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于部分地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王朝而长存；后者在人口数量上以20比1超过它们，其经济资源更是占有压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及作为独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为条件获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个一向作为中国人世界的遥远边疆的地方出现，先是征服了辽，接着用强力控制了宋的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契丹人和党项人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的边疆政权，尽管汉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并肯定是国家大量财富的生产者，但他们并不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金帝国却拥有急剧膨胀的3000—4000万的汉族人口。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相比，女真人政权极有必要去适应传统的政权方式。它也是一个更货真价实地声称是宋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另一个中国。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几个王朝完全不同。说到辽，它在中国的版图，至少在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其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它家乡草原的政权所进行的近于附带性扩张的产物。女真人保持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部落领地，但很快他们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连其首都也建在中国的中国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据了中国北方，而这不过是他们那意图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急速扩张的一部分，这一意图导致他们控制了从匈牙利和波兰边境直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蒙古人关于“天下”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一时间，中国不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这整个国家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时，蒙古人的帝国也随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汗国，但是中国——此时是整个中国，其人口超过1亿——仍然仅是一个更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与前几个政权不同的是，当中国的元政权崩溃时，蒙古人仅仅是撤回到了他们草原上的家乡，在几个世纪内依然是一股较强的力量。
这些政权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们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举例来说，北京一带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达四个多世纪；而甘肃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外族人统治了六个世纪之后，才在明朝第一个皇帝时由汉人恢复了控制。此外，整个中国北方也被非汉人统治了两个多世纪。
尽管中国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断扩大，还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些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更为漫长的反向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范围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高句丽，追溯到新罗和百济的高丽王朝，追溯到7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以及7—8世纪的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的东北国家的辽，是直接承自于辽东的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获得中原的十六州更为重要的步骤。渤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五京，有一个构造精巧的汉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书面汉语的精英，有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两个世纪的发达的文化。［1">[1]一个多少与此类似的南诏政权自8世纪初建立，它占据了现今的云南。［2］ 这两个具有强烈独立性的唐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度的适应——这是把邻近的人民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的一个方面。
这种发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丽，还有越南——它于10世纪初最终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并以中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3］ ——这些民族有的在中国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生活了几个世纪，当他们最终挣脱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都继续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据着从未被中国王朝有效统治过的地区，但它们的民族也熟悉中国及其制度，当它们自身形成独立国家时，也效仿熟悉的中国模式。这各种不同的适应就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
［1">[1] ①关于渤海的出现，见[512]崔瑞德、费正清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40—443页。
［2］ 关于南诏，见[23]查尔斯·巴库斯：《南诏王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界》。
［3］ 见[495]基思·W.泰勒：《越南的诞生》。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于部分地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王朝而长存；后者在人口数量上以20比1超过它们，其经济资源更是占有压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及作为独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为条件获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个一向作为中国人世界的遥远边疆的地方出现，先是征服了辽，接着用强力控制了宋的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契丹人和党项人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的边疆政权，尽管汉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并肯定是国家大量财富的生产者，但他们并不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金帝国却拥有急剧膨胀的3000—4000万的汉族人口。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相比，女真人政权极有必要去适应传统的政权方式。它也是一个更货真价实地声称是宋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另一个中国。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几个王朝完全不同。说到辽，它在中国的版图，至少在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其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它家乡草原的政权所进行的近于附带性扩张的产物。女真人保持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部落领地，但很快他们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连其首都也建在中国的中国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据了中国北方，而这不过是他们那意图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所进行的急速扩张的一部分，这一意图导致他们控制了从匈牙利和波兰边境直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蒙古人关于“天下”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一时间，中国不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这整个国家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时，蒙古人的帝国也随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汗国，但是中国——此时是整个中国，其人口超过1亿——仍然仅是一个更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与前几个政权不同的是，当中国的元政权崩溃时，蒙古人仅仅是撤回到了他们草原上的家乡，在几个世纪内依然是一股较强的力量。
这些政权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们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举例来说，北京一带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达四个多世纪；而甘肃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外族人统治了六个世纪之后，才在明朝第一个皇帝时由汉人恢复了控制。此外，整个中国北方也被非汉人统治了两个多世纪。
尽管中国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断扩大，还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些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更为漫长的反向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范围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高句丽，追溯到新罗和百济的高丽王朝，追溯到7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以及7—8世纪的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的东北国家的辽，是直接承自于辽东的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获得中原的十六州更为重要的步骤。渤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五京，有一个构造精巧的汉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书面汉语的精英，有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两个世纪的发达的文化。［1">[1]一个多少与此类似的南诏政权自8世纪初建立，它占据了现今的云南。［2］ 这两个具有强烈独立性的唐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度的适应——这是把邻近的人民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的一个方面。
这种发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丽，还有越南——它于10世纪初最终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并以中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3］ ——这些民族有的在中国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生活了几个世纪，当他们最终挣脱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都继续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据着从未被中国王朝有效统治过的地区，但它们的民族也熟悉中国及其制度，当它们自身形成独立国家时，也效仿熟悉的中国模式。这各种不同的适应就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
［1">[1] ①关于渤海的出现，见[512]崔瑞德、费正清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40—443页。
［2］ 关于南诏，见[23]查尔斯·巴库斯：《南诏王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界》。
［3］ 见[495]基思·W.泰勒：《越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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