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叡死于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因为后者的儿子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继捧担任节度使，李继捧的就任显然没能得到其他氏族首领的赞同。这样就引起了对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长辈间的不和，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由于对李继捧继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议，于是李继捧请求宋朝出面予以干预，而绥州的党项刺史则借此机会迫使李继捧向宋廷称臣。我们并不清楚李继捧称臣的动机，但是称臣的结果，使李继捧不得不随宋朝派到夏州的使节一起返回开封，在朝廷上，李继捧正式将夏、绥、银、宥（根据其他说法，还包括静州）献给了宋太宗，“帝甚喜之”。这样一来，宋朝就在982年以和平手段得到了后唐在933年以武力手段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
李继捧的堂弟继迁以勇敢、尚武知名。963年，李继迁出生于银州。在父亲死后，由一位长辈当了他的保护人，李继迁就是在这位长辈照料下长大成人的。据说，李继迁的保护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袭击李继捧失败而丧命。当宋朝官员开始将李氏成员抓起来，赶到内地重新安置时，李继迁与他的同伙逃往北方，进入了平夏的牧场，在这里，他恢复了党项各部落间的联系。形势变化的结果，在党项氏族内部清除了汉化程度较深的成分——这些人大部分都自愿迁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来的拓跋部落传统的保护者们创建了独立的鄂尔多斯政权。
李继迁在距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营帐。宋朝规定的税收不时激起银、夏地区的动乱，李继迁纠集了2万人的军队，开始袭击银、夏二州地方政权。［1］ 在鄂尔多斯北部和黄河北岸，有几个以游牧为生的党项大部落，他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将“贡”马送往宋廷，以换取作为礼物的茶和丝绸，同时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马匹的转运通道——最初是与契丹共谋，后来是作为李继迁的同党。但是在这些部落首领中，有许多人也尽量想保持对宋朝的臣属关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提高自己的声望。此外，李继迁这时正在向这些部落首领施加压力，使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与宋朝脱离关系。当然就这些部落而言，他们与宋朝保持关系，无疑也是为了提高自身在与李继迁交往中的地位。与宋朝断绝关系，就意味着拒绝将马匹卖给宋朝的代理商，而这样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触的。
在李继迁与宋朝交界的南部边境沿线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而且种族不同的吐蕃—羌人集团，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项部落。对李继迁来说，更为棘手的是解决好这些部落的问题。这里的部民被内部倾轧和相互冲突的臣属关系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许多首领长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礼物，故而他们在宋朝与李继迁的关系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帮助宋朝攻击李继迁。［2］ 但是这些部落与宋朝间的这种脆弱的臣属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它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来重建。这样就使党项人在争夺部落属部的斗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尽管如此，与宋朝政权的富足和强大相比，李继迁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而他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结合成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牢固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边疆官吏的暴虐统治的斗争中，李继迁以自己的氏族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与此同时，他还与他们结成联姻关系，以权力和劫掠作为诱饵，所有这些，都是李继迁用以保证他们臣服于自己的策略。李继迁本人在强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选择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内”氏族之一。野利后及其氏族在西夏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他们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与萧后氏族在契丹国的地位相当。［3］
李继迁与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联姻关系。986年，李继迁表示归顺辽朝，向辽请婚。989年，他如愿得到了辽公主，并在990年被辽帝册封为“夏国王”。［4］ 与辽新结成的联姻关系，给西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对党项人来说，臣服辽朝从来也没有妨碍过他们与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党项与辽的联姻，在三方关系中不断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猜疑和争吵。而且，居住在辽朝边界以内的党项部落也成了西夏、辽两国间多年摩擦的根源。1004—1005年，在与宋朝缔结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之后，契丹可以从容考虑在与党项人争夺河西贸易的控制权和对回鹘附庸国的支配权造成的威胁了。然而对于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而言，党项与契丹名义上的联姻关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时宋朝并没有对党项采取敌对的态度，也没有向鄂尔多斯边界地区派遣大批军队，而是依靠劝说、施加经济压力和威胁来保持与党项的关系。通过在边界地区战略要地设置要塞，通过“抚绥”边界地区宋朝管辖区内非汉族群落的造反，通过鼓励与吐蕃和回鹘的进贡贸易，宋朝很轻易地利用了党项部落的分裂局面。其实，宋朝与党项之间自始至终都处在某种非正式的战争状态。党项人往往将与宋朝交易得来的钱币熔化，用来制作兵器。从983年起，宋朝开始限制边疆贸易，并以货物代替钱币来交换马匹，这样就减少了流入党项的金属。993年，宋廷又计划禁止在沿边界地区出售优质的党项盐，希望以此来阻塞李继迁同伙的财源，并逼迫他们归降。但是这条禁令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并由此而出现了大批走私贸易，所以很快就被废止了——虽然后来又曾在名义上恢复过。［5］ 尽管在与西夏的关系中，宋朝占有经济上的优势，但是讨伐不合作的边疆部落的局部性战争，极大地降低了为宋朝效力的吸引力。
李继迁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强军事实力，并千方百计补偿因宋朝禁断贸易所造成的损失。早在984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驼、马来试探汉人的态度。此后不久，宋朝军队袭击了他在地斤泽的营地，李继迁仅以身幸免。985年，李继迁再克银州，并着手重新夺取定难军的拓跋氏传统领地。在汉人谋士张浦的帮助下，李继迁在重新得到的地区草创了政府机构，并将鄂尔多斯的汉人和部落首领召集起来，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后来，张浦被宋太宗羁留“作客”有年，但是尽管太宗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最终还是没能诱使李继迁降宋。
就党项首领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固的资源基地。尽管宋朝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动，走私贸易还是很猖獗。1002年，李继迁自己在灵州路开放了季节性的集市，吸引了许多买主。但是平夏地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动乱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地区。甚至在994年宋朝军队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继迁的军队就已经分别向西方和南方朝灵州和兰州方向发展了。到1001年，党项军队已经发展到了5万人，他们成功地切断了灵州通往内地的生命线。1002年三月，党项攻陷灵州，以灵州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首都。黄河沿岸地区为党项的扩张提供了一个丰饶的根据地。［6］ （参见地图10）
1003年，灵州被改名为西平府。李继迁建都灵州后，立即开始恢复这里的运河系统，并将鄂尔多斯的居民强迫迁往新首都，以增加农业人口，扩大税收基地。也就是在这一年，宋朝承认既成事实，正式将982年李继捧放弃的鄂尔多斯五州之地归还给了李继迁。与此同时，李继迁已经在距离灵州西南500里的凉州开辟了另一条通道——凉州成为甘肃走廊与开封之间朝贡贸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中枢。
［1］ [644]《宋史》，卷485，第13984—13986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a、14a、16a；卷24，20—21a、22b。[139]傅海波：《宋人传记》，第2卷，第521—522页有李继捧传。
［2］ [644]《宋史》，卷491和卷492有党项和吐蕃的传记；[804]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
［3］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1—192页；[545]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7节，“第三种文化”，第20页。
［4］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9页；[645]《辽史》，卷115，第1524—1525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92—99页，评述了党项与契丹的关系。
［5］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0b。[878]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
［6］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a；[644]《宋史》，卷485，第13988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05—215页。
李继捧的堂弟继迁以勇敢、尚武知名。963年，李继迁出生于银州。在父亲死后，由一位长辈当了他的保护人，李继迁就是在这位长辈照料下长大成人的。据说，李继迁的保护人在981年因在夏州袭击李继捧失败而丧命。当宋朝官员开始将李氏成员抓起来，赶到内地重新安置时，李继迁与他的同伙逃往北方，进入了平夏的牧场，在这里，他恢复了党项各部落间的联系。形势变化的结果，在党项氏族内部清除了汉化程度较深的成分——这些人大部分都自愿迁移到了内地，而由留下来的拓跋部落传统的保护者们创建了独立的鄂尔多斯政权。
李继迁在距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营帐。宋朝规定的税收不时激起银、夏地区的动乱，李继迁纠集了2万人的军队，开始袭击银、夏二州地方政权。［1］ 在鄂尔多斯北部和黄河北岸，有几个以游牧为生的党项大部落，他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将“贡”马送往宋廷，以换取作为礼物的茶和丝绸，同时又常常阻滞和劫掠宋朝马匹的转运通道——最初是与契丹共谋，后来是作为李继迁的同党。但是在这些部落首领中，有许多人也尽量想保持对宋朝的臣属关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提高自己的声望。此外，李继迁这时正在向这些部落首领施加压力，使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与宋朝脱离关系。当然就这些部落而言，他们与宋朝保持关系，无疑也是为了提高自身在与李继迁交往中的地位。与宋朝断绝关系，就意味着拒绝将马匹卖给宋朝的代理商，而这样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抵触的。
在李继迁与宋朝交界的南部边境沿线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而且种族不同的吐蕃—羌人集团，其中包括重要的南山党项部落。对李继迁来说，更为棘手的是解决好这些部落的问题。这里的部民被内部倾轧和相互冲突的臣属关系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反对一切外部的控制。许多首领长期向宋朝提供武力援助，并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礼物，故而他们在宋朝与李继迁的关系中或者是保持中立，或者是帮助宋朝攻击李继迁。［2］ 但是这些部落与宋朝间的这种脆弱的臣属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它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而且常常需要使用武力来重建。这样就使党项人在争夺部落属部的斗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尽管如此，与宋朝政权的富足和强大相比，李继迁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而他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四分五裂、朝秦暮楚的部族结合成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牢固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平夏和南山部民反抗宋朝边疆官吏的暴虐统治的斗争中，李继迁以自己的氏族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与此同时，他还与他们结成联姻关系，以权力和劫掠作为诱饵，所有这些，都是李继迁用以保证他们臣服于自己的策略。李继迁本人在强大的南山野利氏中选择了一位妻子，于是野利氏就成了西夏早期的上等“内”氏族之一。野利后及其氏族在西夏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他们的地位一度甚至可以与萧后氏族在契丹国的地位相当。［3］
李继迁与契丹朝王族也建立了联姻关系。986年，李继迁表示归顺辽朝，向辽请婚。989年，他如愿得到了辽公主，并在990年被辽帝册封为“夏国王”。［4］ 与辽新结成的联姻关系，给西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对党项人来说，臣服辽朝从来也没有妨碍过他们与宋朝的交易，但是随着党项与辽的联姻，在三方关系中不断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猜疑和争吵。而且，居住在辽朝边界以内的党项部落也成了西夏、辽两国间多年摩擦的根源。1004—1005年，在与宋朝缔结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之后，契丹可以从容考虑在与党项人争夺河西贸易的控制权和对回鹘附庸国的支配权造成的威胁了。然而对于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而言，党项与契丹名义上的联姻关系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时宋朝并没有对党项采取敌对的态度，也没有向鄂尔多斯边界地区派遣大批军队，而是依靠劝说、施加经济压力和威胁来保持与党项的关系。通过在边界地区战略要地设置要塞，通过“抚绥”边界地区宋朝管辖区内非汉族群落的造反，通过鼓励与吐蕃和回鹘的进贡贸易，宋朝很轻易地利用了党项部落的分裂局面。其实，宋朝与党项之间自始至终都处在某种非正式的战争状态。党项人往往将与宋朝交易得来的钱币熔化，用来制作兵器。从983年起，宋朝开始限制边疆贸易，并以货物代替钱币来交换马匹，这样就减少了流入党项的金属。993年，宋廷又计划禁止在沿边界地区出售优质的党项盐，希望以此来阻塞李继迁同伙的财源，并逼迫他们归降。但是这条禁令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并由此而出现了大批走私贸易，所以很快就被废止了——虽然后来又曾在名义上恢复过。［5］ 尽管在与西夏的关系中，宋朝占有经济上的优势，但是讨伐不合作的边疆部落的局部性战争，极大地降低了为宋朝效力的吸引力。
李继迁的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加强军事实力，并千方百计补偿因宋朝禁断贸易所造成的损失。早在984年，他就以向麟州提供驼、马来试探汉人的态度。此后不久，宋朝军队袭击了他在地斤泽的营地，李继迁仅以身幸免。985年，李继迁再克银州，并着手重新夺取定难军的拓跋氏传统领地。在汉人谋士张浦的帮助下，李继迁在重新得到的地区草创了政府机构，并将鄂尔多斯的汉人和部落首领召集起来，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后来，张浦被宋太宗羁留“作客”有年，但是尽管太宗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最终还是没能诱使李继迁降宋。
就党项首领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固的资源基地。尽管宋朝一直在竭力禁止走私活动，走私贸易还是很猖獗。1002年，李继迁自己在灵州路开放了季节性的集市，吸引了许多买主。但是平夏地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动乱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地区。甚至在994年宋朝军队夷平夏州的古城堡之前，李继迁的军队就已经分别向西方和南方朝灵州和兰州方向发展了。到1001年，党项军队已经发展到了5万人，他们成功地切断了灵州通往内地的生命线。1002年三月，党项攻陷灵州，以灵州作为他们的第一个首都。黄河沿岸地区为党项的扩张提供了一个丰饶的根据地。［6］ （参见地图10）
1003年，灵州被改名为西平府。李继迁建都灵州后，立即开始恢复这里的运河系统，并将鄂尔多斯的居民强迫迁往新首都，以增加农业人口，扩大税收基地。也就是在这一年，宋朝承认既成事实，正式将982年李继捧放弃的鄂尔多斯五州之地归还给了李继迁。与此同时，李继迁已经在距离灵州西南500里的凉州开辟了另一条通道——凉州成为甘肃走廊与开封之间朝贡贸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中枢。
［1］ [644]《宋史》，卷485，第13984—13986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a、14a、16a；卷24，20—21a、22b。[139]傅海波：《宋人传记》，第2卷，第521—522页有李继捧传。
［2］ [644]《宋史》，卷491和卷492有党项和吐蕃的传记；[804]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
［3］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1—192页；[545]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7节，“第三种文化”，第20页。
［4］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9页；[645]《辽史》，卷115，第1524—1525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92—99页，评述了党项与契丹的关系。
［5］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0b。[878]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
［6］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a；[644]《宋史》，卷485，第13988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05—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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