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1章已经叙述了中央集权的元政府的垮台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军事化；叙述了地域化政治权力的分裂割据形势；还叙述了广泛出现的叛乱运动。在局势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元政府试图恢复它的权力和在全中国的社会中恢复秩序，因而使得它的政策特别具有军事性质，并且其政策取决于在大都（即今北京所在地）的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
自1340年起，掌握元朝中央政府的丞相是蒙古族的蔑尔吉■氏的脱脱；他之能掌权是得力于元帝妥懽贴睦尔（1333—1370年在位）支持发动的一次政变。从文化上说，脱脱在儒家关于国家的概念同传统的蒙古价值的斗争中是支持儒家观念的。在那个时期儒家治国论的背景下，脱脱主张，国家应该雷厉风行地“利民富国”。作为丞相，他很想实现修复和延长大运河的计划，以期确保京师大都能得到长江三角洲剩余粮食的供应，其运输方式或者是从大运河运来，或者是从海路运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成功，并且随后又发生社会混乱和天灾，这就使得脱脱政权遭到那些对这个计划持另一种儒家反对观点的人的激烈批评。面对着这种反对意见，脱脱于1344年6月挂冠了。
1344年夏黄河开始改道：它冲决了山东西部和西北地区的堤防，最后在半岛的北部出现了一条入海的新河道。从前，黄河是与淮河汇合的。1344年改道之后，旱灾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和江苏的淮河流域不断肆虐，而在受灾地区的北边又大水成灾，使大运河不能通航。
旱灾肆虐的地区就是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在12世纪20年代曾被金兵蹂躏。一个世纪以后它经历了蒙古大军的征服，因此这里从13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当忽必烈汗最后完成征服中国时所采用的较温和的统治方式中得到的好处不多。在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镇压李璮叛乱的时候，这里又受到了惨酷的兵祸。当汉人文化精英愤愤不平而吏胥和士兵又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的时候，农民群众要表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不满就只有用传统的当盗匪和搞秘密社会活动的方式了，这就是按异端宗教教义组织起来，而这时这种教义里面又掺杂了兴复宋朝的颠覆性的内容。
1344年脱脱的辞职是群众对于他的建设大运河计划的反抗所促成的，但是，其后的别儿怯不花所控制的保守政权却对于往后年代中的水旱之灾和饥馑并无肆应之方。在1348年，一个更直接的危机吸引了朝廷的注意。由于大运河已被弃置和不能使用，京师所仰赖的长江三角洲的粮食是靠海路运来。1329年的粮食运量曾达到330万担，1342年则下降到260万担，后来的几年甚至更少。蒙古人的水军战斗总是依靠被征服的和结成联盟的各族人民。1348年方国珍在浙江起事（见第1章）。方国珍用他的海盗船队阻截大部分漕运，打败了所有政府对他的讨伐队。别儿怯不花政府试图给他以影响，允许他名义上“投降”，给他以官衔，但方国珍仍然保留着对他的舰队、对他在舟山群岛上近海基地的控制以及阻截漕运的主动权。
对别儿怯不花的领导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批判以后，脱脱于1349年8月又掌了权，这一次又得到了皇帝妥懽贴睦尔的积极支持。政府对待方国珍的态度暂时还没有改变，虽然脱脱是利用这个问题把别儿怯不花弄下台去的。可是，脱脱的基本政策是绕过方国珍问题而重新恢复和完成大运河的改建计划。时局现在不很顺当，因为淮河地区从1344年起就灾祸频仍，但是显然必须有所作为；而且甚至保守的反对派现在也赞成重建大运河了。
在1351年4月，脱脱最后认为自己够强大了，能够宣布他自己的更全面的计划来完成这个任务。自此以后直到12月，从淮河地区征调了2万名军队和15万名平民来筑堤和挖泥，工程的指导者是杰出的水利专家贾鲁。这一次他们的努力成功了：黄河新道被固定在山东半岛之北，充满淤泥的大运河段或者加以疏浚，或者绕道而过。批评脱脱的保守派人士指出，如果这么多农民集中起来施工，怕有出现民众叛乱之虞，特别在一个以反王朝骚乱的中心著称的地区更是如此。他们果然不幸而言中。叛乱军队趁机在淮河流域煽动起了大批附和的群众。他们以红巾为号，因而称为红巾军，或者也称香军，这名称是从他们的有佛教渊源的民间宗教礼仪中得来的。
在最初，元王朝的正规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它们的带兵官也被红巾军的规模和凶猛所震惊。即令是这样，如果他们能够保住州城，他们还是可能对付得了这场叛乱的。在这里，元朝一贯的政策是让城墙倾圮，对那些原来被攻破了的城墙缺口也不再修复，这就使他们吃尽了苦头。一时间叛军所向无敌，攻取了一个又一个城池。1352年，湖广地区的南方天完红巾军向西进军，攻取了武昌、汉阳及其上游的其他城市；另一支部队攻占了从九江开始的江西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只把省城龙兴（南昌）留在元军手里。刘福通的军队横行于河南南部。彭大和赵均用起事于江苏北部的沛，并夺取了徐州，从而截断了大运河的航路。到了1352年末，原来受白莲教地下活动影响的地区也有了叛乱，并且使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虽然白莲教运动没有能够把它的暂时胜利转变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使之与元王朝分庭抗礼，但到最后，那些以重新设防的州城为基础而再建的地方上的控制并没有使元朝受益，它们反而为形形色色地区性政权提供了基础——这些地区性政权要么誓死与元朝为敌，要么只是对元朝名义上表示忠顺。
除了白莲教的叛乱本身以外，在14世纪50年代之初，另外有两种军事化形式在华南的骚乱中出现。一是与白莲教本无瓜葛的地方上的不满分子借此时机搞叛乱；一是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包括汉族文人精英在内——举办民兵组织来保卫家乡，反抗叛乱。实际上，这第二种军事化形式有发展成为主要的叛乱活动的倾向，因此它更促进了元帝国的四分五裂。
在叛乱分子取得初步胜利后，新组成的元军能够打败叛乱运动，并把它们的大多数平息下去。1353年，元军收复了杭州以及浙江和江西的一些次要府城。其他的元军收复了蕲水、武昌和汉阳，从而把徐寿辉和天完军的领导变成了湖北乡下的流窜队伍。华北平原原来的红巾军运动也受到挫折，最后他们丢了一切地盘，只剩下首府，即位于安徽西北端的毫州。
取得这些战果的新元军主要是由汉人组成，但召募者和带兵官最初主要是久住中国农村中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有他们的汉族合作者。汉族文人精英分子认为自己必须支持王朝来反对红巾军等运动，但是，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和半心半意的。这些新的非正规军的带兵官们如果打了胜仗就有奖，如果打了败仗可以不受罚；这和王朝的正规军官大不相同，后者在吃了败仗之后就等待受处分。亲元军队中间的地方分裂倾向的危险已暂时有所抵销，因为此时脱脱自己成功地掌握了这支新军，其中许多部队是由他的亲属和亲信带领的。
脱脱本人率军对付主要的目标，即力图恢复大运河。1352年10月，他收复了徐州，彭大和赵均用都漏了网，南逃到濠州，在这里他们的活动终于与起兵初期阶段的朱元璋会合在一起。脱脱花了1353年一整年时间来招兵买马和重建他的军队，并恢复了他的日常政务活动。1354年末，他移师去攻打张士诚；几个星期之后脱脱把张士诚围在高邮城内，想把他活活地饿死。王朝的部队作好准备要给叛乱运动以致命的一击了。［1］
以维护秩序和治安为目的的自发的地方武装，已经成为对于红巾军叛乱的爆发的广泛反应。在安徽中部的一个城市——濠州（凤阳），由于这里是明代开国之君起作用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反应超出了地方性质。1352年春天，郭子兴、孙德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得到地方精英的支持下纠集了民兵，并控制了城市。徐州的白莲教叛乱领袖彭大和赵均用为了逃避脱脱的攻势（而且又彼此不和）投奔而来，在元政府看来，他们的到来使得濠州更清楚地同红巾军的总运动合流了。郭子兴依附彭大，他的其余四个同伴则奉赵均用为领袖。许多城市被这种不稳定的军事联盟所统治，这在1368年以前是屡见不鲜的事。
1352年4月15日，像第1章已叙述过的那样，朱元璋来到了濠州。朱元璋召募了一支由24名童年伙伴组成的部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明军的重要带兵将领。到了1353年初，朱元璋把他的这支部队扩充到700人，他变成了郭子兴最忠诚的部将。
朱元璋的早期生涯足以显示出那时全中国组建军队过程中较低一级的情况；他只是因为没有多少亲属而显得与众不同。那时的军队在下层领导中靠家属关系维系在一起，而在中、上层领导中则靠带兵官同他们的直属上司和下级的忠诚与信任来维系团结。如果这种个人关系变得紧张或者破裂，那么，下级就会带着队伍跑掉。因此，军事计划不得不处理自己队伍中和敌军中的基本的政治关系，就像处理狭义上的军事问题一样。基层的军事指挥权逐渐成为世袭的，而重要的军事头目们在别的大部队来投奔时就以提升自己的亲属和原来的最信赖的伙伴来统一自己部队。
彭大和赵均用的对峙最后变成了濠州领导集团内部的公开战斗。郭子兴被赵均用和孙德崖绑架，并被拘禁起来。当朱元璋返回城里时，他和郭子兴的儿子们一起袭击了孙德崖的家，放出了郭子兴。结果是郭子兴更加倚靠朱元璋了。元军在1352—1353年对该城封锁了几个月，这期间濠州的领袖们才被迫暂时停止了他们的争吵。
在元军征讨叛军的大背景下，脱脱的反击取得了势头；到了1354年12月高邮陷落在即。脱脱让该城困饿而不马上攻克它，因而使朝廷中的政敌趁机以他延误军机之罪进行弹劾。1355年1月，一道诏旨送到了脱脱的总部。他被免除一切职务，他的军队也拨归其他将领指挥。他的下属劝他搞叛乱，但是脱脱还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围困高邮的军队像脱脱的整个新征募的庞大军队那样，马上四分五裂。
皇帝为什么要罢脱脱的官，我们只能加以猜测。从1328年以来，元朝的政策靠丞相制定，而妥懽贴睦尔自登极以来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脱脱曾几乎拥有皇帝所能给予的一切勋爵和荣衔。脱脱已权势迫人，随着镇压了叛乱，他也会成为鸟尽弓藏的人物。可是，朝廷错就错在误认为，叛乱已经在事实上被平息了。脱脱被罢官以后，元朝甚至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更不用说去控制余烬复燃的叛乱运动了。到了1355年年底，以自治性质的军事权力为基础的地区性割据变成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形式。
1357年末张士诚向元政府的投诚（见第1章）及投诚的直接后果稳定了他本人的地位。他控制了苏州、杭州和长江以南其他六个人烟稠密的府城；他的权力已扩展到江北，甚至远到山东。根据1393年的人口调查，他原来的领土已注籍的约人。他从元朝接受了很高的荣勋，并答应每年向京师运糟粮担。糟粮北运时是用方国珍的船队，直到1363年为止都是如此，因为张士诚这时跟元政府脱离了关系，而自号吴王。（“吴”字在这里姑且用来指称他的政权；这个政权在1357年以后像一个富裕的地区政权那样行事。）张士德是张家已经拥有的这种想象力的源泉，他死之后，张士诚在苏州生活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不再花大力气去争衡天下。毕竟那时很少有人相信中国会重新统一。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信成了吴军的统帅（浙江行省左丞相）；另外三位将军——李伯升、吕珍和徐义则统领着主要的野战部队，被称为吴的“爪牙”。尽管张士诚如此不积极进取，吴国治下的人民却给了它以很大的军事潜力。吴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张士诚之跟白莲教显然没有联系以及他之投降了元朝，再加上元王朝在它濒临灭亡阶段之大力提倡儒家，这就使得吴成为中国南方士绅阶层的优先选择。
由于帝国的大部分不是在公开的叛乱之下，就是在张士诚这样的地区性割据者——他们截留地方税收来养自己的兵——的控制之下，元大都只能依赖南方用船运来的漕粮。与在元代漕运体系运输最高的几年从南方运来的漕粮相比，这个数目是很小的，但由于14世纪50年代的政治的——因而引起财政的——分裂，这些粮食还是异常重要的。元朝廷对于漕运的依赖增加了方国珍地位的重要性。方国珍在1356年长久地控制了浙江沿海的三个府，这里在1393年拥有总人口250万。每一个府城都由他家里的弟侄所统治，而沿海的领土则为继续称霸海上的方国珍的舰队提供基地和新兵。元朝给方国珍的爵位最后升为衢国公和浙江行省左丞。可是，方国珍所以能长期在沿海和水师的势力范围内任职（1348—1368年），实际上是靠中国地方割据的均势与大运河的条件，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这在浙江士绅的眼睛中是很清楚的，他们看到他屡叛而屡次爵位高升，这显然是朝廷没有原则的证明。
脱脱的去职也使得长江中游的天完领导集团公开亮了相。到了这时，主要领袖是一个名叫倪文俊的人：他继续承认徐寿辉为傀儡皇帝。1355年，湖北许多地方从元军手下收复，汉阳成了天完政权的首都。到1357年，整个湖南和湖北都被天完所控制。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明玉珍的领袖率舰队经长江峡谷征服了四川。明玉珍名义上仍效忠徐寿辉，直到徐寿辉死于1360年时为止，但是事实上，这是独立的夏国的开始；这个国家统治四川，于1371年被明王朝征服。天完领土的扩张使得以邹普胜为首的原来天完的一班人马不满意倪文俊把持一切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倪文俊企图发动政变去抓徐寿辉。但是，倪文俊争权失败了，从汉阳逃走。他在黄州被他的一个信任的部下陈友谅所袭击和刺杀。
陈友谅出身于沔阳的渔家，是活着的五兄弟之一。他粗通文墨，参加叛乱以后曾隶倪文俊为簿掾；这是他的进身之阶，即当他取得倪文俊的信任之后能够升任部队的指挥官的阶梯。他作为指挥官是很勇敢的，但容易冲动，不受管束，而且很残暴。他现在接过了倪文俊所留下的军队，最后得到徐寿辉的承认，而以江西的九江做他的根据地。从1357年到1359年，陈友谅集中攻打像处于明玉珍那样自治状态下的江西。与此同时，徐寿辉则在汉阳的邹普胜的保护之下进行统治。
陈友谅在1358年攻取了安庆和南昌，其后江西北部和中部诸州府城池或者被攻陷，或者承认他的统治。被派入侵福建的一支部队被陈友定所打败；后者继续争取独霸福建。他想侵入浙江，也以失败告终。到了1359年年中，陈友谅囊括了除江西极南端之外的所有地方，以及湖北东部和安徽的安庆地区。朱元璋和陈友定的领士阻断了他东进之路，但如果向西面发展又可能在天完“帝国”内部公开爆发内战。可是，像后来证明的那样，1360年直至1365年的长江大冲突已在安庆埋下了种子。
安徽中部长江北岸的巢湖的渔村，也在叛乱的初期打过仗。他们的领袖赵普胜（人称双刀赵）在这些起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秘密会社的领袖，而且他还认识彭莹玉（见第1章）。可是，由于元帝国在开始瓦解，一个叫左君弼的地方军事人物控制了庐州，压迫巢湖的渔民，并诱使他们迁居。有些人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的船只使得朱元璋在1355年渡过了长江。可是，大多数人跟随赵普胜，并向上游航行去参加了陈友谅的部队和南方红巾军的叛乱。夺取了安庆之后，陈友谅让赵普胜在这里指挥。后来在1358年晚些时候，赵普胜夺取了安徽西南位于长江南岸的池州，企图由此纵横驰骋于安徽南部。这和朱元璋的扩张计划发生了冲突，因此朱元璋派了他最善战的将领徐达来攻打赵普胜。徐达于1359年重新占领了池州。
在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的无人地带被这两个军人完全瓜分了：他们现在拥有共同的边界。朱元璋现在仍然盯着下游；他最初对付张士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致他还希望征服长江三角洲这一整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陈友谅也眼睛望着下游，望着安徽。他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不再信任赵普胜了。1359年9月，陈友谅鼓帆而下到了安庆，当双刀赵在他的旗舰上开会的时候，陈友谅叫他手下的人杀害了他。巢湖的士兵们闷闷不乐地接受了他们首领被害的事实，被合并到陈友谅的部队之中。
正当此时，由于天完的大部分领土被陈友谅所控制，其他复杂化的发展就停了下来。南昌陷落之后，徐寿辉曾想迁都南昌。陈友谅设法搪塞他。陈友谅和徐寿辉的动机不见于史料；有人猜想，陈友谅想保持他的行动自由，徐寿辉则是对湖北南部的邹普胜及其支持者有所抱怨。无论如何，徐寿辉是在1359年末出人意外地把汉阳留给了他的卫士和随从，往下游航行而去。陈友谅在九江接待了他，但是在他进了城门以后却把他的卫队拦在城外。徐寿辉被拘禁了起来；陈友谅自称汉王，并胁迫湖南和湖北的其他天完领袖承认他的权力，尽管四川的明玉珍仍置身事外。到了1359年，陈友谅已经控制或者正力图控制的地盘，人口在1363年已逾1400万；他的政权（汉）因此在潜力上比朱元璋（明）或者张士诚（吴）都大。可是，陈友谅在巩固地方政权方面比别人要落后一年或两年，而且他的权力是许多地方军官将领单纯地出于恐惧而勉强地承认的。陈友谅需要不断取得新胜利来使人保持敬畏之心，但这又使他很难把他的广大领土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2］
中国北方的红巾军，1355—1359年
脱脱罢官以后元朝军队的瓦解，使得华北平原上的红巾军又重新活动起来。1355年，刘福通在毫州拥韩林儿为复辟的宋朝的皇帝。这个叛乱运动受分崩离析的元朝军事制度中力量还强大的各部分的冲击差不多有两年之久。从实际权力来说，刘福通仍然是红巾军的主要领袖；在1356年1月，由于元军的压力他被迫把宋都向西南迁移了100英里，迁到了安丰（今寿县附近）。到了1357年，元军已无坚强的保卫者可言，因为脱脱的组织已经崩溃，其后14世纪60年代有势力的北方割据者尚需要时间加强他们的地位。在这个间歇期间，红巾军驰骋于华北。刘福通带领他的主力军围困了开封，而其他红巾军则攻占了山东，并侵入了陕西和山西。一支人马北上到元朝京城，焚烧了上都的夏宫，后来又侵入满洲。开封本城在1358年中期陷落，红巾军在开封城内做了一年的宋王朝中兴的美梦。
红巾军之所以取得这些引人注目的胜利，是由于有一段时期的军事真空，又由于元朝故意不修复城垣。红巾军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可以立足的地方的或地区性的政权；这种政权应该在他们的华北平原诸城市以整修了的城垣来加强防御力量，像在华南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北方的红巾军过于长久地保持其流寇思想，不大想维护纪律，或建立治安和一个稳定的行政制度。他们特别具有反儒教的宗教根源，这是一个障碍，但可以用维护秩序的公开承诺来克服；朱元璋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事实上文人阶级是在很晚的时候和半心半意的情况下才接受他的。
1359年，华北平原的红巾军突然瓦解，因为察罕帖木儿新兴的民兵军队给他们以重创。察罕和他的童年朋友李思齐在红巾军发难之后已在河南兴办民兵军队。紧接着1357年红巾军的主要攻击之后，他们把红巾军逐出了陕西，并且就地加强了他们的权力。1359年，察罕向东推进，通过潼关，又返回了华北平原。夏天，他在战场上打败了刘福通，把他赶进了开封城内。刘福通在开封坚持了三个月，后来在9月份突围，并偕韩林儿和数百名士兵逃往安丰。开封变成了察罕未来扩充地盘的总部。由于察罕的下一个目标是山东，1363年以前宋朝廷得以在安徽西部的一个小小府城安丰苟延一时。可是，1359年以后红巾军帝国仍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正在扩张中的朱元璋地区性政权还在名义上归附于它。红巾军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华北平原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在1355年到1359年的关键性年代中吸引了元政府的注意力；正是在这个关键年代中长江的诸地区性政权日趋成熟。［3］
朱元璋的兴起
从1353年起，朱元璋在濠州政权内取得了领导权，这使他从前的庇护人郭子兴黯然失色。1355年，即郭子兴死的一年，朱元璋跨过长江，并且在长江南岸地带征服了一个地区性权力基地。在这个原型的明政权兴起的同时又出现了朱元璋的两个主要对手，即陈友谅和张士诚。虽然保留的史料比别人更为详细，朱元璋兴起的故事在元明之际的过渡时期在各种类型武人的经历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元军对1352—1353年冬季的濠州之围一旦被解除，濠州领导内部重新爆发了内江。彭大之死使赵均用成了最强有力的领袖；郭子兴和朱元璋从此以后与其余的领导人严重地不和。赵均用带了郭子兴和他的人马东进去淮水攻击盱眙，希望最终能恢复他原先在江苏北部徐州的基地。与此同时，赵均用已派遣朱元璋南下，希望他会毁灭自己，从而使赵均用能刺杀郭子兴。反之，朱元璋夺取了定远，征募那里的降兵入伍，并且继续攻打长江北岸附近的滁州。他现在带的队伍有两万多人。他通过某种方式传话给郭子兴，郭子兴于是从赵均用的军队中抽出他的一万人马，来滁州会合朱元璋。郭子兴是朱元璋的岳丈和老庇护人，而且在红巾军政权的体系中比朱元璋的地位高，但是元朱璋指挥着更多人马。
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朱元璋想更向南推进，并且拿下长江上的和州；像此时的张士诚那样，他也希望离开荒芜的淮河流域，而到江南寻求安全和机会。郭子兴在1355年初同意了这个战略计划，但是他派了他自己的人去攻打和州。朱元璋于是派他的幼年朋友汤和率军赴援；汤和在一场不流血的突然行动中控制了和州。元军进行反击，并封锁和州达三个月之久。在他们撤退之后，朱元璋让当时逃离北方战斗的孙德崖进了和州城。孙德崖是郭子兴在濠州时期的宿敌，所以这个行动增加了郭子兴的不快。郭子兴正死于此时，这可能防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冲突。由于这个时期的军事组织带有世袭的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性质，毫州的宋朝朝廷为了对郭子兴的姻兄弟张天佑的访问作出反应，便正式地明确郭子兴的长子为继承人，而以张天佑为第一副手，朱元璋为第二副手。关于第二年的史料，可能是为了有利于朱元璋而作了变动，说朱元璋已在郭子兴死后立即掌握了全军军权。大部分军队事实上由他征募而来，也都听令于他而不顾混乱的红巾军政权的具体的办事程序如何。据称，朱元璋是渡过长江和袭取南京这一关键性决策的负责人。
朱元璋的本意是要弄一支军队过江，在南岸建立起一个地区性根据地；这里在1355年仍一直未受到战火的洗礼。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支舰队。巢湖叛军的水师现在受制于左君弼：此人跟湖北的天完叛军联合在一起，而且现在控制了安徽中部的庐州地区。巢湖水军的俞通海于1355年7月初来和州拜访了朱元璋，朱元璋也冒着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去回访了他。当舰队离开巢湖的时候，多数船只跟随了赵普胜（双刀赵）：此人最终投奔了陈友谅，并在1359年在安庆被害。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船只由俞、廖两家率领，投奔了和州的朱元璋。
7月末，这支水陆联合军队离开了和州，渡长江，在采石登陆。他们向南进发，夺取了太平城（今当涂）。元军的地方指挥官陈野先企图夺回太平城，但他本人被俘，并向朱元璋投诚。两个月以后，郭子兴的长子及其忠诚的追随者和陈野先的军队一起拔营去攻打南京。陈野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们，郭子兴的儿子及姻兄弟均被杀，而陈野先本人不久也被神秘地杀害。朱元璋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不清楚，但其结果是加强了他的权力。
郭子兴的长子和继承人同郭子兴的姻兄弟张天佑——即毫州宋朝廷官制中的副元帅，现在已双双死去。此后不久，朱元璋以破坏军纪罪处死了郭子兴的次子。这种种事态的发展提高了朱元璋在他的军队中的权力，但是直到1363年大胜利之后，他才感到他的将领们的挑战对他已没有威胁了。他的大多数将领仍然矢忠于韩林儿，效忠于红巾军运动的宗教约言，甚至在1363年以后也是这样。朱元璋必须步步小心谨慎。与此同时，他从太平地区扩充了他所控制的地盘。1356年3月，他的军队在采石打败了蛮子海牙的元军长江舟师。朱元璋现在认为他已强大到能再次试图攻打南京了。当他的军队到达南京近郊时，蒙军指挥官陈兆先（他是从已故之叔陈野先手中继承军权的）率3.6万人投降。南京戍军不足，现在很难防守，只经过一天的激战，朱元璋的军队便在4月10日突进了城内。大部分守军投降。朱元璋把此城从集庆改名为应天府，此名称一直通用于明、清两代。（从此时起，朱元璋的政权将称为“明”，虽然它要到1368年才正式定它为国号。）
南京曾经是一个帝王古都：它是公元220年到589年统治中国南方的六朝和十国时代的南唐作行将终结的帝王梦之地，其统治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如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的地区，它的战略位置也不像附近的扬州那样令人满意。它的北面和西面为长江，它的东面有俯瞰城内的紫金山，襟带江山，形势险要，因此它赢得了一个艰难时期的强大要塞的美名。3世纪初年，曹操和其他北方统治者曾经经常扎营于长江北岸，但南京总是逃过了陷于敌手的命运。南京在14世纪有50万人口，因此它是一个很大的战利品，使得朱元璋在表面上给人印象深刻的红巾军帝国内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4］
中国从前从未被以南京地区为基础的力量所征服过，但是，朱元璋在1356年却没有什么理由要把问题看得这么远。元王朝的前江南御史台变成了他作为江南行中书省首脑的官邸。他开始以他自己的权力来任命和提升文武官员，班爵禄，赐官印，但他在1367年以前还是用的红巾军正朔。7月28日，他又建立了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他自任他的行省大小的政权里面这两个文、武机关的首脑。可是，明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这时还是军事性质的。朱元璋的军队现在已接近10万人员的大关；他的二十几位原来的伙伴以及数目较小一些的巢湖领袖，都纷纷晋升为方面军的将领。这些方面军称为“翼”，是仿照元朝非正规军的标准编制。南京自己军队的组成有八个翼，而在其他每一个被攻克的府城通常都有另一个翼；它们的元帅这时全面行使军政大权。［5］
在1356年的其余时间和1357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明政权向苏州扩充，打击了张士诚的领土野心。明军夺取了镇江、常州、长兴、江阴和常熟，最后夺取了扬州。徐达指挥了其中大多数战役。明军在长江三角洲的扩张以夺取扬州告一段落。从这时起直到1366年的明军大反攻为止，明和吴两国之间在江苏的边界一直比较稳定，双方都深沟高垒，重兵把守，无论何时都能够抵御敌方的围城战役。
安徽南部和浙江仍然是有待征服。朱元璋在1357年5月12日亲自统军攻占了宁国。据称，在这次战斗中有10万敌军投降，并加入了明军。三个月以后，明军由胡大海带领攻占了徽州；又在11月13月，常遇春攻占了池州。池州之捷是导致朱元璋和陈友谅准备大战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但是就此时而言，明军已经赢得了对于安徽南部的控制权。
1358年，胡大海全权率军去征讨浙江。邓俞攻占了严州。胡大海的主力在11月份封锁了金华这个内陆的主要城市；金华一直坚持到1359年1月。朱元璋于1359年11月亲自来金华统兵，于12月成立了浙东行中书省。1359年12月3日，胡大海从元军石抹宜孙手中夺取了处州。这样就在元帝国的后继诸国中间完成了分割浙江的形势。明军这时不得不满足于占有四个比较贫困的内陆的府，另外四个北部沿海的富饶的府则仍在张士诚紧紧控制之下，虽然明军的将领常遇春曾企图突袭杭州，但未成功。方国珍和他的舰队继续控制着浙江的东部海岸。
到1360年伊始，朱元璋的明政权拥有江苏的一部分、长江以南的整个安徽，再加上浙江内陆部分。这些领土在1363年约拥有人口780万；但张士诚的吴和陈友谅的汉在潜力上都比他大。在1360年以前，长江流域的几个主要政权都以打击元朝的非正规军和一城一地的地方势力（像开始时的濠州政权那样）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一般说来，元朝的地方势力彼此不能合力同心，因此不能阻止这三个大军事头目滚雪球般的扩张行为。可是1360年以后，在中国南方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再进行这样的扩张了。汉、明和吴之间已把三峡以下长江流域的盆地瓜分完了。中国南方所余的大部分地方则受制于一些较小的地方割据者，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方国珍和明玉珍（四川），以及陈友定（福建）、广州地区的何真和云南的蒙古王公把匝剌瓦尔密——这后面三个人都是元朝的忠实干将。这五个人主要建立了行省大小的政权，其力量不足与那些大的政权争衡，但能力战去保卫自己的领土。每一个小一些的政权都坚不可摧，除非某一个大政权倾全力来征战，但这又会遭到其他两个大政权之忌而不被容许。这三个大政权的人口对比也使得其中的一个更不可能摧毁另外两个。中国这时似乎朝着能使人联想起10世纪时的情况发展，那时在南方是地方割据的均势局面，北方的军阀们则在为争夺帝号而战。
［1］ 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年），特别是第05—105、119—122页。
［2］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46]（斯坦福，1982年），第25—31页。
［3］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1—33页。
［4］ 关于明代南京的特殊地位的讨论，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特别是第51—55页。
［5］ 泰勒：《明王朝的社会根源》[506]，载《华裔学志》，22，1（1963年），第1—78页；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3—39页。这两书都讨论了此时原型的明国家的组织问题。
自1340年起，掌握元朝中央政府的丞相是蒙古族的蔑尔吉■氏的脱脱；他之能掌权是得力于元帝妥懽贴睦尔（1333—1370年在位）支持发动的一次政变。从文化上说，脱脱在儒家关于国家的概念同传统的蒙古价值的斗争中是支持儒家观念的。在那个时期儒家治国论的背景下，脱脱主张，国家应该雷厉风行地“利民富国”。作为丞相，他很想实现修复和延长大运河的计划，以期确保京师大都能得到长江三角洲剩余粮食的供应，其运输方式或者是从大运河运来，或者是从海路运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成功，并且随后又发生社会混乱和天灾，这就使得脱脱政权遭到那些对这个计划持另一种儒家反对观点的人的激烈批评。面对着这种反对意见，脱脱于1344年6月挂冠了。
1344年夏黄河开始改道：它冲决了山东西部和西北地区的堤防，最后在半岛的北部出现了一条入海的新河道。从前，黄河是与淮河汇合的。1344年改道之后，旱灾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和江苏的淮河流域不断肆虐，而在受灾地区的北边又大水成灾，使大运河不能通航。
旱灾肆虐的地区就是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在12世纪20年代曾被金兵蹂躏。一个世纪以后它经历了蒙古大军的征服，因此这里从13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当忽必烈汗最后完成征服中国时所采用的较温和的统治方式中得到的好处不多。在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镇压李璮叛乱的时候，这里又受到了惨酷的兵祸。当汉人文化精英愤愤不平而吏胥和士兵又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的时候，农民群众要表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不满就只有用传统的当盗匪和搞秘密社会活动的方式了，这就是按异端宗教教义组织起来，而这时这种教义里面又掺杂了兴复宋朝的颠覆性的内容。
1344年脱脱的辞职是群众对于他的建设大运河计划的反抗所促成的，但是，其后的别儿怯不花所控制的保守政权却对于往后年代中的水旱之灾和饥馑并无肆应之方。在1348年，一个更直接的危机吸引了朝廷的注意。由于大运河已被弃置和不能使用，京师所仰赖的长江三角洲的粮食是靠海路运来。1329年的粮食运量曾达到330万担，1342年则下降到260万担，后来的几年甚至更少。蒙古人的水军战斗总是依靠被征服的和结成联盟的各族人民。1348年方国珍在浙江起事（见第1章）。方国珍用他的海盗船队阻截大部分漕运，打败了所有政府对他的讨伐队。别儿怯不花政府试图给他以影响，允许他名义上“投降”，给他以官衔，但方国珍仍然保留着对他的舰队、对他在舟山群岛上近海基地的控制以及阻截漕运的主动权。
对别儿怯不花的领导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批判以后，脱脱于1349年8月又掌了权，这一次又得到了皇帝妥懽贴睦尔的积极支持。政府对待方国珍的态度暂时还没有改变，虽然脱脱是利用这个问题把别儿怯不花弄下台去的。可是，脱脱的基本政策是绕过方国珍问题而重新恢复和完成大运河的改建计划。时局现在不很顺当，因为淮河地区从1344年起就灾祸频仍，但是显然必须有所作为；而且甚至保守的反对派现在也赞成重建大运河了。
在1351年4月，脱脱最后认为自己够强大了，能够宣布他自己的更全面的计划来完成这个任务。自此以后直到12月，从淮河地区征调了2万名军队和15万名平民来筑堤和挖泥，工程的指导者是杰出的水利专家贾鲁。这一次他们的努力成功了：黄河新道被固定在山东半岛之北，充满淤泥的大运河段或者加以疏浚，或者绕道而过。批评脱脱的保守派人士指出，如果这么多农民集中起来施工，怕有出现民众叛乱之虞，特别在一个以反王朝骚乱的中心著称的地区更是如此。他们果然不幸而言中。叛乱军队趁机在淮河流域煽动起了大批附和的群众。他们以红巾为号，因而称为红巾军，或者也称香军，这名称是从他们的有佛教渊源的民间宗教礼仪中得来的。
在最初，元王朝的正规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它们的带兵官也被红巾军的规模和凶猛所震惊。即令是这样，如果他们能够保住州城，他们还是可能对付得了这场叛乱的。在这里，元朝一贯的政策是让城墙倾圮，对那些原来被攻破了的城墙缺口也不再修复，这就使他们吃尽了苦头。一时间叛军所向无敌，攻取了一个又一个城池。1352年，湖广地区的南方天完红巾军向西进军，攻取了武昌、汉阳及其上游的其他城市；另一支部队攻占了从九江开始的江西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只把省城龙兴（南昌）留在元军手里。刘福通的军队横行于河南南部。彭大和赵均用起事于江苏北部的沛，并夺取了徐州，从而截断了大运河的航路。到了1352年末，原来受白莲教地下活动影响的地区也有了叛乱，并且使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虽然白莲教运动没有能够把它的暂时胜利转变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使之与元王朝分庭抗礼，但到最后，那些以重新设防的州城为基础而再建的地方上的控制并没有使元朝受益，它们反而为形形色色地区性政权提供了基础——这些地区性政权要么誓死与元朝为敌，要么只是对元朝名义上表示忠顺。
除了白莲教的叛乱本身以外，在14世纪50年代之初，另外有两种军事化形式在华南的骚乱中出现。一是与白莲教本无瓜葛的地方上的不满分子借此时机搞叛乱；一是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包括汉族文人精英在内——举办民兵组织来保卫家乡，反抗叛乱。实际上，这第二种军事化形式有发展成为主要的叛乱活动的倾向，因此它更促进了元帝国的四分五裂。
在叛乱分子取得初步胜利后，新组成的元军能够打败叛乱运动，并把它们的大多数平息下去。1353年，元军收复了杭州以及浙江和江西的一些次要府城。其他的元军收复了蕲水、武昌和汉阳，从而把徐寿辉和天完军的领导变成了湖北乡下的流窜队伍。华北平原原来的红巾军运动也受到挫折，最后他们丢了一切地盘，只剩下首府，即位于安徽西北端的毫州。
取得这些战果的新元军主要是由汉人组成，但召募者和带兵官最初主要是久住中国农村中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有他们的汉族合作者。汉族文人精英分子认为自己必须支持王朝来反对红巾军等运动，但是，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和半心半意的。这些新的非正规军的带兵官们如果打了胜仗就有奖，如果打了败仗可以不受罚；这和王朝的正规军官大不相同，后者在吃了败仗之后就等待受处分。亲元军队中间的地方分裂倾向的危险已暂时有所抵销，因为此时脱脱自己成功地掌握了这支新军，其中许多部队是由他的亲属和亲信带领的。
脱脱本人率军对付主要的目标，即力图恢复大运河。1352年10月，他收复了徐州，彭大和赵均用都漏了网，南逃到濠州，在这里他们的活动终于与起兵初期阶段的朱元璋会合在一起。脱脱花了1353年一整年时间来招兵买马和重建他的军队，并恢复了他的日常政务活动。1354年末，他移师去攻打张士诚；几个星期之后脱脱把张士诚围在高邮城内，想把他活活地饿死。王朝的部队作好准备要给叛乱运动以致命的一击了。［1］
以维护秩序和治安为目的的自发的地方武装，已经成为对于红巾军叛乱的爆发的广泛反应。在安徽中部的一个城市——濠州（凤阳），由于这里是明代开国之君起作用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反应超出了地方性质。1352年春天，郭子兴、孙德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得到地方精英的支持下纠集了民兵，并控制了城市。徐州的白莲教叛乱领袖彭大和赵均用为了逃避脱脱的攻势（而且又彼此不和）投奔而来，在元政府看来，他们的到来使得濠州更清楚地同红巾军的总运动合流了。郭子兴依附彭大，他的其余四个同伴则奉赵均用为领袖。许多城市被这种不稳定的军事联盟所统治，这在1368年以前是屡见不鲜的事。
1352年4月15日，像第1章已叙述过的那样，朱元璋来到了濠州。朱元璋召募了一支由24名童年伙伴组成的部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明军的重要带兵将领。到了1353年初，朱元璋把他的这支部队扩充到700人，他变成了郭子兴最忠诚的部将。
朱元璋的早期生涯足以显示出那时全中国组建军队过程中较低一级的情况；他只是因为没有多少亲属而显得与众不同。那时的军队在下层领导中靠家属关系维系在一起，而在中、上层领导中则靠带兵官同他们的直属上司和下级的忠诚与信任来维系团结。如果这种个人关系变得紧张或者破裂，那么，下级就会带着队伍跑掉。因此，军事计划不得不处理自己队伍中和敌军中的基本的政治关系，就像处理狭义上的军事问题一样。基层的军事指挥权逐渐成为世袭的，而重要的军事头目们在别的大部队来投奔时就以提升自己的亲属和原来的最信赖的伙伴来统一自己部队。
彭大和赵均用的对峙最后变成了濠州领导集团内部的公开战斗。郭子兴被赵均用和孙德崖绑架，并被拘禁起来。当朱元璋返回城里时，他和郭子兴的儿子们一起袭击了孙德崖的家，放出了郭子兴。结果是郭子兴更加倚靠朱元璋了。元军在1352—1353年对该城封锁了几个月，这期间濠州的领袖们才被迫暂时停止了他们的争吵。
在元军征讨叛军的大背景下，脱脱的反击取得了势头；到了1354年12月高邮陷落在即。脱脱让该城困饿而不马上攻克它，因而使朝廷中的政敌趁机以他延误军机之罪进行弹劾。1355年1月，一道诏旨送到了脱脱的总部。他被免除一切职务，他的军队也拨归其他将领指挥。他的下属劝他搞叛乱，但是脱脱还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围困高邮的军队像脱脱的整个新征募的庞大军队那样，马上四分五裂。
皇帝为什么要罢脱脱的官，我们只能加以猜测。从1328年以来，元朝的政策靠丞相制定，而妥懽贴睦尔自登极以来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脱脱曾几乎拥有皇帝所能给予的一切勋爵和荣衔。脱脱已权势迫人，随着镇压了叛乱，他也会成为鸟尽弓藏的人物。可是，朝廷错就错在误认为，叛乱已经在事实上被平息了。脱脱被罢官以后，元朝甚至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更不用说去控制余烬复燃的叛乱运动了。到了1355年年底，以自治性质的军事权力为基础的地区性割据变成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形式。
1357年末张士诚向元政府的投诚（见第1章）及投诚的直接后果稳定了他本人的地位。他控制了苏州、杭州和长江以南其他六个人烟稠密的府城；他的权力已扩展到江北，甚至远到山东。根据1393年的人口调查，他原来的领土已注籍的约人。他从元朝接受了很高的荣勋，并答应每年向京师运糟粮担。糟粮北运时是用方国珍的船队，直到1363年为止都是如此，因为张士诚这时跟元政府脱离了关系，而自号吴王。（“吴”字在这里姑且用来指称他的政权；这个政权在1357年以后像一个富裕的地区政权那样行事。）张士德是张家已经拥有的这种想象力的源泉，他死之后，张士诚在苏州生活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不再花大力气去争衡天下。毕竟那时很少有人相信中国会重新统一。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信成了吴军的统帅（浙江行省左丞相）；另外三位将军——李伯升、吕珍和徐义则统领着主要的野战部队，被称为吴的“爪牙”。尽管张士诚如此不积极进取，吴国治下的人民却给了它以很大的军事潜力。吴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张士诚之跟白莲教显然没有联系以及他之投降了元朝，再加上元王朝在它濒临灭亡阶段之大力提倡儒家，这就使得吴成为中国南方士绅阶层的优先选择。
由于帝国的大部分不是在公开的叛乱之下，就是在张士诚这样的地区性割据者——他们截留地方税收来养自己的兵——的控制之下，元大都只能依赖南方用船运来的漕粮。与在元代漕运体系运输最高的几年从南方运来的漕粮相比，这个数目是很小的，但由于14世纪50年代的政治的——因而引起财政的——分裂，这些粮食还是异常重要的。元朝廷对于漕运的依赖增加了方国珍地位的重要性。方国珍在1356年长久地控制了浙江沿海的三个府，这里在1393年拥有总人口250万。每一个府城都由他家里的弟侄所统治，而沿海的领土则为继续称霸海上的方国珍的舰队提供基地和新兵。元朝给方国珍的爵位最后升为衢国公和浙江行省左丞。可是，方国珍所以能长期在沿海和水师的势力范围内任职（1348—1368年），实际上是靠中国地方割据的均势与大运河的条件，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这在浙江士绅的眼睛中是很清楚的，他们看到他屡叛而屡次爵位高升，这显然是朝廷没有原则的证明。
脱脱的去职也使得长江中游的天完领导集团公开亮了相。到了这时，主要领袖是一个名叫倪文俊的人：他继续承认徐寿辉为傀儡皇帝。1355年，湖北许多地方从元军手下收复，汉阳成了天完政权的首都。到1357年，整个湖南和湖北都被天完所控制。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明玉珍的领袖率舰队经长江峡谷征服了四川。明玉珍名义上仍效忠徐寿辉，直到徐寿辉死于1360年时为止，但是事实上，这是独立的夏国的开始；这个国家统治四川，于1371年被明王朝征服。天完领土的扩张使得以邹普胜为首的原来天完的一班人马不满意倪文俊把持一切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倪文俊企图发动政变去抓徐寿辉。但是，倪文俊争权失败了，从汉阳逃走。他在黄州被他的一个信任的部下陈友谅所袭击和刺杀。
陈友谅出身于沔阳的渔家，是活着的五兄弟之一。他粗通文墨，参加叛乱以后曾隶倪文俊为簿掾；这是他的进身之阶，即当他取得倪文俊的信任之后能够升任部队的指挥官的阶梯。他作为指挥官是很勇敢的，但容易冲动，不受管束，而且很残暴。他现在接过了倪文俊所留下的军队，最后得到徐寿辉的承认，而以江西的九江做他的根据地。从1357年到1359年，陈友谅集中攻打像处于明玉珍那样自治状态下的江西。与此同时，徐寿辉则在汉阳的邹普胜的保护之下进行统治。
陈友谅在1358年攻取了安庆和南昌，其后江西北部和中部诸州府城池或者被攻陷，或者承认他的统治。被派入侵福建的一支部队被陈友定所打败；后者继续争取独霸福建。他想侵入浙江，也以失败告终。到了1359年年中，陈友谅囊括了除江西极南端之外的所有地方，以及湖北东部和安徽的安庆地区。朱元璋和陈友定的领士阻断了他东进之路，但如果向西面发展又可能在天完“帝国”内部公开爆发内战。可是，像后来证明的那样，1360年直至1365年的长江大冲突已在安庆埋下了种子。
安徽中部长江北岸的巢湖的渔村，也在叛乱的初期打过仗。他们的领袖赵普胜（人称双刀赵）在这些起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秘密会社的领袖，而且他还认识彭莹玉（见第1章）。可是，由于元帝国在开始瓦解，一个叫左君弼的地方军事人物控制了庐州，压迫巢湖的渔民，并诱使他们迁居。有些人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的船只使得朱元璋在1355年渡过了长江。可是，大多数人跟随赵普胜，并向上游航行去参加了陈友谅的部队和南方红巾军的叛乱。夺取了安庆之后，陈友谅让赵普胜在这里指挥。后来在1358年晚些时候，赵普胜夺取了安徽西南位于长江南岸的池州，企图由此纵横驰骋于安徽南部。这和朱元璋的扩张计划发生了冲突，因此朱元璋派了他最善战的将领徐达来攻打赵普胜。徐达于1359年重新占领了池州。
在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的无人地带被这两个军人完全瓜分了：他们现在拥有共同的边界。朱元璋现在仍然盯着下游；他最初对付张士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致他还希望征服长江三角洲这一整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陈友谅也眼睛望着下游，望着安徽。他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不再信任赵普胜了。1359年9月，陈友谅鼓帆而下到了安庆，当双刀赵在他的旗舰上开会的时候，陈友谅叫他手下的人杀害了他。巢湖的士兵们闷闷不乐地接受了他们首领被害的事实，被合并到陈友谅的部队之中。
正当此时，由于天完的大部分领土被陈友谅所控制，其他复杂化的发展就停了下来。南昌陷落之后，徐寿辉曾想迁都南昌。陈友谅设法搪塞他。陈友谅和徐寿辉的动机不见于史料；有人猜想，陈友谅想保持他的行动自由，徐寿辉则是对湖北南部的邹普胜及其支持者有所抱怨。无论如何，徐寿辉是在1359年末出人意外地把汉阳留给了他的卫士和随从，往下游航行而去。陈友谅在九江接待了他，但是在他进了城门以后却把他的卫队拦在城外。徐寿辉被拘禁了起来；陈友谅自称汉王，并胁迫湖南和湖北的其他天完领袖承认他的权力，尽管四川的明玉珍仍置身事外。到了1359年，陈友谅已经控制或者正力图控制的地盘，人口在1363年已逾1400万；他的政权（汉）因此在潜力上比朱元璋（明）或者张士诚（吴）都大。可是，陈友谅在巩固地方政权方面比别人要落后一年或两年，而且他的权力是许多地方军官将领单纯地出于恐惧而勉强地承认的。陈友谅需要不断取得新胜利来使人保持敬畏之心，但这又使他很难把他的广大领土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2］
中国北方的红巾军，1355—1359年
脱脱罢官以后元朝军队的瓦解，使得华北平原上的红巾军又重新活动起来。1355年，刘福通在毫州拥韩林儿为复辟的宋朝的皇帝。这个叛乱运动受分崩离析的元朝军事制度中力量还强大的各部分的冲击差不多有两年之久。从实际权力来说，刘福通仍然是红巾军的主要领袖；在1356年1月，由于元军的压力他被迫把宋都向西南迁移了100英里，迁到了安丰（今寿县附近）。到了1357年，元军已无坚强的保卫者可言，因为脱脱的组织已经崩溃，其后14世纪60年代有势力的北方割据者尚需要时间加强他们的地位。在这个间歇期间，红巾军驰骋于华北。刘福通带领他的主力军围困了开封，而其他红巾军则攻占了山东，并侵入了陕西和山西。一支人马北上到元朝京城，焚烧了上都的夏宫，后来又侵入满洲。开封本城在1358年中期陷落，红巾军在开封城内做了一年的宋王朝中兴的美梦。
红巾军之所以取得这些引人注目的胜利，是由于有一段时期的军事真空，又由于元朝故意不修复城垣。红巾军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可以立足的地方的或地区性的政权；这种政权应该在他们的华北平原诸城市以整修了的城垣来加强防御力量，像在华南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北方的红巾军过于长久地保持其流寇思想，不大想维护纪律，或建立治安和一个稳定的行政制度。他们特别具有反儒教的宗教根源，这是一个障碍，但可以用维护秩序的公开承诺来克服；朱元璋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事实上文人阶级是在很晚的时候和半心半意的情况下才接受他的。
1359年，华北平原的红巾军突然瓦解，因为察罕帖木儿新兴的民兵军队给他们以重创。察罕和他的童年朋友李思齐在红巾军发难之后已在河南兴办民兵军队。紧接着1357年红巾军的主要攻击之后，他们把红巾军逐出了陕西，并且就地加强了他们的权力。1359年，察罕向东推进，通过潼关，又返回了华北平原。夏天，他在战场上打败了刘福通，把他赶进了开封城内。刘福通在开封坚持了三个月，后来在9月份突围，并偕韩林儿和数百名士兵逃往安丰。开封变成了察罕未来扩充地盘的总部。由于察罕的下一个目标是山东，1363年以前宋朝廷得以在安徽西部的一个小小府城安丰苟延一时。可是，1359年以后红巾军帝国仍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正在扩张中的朱元璋地区性政权还在名义上归附于它。红巾军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华北平原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在1355年到1359年的关键性年代中吸引了元政府的注意力；正是在这个关键年代中长江的诸地区性政权日趋成熟。［3］
朱元璋的兴起
从1353年起，朱元璋在濠州政权内取得了领导权，这使他从前的庇护人郭子兴黯然失色。1355年，即郭子兴死的一年，朱元璋跨过长江，并且在长江南岸地带征服了一个地区性权力基地。在这个原型的明政权兴起的同时又出现了朱元璋的两个主要对手，即陈友谅和张士诚。虽然保留的史料比别人更为详细，朱元璋兴起的故事在元明之际的过渡时期在各种类型武人的经历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元军对1352—1353年冬季的濠州之围一旦被解除，濠州领导内部重新爆发了内江。彭大之死使赵均用成了最强有力的领袖；郭子兴和朱元璋从此以后与其余的领导人严重地不和。赵均用带了郭子兴和他的人马东进去淮水攻击盱眙，希望最终能恢复他原先在江苏北部徐州的基地。与此同时，赵均用已派遣朱元璋南下，希望他会毁灭自己，从而使赵均用能刺杀郭子兴。反之，朱元璋夺取了定远，征募那里的降兵入伍，并且继续攻打长江北岸附近的滁州。他现在带的队伍有两万多人。他通过某种方式传话给郭子兴，郭子兴于是从赵均用的军队中抽出他的一万人马，来滁州会合朱元璋。郭子兴是朱元璋的岳丈和老庇护人，而且在红巾军政权的体系中比朱元璋的地位高，但是元朱璋指挥着更多人马。
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朱元璋想更向南推进，并且拿下长江上的和州；像此时的张士诚那样，他也希望离开荒芜的淮河流域，而到江南寻求安全和机会。郭子兴在1355年初同意了这个战略计划，但是他派了他自己的人去攻打和州。朱元璋于是派他的幼年朋友汤和率军赴援；汤和在一场不流血的突然行动中控制了和州。元军进行反击，并封锁和州达三个月之久。在他们撤退之后，朱元璋让当时逃离北方战斗的孙德崖进了和州城。孙德崖是郭子兴在濠州时期的宿敌，所以这个行动增加了郭子兴的不快。郭子兴正死于此时，这可能防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冲突。由于这个时期的军事组织带有世袭的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性质，毫州的宋朝朝廷为了对郭子兴的姻兄弟张天佑的访问作出反应，便正式地明确郭子兴的长子为继承人，而以张天佑为第一副手，朱元璋为第二副手。关于第二年的史料，可能是为了有利于朱元璋而作了变动，说朱元璋已在郭子兴死后立即掌握了全军军权。大部分军队事实上由他征募而来，也都听令于他而不顾混乱的红巾军政权的具体的办事程序如何。据称，朱元璋是渡过长江和袭取南京这一关键性决策的负责人。
朱元璋的本意是要弄一支军队过江，在南岸建立起一个地区性根据地；这里在1355年仍一直未受到战火的洗礼。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支舰队。巢湖叛军的水师现在受制于左君弼：此人跟湖北的天完叛军联合在一起，而且现在控制了安徽中部的庐州地区。巢湖水军的俞通海于1355年7月初来和州拜访了朱元璋，朱元璋也冒着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去回访了他。当舰队离开巢湖的时候，多数船只跟随了赵普胜（双刀赵）：此人最终投奔了陈友谅，并在1359年在安庆被害。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船只由俞、廖两家率领，投奔了和州的朱元璋。
7月末，这支水陆联合军队离开了和州，渡长江，在采石登陆。他们向南进发，夺取了太平城（今当涂）。元军的地方指挥官陈野先企图夺回太平城，但他本人被俘，并向朱元璋投诚。两个月以后，郭子兴的长子及其忠诚的追随者和陈野先的军队一起拔营去攻打南京。陈野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们，郭子兴的儿子及姻兄弟均被杀，而陈野先本人不久也被神秘地杀害。朱元璋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不清楚，但其结果是加强了他的权力。
郭子兴的长子和继承人同郭子兴的姻兄弟张天佑——即毫州宋朝廷官制中的副元帅，现在已双双死去。此后不久，朱元璋以破坏军纪罪处死了郭子兴的次子。这种种事态的发展提高了朱元璋在他的军队中的权力，但是直到1363年大胜利之后，他才感到他的将领们的挑战对他已没有威胁了。他的大多数将领仍然矢忠于韩林儿，效忠于红巾军运动的宗教约言，甚至在1363年以后也是这样。朱元璋必须步步小心谨慎。与此同时，他从太平地区扩充了他所控制的地盘。1356年3月，他的军队在采石打败了蛮子海牙的元军长江舟师。朱元璋现在认为他已强大到能再次试图攻打南京了。当他的军队到达南京近郊时，蒙军指挥官陈兆先（他是从已故之叔陈野先手中继承军权的）率3.6万人投降。南京戍军不足，现在很难防守，只经过一天的激战，朱元璋的军队便在4月10日突进了城内。大部分守军投降。朱元璋把此城从集庆改名为应天府，此名称一直通用于明、清两代。（从此时起，朱元璋的政权将称为“明”，虽然它要到1368年才正式定它为国号。）
南京曾经是一个帝王古都：它是公元220年到589年统治中国南方的六朝和十国时代的南唐作行将终结的帝王梦之地，其统治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如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的地区，它的战略位置也不像附近的扬州那样令人满意。它的北面和西面为长江，它的东面有俯瞰城内的紫金山，襟带江山，形势险要，因此它赢得了一个艰难时期的强大要塞的美名。3世纪初年，曹操和其他北方统治者曾经经常扎营于长江北岸，但南京总是逃过了陷于敌手的命运。南京在14世纪有50万人口，因此它是一个很大的战利品，使得朱元璋在表面上给人印象深刻的红巾军帝国内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4］
中国从前从未被以南京地区为基础的力量所征服过，但是，朱元璋在1356年却没有什么理由要把问题看得这么远。元王朝的前江南御史台变成了他作为江南行中书省首脑的官邸。他开始以他自己的权力来任命和提升文武官员，班爵禄，赐官印，但他在1367年以前还是用的红巾军正朔。7月28日，他又建立了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他自任他的行省大小的政权里面这两个文、武机关的首脑。可是，明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这时还是军事性质的。朱元璋的军队现在已接近10万人员的大关；他的二十几位原来的伙伴以及数目较小一些的巢湖领袖，都纷纷晋升为方面军的将领。这些方面军称为“翼”，是仿照元朝非正规军的标准编制。南京自己军队的组成有八个翼，而在其他每一个被攻克的府城通常都有另一个翼；它们的元帅这时全面行使军政大权。［5］
在1356年的其余时间和1357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明政权向苏州扩充，打击了张士诚的领土野心。明军夺取了镇江、常州、长兴、江阴和常熟，最后夺取了扬州。徐达指挥了其中大多数战役。明军在长江三角洲的扩张以夺取扬州告一段落。从这时起直到1366年的明军大反攻为止，明和吴两国之间在江苏的边界一直比较稳定，双方都深沟高垒，重兵把守，无论何时都能够抵御敌方的围城战役。
安徽南部和浙江仍然是有待征服。朱元璋在1357年5月12日亲自统军攻占了宁国。据称，在这次战斗中有10万敌军投降，并加入了明军。三个月以后，明军由胡大海带领攻占了徽州；又在11月13月，常遇春攻占了池州。池州之捷是导致朱元璋和陈友谅准备大战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但是就此时而言，明军已经赢得了对于安徽南部的控制权。
1358年，胡大海全权率军去征讨浙江。邓俞攻占了严州。胡大海的主力在11月份封锁了金华这个内陆的主要城市；金华一直坚持到1359年1月。朱元璋于1359年11月亲自来金华统兵，于12月成立了浙东行中书省。1359年12月3日，胡大海从元军石抹宜孙手中夺取了处州。这样就在元帝国的后继诸国中间完成了分割浙江的形势。明军这时不得不满足于占有四个比较贫困的内陆的府，另外四个北部沿海的富饶的府则仍在张士诚紧紧控制之下，虽然明军的将领常遇春曾企图突袭杭州，但未成功。方国珍和他的舰队继续控制着浙江的东部海岸。
到1360年伊始，朱元璋的明政权拥有江苏的一部分、长江以南的整个安徽，再加上浙江内陆部分。这些领土在1363年约拥有人口780万；但张士诚的吴和陈友谅的汉在潜力上都比他大。在1360年以前，长江流域的几个主要政权都以打击元朝的非正规军和一城一地的地方势力（像开始时的濠州政权那样）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一般说来，元朝的地方势力彼此不能合力同心，因此不能阻止这三个大军事头目滚雪球般的扩张行为。可是1360年以后，在中国南方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再进行这样的扩张了。汉、明和吴之间已把三峡以下长江流域的盆地瓜分完了。中国南方所余的大部分地方则受制于一些较小的地方割据者，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方国珍和明玉珍（四川），以及陈友定（福建）、广州地区的何真和云南的蒙古王公把匝剌瓦尔密——这后面三个人都是元朝的忠实干将。这五个人主要建立了行省大小的政权，其力量不足与那些大的政权争衡，但能力战去保卫自己的领土。每一个小一些的政权都坚不可摧，除非某一个大政权倾全力来征战，但这又会遭到其他两个大政权之忌而不被容许。这三个大政权的人口对比也使得其中的一个更不可能摧毁另外两个。中国这时似乎朝着能使人联想起10世纪时的情况发展，那时在南方是地方割据的均势局面，北方的军阀们则在为争夺帝号而战。
［1］ 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年），特别是第05—105、119—122页。
［2］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46]（斯坦福，1982年），第25—31页。
［3］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1—33页。
［4］ 关于明代南京的特殊地位的讨论，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特别是第51—55页。
［5］ 泰勒：《明王朝的社会根源》[506]，载《华裔学志》，22，1（1963年），第1—78页；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3—39页。这两书都讨论了此时原型的明国家的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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