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拥立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当上皇后仅一个月，她就残忍地害死了原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割掉她们的四肢，让她们死在酒瓮里。657年春，她再次调褚遂良到离京师更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她命令死党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告曾强烈反对她为后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贬，这次是调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长期为高祖和太宗效劳，在643年又支持高宗继位。但是高宗甚至没有阅读他的奏折的耐心。658年，褚遂良在流放中死去。他的所谓的同党韩瑗和来济也被发配到边远地方任职，并规定终身不许返回朝廷。657年阴历八月，许敬宗被任命为宰相以代替他们，他任此职直到670年退休为止。
许敬宗（592—672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义府那样的单纯的机会主义者，尽管他也同样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1］ 许敬宗出身于南方的杭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员。许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是隋朝极少数获得高等学位（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暂的当过小官。他父亲被隋炀帝的刺客宇文化及杀死，而许敬宗先后为李密及唐朝效劳，并成为太宗私人学士之一。太宗时期，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中历任要职，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645年，他成为太子的老师之一（来济已是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的皇帝有影响。649年他当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诽谤而降为地方官员。
许敬宗于657年再次任宰相时已经65岁了，作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不久就起到从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所起的作用。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详下）、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厚厚80卷的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后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许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后，宰相的队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继位后一直任大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于志宁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外，只有出身于河北地区的年长学者杜正伦是宰相，他与许敬宗一样，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府中显赫一时，后来不幸成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由于顶撞了太宗，他于642至643年极不公平地被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56年他被召回长安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宰相和户部尚书。
在公开反对武曌当皇后的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仍为宰相。但武后的权力仍有一定限度，幸存于朝廷的反对派一直设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支持者之一中书令李义府于658年后期的失势使反对派得到一点鼓励。
李义府（614—666年）出身于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统治初期在科举中中式，并已稳稳当当地升为中书舍人。李义府精于写作，曾与许敬宗合作撰写国史和编纂晋史。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年通过支持武曌篡夺后位的活动，挫败了长孙无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图。结果，他在655年阴历七月当上宰相。不过事实证明他是非常腐败的，他相信武后会无限度地保护他，便凭借这一点很快地滥用职权。据说在荐举和选拔官员方面他大肆贪污，他和家人公开卖官鬻爵，而在两性生活方面也时有丑闻。但尽管如此，他照样不断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于657年阴历三月升为中书令。
但李义府的行为在658年末成了公开的丑闻，以致那年阴历十一月，当他与同为宰相的杜正伦在皇帝面前激烈争吵时，高宗借机把他们二人都贬到地方任职。
长孙无忌及其党羽如果以为这件事会巩固他们的位置，那么很快便证明他们错了。659年阴历四月，武后终于发起了搞垮他的行动。两个小官韦季方和李巢被指控组织敌对集团，其后在由许敬宗监督的司法审讯中，据称被告之一曾与长孙无忌共同策划反对皇上。许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会谋反的确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举大量历史先例以达到贬黜这样一位有权势、在朝廷上受到广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虽然最初不相信这些指控，但仍违心地在未经传讯长孙无忌的情况下把他发配到今贵州省的边境地区。
彻底清除武后的反对者的机会很快来到。另一位长期担任宰相的于志宁，由于他对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议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高官。664年他74岁时获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以前发配到地方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柳奭、韩瑗（有点尴尬的是，他证实在不久前已死）和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恩奉命从流放地返回京师，就指控他们搞阴谋一事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在途中即被杀死。最后，长孙无忌一案又被提出，他被迫在流放地自尽。
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与武后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和任雅相三人于659年阴历五月当上宰相。卢承庆（595—670年）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身任高官。许圉师（？—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661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战役的指挥官，在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659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义府的支持，因而说情把他赦免并从流放地召回。
这时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变动。褚遂良和于志宁作为政府主要行政机构尚书省的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免职以后，无人继任，尚书省至少在以后的16年里没有首脑。政府的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参预宰相们审议国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期常有八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五人，随着卢承庆于660年免职又减少到四人；任雅相在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只剩下三人。这三人是许敬宗、腐化的李义府和许圉师。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664年）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搞学术的岗位上为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他之所以当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级官员中平庸无能而官声上尚无瑕疵。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好。657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2］ 660年阴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3］ 虽然他康复了，但仍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到660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4］
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再次过着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号。他们制订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5］ 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6］ 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订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年末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7］ 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657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8］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9］
武后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沉溺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在成为其亲密伙伴的男、女术士的影响下，武后越来越热衷于宗教的仪式和符咒。她摒弃传统，创造新的标记，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巩固她的地位和她实际控制的王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曌当了皇后以后，高宗统治时期改元不少于13次。662年，中央官僚机器的许多主要职官名称改为古称，到670年才恢复原来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的庄严称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这种称号使自己和她丈夫的统治与以往中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
另一种宣告他们统治的辉煌成就的形式是举行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的封禅典礼。祭祀仪式在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国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脚下和山顶上举行，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由于封禅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很多皇帝担心举行这种仪式会因无充分理由而变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项活动只进行过六次，最后一次是在公元56年。［10］ 太宗曾三次计划举行封禅仪式：632年，被魏征劝阻；641年，太宗已达洛阳，由于出现彗星而被劝阻，没有继续行进；648年，一次不合时宜的洪水取消了仪式。［11］
659年，许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议他举行封禅祭祀。［12］ 因为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经过长时间拖延之后，高宗终于于666年阴历元旦在山脚开始了复杂的礼仪，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仪式。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后仍违反传统，计划扮演一个主角，于是她率领嫔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以表示她具有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13］
高宗统治后期，武后鼓动他在洛阳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举行同样仪式。嵩山的仪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年末，但又因与突厥人的纠纷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⑤
武后迷恋古代礼仪的另一例可在668至669年的一个提案中看到，这个提案主张恢复建筑“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献祭的建筑，它的设计适合举行最重要的礼仪，同时也是一个朝觐大殿。在明堂举行的仪式将反映皇帝（当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权力以及与天的和谐关系。但负责讨论应建成什么样的大堂的学者们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计划因此被取消。武后直到高宗死去，自己当上最高统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14］
武后不论怎样着迷于把王朝与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她还要确保王朝与统治阶级的世俗关系的加强，以有利于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时期，638年编成的《氏族志》试图列出全国的大姓并进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为社会地位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遗漏。659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许敬宗奏请注意《贞观氏族志》中这个严重的缺点，为此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级中，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变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从前长期依据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的原则被取消；新志远比旧志充实，因为它的范围扩大到当时兴起的统治官僚阶级。［15］
同时，政府再次针对有社会威望的山东大族“四姓”采取行动，它们原来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对的目标。这一行动并不损害众多东北人在高宗统治下享有的总的有利地位。这些东北人尽管来自同一地区，但大多只具有次一等的社会地位。自太宗下诏试图削减山东大姓的特权以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他们继续大规模地进行内部通婚，要求那些想与他们联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财礼，甚至干脆拒绝求婚。另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移居京师，在京畿的社会中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集团。659年山东大姓之一拒绝了行为放荡的李义府的求婚，于是李劝高宗下诏禁止7个大族的11个家系（他们形成了令人羡慕的圈子）之间的内部通婚。这个集团并不包括山东大族的全部，但包括了那些需要控制其特权的氏族。王皇后的氏族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对准许的财礼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与家庭的社会地位，而是与姻亲的官品相联系。［16］ 然而，这些大族似乎很容易躲过这些限制，繁盛景况不减当年。
这些措施有助于武后巩固她在朝廷上的地位。但在皇帝生前由后妃直接控制政府尚无历史先例，依然存在一股忠于唐皇室的官员们内心反对的暗流。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武后的地位就始终不稳定，因此她寻求那些能给她带来威信和影响的集团——特别是文人和佛、道僧侣——的效忠。
高宗统治初年，他已对文人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其方式是在京师集中学者编辑了一批大部头的文学汇编。几个在太宗时期开始的大项目已告完成：成为现在的《隋书》中的“志”的《五代史志》已在629年开始编写，在656年完成；［17］ 同年，后来成为官方正史的李延寿私人编撰的《南史》和《北史》也上呈给皇帝。［18］ 至此，早在622年就开始组织撰写的唐以前的官方历史宣告完成。［19］ 唐朝的实录也在继续编撰。656年，长孙无忌和令狐德棻完成了高祖和太宗两朝的实录，作为正式的唐朝历史。［20］ 许敬宗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工作，写了高宗最初几年的实录，在659年把它呈献给皇帝。［21］
另一个延续到高宗初年的大项目是对儒家经书的标准注疏（《五经正义》）的最后校订。此书的大部分已完成于7世纪40年代，但《易》、《书》、《诗》、《礼记》和《春秋》及其注疏《左传》在653年才被批准和颁行全国。其他经书的正义也完成于以后几年。［22］
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特别是在许敬宗初任大臣的几年中，皇帝又发起撰写一系列新著作。以下简要列出656年至663年期间在他的指导下呈送给皇帝的著作：656年，皇帝撰写的130卷并附有详细注释的关于统治者的政策和职责的论述；658年，一部关于西域的60卷大型图籍，其中收有派往吐火罗和康国（撒马儿罕）的使臣带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长达1000卷的文集《文馆词林》；661年，另一部630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为大型总集《文选》作的标准注疏，这是普遍施之于文学教育的基本著作；663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师主编的大型文学名著汇编《瑶山玉彩》问世，计500卷。［23］ 上述项目与钦命的巨大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进行（见下文）。
朝廷对世俗的和佛教的学术所作的这种慷慨赞助似乎在665年突然结束。在此前后，武后开始实行对文学的个人赞助，她组织起自己的学者班子，命他们从事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工作。他们编了《列女传》，还有表达武后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该书后来成为所有科举应试士子的必读课本；另外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乐书》。［24］
武后在进行这些学术项目时雇用私人学士集团，其中还包藏着祸心。从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秘书班子，名为“北门学士”；这些人开始为皇后起草奏折，对政策的制定作出决定，而决策本应是宰相们的职责。［25］
国家不只庇护文人学士。它也对在社会上有更多追随者的佛、道僧徒团体给予庇护。［26］
我们已经说过，武后把宗教象征和仪式当作使自己的政体合法化的手段，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她与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顾问的迷信关系。指出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她和高宗都沉缅于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
高宗统治初期，他有些勉强地继续实行他父亲对佛教的保护。太宗的赞助与国家的支持使伟大的朝圣者玄奘得以完成一项大规模的重要工作，即把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典译成中文。
但尽管有这种庇护，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虔敬行为，高宗本人对佛教的态度即使不是敌视的，也是十分冷淡的。655年他下诏命令佛教僧侣服从普遍的法律，而不是根据637年专门颁布的《道僧格》来审理他们。此举引来了僧侣们（其中包括高宗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玄奘）的抗议风暴，以至高宗只好收回成命。玄奘还提出了太宗曾确立道士的地位优于佛徒的问题，但皇帝对此不感兴趣。657年高宗又提出了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佛教僧侣是否应承认社会上正常的等级关系，是否应服从双亲及君主。657年的诏令禁止僧侣们接受父母或其长辈的致敬，后来由于公众的抗议，朝廷还是做出了妥协。662年，高宗要求朝廷讨论僧侣们应尊敬父母及皇上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而他以前的高祖和太宗对此都无力解决。经过僧侣们的强烈抗议，朝廷展开了辩论，两种意见势均力敌；妥协的解决办法是僧侣们应尊敬父母而不必尊敬皇帝，这又引起了不断的抗议，致使诏令不能实行。
尽管高宗就这一基本政治问题在与僧侣们的正面冲突中失败了，但当他在664年（其时玄奘已死）中断了远没有完工的庞大的翻译工作时，他给了佛教真正而持久的打击。高宗逐渐不再注意佛教，而开始对道教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诚；这种转变似乎从660年起就开始了，玄奘死后，几个道教术士对皇帝施加了强烈的个人影响，并在朝廷上得到了官职。
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666年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27］ 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道观（第一次）。［28］ 道教就这样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院网络。675年，皇帝下令编辑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678年，他把道士置于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29］ 同时，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上下。
但从664年放弃了翻译佛经的计划以后，高宗还是谨慎地避免采取可能与势力强大而又组织严密的佛教僧、俗人等发生冲突的任何步骤。他在宫中展开了两种信徒之间的辩论，668年在一场特别尖刻的交锋后，他下令销毁伪造的《老子化胡经》，因为它宣称如来佛与老子实际上是一个人，此事一直是引起争吵的原因。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接手。她出身于虔信佛教的家庭，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武后也是宗教建筑的主要赞肋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674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这是691年武后取得最高权力之后最终把佛教立为国教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所有这些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社会。
皇后需要具有这样广泛基础的支持，因为666年完成了封禅祭祀以后，朝廷上的政局出现了对她不完全有利的变化。
大约在这段时期，皇后经历了一场涉及她的武氏家族成员的危机，因为他们在她当上皇后以后都做上了高官。当时，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和个人权势已很稳固，开始不想再以武后为靠山，开始不太尊重她的母系亲属：仍然极有权势的原来隋朝的皇室杨氏。666年阴历八月，皇后只得采取行动对付他们，处死两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叔，谎称他们毒死了皇帝当时宠爱的魏国夫人，她是皇后姐姐之女，已与廷臣贺兰越石结婚。传闻说，魏国夫人是武后本人毒死的。［30］
664年上官仪垮台后，许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长期担任宰相的人，他继续代表武后的利益，行使不容挑战的权力。但他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而最高一级政府在日益增多的财政和军事问题面前显然需要加强。665年，任命了一小批新宰相，但他们在一两年后都被免职，被两位高宗的最有成就的将军姜恪和刘仁轨所取代，他们经常离开朝廷去远征。667年，皇帝感到缺乏可靠的参谋，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新宰相，他们至少恢复了进行正规朝政程序的门面。
新宰相无疑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新成分的代表，但也不是听命于武后的傀儡，杨弘武是隋朝谋士杨素的侄子，因此与武后之母是亲戚。赵仁本是来自河南西部的陕州的世族，他在御史台和吏部有出色的政绩。李安期的祖父和父亲在隋朝和初唐先后任中书令，他少年时即为奇才，后来连续担任高官。他还在7世纪40和50年代从事国家的各种文学事业。他出生于河北北部的望族。这个宰相班子其余的两名成员也来自河北，戴至德（？—679年）是太宗时期著名宰相戴胄的侄子兼养子；张文瓘（605—677年）是李世?的门生，出身于7世纪后期产生许多高官的一个河北氏族。尽管已知新班子的成员中只有张文瓘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
667年末，李安期被派到地方任职，第二年，已经很老的杨弘武死去，赵仁本与许敬宗闹翻，被免去宰相之职。但是戴至德和张文瓘分别在679年和678年（原文如此。——译者）死去以前一直任宰相，使政府得到多年缺乏的那种行政上的延续性。
任命这批新的宰相可能与朝廷开始面临因朝鲜战争而逐年增长的花费所引起的严重内政问题有关。例如在666年，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河北，全部税收都被送到辽东供给征伐高丽的军队使用。［31］ 政府试图通过使用劣钱（见下文）来解决问题，这证明是一个灾难。668年、669年和670年一系列的饥馑和自然灾害使局势变得更坏。皇帝被迫砍掉各种糜费的建设；670年，问题竟发展到使武后表示要放弃后位——当然这只是一种毫无诚意的姿态——以平息上苍之怒。［32］
这时皇后又经历了两次家庭危机。第一次在670年阴历九月，她的因有显贵亲属而在朝廷上成为她重要帮手的母亲死去了。［33］ 第二次是武后的姐姐（已于666年被害）的儿子贺兰敏之卷入了一桩重大的丑闻。在此之前，武后已把贺兰敏之的姓改为“武”，这样他就能在她的几个异母弟兄被杀后，承袭她父亲的头衔。但以追逐女性而臭名远扬的敏之行为越轨，他诱奸了已中选为太子妃的杨思俭的女儿。武后总是迅速除掉使她陷入困境的同伙中的不良分子，于是就把敏之发配到遥远的南方杀死，随即又清洗了他的已知的同伙。［34］
同年，即670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实的帮手许敬宗；他在78岁时退休，两年后死去。几乎立刻就出现了反对他的活动。一部分廷臣表面上以他的冷酷行为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谥号，因为他曾发配自己的儿子去遥远的南方，还把女儿嫁给南方部落首领之子以换回大量彩礼。许的传记也提到他无法无天和贪婪的声誉；673年，朝廷下令修订他编撰的国史，删掉书中不实之词和不实之情。许敬宗把持朝廷达15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够取得最高的政治权力，所以这种反映是对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过，正当武后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再次恶化。672年末，太子奉诏监国；皇帝病情一度好转后，太子在673年阴历八月又不得不承担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第二年，即674年初期，皇帝病情严重，朝廷正式讨论武后应否临时掌管政府。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和李义琰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复正常，尽管武后通过她个人的秘书班子继续对朝政施加影响。
674年后期，武后公开地广泛笼络人心，她的奏议提出12点对庶民和政府官员均有所让步的改革主张。各种主张多半只表达了虔诚的愿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策，但它们仍反映了对当时各种问题的一种敏税的理解。其要点如下：“一、劝农［35］ 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以上主张基本上包括在一个诏令之中，并予以发布。它们以泛泛之论来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旨在赢得官员和纳税人的欢迎。另外，它们还表现了武后对提高妇女地位的兴趣及皇帝献身于道教的迹象。675年，朝廷又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鲜和西北战事的军费而征课的捐税。
675年，又有人提议恢复政府“正规的”形式，这时戴至德和刘仁轨被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而自7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尚书省就已缺少主要首脑。这个动议使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宰相们审议高级政策时重新得到了发言权。
在676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们是前宰相来济的兄长、扬州人来恒。高智周（602—683年）为另一位来自江苏南部的南方人，已通过了进士考试，长期在学术部门担任高官，在7世纪50年代参加过几项庞大的文学作品汇编工作，曾担任太子的老师。李义琰（死于688年）也是进士，但出身于河北的名门望族。他早年是李世?的门生，665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长期在地方任职。高宗很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名人。他是674年反对武后摄政的动议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于山西南部的望族，是一位早熟的青年学者，得到太宗宠爱，与皇室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公主结婚，高宗作太子时，他曾在太子府任职，又是《晋书》的编撰者。高宗登位后，薛元超先后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要职。显然他会位至三公，664年上官仪被处决时，他却被贬并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74年他获赦免，立刻当上朝廷高官，在683年年中因健康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对皇帝也有极大的影响。
这些宰相都是名声清白的大臣，他们在7世纪80年代以前使朝廷出现了一个显著稳定的领导集团。但那时，武后已通过北门学士获得了自己控制和影响朝廷议事的手段。北门学士的主要人物有刘祎之和元万顷，他们充当了她的私人代理人和私人秘书，渐渐干预起许多原来应由宰相们关心的事情。
675年，皇后取得权力的主要障碍因太子李弘突然死亡而消失了；太子不仅被皇帝本人宠爱，而且还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爱戴。［36］ 在皇帝最近患病期间，他十分胜任地管理各项事务，他死前不久经常站在皇帝一边反对武后。几乎就在他临终前，他还就被杀的萧淑妃的两个女儿所受不公平的待遇与武后公开争论过，因为这两个女儿已被幽禁在宫中20年而没有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李弘是武后毒死的。太子死后，皇帝向朝廷宣布：他只是因为患病，才没有传位给太子，为此他采取了一个不平常步骤，即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他真的当过皇帝似的。［37］
太子的位置立刻由武后所生的皇帝第六子雍王李贤代替，对此我们可作一简短的回顾。［38］
武后当时清除对她具有潜在威胁的其他皇室成员。675年，一位低级妃子给皇帝生下的第三子李上金，因捏造的罪名被流放到湖南的蛮荒之地。［39］ 第二年，即676年，萧淑妃所生的第四皇子、爱好学术的李素节，有试图影响他父亲的表现。自666年以来，武后就谎称他生病而不让他上朝，676年，他因贿赂公行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流放。［40］
677年，一个由著名大臣组成的很强的新班子成为新太子的顾问，679年当皇帝又因病不能亲政时，太子负责政务，表现得非常明敏，因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武后在除掉李弘后，现在又面临一个潜在的对手。
第二年，皇后着手对付李贤。在此以前不久，另一个术士明崇俨已得到皇帝和武后两人的宠爱，他曾私下预言太子不适合于继位，而武后另一个儿子却有未来统治者的相貌。679年阴历五月，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凶手始终没有抓到。武后认为李贤对此事有责任。［41］ 她开始谴责太子，并命她的驯服工具“北门学士”编写《孝子传》和《少阳政范》作为对他的直接告诫。朝廷和后宫开始流传谣言，说太子不是武后的儿子，而是7世纪40年代与武后一起进宫的她的姐姐韩国夫人之子。
李贤是个好色之徒，他与他的几个家奴有不正当的关系，因而引起官员们的不满。武后为此向皇帝正式抱怨，皇帝于是派三名高级官员薛元超、高智周和新任宰相裴炎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套盔甲，于是断定太子在策划政变。也在受审讯的太子宠奴指控太子害死了术士明崇俨。
皇帝非常宠爱李贤，对指控他的罪行显然是半信半疑，仍想赦免他。武后却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皇帝，于是太子被贬为庶民并被幽禁在长安。太子后来流放到四川，几年后被迫自杀。很清楚，公众对此案疑虑重重，因为皇后下令在洛阳公开烧掉发现的盔甲，以便让百姓和官员看到太子的罪证。［42］
许多有名人物在李贤的倒台中受到株连。宰相张大安，被谪流放四川。两位王子蒋王李炜和曹王李明被流放到很远的西南地区。另外几位大臣曾是李贤的老师。他们虽然后来都被赦免并官复原职，但对他们的指控损害了他们的权力。［43］
680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皇帝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为太子。［44］
以后的几年，朝廷的局势保持相对稳定。新太子是14岁的孩子，不能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这时皇帝的健康很不稳定，因此不再是从不屈服的武后的威胁，而武后似乎也满足于皇帝作名义上的君主。681年，在674年公开反对武后摄政的郝处俊被皇后巧妙地免去了宰相之职，而当了太子的老师；这个差事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那时整个帝国处于长达几十年的巨额军费造成的财政危机之中。后来大量宫室和公共建筑的新工程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物价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农民逃往未开发地区试图逃避纳税，而饥荒和干旱的报告年年传来。朝廷几乎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除了作出减少铸造已经短缺的钱币的灾难性决定外，朝廷提出解决王朝财政问题的唯一的积极建议就是打算卖掉皇宫马厩中的马粪。［45］
当皇帝健康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小事上，如派人远至长江去搜寻稀有品种的竹子等等。他再次处于武后的影响之下，又开始准备一系列新的封禅祭祀，这次打算轮流在五岳举行。676年和679年的两次已经作好了安排，但因前线又出现了麻烦而被取消。后来武后计划在684年新年举行，以表示上苍对高宗统治的最后的认可。
但在683年后期，皇帝的病情恶化，因此封禅大典又被取消。［46］ 皇帝正受到晕眩和失明之苦，可能还得了另一次中风。一个为他治病的医生建议放血。皇后反对，但高宗坚持放血，结果他重见光明。［47］ 诋毁武后的人喜欢用这一事件来证明，她不希望高宗康复而希望他死去。但是，那时她丈夫已不再是她取得最高地位的威胁，况且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他的继承人证明要摆脱她的控制。
尽管高宗病情暂时有所缓解，但不久又更加恶化。683年阴历十二月初四，他召见右相裴炎，授以遗诏，命令太子在他的灵柩前登基，年轻的皇帝有不能单独决定的军国大事，应与武后协商解决。［48］ 他在同一天死去。
［1］ 《旧唐书》，卷82；《新唐书》，卷223上。《新唐书》把他归入“罪臣”一类。
［2］ 《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
［3］ 《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
［4］ 《资治通鉴》，卷200第6322页。
［5］ 《唐律疏义》，卷1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6］ 《资治通鉴》，卷201第6343页。
［7］ 《全唐文》，卷12第6页。
［8］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84—87页。
［9］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142—144页。
［10］ 沙畹：《泰山》（巴黎，1910年），第18—20页。
［11］ 《唐会要》，卷7第79—95页。
［12］ 《唐会要》，卷7第95—101页；《旧唐书》，卷23第886—887页；《资治通鉴》，卷200第6316页。
［13］ 《唐会要》，卷7第98页。
［14］ 《唐会要》，卷12第283—285页。
［15］ 《唐会要》，卷36第664—665页；又见池田温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池田温：《唐代氏族志的考察》，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3（1965年），第3—64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
［16］ 《唐会要》，卷83第1528—1529页。
［17］ 《唐会要》，卷63第1092页；对这些志的简要介绍，见白乐曰：《〈隋书〉中的食货志》（莱顿，1953年），第5—7页。
［18］ 《唐会要》，卷63第1092页。
［19］ 《唐会要》，卷63第1090页。
［20］ 《唐会要》，卷63第1092页。
［21］ 许敬宗编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有许多伪造的地方，许的作品送呈高宗后，高宗发现了这些伪造。见《唐会要》，卷63第1093页。
［22］ 详情况D.M.麦克马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23］ 《唐会要》，卷36第656—657页。
［24］ 《资治通鉴》，卷202第6376页。
［25］ 《唐会要》，卷57第977页。
［26］ 关于高宗与佛教的关系的详情，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27］ 《全唐文》，卷12第13页；《唐大诏令集》，卷78第442页。
［28］ 《唐会要》，卷48第850页；《旧唐书》，卷5第90页；《法苑珠林》，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第1027页。
［29］ 《唐会要》，卷49第859页；《佛祖统记》，卷39，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69页。
［30］ 《资治通鉴》，卷201第6350页。
［31］ 《资治通鉴》，卷201第6351页。
［32］ 《资治通鉴》，卷201第6365页。
［33］ 同上。
［34］ 《资治通鉴》，卷202第6367页。
［35］ 《新唐书》，卷76第3477页；《旧唐书》，卷5第99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74页。
［36］ 《旧唐书》，卷86第2830页。
［37］ 《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旧唐书》，卷86第2829—2830页；郭沫若：《武则天》，第125页；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1959年），卷1第137页。
［38］ 《唐会要》，卷4第42—43页。
［39］ 《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
［40］ 《资治通鉴》，卷202第6381页。
［41］ 《资治通鉴》，卷202第6390、6397页。
［42］ 《旧唐书》，卷86第2831—2832页；《唐会要》，卷4第42—43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43］ 《资治通鉴》，卷202第6398页。
［44］ 《唐会要》，卷1第4页。
［45］ 《资治通鉴》，卷202第6400—6401页。
［46］ 《唐会要》，卷7第101—104页。
［47］ 《资治通鉴》，卷203第6415页。
［48］ 《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贬，这次是调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长期为高祖和太宗效劳，在643年又支持高宗继位。但是高宗甚至没有阅读他的奏折的耐心。658年，褚遂良在流放中死去。他的所谓的同党韩瑗和来济也被发配到边远地方任职，并规定终身不许返回朝廷。657年阴历八月，许敬宗被任命为宰相以代替他们，他任此职直到670年退休为止。
许敬宗（592—672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义府那样的单纯的机会主义者，尽管他也同样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1］ 许敬宗出身于南方的杭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员。许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是隋朝极少数获得高等学位（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暂的当过小官。他父亲被隋炀帝的刺客宇文化及杀死，而许敬宗先后为李密及唐朝效劳，并成为太宗私人学士之一。太宗时期，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中历任要职，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645年，他成为太子的老师之一（来济已是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的皇帝有影响。649年他当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诽谤而降为地方官员。
许敬宗于657年再次任宰相时已经65岁了，作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不久就起到从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所起的作用。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详下）、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厚厚80卷的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后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许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后，宰相的队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继位后一直任大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于志宁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外，只有出身于河北地区的年长学者杜正伦是宰相，他与许敬宗一样，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府中显赫一时，后来不幸成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由于顶撞了太宗，他于642至643年极不公平地被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56年他被召回长安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宰相和户部尚书。
在公开反对武曌当皇后的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仍为宰相。但武后的权力仍有一定限度，幸存于朝廷的反对派一直设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支持者之一中书令李义府于658年后期的失势使反对派得到一点鼓励。
李义府（614—666年）出身于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统治初期在科举中中式，并已稳稳当当地升为中书舍人。李义府精于写作，曾与许敬宗合作撰写国史和编纂晋史。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年通过支持武曌篡夺后位的活动，挫败了长孙无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图。结果，他在655年阴历七月当上宰相。不过事实证明他是非常腐败的，他相信武后会无限度地保护他，便凭借这一点很快地滥用职权。据说在荐举和选拔官员方面他大肆贪污，他和家人公开卖官鬻爵，而在两性生活方面也时有丑闻。但尽管如此，他照样不断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于657年阴历三月升为中书令。
但李义府的行为在658年末成了公开的丑闻，以致那年阴历十一月，当他与同为宰相的杜正伦在皇帝面前激烈争吵时，高宗借机把他们二人都贬到地方任职。
长孙无忌及其党羽如果以为这件事会巩固他们的位置，那么很快便证明他们错了。659年阴历四月，武后终于发起了搞垮他的行动。两个小官韦季方和李巢被指控组织敌对集团，其后在由许敬宗监督的司法审讯中，据称被告之一曾与长孙无忌共同策划反对皇上。许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会谋反的确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举大量历史先例以达到贬黜这样一位有权势、在朝廷上受到广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虽然最初不相信这些指控，但仍违心地在未经传讯长孙无忌的情况下把他发配到今贵州省的边境地区。
彻底清除武后的反对者的机会很快来到。另一位长期担任宰相的于志宁，由于他对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议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高官。664年他74岁时获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以前发配到地方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柳奭、韩瑗（有点尴尬的是，他证实在不久前已死）和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恩奉命从流放地返回京师，就指控他们搞阴谋一事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在途中即被杀死。最后，长孙无忌一案又被提出，他被迫在流放地自尽。
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与武后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和任雅相三人于659年阴历五月当上宰相。卢承庆（595—670年）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身任高官。许圉师（？—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661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战役的指挥官，在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659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义府的支持，因而说情把他赦免并从流放地召回。
这时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变动。褚遂良和于志宁作为政府主要行政机构尚书省的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免职以后，无人继任，尚书省至少在以后的16年里没有首脑。政府的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参预宰相们审议国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期常有八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五人，随着卢承庆于660年免职又减少到四人；任雅相在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只剩下三人。这三人是许敬宗、腐化的李义府和许圉师。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664年）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搞学术的岗位上为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他之所以当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级官员中平庸无能而官声上尚无瑕疵。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好。657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2］ 660年阴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3］ 虽然他康复了，但仍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到660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4］
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再次过着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号。他们制订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5］ 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6］ 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订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年末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7］ 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657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8］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9］
武后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沉溺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在成为其亲密伙伴的男、女术士的影响下，武后越来越热衷于宗教的仪式和符咒。她摒弃传统，创造新的标记，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巩固她的地位和她实际控制的王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曌当了皇后以后，高宗统治时期改元不少于13次。662年，中央官僚机器的许多主要职官名称改为古称，到670年才恢复原来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的庄严称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这种称号使自己和她丈夫的统治与以往中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
另一种宣告他们统治的辉煌成就的形式是举行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的封禅典礼。祭祀仪式在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国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脚下和山顶上举行，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由于封禅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很多皇帝担心举行这种仪式会因无充分理由而变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项活动只进行过六次，最后一次是在公元56年。［10］ 太宗曾三次计划举行封禅仪式：632年，被魏征劝阻；641年，太宗已达洛阳，由于出现彗星而被劝阻，没有继续行进；648年，一次不合时宜的洪水取消了仪式。［11］
659年，许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议他举行封禅祭祀。［12］ 因为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经过长时间拖延之后，高宗终于于666年阴历元旦在山脚开始了复杂的礼仪，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仪式。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后仍违反传统，计划扮演一个主角，于是她率领嫔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以表示她具有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13］
高宗统治后期，武后鼓动他在洛阳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举行同样仪式。嵩山的仪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年末，但又因与突厥人的纠纷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⑤
武后迷恋古代礼仪的另一例可在668至669年的一个提案中看到，这个提案主张恢复建筑“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献祭的建筑，它的设计适合举行最重要的礼仪，同时也是一个朝觐大殿。在明堂举行的仪式将反映皇帝（当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权力以及与天的和谐关系。但负责讨论应建成什么样的大堂的学者们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计划因此被取消。武后直到高宗死去，自己当上最高统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14］
武后不论怎样着迷于把王朝与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她还要确保王朝与统治阶级的世俗关系的加强，以有利于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时期，638年编成的《氏族志》试图列出全国的大姓并进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为社会地位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遗漏。659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许敬宗奏请注意《贞观氏族志》中这个严重的缺点，为此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级中，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变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从前长期依据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的原则被取消；新志远比旧志充实，因为它的范围扩大到当时兴起的统治官僚阶级。［15］
同时，政府再次针对有社会威望的山东大族“四姓”采取行动，它们原来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对的目标。这一行动并不损害众多东北人在高宗统治下享有的总的有利地位。这些东北人尽管来自同一地区，但大多只具有次一等的社会地位。自太宗下诏试图削减山东大姓的特权以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他们继续大规模地进行内部通婚，要求那些想与他们联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财礼，甚至干脆拒绝求婚。另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移居京师，在京畿的社会中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集团。659年山东大姓之一拒绝了行为放荡的李义府的求婚，于是李劝高宗下诏禁止7个大族的11个家系（他们形成了令人羡慕的圈子）之间的内部通婚。这个集团并不包括山东大族的全部，但包括了那些需要控制其特权的氏族。王皇后的氏族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对准许的财礼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与家庭的社会地位，而是与姻亲的官品相联系。［16］ 然而，这些大族似乎很容易躲过这些限制，繁盛景况不减当年。
这些措施有助于武后巩固她在朝廷上的地位。但在皇帝生前由后妃直接控制政府尚无历史先例，依然存在一股忠于唐皇室的官员们内心反对的暗流。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武后的地位就始终不稳定，因此她寻求那些能给她带来威信和影响的集团——特别是文人和佛、道僧侣——的效忠。
高宗统治初年，他已对文人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其方式是在京师集中学者编辑了一批大部头的文学汇编。几个在太宗时期开始的大项目已告完成：成为现在的《隋书》中的“志”的《五代史志》已在629年开始编写，在656年完成；［17］ 同年，后来成为官方正史的李延寿私人编撰的《南史》和《北史》也上呈给皇帝。［18］ 至此，早在622年就开始组织撰写的唐以前的官方历史宣告完成。［19］ 唐朝的实录也在继续编撰。656年，长孙无忌和令狐德棻完成了高祖和太宗两朝的实录，作为正式的唐朝历史。［20］ 许敬宗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工作，写了高宗最初几年的实录，在659年把它呈献给皇帝。［21］
另一个延续到高宗初年的大项目是对儒家经书的标准注疏（《五经正义》）的最后校订。此书的大部分已完成于7世纪40年代，但《易》、《书》、《诗》、《礼记》和《春秋》及其注疏《左传》在653年才被批准和颁行全国。其他经书的正义也完成于以后几年。［22］
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特别是在许敬宗初任大臣的几年中，皇帝又发起撰写一系列新著作。以下简要列出656年至663年期间在他的指导下呈送给皇帝的著作：656年，皇帝撰写的130卷并附有详细注释的关于统治者的政策和职责的论述；658年，一部关于西域的60卷大型图籍，其中收有派往吐火罗和康国（撒马儿罕）的使臣带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长达1000卷的文集《文馆词林》；661年，另一部630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为大型总集《文选》作的标准注疏，这是普遍施之于文学教育的基本著作；663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师主编的大型文学名著汇编《瑶山玉彩》问世，计500卷。［23］ 上述项目与钦命的巨大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进行（见下文）。
朝廷对世俗的和佛教的学术所作的这种慷慨赞助似乎在665年突然结束。在此前后，武后开始实行对文学的个人赞助，她组织起自己的学者班子，命他们从事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工作。他们编了《列女传》，还有表达武后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该书后来成为所有科举应试士子的必读课本；另外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乐书》。［24］
武后在进行这些学术项目时雇用私人学士集团，其中还包藏着祸心。从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秘书班子，名为“北门学士”；这些人开始为皇后起草奏折，对政策的制定作出决定，而决策本应是宰相们的职责。［25］
国家不只庇护文人学士。它也对在社会上有更多追随者的佛、道僧徒团体给予庇护。［26］
我们已经说过，武后把宗教象征和仪式当作使自己的政体合法化的手段，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她与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顾问的迷信关系。指出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她和高宗都沉缅于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
高宗统治初期，他有些勉强地继续实行他父亲对佛教的保护。太宗的赞助与国家的支持使伟大的朝圣者玄奘得以完成一项大规模的重要工作，即把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典译成中文。
但尽管有这种庇护，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虔敬行为，高宗本人对佛教的态度即使不是敌视的，也是十分冷淡的。655年他下诏命令佛教僧侣服从普遍的法律，而不是根据637年专门颁布的《道僧格》来审理他们。此举引来了僧侣们（其中包括高宗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玄奘）的抗议风暴，以至高宗只好收回成命。玄奘还提出了太宗曾确立道士的地位优于佛徒的问题，但皇帝对此不感兴趣。657年高宗又提出了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佛教僧侣是否应承认社会上正常的等级关系，是否应服从双亲及君主。657年的诏令禁止僧侣们接受父母或其长辈的致敬，后来由于公众的抗议，朝廷还是做出了妥协。662年，高宗要求朝廷讨论僧侣们应尊敬父母及皇上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而他以前的高祖和太宗对此都无力解决。经过僧侣们的强烈抗议，朝廷展开了辩论，两种意见势均力敌；妥协的解决办法是僧侣们应尊敬父母而不必尊敬皇帝，这又引起了不断的抗议，致使诏令不能实行。
尽管高宗就这一基本政治问题在与僧侣们的正面冲突中失败了，但当他在664年（其时玄奘已死）中断了远没有完工的庞大的翻译工作时，他给了佛教真正而持久的打击。高宗逐渐不再注意佛教，而开始对道教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诚；这种转变似乎从660年起就开始了，玄奘死后，几个道教术士对皇帝施加了强烈的个人影响，并在朝廷上得到了官职。
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666年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27］ 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道观（第一次）。［28］ 道教就这样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院网络。675年，皇帝下令编辑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678年，他把道士置于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29］ 同时，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上下。
但从664年放弃了翻译佛经的计划以后，高宗还是谨慎地避免采取可能与势力强大而又组织严密的佛教僧、俗人等发生冲突的任何步骤。他在宫中展开了两种信徒之间的辩论，668年在一场特别尖刻的交锋后，他下令销毁伪造的《老子化胡经》，因为它宣称如来佛与老子实际上是一个人，此事一直是引起争吵的原因。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接手。她出身于虔信佛教的家庭，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武后也是宗教建筑的主要赞肋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674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这是691年武后取得最高权力之后最终把佛教立为国教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所有这些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社会。
皇后需要具有这样广泛基础的支持，因为666年完成了封禅祭祀以后，朝廷上的政局出现了对她不完全有利的变化。
大约在这段时期，皇后经历了一场涉及她的武氏家族成员的危机，因为他们在她当上皇后以后都做上了高官。当时，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和个人权势已很稳固，开始不想再以武后为靠山，开始不太尊重她的母系亲属：仍然极有权势的原来隋朝的皇室杨氏。666年阴历八月，皇后只得采取行动对付他们，处死两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叔，谎称他们毒死了皇帝当时宠爱的魏国夫人，她是皇后姐姐之女，已与廷臣贺兰越石结婚。传闻说，魏国夫人是武后本人毒死的。［30］
664年上官仪垮台后，许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长期担任宰相的人，他继续代表武后的利益，行使不容挑战的权力。但他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而最高一级政府在日益增多的财政和军事问题面前显然需要加强。665年，任命了一小批新宰相，但他们在一两年后都被免职，被两位高宗的最有成就的将军姜恪和刘仁轨所取代，他们经常离开朝廷去远征。667年，皇帝感到缺乏可靠的参谋，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新宰相，他们至少恢复了进行正规朝政程序的门面。
新宰相无疑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新成分的代表，但也不是听命于武后的傀儡，杨弘武是隋朝谋士杨素的侄子，因此与武后之母是亲戚。赵仁本是来自河南西部的陕州的世族，他在御史台和吏部有出色的政绩。李安期的祖父和父亲在隋朝和初唐先后任中书令，他少年时即为奇才，后来连续担任高官。他还在7世纪40和50年代从事国家的各种文学事业。他出生于河北北部的望族。这个宰相班子其余的两名成员也来自河北，戴至德（？—679年）是太宗时期著名宰相戴胄的侄子兼养子；张文瓘（605—677年）是李世?的门生，出身于7世纪后期产生许多高官的一个河北氏族。尽管已知新班子的成员中只有张文瓘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
667年末，李安期被派到地方任职，第二年，已经很老的杨弘武死去，赵仁本与许敬宗闹翻，被免去宰相之职。但是戴至德和张文瓘分别在679年和678年（原文如此。——译者）死去以前一直任宰相，使政府得到多年缺乏的那种行政上的延续性。
任命这批新的宰相可能与朝廷开始面临因朝鲜战争而逐年增长的花费所引起的严重内政问题有关。例如在666年，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河北，全部税收都被送到辽东供给征伐高丽的军队使用。［31］ 政府试图通过使用劣钱（见下文）来解决问题，这证明是一个灾难。668年、669年和670年一系列的饥馑和自然灾害使局势变得更坏。皇帝被迫砍掉各种糜费的建设；670年，问题竟发展到使武后表示要放弃后位——当然这只是一种毫无诚意的姿态——以平息上苍之怒。［32］
这时皇后又经历了两次家庭危机。第一次在670年阴历九月，她的因有显贵亲属而在朝廷上成为她重要帮手的母亲死去了。［33］ 第二次是武后的姐姐（已于666年被害）的儿子贺兰敏之卷入了一桩重大的丑闻。在此之前，武后已把贺兰敏之的姓改为“武”，这样他就能在她的几个异母弟兄被杀后，承袭她父亲的头衔。但以追逐女性而臭名远扬的敏之行为越轨，他诱奸了已中选为太子妃的杨思俭的女儿。武后总是迅速除掉使她陷入困境的同伙中的不良分子，于是就把敏之发配到遥远的南方杀死，随即又清洗了他的已知的同伙。［34］
同年，即670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实的帮手许敬宗；他在78岁时退休，两年后死去。几乎立刻就出现了反对他的活动。一部分廷臣表面上以他的冷酷行为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谥号，因为他曾发配自己的儿子去遥远的南方，还把女儿嫁给南方部落首领之子以换回大量彩礼。许的传记也提到他无法无天和贪婪的声誉；673年，朝廷下令修订他编撰的国史，删掉书中不实之词和不实之情。许敬宗把持朝廷达15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够取得最高的政治权力，所以这种反映是对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过，正当武后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再次恶化。672年末，太子奉诏监国；皇帝病情一度好转后，太子在673年阴历八月又不得不承担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第二年，即674年初期，皇帝病情严重，朝廷正式讨论武后应否临时掌管政府。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和李义琰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复正常，尽管武后通过她个人的秘书班子继续对朝政施加影响。
674年后期，武后公开地广泛笼络人心，她的奏议提出12点对庶民和政府官员均有所让步的改革主张。各种主张多半只表达了虔诚的愿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策，但它们仍反映了对当时各种问题的一种敏税的理解。其要点如下：“一、劝农［35］ 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以上主张基本上包括在一个诏令之中，并予以发布。它们以泛泛之论来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旨在赢得官员和纳税人的欢迎。另外，它们还表现了武后对提高妇女地位的兴趣及皇帝献身于道教的迹象。675年，朝廷又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鲜和西北战事的军费而征课的捐税。
675年，又有人提议恢复政府“正规的”形式，这时戴至德和刘仁轨被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而自7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尚书省就已缺少主要首脑。这个动议使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宰相们审议高级政策时重新得到了发言权。
在676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们是前宰相来济的兄长、扬州人来恒。高智周（602—683年）为另一位来自江苏南部的南方人，已通过了进士考试，长期在学术部门担任高官，在7世纪50年代参加过几项庞大的文学作品汇编工作，曾担任太子的老师。李义琰（死于688年）也是进士，但出身于河北的名门望族。他早年是李世?的门生，665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长期在地方任职。高宗很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名人。他是674年反对武后摄政的动议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于山西南部的望族，是一位早熟的青年学者，得到太宗宠爱，与皇室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公主结婚，高宗作太子时，他曾在太子府任职，又是《晋书》的编撰者。高宗登位后，薛元超先后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要职。显然他会位至三公，664年上官仪被处决时，他却被贬并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74年他获赦免，立刻当上朝廷高官，在683年年中因健康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对皇帝也有极大的影响。
这些宰相都是名声清白的大臣，他们在7世纪80年代以前使朝廷出现了一个显著稳定的领导集团。但那时，武后已通过北门学士获得了自己控制和影响朝廷议事的手段。北门学士的主要人物有刘祎之和元万顷，他们充当了她的私人代理人和私人秘书，渐渐干预起许多原来应由宰相们关心的事情。
675年，皇后取得权力的主要障碍因太子李弘突然死亡而消失了；太子不仅被皇帝本人宠爱，而且还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爱戴。［36］ 在皇帝最近患病期间，他十分胜任地管理各项事务，他死前不久经常站在皇帝一边反对武后。几乎就在他临终前，他还就被杀的萧淑妃的两个女儿所受不公平的待遇与武后公开争论过，因为这两个女儿已被幽禁在宫中20年而没有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李弘是武后毒死的。太子死后，皇帝向朝廷宣布：他只是因为患病，才没有传位给太子，为此他采取了一个不平常步骤，即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他真的当过皇帝似的。［37］
太子的位置立刻由武后所生的皇帝第六子雍王李贤代替，对此我们可作一简短的回顾。［38］
武后当时清除对她具有潜在威胁的其他皇室成员。675年，一位低级妃子给皇帝生下的第三子李上金，因捏造的罪名被流放到湖南的蛮荒之地。［39］ 第二年，即676年，萧淑妃所生的第四皇子、爱好学术的李素节，有试图影响他父亲的表现。自666年以来，武后就谎称他生病而不让他上朝，676年，他因贿赂公行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流放。［40］
677年，一个由著名大臣组成的很强的新班子成为新太子的顾问，679年当皇帝又因病不能亲政时，太子负责政务，表现得非常明敏，因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武后在除掉李弘后，现在又面临一个潜在的对手。
第二年，皇后着手对付李贤。在此以前不久，另一个术士明崇俨已得到皇帝和武后两人的宠爱，他曾私下预言太子不适合于继位，而武后另一个儿子却有未来统治者的相貌。679年阴历五月，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凶手始终没有抓到。武后认为李贤对此事有责任。［41］ 她开始谴责太子，并命她的驯服工具“北门学士”编写《孝子传》和《少阳政范》作为对他的直接告诫。朝廷和后宫开始流传谣言，说太子不是武后的儿子，而是7世纪40年代与武后一起进宫的她的姐姐韩国夫人之子。
李贤是个好色之徒，他与他的几个家奴有不正当的关系，因而引起官员们的不满。武后为此向皇帝正式抱怨，皇帝于是派三名高级官员薛元超、高智周和新任宰相裴炎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套盔甲，于是断定太子在策划政变。也在受审讯的太子宠奴指控太子害死了术士明崇俨。
皇帝非常宠爱李贤，对指控他的罪行显然是半信半疑，仍想赦免他。武后却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皇帝，于是太子被贬为庶民并被幽禁在长安。太子后来流放到四川，几年后被迫自杀。很清楚，公众对此案疑虑重重，因为皇后下令在洛阳公开烧掉发现的盔甲，以便让百姓和官员看到太子的罪证。［42］
许多有名人物在李贤的倒台中受到株连。宰相张大安，被谪流放四川。两位王子蒋王李炜和曹王李明被流放到很远的西南地区。另外几位大臣曾是李贤的老师。他们虽然后来都被赦免并官复原职，但对他们的指控损害了他们的权力。［43］
680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皇帝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为太子。［44］
以后的几年，朝廷的局势保持相对稳定。新太子是14岁的孩子，不能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这时皇帝的健康很不稳定，因此不再是从不屈服的武后的威胁，而武后似乎也满足于皇帝作名义上的君主。681年，在674年公开反对武后摄政的郝处俊被皇后巧妙地免去了宰相之职，而当了太子的老师；这个差事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那时整个帝国处于长达几十年的巨额军费造成的财政危机之中。后来大量宫室和公共建筑的新工程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物价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农民逃往未开发地区试图逃避纳税，而饥荒和干旱的报告年年传来。朝廷几乎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除了作出减少铸造已经短缺的钱币的灾难性决定外，朝廷提出解决王朝财政问题的唯一的积极建议就是打算卖掉皇宫马厩中的马粪。［45］
当皇帝健康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小事上，如派人远至长江去搜寻稀有品种的竹子等等。他再次处于武后的影响之下，又开始准备一系列新的封禅祭祀，这次打算轮流在五岳举行。676年和679年的两次已经作好了安排，但因前线又出现了麻烦而被取消。后来武后计划在684年新年举行，以表示上苍对高宗统治的最后的认可。
但在683年后期，皇帝的病情恶化，因此封禅大典又被取消。［46］ 皇帝正受到晕眩和失明之苦，可能还得了另一次中风。一个为他治病的医生建议放血。皇后反对，但高宗坚持放血，结果他重见光明。［47］ 诋毁武后的人喜欢用这一事件来证明，她不希望高宗康复而希望他死去。但是，那时她丈夫已不再是她取得最高地位的威胁，况且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他的继承人证明要摆脱她的控制。
尽管高宗病情暂时有所缓解，但不久又更加恶化。683年阴历十二月初四，他召见右相裴炎，授以遗诏，命令太子在他的灵柩前登基，年轻的皇帝有不能单独决定的军国大事，应与武后协商解决。［48］ 他在同一天死去。
［1］ 《旧唐书》，卷82；《新唐书》，卷223上。《新唐书》把他归入“罪臣”一类。
［2］ 《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
［3］ 《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
［4］ 《资治通鉴》，卷200第6322页。
［5］ 《唐律疏义》，卷1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6］ 《资治通鉴》，卷201第6343页。
［7］ 《全唐文》，卷12第6页。
［8］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84—87页。
［9］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142—144页。
［10］ 沙畹：《泰山》（巴黎，1910年），第18—20页。
［11］ 《唐会要》，卷7第79—95页。
［12］ 《唐会要》，卷7第95—101页；《旧唐书》，卷23第886—887页；《资治通鉴》，卷200第6316页。
［13］ 《唐会要》，卷7第98页。
［14］ 《唐会要》，卷12第283—285页。
［15］ 《唐会要》，卷36第664—665页；又见池田温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池田温：《唐代氏族志的考察》，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3（1965年），第3—64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
［16］ 《唐会要》，卷83第1528—1529页。
［17］ 《唐会要》，卷63第1092页；对这些志的简要介绍，见白乐曰：《〈隋书〉中的食货志》（莱顿，1953年），第5—7页。
［18］ 《唐会要》，卷63第1092页。
［19］ 《唐会要》，卷63第1090页。
［20］ 《唐会要》，卷63第1092页。
［21］ 许敬宗编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有许多伪造的地方，许的作品送呈高宗后，高宗发现了这些伪造。见《唐会要》，卷63第1093页。
［22］ 详情况D.M.麦克马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23］ 《唐会要》，卷36第656—657页。
［24］ 《资治通鉴》，卷202第6376页。
［25］ 《唐会要》，卷57第977页。
［26］ 关于高宗与佛教的关系的详情，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27］ 《全唐文》，卷12第13页；《唐大诏令集》，卷78第442页。
［28］ 《唐会要》，卷48第850页；《旧唐书》，卷5第90页；《法苑珠林》，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第1027页。
［29］ 《唐会要》，卷49第859页；《佛祖统记》，卷39，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69页。
［30］ 《资治通鉴》，卷201第6350页。
［31］ 《资治通鉴》，卷201第6351页。
［32］ 《资治通鉴》，卷201第6365页。
［33］ 同上。
［34］ 《资治通鉴》，卷202第6367页。
［35］ 《新唐书》，卷76第3477页；《旧唐书》，卷5第99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74页。
［36］ 《旧唐书》，卷86第2830页。
［37］ 《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旧唐书》，卷86第2829—2830页；郭沫若：《武则天》，第125页；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1959年），卷1第137页。
［38］ 《唐会要》，卷4第42—43页。
［39］ 《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
［40］ 《资治通鉴》，卷202第6381页。
［41］ 《资治通鉴》，卷202第6390、6397页。
［42］ 《旧唐书》，卷86第2831—2832页；《唐会要》，卷4第42—43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43］ 《资治通鉴》，卷202第6398页。
［44］ 《唐会要》，卷1第4页。
［45］ 《资治通鉴》，卷202第6400—6401页。
［46］ 《唐会要》，卷7第101—104页。
［47］ 《资治通鉴》，卷203第6415页。
［48］ 《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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