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皇帝
朱见深，谥号宪宗，生于1447年12月9日，在其父，即复辟的英宗于1464年2月23日去世时登上皇位；他宣布在下一个新年（几乎整整一年以后）开始使用新的年号成化。他死于1487年9月9日，即在他满40周岁前三个月，共统治了23年。他的在世的长子朱祐樘于是在17岁时登基：朱祐樘生于1470年7月30日，以弘治为年号统治了18年，死于1505年6月，那时他刚差一个月35岁。在历史上，他死后的庙号为孝宗。
在1368至1644年期间进行统治的16位明朝皇帝，只有五人活过40岁，而在1425至1521年这个世纪中在位的皇帝都不满40岁。可是这些短命的统治者并非死于战场或意外的原因——除非我们接受一种似乎很有理的推测，即几个明朝皇帝因服用如内含汞合成物有毒成分的长生药而意外地早死。不管这种推测是否属实，在15和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一种不健康的气氛笼罩着明代的帝制。在明朝中叶，中国一直被一些不中用的年轻人所统治，他们短暂的一生往往被他们的后妃、母亲、祖母及侍侯他们的宦官所控制。宦官中最臭名昭著的大致与所侍侯的皇帝同年。对比之下，在朝廷和中央政府任职的士大夫却大都是老人。那些从他们开始教导统治者一直到他几年后在皇位上死去时仍能够与他保持正常接触的地位显赫的人，几乎都是皇帝的父亲和祖父一代的人。疏远和不信任越来越成为明代中期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的特点。
本文论述的成化和弘治这两代皇帝统治期反映了以上概括的几个方面。一般地说，它们代表了一段平静的间歇期，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危机。的确，弘治时期在传统上被人认为是君臣之间有良好感情与和谐关系的一个时代。更周密的考察可以看出在这种理想化的关系中有许多缺陷，并且暴露出两个统治期的某些倾向的开始，这些倾向后来激化，进而产生了明晚期特有的政治弊病。
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期标志着明代政治史的形式上的里程碑。明代皇帝在职能上是行政的中心；他们虽然不是15和16世纪的欧洲君主那样的知名人士，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的范围内，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素质，是说明每个统治期特有的气氛和许多行政活动具体内容的终极原因。因此，这两个皇帝的个性是正当的注意焦点。但是他们不过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中心人物。而整个明代中期的政治舞台却表现了许多思想活力和认真地献身于公众生活的精神。
尽管有这些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多才的和有个人成就的士大夫精英对政治事业的大力追求，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形式和物质手段方面越加丰富，而且随着15世纪进入更加蓬勃发展的16世纪（采用我们的时代里程碑的概念，而不是中国人标志历史时代的里程碑的概念），它也呈现这种前景。在进入16世纪之际，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作者评述了社会的有力扩张和并非尽如人意的社会变化的后果。这里我们将考察这两位15世纪后期的统治者、他们的朝廷和政府，以及在1465至1505年期间东亚环境中的更为广大的明代社会。
宪宗朱见深
这个明朝第八代皇帝在他幼儿时期已经经受了给他的性格留下伤痕的各种痛苦经历。当他父亲英宗皇帝于1449年被瓦剌蒙古人在土木俘获时，他不到两岁。在随之而来的国家的严重危机中，英宗被他的异母兄弟景泰皇帝接替。一年后英宗被遣回北京，但在七年中被幽禁在皇城中与外界隔绝和严密防卫的地方，不能享受一切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他的儿子在1452年被废除皇太子的身份，而由景泰皇帝的儿子代替；他然后与被废的皇后（不是他的生母）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生活条件很艰难痛苦。当1457年一次政变使他的父亲重登宝座和消灭他的叔父时，他年九岁。他又成为皇太子，以后的七年他在这样一个朝廷中长大：在那里冲突造成了迟迟不会消失的忌妒和报复心理，冲突的一方是他父亲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通过支持他叔父当皇帝在1449年危机中拯救王朝的人。
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映迟钝，说话严重地口吃。据说他父亲怀疑他的智力和治国的能力，但被一些大学士所说服，他们认为如果合法的继承受到干扰，王朝的稳定会遭到损害。当他在1464年登基时，他已把原来侍侯他祖母的宫女万氏纳为宠妃。当时她35岁，年龄比他大一倍。她控制着他，操纵皇室和内廷的成员，并随心所欲和无原则地对行政施加影响。
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没有保持过去的派系仇恨或寻求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他重视朝廷中的正直和干练的官员，但是他也几乎不加鉴别地使用为人卑鄙的侍从，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对待朝臣（不论是好是坏）的好恶也是任性的。他尤其不愿意对后妃及通过她们抓权的外戚、卑鄙的宦官、谄媚者和冒险家的事务严加控制。不能说他们控制了他，可是也不能说他尽力对他们严加约束。
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皇帝有点反常地与他们一样贪婪；于是，他为了增加自己收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让他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进行贪污活动。早期明代国家的健全的财政基础已经被英宗皇帝的愚蠢的军事闹剧和建设计划所削弱。到他儿子的统治时期，皇帝及皇室需要更多的钱。从没收阴谋反对过他父亲的一个宦官的巨额财产开始，他把土地充公以建立巨大的皇庄，从中收取的沉重的地租直接入了他的私囊。一名御史指责道：四海之内皆陛下所有，奈何与民争利？他对这种指责置之不理，于是使这种做法变本加厉。朝廷的一些奉承者从统治者的贪婪中得到了启示，把免税的皇庄或（皇帝赏赐的）庄园骗到手中。
明朝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平庸之君引起的，他在财政管理方面不去请教政府的专门人才，或者交有关各部和司署处理。万氏的腐化的追随者为她想出了一套办法，在封官、发准许证和赏赐皇恩时绕过行政活动的正常渠道，但不论朝中的政治家们多么有力地谴责，皇帝却拒绝干涉。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一个明代皇帝的私人生活当然会直接影响行政；就宪宗而言，这种情况可以从他与皇室妇女的关系中看得最为清楚。他的母亲周氏是一个爱吵架的悍妇。她原来不过是英宗皇帝的妃子，地位低于钱皇后，但她生了未来的皇帝。当他登基时，她大吵大闹地要求取得与钱皇后相等的皇太后地位。宪宗在这两名争夺地位的遗孀之间左右为难，于是他把难题交给了主要的大学士李贤，要他想一个礼仪上恰当同时又能满足她们的妥协办法。两人都被封为皇太后，而钱皇后的正式称号表明她资历深，品位在前，但是周妃却不顾这个解决办法的细枝末节，经常为了更多的利益而施加压力。
年轻的皇帝设法避开这两个激烈争吵的妇女，而与他以前的保姆万氏厮混，后者是他的祖母孙皇太后（死于1462年）在他幼年时给他的。她喜欢穿武士服装和在宫中的庭院内领头进行军事操练以供他娱乐，如果这不能说明她是一个悍妇，那么她至少是一个比他大17岁的机智和有坚强意志的妇女，不论是作为他儿童时代的保姆，或是后来作为他的配偶，她懂得如何去使他高兴。她在1466年36岁时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为此她升为贵妃。幼儿不到一年就死去，她再也没有怀孕，但是她严密地监视宫中的其他妇女，在10年中通过她的宦官代理人，务必使其他怀孕的妇女流产，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务必使男婴及其母亲都死亡；在这两方面，她几乎完全成功了。
年轻的皇帝在1464年登基后不久，就娶不到20岁的吴氏为正式皇后，她立刻流露出对万氏的不满，并因后者表现无礼而予以鞭笞。不到一个月，皇帝找到了一个废黜吴后的理由，这就向整个朝廷和政府显示了万氏控制他的事实。吴后住在皇城偏僻的后院中，一直到45年后她死去时为止；从她协助拯救皇帝的长子（即未来的孝宗）以阻挠万贵妃的野心所起的作用这一点来说，她一定得到了几分安慰。王皇后在1464年晚些时候作为吴后的继承人被立为后，她受到合乎分寸的恫吓；她没有儿女。她之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一切都听从万氏，直至后者在1487年皇帝去世前几个月死去时为止。
朝廷对皇帝未能生育一个后嗣深为关切；京师和各省的政治家们纷纷上奏，力请他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生育子女。对这种请求，他的答复是；“此乃朕之私事”；而万氏则又表现了她的凶残。但这个问题也使他萦萦于怀。1475年的一天，当宦官侍从为他梳头时，当时快到28岁的皇帝照着镜子，不禁惨然叹气，说他正在变老，但仍无子。一个宦官侍从下跪激动地说：“陛下有子。”皇帝惊讶之余，便问他的儿子的下落，于是纪氏在1470年生下一子的真相便大白于天下。
纪氏据推测是一个年轻的瑶族土著，1467年征讨广西的瑶民时随军的一名宦官把她带进宫内。她被分配掌管宫中的库房，1469年的某一天皇帝遇见了她；他问她一个问题，被她的应答的仪态所迷住。按照委婉的说法，他于是对她“宠幸”，她怀了孕，而他一直不知道，但万氏不是没有发觉此事。向皇帝透露那个儿童下落的宦官声称，万氏曾派他给纪氏服引起流产的药，但是他知道皇帝渴望一个子嗣，反而把纪氏隐藏起来，直到她能安然怀有胎儿。婴儿生下后被废的吴后知道了他的下落，就提出把他及其母亲藏在她的偏僻的住所，他就这样已经活到5岁。
皇帝这时非常激动，前去看他的儿子，并把他放在膝上，在激动人心的场面中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朝廷立刻正式得到通知，整个皇城除了万氏的居住地外，笼罩在欢乐气氛之中。她因生气而得病，并发誓不肯罢休。皇帝把儿童安置在安全的周太后的宫中。但是儿童的母亲纪氏不到一个月就被万氏的一个爪牙毒死了。
在整个这些事件和在以后的几年中，皇帝的作用是最为令人不解的。他的确与万氏疏远了，不再定期住在她的宫中，并在以后的十年中成功地使宫内的一些妇女生了其他17个子女。与万氏勾结的朝臣给他阅读性交指南和淫书；记载暗示，他的私生活变得有点放荡了。他认识到必须对她进行防备，以保护他的后代。他的母亲甚至警告她的孙儿，即她保护的幼年太子，要他去万氏的住地时，千万要拒绝一切饮食。
尽管皇帝已完全认识万氏的个性，他依然喜欢她。他并不想惩罚或约束她。相反，他常常惩处那些抱怨她非法交易、兜售权势、贪污公款和浪费国库的官员，这样就给了她明确的信号，让她继续这些活动。所以即使她不能再控制他私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两人在1487年死去之前的11年的余年中，她对行政仍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几乎一切可以追根溯源到成化时期的以后明代政府的堕落倾向必须归因于万氏的影响。两种堕落倾向前面已经提过：（1）通过没收普通耕作者劳动的土地去建立皇庄，使这些人成为佃农，并把这些土地从税册上去掉；（2）从宫内颁布诏令直接封官（称传奉官），而不是通过吏部的正常的任命和批准手续。后一种倾向值得进一步评论。这位年轻的皇帝本人在他登基后几个星期内首先搞这种活动，当时他命令一名宦官起草任命一名工匠为文思院的副使，这个机构隶属于工部，负责制造供宫内使用的金银餐具。
这个职位虽然很低，但通常需要有文官品级和官衔的资格，外廷的部本来不会批准任命一名来自宦官管理的宫廷机构的工匠担任有品位的文官。很明显，这样做违反了正常的手续，为的是去满足万氏或她随从中的某个人一时的念头。虽然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所有的传统历史都指出，这为后来以同样方式对大部分工匠、军人、佛僧道士和为皇室服务的形形色色的食客所作的几千个任命开了先例。它成了这一代和以后几代皇帝统治时期滥用任命权的陋习。被信任但常常又不值得信任的宦官接触御玺，能够背着皇帝以他的名义起草任命诏书。他们还能接受贿赂，把某个人列入这种诏书中，这实际上等于卖官鬻爵，兜售特权。
成化时期出现了在朝廷和整个政府中大量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而这个时期的汪直是传统中所称的明朝四奸竖之一。可是他从没有像15世纪40年的王振和1506至1510年的刘瑾那样完全控制政府。一方面，皇帝的谨慎和不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不能完全被人操纵。16世纪的历史学家郑晓在写他时说，他的性格宽宏大量而且通情达理，有洞察力而且能理解人：
临权莅人，不刚不柔，有张有弛。进贤不骤，而任之必专；远邪不亟，而御之有法。［1］
这段文字为王朝的史臣所写，它受到了约束，即必须颂扬一切能认定的德行，掩盖一切批评。由于这一统治时期的稳定和某些方面扎实的成就，这种赞誉看来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它也暴露了宪宗对那些他并不很急于疏远的奸佞之徒的非法活动的矛盾心情。他的几个高级宦官和他们的最坏的同伙在他们的滥用职权方面是臭名昭著的。
他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汪直是瑶族人，在15世纪60年代征讨广西的瑶族时他还是青年，净身后被送进宫去伺候人。他属于万氏的扈从，在她的庇护下其经历相当顺利。但他仍处于宦官等级体制之外，从未掌握司礼监太监的那种权力。代替这种权力的是，1477年当皇帝命令按照当时存在的东厂的模式建立称之为西厂的警察组织时汪直任提督西厂。他很快使西厂比东厂更加令人生畏。
一名善演喜剧并在朝廷受宠的宦官俳优在皇帝面前演出一出滑稽短剧，它幽默地提示汪直在通过京城的街道时所引起的恐惧更甚于对天子本人的恐惧。皇帝对此似乎并不很在意，最后一笑置之，使所有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这件发生在1481年晚期的事表明，在宦官的官僚集团中存在着一股反对汪直的有力的力量。可是，明代在此以前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京师和地方的官员陷入如此恐怖之中，他行使可怕的权力达六、七年之久。1483年，他最后降到守卫南京明太祖陵墓的宦官部队中的一个低下的职位。行动迟缓的皇帝在1482年的大部分时间已经把汪直拒之于朝廷之外，最后才收回他的恩宠和支持，而在当时，只是在东厂的一名宦官对汪提出了控诉，并且表现得更加得力以后，他才这样做的。
弘治时期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为梁芳，他在宦官集团中的生涯比较正常，在15世纪70年代起发迹，一直升至为宫中制造家具和木制品、偶尔还印书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在万氏的庇护下，他集合了一批制造春药和把有趣的口头传说编写成书以供皇帝消遣的专家。梁芳把他的服务扩大，控制了一部分对珍奇物品的采购，进而又控制了对外贸易，并垄断了给西藏和其他外来僧人以及医药和异国技术方面的外国专家颁发执照的权力。他代表万氏和皇帝的利益，有着许多有利可图的投机机会，但他本人似乎没有发大财。他的事业直到皇帝死后才中止，而在当时，他也不过受降职的处分。
其他的宦官取得了种种任命去监督征收特种税，同时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掠夺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富庶的府。还有一些宦官主持京师和各省的寺庙的建造。这些宦官专权的弊病有助于建立宦官及其卑鄙的同伙能够延续到以后几代皇帝统治期的一些模式和定制。因此，成化皇帝由于不注意这些不正当的行为，就让种种积累性地威胁王朝利益的邪恶风气得以产生。这些弊病把有些能干的政治家赶出政府，并在有些情况下迫使人们在行政中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它们并没有破坏国家和政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缓冲沉重的震动。
孝宗皇帝朱祐樘
1487年7月3日，万氏突然患病死去，终年57岁。皇帝取消了朝廷的一切会议，整整致哀七天，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姿态。9月1日，皇帝本人患病。4日，他命17岁的子嗣朱祐樘去主持文华殿中大学士集会的议政。9日朱见深去世。朱祐樘于9月17日正式登基，宣布新年号为弘治，于下一个新年1488年开始使用。
年轻的弘治最初采取的一些行动反映了必须整饬腐败的朝廷和扬弃他父亲的个性（他父亲以前容忍了，甚至助长了这种腐败现象）这两方面的紧迫感。声名狼藉的道教术士兼春药专家李孜省被揭露和流放，然后被关押，他死于狱中。同样贪婪的和尚继晓及其他几个人被处死。万氏家族成员和她的几个主要的宦官同谋者也被夺官，但是其中突出的作恶者很少被处死，尽管愤怒的官员们此时提出大批性质严重的指控。朝廷被禁止传布万氏本人的经历。2000名不合法地任命的官员被断然罢官，另外还有近千名原来受朝廷庇护的佛僧和道士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年轻的皇帝在他父亲的寝宫中发现了一本特别使他震惊的性书，上面刻有“臣万安呈上”几个字。万安是一名善于奉承的官员，伪称与万氏有亲戚关系，并利用她的恩庞在朝廷建立了他的权力地位。最后，他已成为权位较高的大学士，并以此身份起草了新帝登基的诏书。在统治的第一个月内，年轻的皇帝用尽心机，让一名非常笃实的大太监把此书带进殿内，在那里召集一些大学士以此书质询万安；那个老人在羞辱之下匍匐在地，无言以对，最后不得不奉命退隐。他再也没有被召回朝廷，并在一年内死去。朱祐樘正在向人们发出信号，情况即将不同了。
他们父子二人在体质、心理和智力这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朱祐樘是一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几幅皇帝的画像表明，从朱祐樘起的几个皇帝有着不同的、更像南方人的外表；他和他的儿子武宗（1505—1521年在位）是少数民族纪氏的后代。这大概可以从他们的外表的长相看出，不过这与武宗以后的世系并无关系。
从心理上看，孝宗似乎与他父亲完全相反。在他登基前几个月，他已娶张氏；这时他宣布立她为皇后。他对她十分宠爱。她生下二子三女；尽管谣传武宗之母曾是一名侍女，但他显然与其他妇女未发生过关系。房兆楹推测，他很可能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上唯一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2］ 他曾在万氏控制他父亲和皇室的不祥气氛中被他的爱吵架的祖母周太后扶养；他自己的母亲已成了万氏的受害者。他一定因失去她而深感悲痛。他登基后，宣布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为皇太后，并派官员到广西去寻找出她的家族。出现了冒名顶替者，但被揭露，没有发现她的亲属。他命令在广西和京师建造纪念她的祠庙，并以强烈的虔诚心照料京师的祠庙。
在思想上，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完全信奉儒家学说和伦理价值。在明代，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关于君主身负重任的传统主张。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如此努力去履行那些要求做到的义务。他在上朝听政，执行各种规定的礼仪活动，重新制定和认真举行经筵，特别是任命那些值得尊敬和体现儒家行为的模范人物为朝廷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等方面，都是一丝不苟的。他深切地关心人民的福利。他探索执法的办法，组织对刑法及贯彻刑法不力的一次研究。这就导致一部钦定的关于刑律及其案例的重要著作《问刑条例》的问世。
虽然声名狼藉的西厂重新开设，但他把它及其地位相当的东厂的工作限制在正当的调查活动方面。他任命领导这两个机构的人大部分是正直的官员（在这些部门中这种官员确实很少），他们受到整个政府的尊重。锦衣卫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过去也是政府实行恐怖活动的手段。他削减朝廷的奢侈品消费，撤掉许多宦官管理的采购机构。儒家思想的政治家们从未碰到如此温顺的统治者，对他的报答是在他们写的历史中把他描写为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他给官僚们灌注了一种充满巨大希望的精神，明朝早期的某些活力和责任感也得以恢复。
可是事实上他当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还不够格。他很注意帝国的问题，但是他既不能向国家展示一种开阔的前景，也不能给它提供雄才大略的领导。此外，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感恩戴德的官僚们掩盖了他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他过分地宠爱和依赖他的张皇后。她是一个愚蠢和爱提要求的妇女，易犯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也包括需要贵重物品，轻信最花言巧语的和尚道士的教义，以及对她家族，特别是她的两个极为贪财的兄弟无限溺爱。
这两人就是张鹤龄和张延龄，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金氏的持久不衰的支持，靠着肆无忌惮地滥用他们幸运地取得的高官的职权而青云直上。他们的父亲张峦在他女儿选进宫时，原来不过是国子监的监生，在1490年已被封为寿宁伯。次年秋季，他的女儿生下了在1492年春季被宣布为皇太子的儿子，使张氏家族取得了有特权的地位。不久，也在1492年春季，国丈呈交一份不得体的奏疏，要求提升为侯；虽然许多高级朝廷官员因没有先例和不适宜而加以反对，但皇帝仍提高了他的爵位。三年后，当此时已为寿宁侯的张峦死去时，其爵位被他长子张鹤龄继承。他本人又被追封为地位更高的昌国公；尽管官员们指责，他的一座豪华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按照他的品位，这违反了礼仪的规定。次子张延龄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被封为伯，最后封为建昌侯。
张氏家族的许多堂兄弟、叔伯、养子和结拜弟兄以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食客都得到了官衔、官职，最后取得了土地和参与贪污腐化的机会。整个明代没有其他外戚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既证明皇帝对他妻子的依赖，又证明他对最接近他的那些人不能采取坚定立场。他的外戚屡次因具体和严重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指控，但是皇后和她的母亲，以及一个阉党和其他投靠张氏以从中取利的心腹朝臣始终为之辩护。虽然他们不能操纵皇帝去恫吓他们的政敌，他们却一直能向他求情，以致使他干脆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他统治时期以后年代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说明他的进退两难的心情。
《明史》中张氏两兄弟及其父亲的本传告诉我们，皇帝听到张氏兄弟在北京南部的故乡强夺周围农户的田地时，在1497年［3］ 派高级官员中一名调查坏事的无所畏惧的人，即刑部侍郎屠勋和另一同样大胆而正直的宦官萧敬前去调查。他们带了一份指责二张的报告回京，报告中包括关于皇后家乡的民众对她家族的行为的不满给皇帝造成损害的大胆的评论。他们坚决要求将田地归还所有的受害者，以及以后限制再发生这类行为。皇后大怒，而据《明史》记载，“帝亦佯怒”。但是他同意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后来他私下对萧敬说：“汝言是也”，并赐给他一件金质的礼物。［4］
1505年皇帝去世前的两个月，著名的学者和文人李梦阳——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户部郎中——呈上一份很长的奏议，批评了朝廷和政府的许多方面的现象；他特别指出了容忍张鹤龄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王朝造成的长期损害。张鹤龄本人、他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都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脑袋的要求。皇帝真的不知所措了。作为与他妻子和岳母妥协的第一步，他下令把李梦阳投入狱中，然后私下认真地垂询几个大学士。一个大学士提出李梦阳的言词“狂妄”，但另一个则说李所写的都是“赤心为国”。［5］
皇帝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经过了一阵犹豫后，他甚至不愿鞭笞李梦阳以取悦于他的几个女眷；他代之以罚李三个月的官俸，把李释放，于是李成了朝廷和京城的一个英雄。后来皇帝又问另一个权位较高的官员关于老白姓对此事的议论。答复是人民因皇帝的宽宏大量而非常高兴，并大受鼓舞。皇帝说道：“朕知之。方朕询及宦者时，其所答反乎此。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我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6］
总之，官员们能够信任这个皇帝，因为明朝再也没有其他皇帝能像他那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克制他的愤怒，和一心一意地去尽为君之道的更重的责任。但是他们不能总是依赖他采取这些态度含蓄地体现出来的行动。不管他们多么严厉地批评时政，并且以明确的暗示批评他，他愿意耐心地聆听，并且至少要对他们的关心报之以感谢的赞许。有几次他下令作出所请求的纠正行动；但是他常常评论说，他们如此令人钦佩地陈述的高明的主意此时不宜用，以此把事情搁置起来。人们逐月地阅读他的统治的《实录》时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所有那些有抱负的官员，不管是出于真心或是仅仅为了出风头，要求他没完没了地温习儒家的伦理道德、经典的和历史的先例，和考虑他们详尽地陈述的各自的政策观念。他的政府官员对他纠缠不休。在他的统治时期，风险是小的，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在明代各代皇帝治下，有勇气的、偶尔是有洞察力的官员得负担起往往是以死相谏的责任。在宽厚的孝宗皇帝治下，这种情况是很个别的；他的性格引起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
他并不强壮，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得不常常称病而不上朝。甚至在那时，他也不能摆脱朝政，例如在1502年阴历十二月（实际上是1503年1月），他的大学士们责备他耽误了关于采取措施以救济受洪水灾害的南京的决定。他们劝他应孜孜不倦地注意决策问题，以便在政府中激励更高昂的士气。这位一向谦恭的（虽然是筋疲力尽的）年轻皇帝因他们良言相劝而表示感谢。
但是他自有主见。他与他的妻子一起，看来也虔诚地信奉道教；在皇帝的赞助下，道士们定期在朝廷举行斋醮。这些活动可能像当时存在的医药实践那样是一种合法形式，但它们并没有使皇帝放弃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可是他的士大夫们却不能掩盖他们的藐视和不满；他们在报告自然灾害时常常威胁说，这类背离理想帝王准则的行为，会造成表现为旱、涝、瘟疫和饥荒的宇宙运行的失调，使他的统治陷入困境。1504年当他封道士崔知端为太常寺卿时，引起了一片喧闹；这个职务是兼职的（即无实权的）礼部尚书的荣誉官衔。在朝廷看来，礼部这一以儒家准则纠偏的堡垒被这一任命所玷污。但是皇帝坚定地不顾所有的抗议。崔知端在成化时期曾为万氏小集团不合法地任命的僧侣之一，在弘治时期，他曾受“奸”阔李广的庇护（李强烈地偏爱道教，已不光彩地被迫自尽）。我们应当假定，崔知端（关于此人的材料甚少）与李广一样也是张皇后的宠幸。
在这个不幸的皇帝统治的18年期间，自然灾害显得异常频繁和严重，尤其从15世纪90年代后期至1505年他去世时更是如此。他多次批准对这些受灾地区减免税赋和采取救济措施，史籍证明他对黎民的苦难深为不安。但这里我们在解释记载时又必须留意，因为全国的官员不断利用他们自己及其他官员的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告，作为促使这位最易接受意见和谨慎的统治者承担改革他政府的某些方面的责任，以便恢复宇宙的和谐。他越是肩负起儒家的责任，他们越是把问题堆到他的身上。
一种不断发生的灾害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位于山东的黄河堤坝每年决口引起的洪水，那里正是黄河和大运河相交之处。在堤坝失修时已经形成的黄河的几条支流之一越过了位于章丘（约在济南西南80英里处）的运河，危及大批人的生命并中断了运河的运输。这里邻近徐有贞在1453至1455年进行大规模修复工程的沙湾。这时似乎需要更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1493年，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高级官员刘大夏经吏部尚书王恕推荐，负责这项工作。
刘大夏绝对不是一个有水利工程专长的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他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历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经验和技术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辈特别是14世纪中叶伟大的水利工程学家贾鲁使用过的技术。从离裂口很远的上流（几乎远及河南的开封）开始，刘大夏堵塞了通过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流向东北的黄河的几条支流。这样就使主河道转向东南，流向江苏北部的徐州，进而流向淮河的主渠道入海。这样就改变了黄河的主流，使它在山东半岛南部流动，这一改变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进行堵塞、开渠和筑坝的大工程时，一次使用多达12万人从事长达两年多的劳动。刘大夏成功地计划和管理这一工程，这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名声，并深得皇帝的宠爱。他历任高级职务，最后在1501年晚期至1506年中期担任兵部尚书，然后退隐。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中成了皇帝最亲近的心腹，而这时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的精力和治国的注意力衰退了。
前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新出现的行政弊病在他的后期又任其重新出现；这表现在设立皇庄，绕过主管的部直接封官，贪污盐业专卖款，朝廷官员接受贿赂。以上弊病没有一项达到成化时期那样的腐化程度。这些他并不知情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这位善良、谨慎、勤奋和由于某些原因劳而无功的年轻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给王朝留下的最坏的遗产就是他的继承人。1505年夏当尚未满35岁的朱祐樘临终时，他在病床上召见最受尊敬的大学士们，把他的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东宫聪明，好逸乐……”［7］ 他的儿子，即统治期短暂的正德皇帝，浮夸和玩世不恭地藐视他父亲的一切真挚的儒家理想主义，抛弃了他父亲树立的样板，其方式比18年前朱祐樘苦恼地摆脱自己父亲的榜样更为直截了当。明代后半期的开始并不吉利，但根据所有的传统史书来判断，回想起来，弘治之治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
［1］ 在薛禄指导下构筑的防御工事是在赤城、雕鸮、云州，独石口和团山。见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第36—37页。开平位于前蒙古首府上都。关于放弃开平卫的意义，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5页。
［2］ 关于1440年前与瓦剌蒙古人关系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46—77页。关于也先事迹，见他的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16页。
［3］ 见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Ⅱ，第319—327页及第9、11两章；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1368—1549年》[549]，第60—64页，及第4、5章各处；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第367—381页。
［4］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30、334、348、365页；又见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迹旁证》[541]，各处。
［5］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29、331、335、348、383、386页；又见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71—176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8页。
［6］ 这个估计数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论述东南亚各国的有关条目，材料收于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Ⅱ，第263—340页。
［7］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23—24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1]，第94—95页。
朱见深，谥号宪宗，生于1447年12月9日，在其父，即复辟的英宗于1464年2月23日去世时登上皇位；他宣布在下一个新年（几乎整整一年以后）开始使用新的年号成化。他死于1487年9月9日，即在他满40周岁前三个月，共统治了23年。他的在世的长子朱祐樘于是在17岁时登基：朱祐樘生于1470年7月30日，以弘治为年号统治了18年，死于1505年6月，那时他刚差一个月35岁。在历史上，他死后的庙号为孝宗。
在1368至1644年期间进行统治的16位明朝皇帝，只有五人活过40岁，而在1425至1521年这个世纪中在位的皇帝都不满40岁。可是这些短命的统治者并非死于战场或意外的原因——除非我们接受一种似乎很有理的推测，即几个明朝皇帝因服用如内含汞合成物有毒成分的长生药而意外地早死。不管这种推测是否属实，在15和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一种不健康的气氛笼罩着明代的帝制。在明朝中叶，中国一直被一些不中用的年轻人所统治，他们短暂的一生往往被他们的后妃、母亲、祖母及侍侯他们的宦官所控制。宦官中最臭名昭著的大致与所侍侯的皇帝同年。对比之下，在朝廷和中央政府任职的士大夫却大都是老人。那些从他们开始教导统治者一直到他几年后在皇位上死去时仍能够与他保持正常接触的地位显赫的人，几乎都是皇帝的父亲和祖父一代的人。疏远和不信任越来越成为明代中期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的特点。
本文论述的成化和弘治这两代皇帝统治期反映了以上概括的几个方面。一般地说，它们代表了一段平静的间歇期，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危机。的确，弘治时期在传统上被人认为是君臣之间有良好感情与和谐关系的一个时代。更周密的考察可以看出在这种理想化的关系中有许多缺陷，并且暴露出两个统治期的某些倾向的开始，这些倾向后来激化，进而产生了明晚期特有的政治弊病。
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期标志着明代政治史的形式上的里程碑。明代皇帝在职能上是行政的中心；他们虽然不是15和16世纪的欧洲君主那样的知名人士，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的范围内，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素质，是说明每个统治期特有的气氛和许多行政活动具体内容的终极原因。因此，这两个皇帝的个性是正当的注意焦点。但是他们不过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中心人物。而整个明代中期的政治舞台却表现了许多思想活力和认真地献身于公众生活的精神。
尽管有这些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多才的和有个人成就的士大夫精英对政治事业的大力追求，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形式和物质手段方面越加丰富，而且随着15世纪进入更加蓬勃发展的16世纪（采用我们的时代里程碑的概念，而不是中国人标志历史时代的里程碑的概念），它也呈现这种前景。在进入16世纪之际，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作者评述了社会的有力扩张和并非尽如人意的社会变化的后果。这里我们将考察这两位15世纪后期的统治者、他们的朝廷和政府，以及在1465至1505年期间东亚环境中的更为广大的明代社会。
宪宗朱见深
这个明朝第八代皇帝在他幼儿时期已经经受了给他的性格留下伤痕的各种痛苦经历。当他父亲英宗皇帝于1449年被瓦剌蒙古人在土木俘获时，他不到两岁。在随之而来的国家的严重危机中，英宗被他的异母兄弟景泰皇帝接替。一年后英宗被遣回北京，但在七年中被幽禁在皇城中与外界隔绝和严密防卫的地方，不能享受一切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他的儿子在1452年被废除皇太子的身份，而由景泰皇帝的儿子代替；他然后与被废的皇后（不是他的生母）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生活条件很艰难痛苦。当1457年一次政变使他的父亲重登宝座和消灭他的叔父时，他年九岁。他又成为皇太子，以后的七年他在这样一个朝廷中长大：在那里冲突造成了迟迟不会消失的忌妒和报复心理，冲突的一方是他父亲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通过支持他叔父当皇帝在1449年危机中拯救王朝的人。
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映迟钝，说话严重地口吃。据说他父亲怀疑他的智力和治国的能力，但被一些大学士所说服，他们认为如果合法的继承受到干扰，王朝的稳定会遭到损害。当他在1464年登基时，他已把原来侍侯他祖母的宫女万氏纳为宠妃。当时她35岁，年龄比他大一倍。她控制着他，操纵皇室和内廷的成员，并随心所欲和无原则地对行政施加影响。
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没有保持过去的派系仇恨或寻求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他重视朝廷中的正直和干练的官员，但是他也几乎不加鉴别地使用为人卑鄙的侍从，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对待朝臣（不论是好是坏）的好恶也是任性的。他尤其不愿意对后妃及通过她们抓权的外戚、卑鄙的宦官、谄媚者和冒险家的事务严加控制。不能说他们控制了他，可是也不能说他尽力对他们严加约束。
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皇帝有点反常地与他们一样贪婪；于是，他为了增加自己收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让他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进行贪污活动。早期明代国家的健全的财政基础已经被英宗皇帝的愚蠢的军事闹剧和建设计划所削弱。到他儿子的统治时期，皇帝及皇室需要更多的钱。从没收阴谋反对过他父亲的一个宦官的巨额财产开始，他把土地充公以建立巨大的皇庄，从中收取的沉重的地租直接入了他的私囊。一名御史指责道：四海之内皆陛下所有，奈何与民争利？他对这种指责置之不理，于是使这种做法变本加厉。朝廷的一些奉承者从统治者的贪婪中得到了启示，把免税的皇庄或（皇帝赏赐的）庄园骗到手中。
明朝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平庸之君引起的，他在财政管理方面不去请教政府的专门人才，或者交有关各部和司署处理。万氏的腐化的追随者为她想出了一套办法，在封官、发准许证和赏赐皇恩时绕过行政活动的正常渠道，但不论朝中的政治家们多么有力地谴责，皇帝却拒绝干涉。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一个明代皇帝的私人生活当然会直接影响行政；就宪宗而言，这种情况可以从他与皇室妇女的关系中看得最为清楚。他的母亲周氏是一个爱吵架的悍妇。她原来不过是英宗皇帝的妃子，地位低于钱皇后，但她生了未来的皇帝。当他登基时，她大吵大闹地要求取得与钱皇后相等的皇太后地位。宪宗在这两名争夺地位的遗孀之间左右为难，于是他把难题交给了主要的大学士李贤，要他想一个礼仪上恰当同时又能满足她们的妥协办法。两人都被封为皇太后，而钱皇后的正式称号表明她资历深，品位在前，但是周妃却不顾这个解决办法的细枝末节，经常为了更多的利益而施加压力。
年轻的皇帝设法避开这两个激烈争吵的妇女，而与他以前的保姆万氏厮混，后者是他的祖母孙皇太后（死于1462年）在他幼年时给他的。她喜欢穿武士服装和在宫中的庭院内领头进行军事操练以供他娱乐，如果这不能说明她是一个悍妇，那么她至少是一个比他大17岁的机智和有坚强意志的妇女，不论是作为他儿童时代的保姆，或是后来作为他的配偶，她懂得如何去使他高兴。她在1466年36岁时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为此她升为贵妃。幼儿不到一年就死去，她再也没有怀孕，但是她严密地监视宫中的其他妇女，在10年中通过她的宦官代理人，务必使其他怀孕的妇女流产，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务必使男婴及其母亲都死亡；在这两方面，她几乎完全成功了。
年轻的皇帝在1464年登基后不久，就娶不到20岁的吴氏为正式皇后，她立刻流露出对万氏的不满，并因后者表现无礼而予以鞭笞。不到一个月，皇帝找到了一个废黜吴后的理由，这就向整个朝廷和政府显示了万氏控制他的事实。吴后住在皇城偏僻的后院中，一直到45年后她死去时为止；从她协助拯救皇帝的长子（即未来的孝宗）以阻挠万贵妃的野心所起的作用这一点来说，她一定得到了几分安慰。王皇后在1464年晚些时候作为吴后的继承人被立为后，她受到合乎分寸的恫吓；她没有儿女。她之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一切都听从万氏，直至后者在1487年皇帝去世前几个月死去时为止。
朝廷对皇帝未能生育一个后嗣深为关切；京师和各省的政治家们纷纷上奏，力请他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生育子女。对这种请求，他的答复是；“此乃朕之私事”；而万氏则又表现了她的凶残。但这个问题也使他萦萦于怀。1475年的一天，当宦官侍从为他梳头时，当时快到28岁的皇帝照着镜子，不禁惨然叹气，说他正在变老，但仍无子。一个宦官侍从下跪激动地说：“陛下有子。”皇帝惊讶之余，便问他的儿子的下落，于是纪氏在1470年生下一子的真相便大白于天下。
纪氏据推测是一个年轻的瑶族土著，1467年征讨广西的瑶民时随军的一名宦官把她带进宫内。她被分配掌管宫中的库房，1469年的某一天皇帝遇见了她；他问她一个问题，被她的应答的仪态所迷住。按照委婉的说法，他于是对她“宠幸”，她怀了孕，而他一直不知道，但万氏不是没有发觉此事。向皇帝透露那个儿童下落的宦官声称，万氏曾派他给纪氏服引起流产的药，但是他知道皇帝渴望一个子嗣，反而把纪氏隐藏起来，直到她能安然怀有胎儿。婴儿生下后被废的吴后知道了他的下落，就提出把他及其母亲藏在她的偏僻的住所，他就这样已经活到5岁。
皇帝这时非常激动，前去看他的儿子，并把他放在膝上，在激动人心的场面中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朝廷立刻正式得到通知，整个皇城除了万氏的居住地外，笼罩在欢乐气氛之中。她因生气而得病，并发誓不肯罢休。皇帝把儿童安置在安全的周太后的宫中。但是儿童的母亲纪氏不到一个月就被万氏的一个爪牙毒死了。
在整个这些事件和在以后的几年中，皇帝的作用是最为令人不解的。他的确与万氏疏远了，不再定期住在她的宫中，并在以后的十年中成功地使宫内的一些妇女生了其他17个子女。与万氏勾结的朝臣给他阅读性交指南和淫书；记载暗示，他的私生活变得有点放荡了。他认识到必须对她进行防备，以保护他的后代。他的母亲甚至警告她的孙儿，即她保护的幼年太子，要他去万氏的住地时，千万要拒绝一切饮食。
尽管皇帝已完全认识万氏的个性，他依然喜欢她。他并不想惩罚或约束她。相反，他常常惩处那些抱怨她非法交易、兜售权势、贪污公款和浪费国库的官员，这样就给了她明确的信号，让她继续这些活动。所以即使她不能再控制他私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两人在1487年死去之前的11年的余年中，她对行政仍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几乎一切可以追根溯源到成化时期的以后明代政府的堕落倾向必须归因于万氏的影响。两种堕落倾向前面已经提过：（1）通过没收普通耕作者劳动的土地去建立皇庄，使这些人成为佃农，并把这些土地从税册上去掉；（2）从宫内颁布诏令直接封官（称传奉官），而不是通过吏部的正常的任命和批准手续。后一种倾向值得进一步评论。这位年轻的皇帝本人在他登基后几个星期内首先搞这种活动，当时他命令一名宦官起草任命一名工匠为文思院的副使，这个机构隶属于工部，负责制造供宫内使用的金银餐具。
这个职位虽然很低，但通常需要有文官品级和官衔的资格，外廷的部本来不会批准任命一名来自宦官管理的宫廷机构的工匠担任有品位的文官。很明显，这样做违反了正常的手续，为的是去满足万氏或她随从中的某个人一时的念头。虽然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所有的传统历史都指出，这为后来以同样方式对大部分工匠、军人、佛僧道士和为皇室服务的形形色色的食客所作的几千个任命开了先例。它成了这一代和以后几代皇帝统治时期滥用任命权的陋习。被信任但常常又不值得信任的宦官接触御玺，能够背着皇帝以他的名义起草任命诏书。他们还能接受贿赂，把某个人列入这种诏书中，这实际上等于卖官鬻爵，兜售特权。
成化时期出现了在朝廷和整个政府中大量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而这个时期的汪直是传统中所称的明朝四奸竖之一。可是他从没有像15世纪40年的王振和1506至1510年的刘瑾那样完全控制政府。一方面，皇帝的谨慎和不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不能完全被人操纵。16世纪的历史学家郑晓在写他时说，他的性格宽宏大量而且通情达理，有洞察力而且能理解人：
临权莅人，不刚不柔，有张有弛。进贤不骤，而任之必专；远邪不亟，而御之有法。［1］
这段文字为王朝的史臣所写，它受到了约束，即必须颂扬一切能认定的德行，掩盖一切批评。由于这一统治时期的稳定和某些方面扎实的成就，这种赞誉看来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它也暴露了宪宗对那些他并不很急于疏远的奸佞之徒的非法活动的矛盾心情。他的几个高级宦官和他们的最坏的同伙在他们的滥用职权方面是臭名昭著的。
他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汪直是瑶族人，在15世纪60年代征讨广西的瑶族时他还是青年，净身后被送进宫去伺候人。他属于万氏的扈从，在她的庇护下其经历相当顺利。但他仍处于宦官等级体制之外，从未掌握司礼监太监的那种权力。代替这种权力的是，1477年当皇帝命令按照当时存在的东厂的模式建立称之为西厂的警察组织时汪直任提督西厂。他很快使西厂比东厂更加令人生畏。
一名善演喜剧并在朝廷受宠的宦官俳优在皇帝面前演出一出滑稽短剧，它幽默地提示汪直在通过京城的街道时所引起的恐惧更甚于对天子本人的恐惧。皇帝对此似乎并不很在意，最后一笑置之，使所有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这件发生在1481年晚期的事表明，在宦官的官僚集团中存在着一股反对汪直的有力的力量。可是，明代在此以前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京师和地方的官员陷入如此恐怖之中，他行使可怕的权力达六、七年之久。1483年，他最后降到守卫南京明太祖陵墓的宦官部队中的一个低下的职位。行动迟缓的皇帝在1482年的大部分时间已经把汪直拒之于朝廷之外，最后才收回他的恩宠和支持，而在当时，只是在东厂的一名宦官对汪提出了控诉，并且表现得更加得力以后，他才这样做的。
弘治时期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为梁芳，他在宦官集团中的生涯比较正常，在15世纪70年代起发迹，一直升至为宫中制造家具和木制品、偶尔还印书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在万氏的庇护下，他集合了一批制造春药和把有趣的口头传说编写成书以供皇帝消遣的专家。梁芳把他的服务扩大，控制了一部分对珍奇物品的采购，进而又控制了对外贸易，并垄断了给西藏和其他外来僧人以及医药和异国技术方面的外国专家颁发执照的权力。他代表万氏和皇帝的利益，有着许多有利可图的投机机会，但他本人似乎没有发大财。他的事业直到皇帝死后才中止，而在当时，他也不过受降职的处分。
其他的宦官取得了种种任命去监督征收特种税，同时利用他们的权力去掠夺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富庶的府。还有一些宦官主持京师和各省的寺庙的建造。这些宦官专权的弊病有助于建立宦官及其卑鄙的同伙能够延续到以后几代皇帝统治期的一些模式和定制。因此，成化皇帝由于不注意这些不正当的行为，就让种种积累性地威胁王朝利益的邪恶风气得以产生。这些弊病把有些能干的政治家赶出政府，并在有些情况下迫使人们在行政中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它们并没有破坏国家和政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缓冲沉重的震动。
孝宗皇帝朱祐樘
1487年7月3日，万氏突然患病死去，终年57岁。皇帝取消了朝廷的一切会议，整整致哀七天，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姿态。9月1日，皇帝本人患病。4日，他命17岁的子嗣朱祐樘去主持文华殿中大学士集会的议政。9日朱见深去世。朱祐樘于9月17日正式登基，宣布新年号为弘治，于下一个新年1488年开始使用。
年轻的弘治最初采取的一些行动反映了必须整饬腐败的朝廷和扬弃他父亲的个性（他父亲以前容忍了，甚至助长了这种腐败现象）这两方面的紧迫感。声名狼藉的道教术士兼春药专家李孜省被揭露和流放，然后被关押，他死于狱中。同样贪婪的和尚继晓及其他几个人被处死。万氏家族成员和她的几个主要的宦官同谋者也被夺官，但是其中突出的作恶者很少被处死，尽管愤怒的官员们此时提出大批性质严重的指控。朝廷被禁止传布万氏本人的经历。2000名不合法地任命的官员被断然罢官，另外还有近千名原来受朝廷庇护的佛僧和道士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年轻的皇帝在他父亲的寝宫中发现了一本特别使他震惊的性书，上面刻有“臣万安呈上”几个字。万安是一名善于奉承的官员，伪称与万氏有亲戚关系，并利用她的恩庞在朝廷建立了他的权力地位。最后，他已成为权位较高的大学士，并以此身份起草了新帝登基的诏书。在统治的第一个月内，年轻的皇帝用尽心机，让一名非常笃实的大太监把此书带进殿内，在那里召集一些大学士以此书质询万安；那个老人在羞辱之下匍匐在地，无言以对，最后不得不奉命退隐。他再也没有被召回朝廷，并在一年内死去。朱祐樘正在向人们发出信号，情况即将不同了。
他们父子二人在体质、心理和智力这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朱祐樘是一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几幅皇帝的画像表明，从朱祐樘起的几个皇帝有着不同的、更像南方人的外表；他和他的儿子武宗（1505—1521年在位）是少数民族纪氏的后代。这大概可以从他们的外表的长相看出，不过这与武宗以后的世系并无关系。
从心理上看，孝宗似乎与他父亲完全相反。在他登基前几个月，他已娶张氏；这时他宣布立她为皇后。他对她十分宠爱。她生下二子三女；尽管谣传武宗之母曾是一名侍女，但他显然与其他妇女未发生过关系。房兆楹推测，他很可能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上唯一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2］ 他曾在万氏控制他父亲和皇室的不祥气氛中被他的爱吵架的祖母周太后扶养；他自己的母亲已成了万氏的受害者。他一定因失去她而深感悲痛。他登基后，宣布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为皇太后，并派官员到广西去寻找出她的家族。出现了冒名顶替者，但被揭露，没有发现她的亲属。他命令在广西和京师建造纪念她的祠庙，并以强烈的虔诚心照料京师的祠庙。
在思想上，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完全信奉儒家学说和伦理价值。在明代，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关于君主身负重任的传统主张。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如此努力去履行那些要求做到的义务。他在上朝听政，执行各种规定的礼仪活动，重新制定和认真举行经筵，特别是任命那些值得尊敬和体现儒家行为的模范人物为朝廷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等方面，都是一丝不苟的。他深切地关心人民的福利。他探索执法的办法，组织对刑法及贯彻刑法不力的一次研究。这就导致一部钦定的关于刑律及其案例的重要著作《问刑条例》的问世。
虽然声名狼藉的西厂重新开设，但他把它及其地位相当的东厂的工作限制在正当的调查活动方面。他任命领导这两个机构的人大部分是正直的官员（在这些部门中这种官员确实很少），他们受到整个政府的尊重。锦衣卫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过去也是政府实行恐怖活动的手段。他削减朝廷的奢侈品消费，撤掉许多宦官管理的采购机构。儒家思想的政治家们从未碰到如此温顺的统治者，对他的报答是在他们写的历史中把他描写为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他给官僚们灌注了一种充满巨大希望的精神，明朝早期的某些活力和责任感也得以恢复。
可是事实上他当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还不够格。他很注意帝国的问题，但是他既不能向国家展示一种开阔的前景，也不能给它提供雄才大略的领导。此外，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感恩戴德的官僚们掩盖了他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他过分地宠爱和依赖他的张皇后。她是一个愚蠢和爱提要求的妇女，易犯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也包括需要贵重物品，轻信最花言巧语的和尚道士的教义，以及对她家族，特别是她的两个极为贪财的兄弟无限溺爱。
这两人就是张鹤龄和张延龄，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金氏的持久不衰的支持，靠着肆无忌惮地滥用他们幸运地取得的高官的职权而青云直上。他们的父亲张峦在他女儿选进宫时，原来不过是国子监的监生，在1490年已被封为寿宁伯。次年秋季，他的女儿生下了在1492年春季被宣布为皇太子的儿子，使张氏家族取得了有特权的地位。不久，也在1492年春季，国丈呈交一份不得体的奏疏，要求提升为侯；虽然许多高级朝廷官员因没有先例和不适宜而加以反对，但皇帝仍提高了他的爵位。三年后，当此时已为寿宁侯的张峦死去时，其爵位被他长子张鹤龄继承。他本人又被追封为地位更高的昌国公；尽管官员们指责，他的一座豪华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按照他的品位，这违反了礼仪的规定。次子张延龄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被封为伯，最后封为建昌侯。
张氏家族的许多堂兄弟、叔伯、养子和结拜弟兄以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食客都得到了官衔、官职，最后取得了土地和参与贪污腐化的机会。整个明代没有其他外戚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既证明皇帝对他妻子的依赖，又证明他对最接近他的那些人不能采取坚定立场。他的外戚屡次因具体和严重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指控，但是皇后和她的母亲，以及一个阉党和其他投靠张氏以从中取利的心腹朝臣始终为之辩护。虽然他们不能操纵皇帝去恫吓他们的政敌，他们却一直能向他求情，以致使他干脆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他统治时期以后年代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说明他的进退两难的心情。
《明史》中张氏两兄弟及其父亲的本传告诉我们，皇帝听到张氏兄弟在北京南部的故乡强夺周围农户的田地时，在1497年［3］ 派高级官员中一名调查坏事的无所畏惧的人，即刑部侍郎屠勋和另一同样大胆而正直的宦官萧敬前去调查。他们带了一份指责二张的报告回京，报告中包括关于皇后家乡的民众对她家族的行为的不满给皇帝造成损害的大胆的评论。他们坚决要求将田地归还所有的受害者，以及以后限制再发生这类行为。皇后大怒，而据《明史》记载，“帝亦佯怒”。但是他同意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后来他私下对萧敬说：“汝言是也”，并赐给他一件金质的礼物。［4］
1505年皇帝去世前的两个月，著名的学者和文人李梦阳——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户部郎中——呈上一份很长的奏议，批评了朝廷和政府的许多方面的现象；他特别指出了容忍张鹤龄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王朝造成的长期损害。张鹤龄本人、他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都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脑袋的要求。皇帝真的不知所措了。作为与他妻子和岳母妥协的第一步，他下令把李梦阳投入狱中，然后私下认真地垂询几个大学士。一个大学士提出李梦阳的言词“狂妄”，但另一个则说李所写的都是“赤心为国”。［5］
皇帝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经过了一阵犹豫后，他甚至不愿鞭笞李梦阳以取悦于他的几个女眷；他代之以罚李三个月的官俸，把李释放，于是李成了朝廷和京城的一个英雄。后来皇帝又问另一个权位较高的官员关于老白姓对此事的议论。答复是人民因皇帝的宽宏大量而非常高兴，并大受鼓舞。皇帝说道：“朕知之。方朕询及宦者时，其所答反乎此。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我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6］
总之，官员们能够信任这个皇帝，因为明朝再也没有其他皇帝能像他那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克制他的愤怒，和一心一意地去尽为君之道的更重的责任。但是他们不能总是依赖他采取这些态度含蓄地体现出来的行动。不管他们多么严厉地批评时政，并且以明确的暗示批评他，他愿意耐心地聆听，并且至少要对他们的关心报之以感谢的赞许。有几次他下令作出所请求的纠正行动；但是他常常评论说，他们如此令人钦佩地陈述的高明的主意此时不宜用，以此把事情搁置起来。人们逐月地阅读他的统治的《实录》时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所有那些有抱负的官员，不管是出于真心或是仅仅为了出风头，要求他没完没了地温习儒家的伦理道德、经典的和历史的先例，和考虑他们详尽地陈述的各自的政策观念。他的政府官员对他纠缠不休。在他的统治时期，风险是小的，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在明代各代皇帝治下，有勇气的、偶尔是有洞察力的官员得负担起往往是以死相谏的责任。在宽厚的孝宗皇帝治下，这种情况是很个别的；他的性格引起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
他并不强壮，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得不常常称病而不上朝。甚至在那时，他也不能摆脱朝政，例如在1502年阴历十二月（实际上是1503年1月），他的大学士们责备他耽误了关于采取措施以救济受洪水灾害的南京的决定。他们劝他应孜孜不倦地注意决策问题，以便在政府中激励更高昂的士气。这位一向谦恭的（虽然是筋疲力尽的）年轻皇帝因他们良言相劝而表示感谢。
但是他自有主见。他与他的妻子一起，看来也虔诚地信奉道教；在皇帝的赞助下，道士们定期在朝廷举行斋醮。这些活动可能像当时存在的医药实践那样是一种合法形式，但它们并没有使皇帝放弃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可是他的士大夫们却不能掩盖他们的藐视和不满；他们在报告自然灾害时常常威胁说，这类背离理想帝王准则的行为，会造成表现为旱、涝、瘟疫和饥荒的宇宙运行的失调，使他的统治陷入困境。1504年当他封道士崔知端为太常寺卿时，引起了一片喧闹；这个职务是兼职的（即无实权的）礼部尚书的荣誉官衔。在朝廷看来，礼部这一以儒家准则纠偏的堡垒被这一任命所玷污。但是皇帝坚定地不顾所有的抗议。崔知端在成化时期曾为万氏小集团不合法地任命的僧侣之一，在弘治时期，他曾受“奸”阔李广的庇护（李强烈地偏爱道教，已不光彩地被迫自尽）。我们应当假定，崔知端（关于此人的材料甚少）与李广一样也是张皇后的宠幸。
在这个不幸的皇帝统治的18年期间，自然灾害显得异常频繁和严重，尤其从15世纪90年代后期至1505年他去世时更是如此。他多次批准对这些受灾地区减免税赋和采取救济措施，史籍证明他对黎民的苦难深为不安。但这里我们在解释记载时又必须留意，因为全国的官员不断利用他们自己及其他官员的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告，作为促使这位最易接受意见和谨慎的统治者承担改革他政府的某些方面的责任，以便恢复宇宙的和谐。他越是肩负起儒家的责任，他们越是把问题堆到他的身上。
一种不断发生的灾害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位于山东的黄河堤坝每年决口引起的洪水，那里正是黄河和大运河相交之处。在堤坝失修时已经形成的黄河的几条支流之一越过了位于章丘（约在济南西南80英里处）的运河，危及大批人的生命并中断了运河的运输。这里邻近徐有贞在1453至1455年进行大规模修复工程的沙湾。这时似乎需要更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1493年，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高级官员刘大夏经吏部尚书王恕推荐，负责这项工作。
刘大夏绝对不是一个有水利工程专长的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他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历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经验和技术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辈特别是14世纪中叶伟大的水利工程学家贾鲁使用过的技术。从离裂口很远的上流（几乎远及河南的开封）开始，刘大夏堵塞了通过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流向东北的黄河的几条支流。这样就使主河道转向东南，流向江苏北部的徐州，进而流向淮河的主渠道入海。这样就改变了黄河的主流，使它在山东半岛南部流动，这一改变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进行堵塞、开渠和筑坝的大工程时，一次使用多达12万人从事长达两年多的劳动。刘大夏成功地计划和管理这一工程，这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名声，并深得皇帝的宠爱。他历任高级职务，最后在1501年晚期至1506年中期担任兵部尚书，然后退隐。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中成了皇帝最亲近的心腹，而这时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的精力和治国的注意力衰退了。
前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新出现的行政弊病在他的后期又任其重新出现；这表现在设立皇庄，绕过主管的部直接封官，贪污盐业专卖款，朝廷官员接受贿赂。以上弊病没有一项达到成化时期那样的腐化程度。这些他并不知情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这位善良、谨慎、勤奋和由于某些原因劳而无功的年轻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给王朝留下的最坏的遗产就是他的继承人。1505年夏当尚未满35岁的朱祐樘临终时，他在病床上召见最受尊敬的大学士们，把他的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东宫聪明，好逸乐……”［7］ 他的儿子，即统治期短暂的正德皇帝，浮夸和玩世不恭地藐视他父亲的一切真挚的儒家理想主义，抛弃了他父亲树立的样板，其方式比18年前朱祐樘苦恼地摆脱自己父亲的榜样更为直截了当。明代后半期的开始并不吉利，但根据所有的传统史书来判断，回想起来，弘治之治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
［1］ 在薛禄指导下构筑的防御工事是在赤城、雕鸮、云州，独石口和团山。见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第36—37页。开平位于前蒙古首府上都。关于放弃开平卫的意义，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5页。
［2］ 关于1440年前与瓦剌蒙古人关系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46—77页。关于也先事迹，见他的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16页。
［3］ 见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Ⅱ，第319—327页及第9、11两章；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1368—1549年》[549]，第60—64页，及第4、5章各处；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第367—381页。
［4］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30、334、348、365页；又见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迹旁证》[541]，各处。
［5］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29、331、335、348、383、386页；又见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71—176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8页。
［6］ 这个估计数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论述东南亚各国的有关条目，材料收于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Ⅱ，第263—340页。
［7］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23—24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1]，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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