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关元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事实目前尚无定论，仍在讨论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的数字及其分布。本章后一部分将说明，为了社会管理这一目标，元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更重视对其属民按地位与职业进行分类统计。但是，户口、人口实际统计数字并没有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与财政制度直接挂钩；而且元朝负责人口、赋税、土地登记的行政系统并不十分有效。因此，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历史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忽必烈朝晚期1290年的那次统计，是元代历次统计中最可靠的。按照《元史》的说法，［1］ 在籍的有1319万户，计人（见地图37）。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类别，如僧道、兵士和属于投下的户口都不在其内。
征服南宋后元朝所作的仅有的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是在1330年，这次新统计的数字表明人口仅有微不足道的增长，所以，很可能其中大部分数字取自1290年的统计结果，并非新的人口统计数字。据1290年人口统计，每户平均人口约4.5人，似乎低于实际，但也不是不可能。假设13世纪70年代征服南宋后不久元代中国的人口约6500万，这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明初1393年的统计数字为户，人，这与1290年的数字是能吻合的，每户平均人口为5.68人，总人口6050万，跟一个世纪以前元朝的数字很接近。有一部长期以来令人信
服的著作认为1393年的实际人口要更多一些，这部书还指出在进行人口登记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者是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2］ 这样，元朝1290年的数字似乎从明朝早期也就是1393年的数字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比这多得多。1109年北宋政府登记了2000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1亿）。1200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1亿。［3］ 很难相信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1/4世纪的恢复，到14世纪末人口还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290年的数字如此之低。［4］ 1393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的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1290年的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1200年到1400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1207年主要领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840万户，5350万人（每户平均6.63人）；1223年南宋在籍的有1260万户，以每户5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口数字，不管怎样，每户5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6300万人。1215年蒙古人入侵北部中国，而1215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之和得出，约在1.1亿人到1.2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1290年元朝在籍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1215年至1234年蒙古—女真之间的战争；1235年直到1260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作用。 1290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1207年、_0708_0［5］ 1393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比较，见表8。
表8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1207年总共330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1700至2000万。1290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1/3：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16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恢复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13和14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谜是很麻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6］
虽然数字资料目前尚不能解开元代人口史之谜，但幸运的是与定性有关的资料却能使历史学家们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出比较满意的结论，当然决不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1］ [653]《元史》，卷58，第1346页。
［2］ [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10—12页。
［3］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4］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28—135页。
［5］ 1207年的数字来自脱脱等编的[646]《金史》，卷24，第572—578页；卷25，第599—616页；卷26，第627—629页，缺少后来隶于江苏的3个州和隶于河南的7个府州的人口数字。1290年的数字，来自[653]《元史》，卷58，第1347—1383页。1393年的数字来自[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表3，第10页。
［6］ 邱树森、王颋在[775]《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全面分析。这一研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1290年括户后到1340年的几十年中，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1990万户，近9000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这一结论有两个问题，它提出了人口大幅度增减，却没有分析1290年至1340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1340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该文亦没有解释为什么1368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此外，还需注意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人口减少了30％至50％，一次在1215年之后达到高峰，一次在1340年之后。因此，这一研究值得认真推敲。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类别，如僧道、兵士和属于投下的户口都不在其内。
征服南宋后元朝所作的仅有的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是在1330年，这次新统计的数字表明人口仅有微不足道的增长，所以，很可能其中大部分数字取自1290年的统计结果，并非新的人口统计数字。据1290年人口统计，每户平均人口约4.5人，似乎低于实际，但也不是不可能。假设13世纪70年代征服南宋后不久元代中国的人口约6500万，这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明初1393年的统计数字为户，人，这与1290年的数字是能吻合的，每户平均人口为5.68人，总人口6050万，跟一个世纪以前元朝的数字很接近。有一部长期以来令人信
服的著作认为1393年的实际人口要更多一些，这部书还指出在进行人口登记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者是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2］ 这样，元朝1290年的数字似乎从明朝早期也就是1393年的数字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比这多得多。1109年北宋政府登记了2000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1亿）。1200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1亿。［3］ 很难相信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1/4世纪的恢复，到14世纪末人口还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290年的数字如此之低。［4］ 1393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的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1290年的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1200年到1400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1207年主要领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840万户，5350万人（每户平均6.63人）；1223年南宋在籍的有1260万户，以每户5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口数字，不管怎样，每户5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6300万人。1215年蒙古人入侵北部中国，而1215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之和得出，约在1.1亿人到1.2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1290年元朝在籍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1215年至1234年蒙古—女真之间的战争；1235年直到1260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作用。 1290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1207年、_0708_0［5］ 1393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比较，见表8。
表8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1207年总共330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1700至2000万。1290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1/3：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16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恢复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13和14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谜是很麻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6］
虽然数字资料目前尚不能解开元代人口史之谜，但幸运的是与定性有关的资料却能使历史学家们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出比较满意的结论，当然决不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1］ [653]《元史》，卷58，第1346页。
［2］ [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10—12页。
［3］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4］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28—135页。
［5］ 1207年的数字来自脱脱等编的[646]《金史》，卷24，第572—578页；卷25，第599—616页；卷26，第627—629页，缺少后来隶于江苏的3个州和隶于河南的7个府州的人口数字。1290年的数字，来自[653]《元史》，卷58，第1347—1383页。1393年的数字来自[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表3，第10页。
［6］ 邱树森、王颋在[775]《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全面分析。这一研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1290年括户后到1340年的几十年中，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1990万户，近9000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这一结论有两个问题，它提出了人口大幅度增减，却没有分析1290年至1340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1340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该文亦没有解释为什么1368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此外，还需注意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人口减少了30％至50％，一次在1215年之后达到高峰，一次在1340年之后。因此，这一研究值得认真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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