一次远途考察，此事导致在同年（前135年）建立犍为郡。居民为汉的丝绸所诱惑而被争取过来，从巴郡和蜀郡招募的军队用来开辟交通和运输的路线。与此同时，汉朝官员在司马相如的劝说下略微向北渗入，邻近蜀郡的大片地区归属汉朝管理。司马相如是蜀人；他在历史上因对中国诗歌作出的贡献而闻名。［3］

　　由于地方的不顺从，维持中国存在所引起的费用，以及有意识地决心集中全部可用的力量去处理北方的匈奴问题，因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间隙期，在此期间中国的前进暂时中止了。然而，张骞在前122年左右从中亚回来所作的报告，立刻重新激发了对南方的兴趣。_0494_2［4］ 他说，他注意到在大夏出售的货物是商人们从蜀带到那里去的。他的描述促使中央政府派遣一队探险者前往西南，为的是开辟一条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可是，他们的旅行为滇王所阻，他将他们扣留在昆明可能达四年之久。

　　汉朝权威在西南的真正提高是在南越平定以后发生的，依靠的是参与那次战役的包括有来自巴、蜀罪人的军队。前111年，建立了牂柯郡，后来的记载认为这个地区盛行鬼神崇拜，农业和畜产都很稀少。［5］ 与此同时，一个据认为毫无疑问的效忠于皇室的夜郎地方首领被立为夜郎王；象其他地方一样，汉朝当局准备将建立地区政府正规机构的直接统治和确认本土统治者的地位及其权力两者结合在一起。不久以后，越巂郡建立了起来，此外两个较小的郡后来并入蜀郡；广汉郡的一部分建成了独立的武都郡。

　　当汉朝的权威伸向云南时，政府再次将两种管理方式结合起来。除了建立益州郡（前109年）外，滇王的地位和他的名号都得到确认。最幸运的是，文献记载的史实由一枚皇家印章的发现而得到确证，这枚印章是中国当局及时刻制的，推测是授予国王的。［6］ 在石寨山遗址发现的其他文物包括种类繁多的物品。其中有饰牌和源自斯基泰或鄂尔多斯样式的武器；具有南方东山文化崇拜特征的大铜鼓；还有若干正规中国样式的、知名的而且广泛分布在北方的物品。［7］ 后来的记载提到滇时，把它说成是一个具有盐、贵金属和家畜的特别富裕的地区。［8］

　　据报道，前86年和前83年发生了反对汉朝权威的叛乱。在第一次事变中据说参加的部落成员多达3万人；记载告诉我们，前82年叛乱结束时，5万名本地居民被处死或当了俘虏，10万头家畜被中国人拿走。［9］ 前28年至25年出现了更多的麻烦，由此而引起的全部问题是，为了保持这些遥远的地区而耗尽中国的物力，并驱使中国军队进行艰巨的战役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放弃。结果，汉朝由于被任命为牂柯太守的陈立的强有力的行动而得以重新在那里行施权力。［10］ 在王莽当政时（公元9—23年），西南有相当多的骚乱，有一次战役持续了三年，仅仅由于疾病便遭受了70％的损失。第二次远征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次据说包括10万人，装备所需在数量上是以前的两倍。

　　后汉时期有报告说在南郡和巴郡的土著居民中爆发了骚动和叛乱。牂柯郡的地方首领们很快便向光武帝提交贡品，显然是从水路把它们送到番禺（广东）的；桓帝朝（公元146—168年）采取了有意识的步骤，将各部落融合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之中，主要的办法是用中国的礼俗进行教育。［11］ 在益州，王莽统治时期因若干骚动而引人注目，但由于灌溉工程的成果，大片土地可以耕作。据报道，公元42年至45年进一步爆发了叛乱，然后是176年有叛乱。在此期间，相当数量的部落在公元51年和69年投奔中国人，明帝统治时期（57—75年）在益州西部建立了有六个属县的永昌郡。［12］ 依照协议，居民得到允许用纺织品和盐来交税；在郡境以外的一些部落则以犀牛、象和宝石作为他们的贡赋；作为交换他们从汉朝接受封号（94—120年）。来自其他地方的贡品包括地方的乐师和艺人，他们中某些人自称来自东地中海世界。［13］

　　公元114年，越巂郡以西的部落成员不少于人向汉朝民政官员表示归附，但两年以后爆发了反对苛重租税的一次起义，得到永昌、益州和巴郡的响应。20余县因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遭受损失。它被镇压以后，接着是一个据说民政管理促进了居民文化水平的时期。［14］ 在再远一点的北方，明帝时期一个有事业心的官员将来自蜀郡疆域之外的多少有点不寻常的贡品献到洛阳。按照非中国起源的音乐和舞蹈在帝国宫廷表演的传统，他送去若干土著效忠者所作歌曲的歌词，这些歌词赞扬汉帝国的仁慈的统治和文明。［15］ 此后我们交替地读到叛乱（107、123、156和159年）或它们被镇压、反对归顺或呈献稀有珍品（108、161年）的记载。

　　［1］ 《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0页），《汉书》卷九五，第2837页以下。

　　［2］ 关于唐蒙，见《汉书》卷五七下，第2577页以下；《汉书》卷二四下，第1157页（期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42页）。

　　［3］ 关于司马相如，见《史记》卷一一七，第2999页以下（吴德明：《〈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汉书》卷五七上——五七下，第2529页以下。关于他前往西南以前扮演的角色，见吴德明：《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1964），第69页以下。

　　［4］ 他回来的时间是有疑问的。前122年之说根据《史记》卷一一七，第2995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3页）；《汉书》卷九九，第3841页；见吴德明：《宫廷诗人》第102页注6；《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1页以下）。

　　［5］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5页。

　　［6］ 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1959），第113页和图107之3。关于云南的发现，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器》（北京，1981）；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1980）。

　　［7］ 见埃玛·邦克：《滇文化以及它与东山文化关系的某些特征》，收在《早期中国艺术和它在太平洋海洋盆地的潜在影响》，埃尔·巴纳德编（台湾， 1974），第291—328页；马达兰·冯·杜瓦尔：《滇的青铜艺术中的装饰观念和风格原则》，同上书，第329—372页。

　　［8］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

　　［9］ 《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提供的数字，与《汉书》卷九五第3843页所载有些不同。

　　［10］ 《汉书》卷九五，第3845页。

　　［11］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0页以下、第2845页。

　　［12］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提供了部落成员的准确数字。（）公元51年，2770户，人，（b）公元69年，户，人。这些数字的清晰性表明，它们得自真实的计算，不可能是一种估计。关于一户6或10口的比例，见以上第3章《边境和邻邦》。

　　［13］ 《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页。

　　［14］ 《后汉书》卷八六，第2853页以下。

　　［15］ 关于中文和另一种语言的歌词，见《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