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朝代被认为受某一德(木、火、土、金或水)的庇护,即确认某一德当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五行之德便是存在的五种“相”的表征。选择当运之德就宣告一种信念,即该王朝有资格在普遍而不间断的序列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它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该王朝是怎样顺应这种五德终始的循环的,从而确定了它与以前朝代之间有何关系。
前面已经谈到,甚至秦王朝的务实的政治家们也都想顺应这些原则,宣称秦朝为水德所保护,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弄错了时代,没有实际的根据。[1] 很显然,汉代也相信自己是行水运的,虽然这种主张从未明确地表述过。可是,根据各种主张可以推断,在大约公元前180年和前166年之间就有人建议汉德应该改为土德。这种建议从未被采纳,但在公元前104年确实出现了第一次变动,同时还有其他几种象征上的变动,比如采用了新历法,也重新改了元。正是在这一年,汉政府很显然对它的成就有所认识,或者甚至感到骄傲,因此它急于显示它的光辉历程。[2]
在选择五德的时候也有许多哲学上的困难,因为在进行决定时必须遵循宇宙大循环变化顺序的几种观点中的某一种。此外,这种选择应该能够突出地说明前代皇朝的天命究竟是一位有权威的统治者,抑或是一名篡夺者。当前汉在公元前104年选择土德的时候,它意在符合这样的理论,即某一德之出现是因为它取代或战胜了前一德之故;这就是上述《吕氏春秋》那一段文字中所讲的五德、或五行和世上政权相为终始的那个次序,[3] 可是,后来汉朝政府所作的决定又是因为它们相信,五德之递相更迭不是由于相克,而是由于自然相生长。另外,这些决定也隐隐地透露了一种认识,即尽管有公元前104年的决定,汉之所以兴是由于火德当运。依同理,王莽也说他的新朝是适应土德的象征,但是他选择同前汉相同的土德而却有大异其趣的理由。前汉挑选土德,意在显示它战胜了秦王朝。王莽却认为,汉曾以火德兴,故土德是火德的天然继承者。③
公孙述在选择金德时,显然是他认为,前汉既已享受了土德的庇荫,其后便自然而然地应该是金德当运。当光武帝选择了火德的时候,他也相信,它不仅继承了前汉之德,而且也远绍于帝尧,因为后者是他喜欢继承的人物。汉光武的选择更进一步地意味着,它对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相生序观点有着不小的意义。光武帝通过剔除王莽及其采用的土德,就把王莽的新朝打上了篡夺者政体的烙印,因此王莽的新朝在现世命运的天然顺序上不能占有一席地位。[4]
[1] 见本书前面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221年水德的采用》。
[2] 见本书前面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章;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64;《史记》卷九六,第2681页;泷川龟太郎《史记汇注考证》(东京,1932—1934;北京重印,1955),第10卷,第32—33页(注)。
[3] 见前面所引《吕氏春秋》之文。
[4]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38页。关于光武帝之选择五德,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7页;另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33页。
前面已经谈到,甚至秦王朝的务实的政治家们也都想顺应这些原则,宣称秦朝为水德所保护,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弄错了时代,没有实际的根据。[1] 很显然,汉代也相信自己是行水运的,虽然这种主张从未明确地表述过。可是,根据各种主张可以推断,在大约公元前180年和前166年之间就有人建议汉德应该改为土德。这种建议从未被采纳,但在公元前104年确实出现了第一次变动,同时还有其他几种象征上的变动,比如采用了新历法,也重新改了元。正是在这一年,汉政府很显然对它的成就有所认识,或者甚至感到骄傲,因此它急于显示它的光辉历程。[2]
在选择五德的时候也有许多哲学上的困难,因为在进行决定时必须遵循宇宙大循环变化顺序的几种观点中的某一种。此外,这种选择应该能够突出地说明前代皇朝的天命究竟是一位有权威的统治者,抑或是一名篡夺者。当前汉在公元前104年选择土德的时候,它意在符合这样的理论,即某一德之出现是因为它取代或战胜了前一德之故;这就是上述《吕氏春秋》那一段文字中所讲的五德、或五行和世上政权相为终始的那个次序,[3] 可是,后来汉朝政府所作的决定又是因为它们相信,五德之递相更迭不是由于相克,而是由于自然相生长。另外,这些决定也隐隐地透露了一种认识,即尽管有公元前104年的决定,汉之所以兴是由于火德当运。依同理,王莽也说他的新朝是适应土德的象征,但是他选择同前汉相同的土德而却有大异其趣的理由。前汉挑选土德,意在显示它战胜了秦王朝。王莽却认为,汉曾以火德兴,故土德是火德的天然继承者。③
公孙述在选择金德时,显然是他认为,前汉既已享受了土德的庇荫,其后便自然而然地应该是金德当运。当光武帝选择了火德的时候,他也相信,它不仅继承了前汉之德,而且也远绍于帝尧,因为后者是他喜欢继承的人物。汉光武的选择更进一步地意味着,它对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相生序观点有着不小的意义。光武帝通过剔除王莽及其采用的土德,就把王莽的新朝打上了篡夺者政体的烙印,因此王莽的新朝在现世命运的天然顺序上不能占有一席地位。[4]
[1] 见本书前面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221年水德的采用》。
[2] 见本书前面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章;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64;《史记》卷九六,第2681页;泷川龟太郎《史记汇注考证》(东京,1932—1934;北京重印,1955),第10卷,第32—33页(注)。
[3] 见前面所引《吕氏春秋》之文。
[4]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38页。关于光武帝之选择五德,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7页;另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