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筹集款项的尝试失败了，但必须找到别的办法。皇帝仍然需要更多的钱财，他仍旧依靠太监为他筹款。既然文官们在任何行政改革中都不会合作，皇帝便完全采取征用的办法。于是太监被给予了索取他们所需供应和劳力的权利，而拒绝和他们合作的文官当局要受到粗暴的惩罚。
刘瑾死后，另一个在皇帝当太子时侍奉过他的太监魏彬受命执掌司礼监。皇帝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其他太监和亲信仍然负责监视机构和京师戍军，他们也都仍然在紫禁城外的他的宫中侍奉他。皇帝就是通过这些随从人员中的一人结识了一批新的好友——一批西北戍军军官，他们在对北京以南的盗匪活动进行镇压。
1509年晚期，北京以南地区爆发了多次骚乱。刘瑾试图提高摊派给军户的定额，这引起士兵离开他们的防地。这些逃兵很快和盗匪结合在一起，开始在农村任意抢劫。到了1510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在文安（北京以南约80英里的一个城市）一个想要暴动的匪首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个匪首在1510年晚期被捕获，但是他的部下逃走了，重新聚集，并发动叛乱。到1511年2月，他们已经聚集了一支几千名骑兵的部队，并正在攻打一些行政城市。3月，委派了一个指挥官去扑灭这些匪军，同时派了来自京师一些戍军的一支部队巡逻皇城附近地区。
这些部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军纪和防御松弛。帝国的各支军队宁愿避战，而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文官想招降。1511年8月，几股匪军围攻文安。京师各戍军紧急待命，兵部尚书在这次战役期间要求把2500名骑兵部队从遥远的西部边境的一些防区调到内地。这为随后的多次调动开了先例。同时，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官员因渎职而被召回。盗匪投降了，但又再次反叛。这时关心这次战役的皇帝需要帝国的军队去打仗。胜利并没有到来，而匪军于1511年10月烧了在往北京的运输途中的上千艘皇粮船。情况非常严重。
1511年11月任命了几个新指挥官，但是他们的部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1512年1月匪军攻打北京以南只有60英里的行政城市霸州。官员们担心这些匪军甚至可能试图在祭天时袭击皇帝本人，祭天必须在北京的城墙外面举行。京师地区的防御增强了。这次战役延续了整整一春，帝国军队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1512年夏，河南的几支匪军分裂，有几股向南移动，渡过长江进入江西，另外几股向东进入山东，最大的部队向西南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昌。
这支最大的匪军（只由大约800人组成）在长江上向东航行，没有受到认真的抵抗，沿途进行抢劫。8月28日，船队在靠近江口的行政大城市通州停泊，但当地部队阻止他们上岸。当天晚上，他们的大部分船只、给养和战利品在一次台风中都损失了。活过这一夜的那些人向东南逃到狼山，这是一个险要的高地，他们希望在这里自卫。1512年9月7日，帝国军队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逼上山头，终于在那里把他们屠杀了。这次战役就此结束。上报了胜利，帝国各支军队奉命返回北京。
向南逃入江西的由多股组成的几大支匪军，到下一个10年仍然是一个问题。盗匪活动仍在河南蔓延，尽管规模大大缩小了；在四川中部也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北京和运河漕运设施的威胁排除了。帝国其他地区的盗匪活动现在可以依次对付了。
当得胜的帝国军队在1512年秋天回到北京时，来自隶属于宣府戍军一个军户的骑兵军官江彬（死于1521年），设法得到了一次觐见皇帝的机会。为了得到这一恩宠，他收买了皇帝当时的亲信锦衣卫的指挥官钱宁（死于1521年）。钱宁曾经讨好刘瑾，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他娴于箭术（能用两手开弓），很快由于他的军事技术而受到宠爱。他应邀住在皇帝的住所，常常和他一起喝醉酒。他终于受命主管诏狱，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他靠迎合皇帝保持这种恩宠。他给他介绍合意的乐师，为他的后宫搜罗穆斯林妇女，引见擅长黄教的秘教巫术的西藏僧侣。他总在寻找新的娱乐，他答应引见江彬，因为他知道皇帝想见他。
皇帝最早听说江彬是在1511年。江在淮河流域对盗匪的一次战斗中，中了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脸上，射穿了耳朵。他拔出箭继续战斗。皇帝听说这事以后很受感动。他在朝见时看见江彬脸上的伤疤，知道这事是真的。江是一个健壮的仪表堂堂的勇士。长于击技，爱讲战斗故事。皇帝喜欢听他讲，因而邀江住在他的私邸里。钱宁很快发觉自己在和江彬争夺皇帝的青睐。钱试图说他的坏话，但为时已晚。江已经代替他成了21岁的皇帝宠信的伙伴。
江彬这时想确保他的地位。他利用皇帝着迷于战争，建议把北方四支戍军的部队轮换到北京，由他统率。江争辩说，京师戍军没有战斗经验，而且在京师地区防御盗匪的活动中已经证明是没用的。边境军队受过战斗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是更好的战士，他们能够保卫京师。从另一方面说，京师戍军需要某些实际的战斗经验，而在边疆他们无疑能够获得这种经验。皇帝觉得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在1512年12月发布命令照此办理。
从边境调3000人的军队到北京的命令当即遭到反对。大学士李东阳提出10条反对的理由。但是，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反对这样办主要是因为京师戍军缺乏战斗经验，不能胜任边境的勤务。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抵挡蒙古人。他进一步反对的理由是，边境军队可能难以管束，可能干扰皇城的秩序。他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拒绝起草所需的敕令。皇帝的主意已经打定；他颁布了他自己的诏书。1513年2月，侍奉过皇帝母亲的最后一位大学士李东阳辞去职务以示抗议。
1513年2月，边境军队到达北京。江彬和许泰两人受命统领京师戍军和边境部队。宣府戍军的指挥官许泰是江彬的主要伙伴和顾问，江后来的许多奸计事实上都是许泰想出来的。边境军队组编成四营，由为江、许设立的两个新的官署掌管。邻近皇城西墙的一些地区的房屋被拆毁，以修建操练场地和兵营。戍军部队此后便驻扎在北京城内，在皇城内操练。1513年3月，靠近皇城的一个仓库区和一些马厩又被接管，以便为宣府部队提供房屋，皇帝开始把这支部队看作他个人的军队。
这时他把自己想象成和王朝第二个奠基者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一样的伟大的将军皇帝，他想当好这个角色。他的行为并不只是可笑的；他对蒙古人抱有一种不同的态度。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大学士们曾经认为明军不再有能力和蒙古骑兵对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后撤和隔离；只能和蒙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尽可能不予理睬。这位皇帝却想表现他自己的军事威风，作为一种警告和实力的显示。他要让这个游牧民族懂得，大明皇帝是和巴图蒙克一样伟大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这时已经赢得了大部分蒙古人的忠诚，并且占领了黄河河套干旱的草原鄂尔多斯。这至少是他持续地对军事事务感兴趣和几次巡幸西北这两者后面的动机之一。他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厌恶这种想法，不愿和他合作，但他发现江彬是一个自愿的合作者。
皇帝的军事冒险最初限于在皇城中进行打猎和战斗演习。他和江彬穿着同样的盔甲，一块儿骑马，在演习场上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1514年9月，皇帝在一次这样的狩猎中被一只老虎严重伤害，他在休养时有一个多月不能上朝。有个官员劝他多保重身体，当即被贬到远离北京的一个次要职位上。皇帝无疑想继续打猎，尽管有危险。
他的军事游戏引出了另外一次事故，结果是紫禁城中一些主要寝宫被毁。皇帝从幼年起就喜欢花灯。他常常为了灯节（新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花费大量款项去采购新奇的、装饰精巧的品种，悬挂在宫殿的庭院中。宁王朱宸濠（1478—1521年）知道他爱好花灯，为1514年的庆祝活动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品种。宁王的侍从奉派安装花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很壮观的。主要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在此之前皇帝已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在紫禁城中进行的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1514年2月10日，也就是灯节的晚上。火药爆炸，烧着了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延续了整整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以后不久。皇帝就撤到他的新居。路上，他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1］
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他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购置按照他的详细说明而制造的162顶帐篷的帐篷宫殿。这些帐篷于1515年晚期送到北京。这些帐篷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他这时宁愿住在帐篷里，几座宫殿仍然必须重建。1515年1月，工部上报，重建这几座宫殿将耗费100多万两银子。这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20%的比率征收。当这个部请求皇帝从他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时，他拒绝了。1515年夏，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30000军队营建这项工程，工程最后于1521年完工，也就是在火灾七年之后。
皇帝这时完全不顾朝廷的礼仪；一切事情都是在他方便时去做。1515年1月，一个给事中抱怨，新年献祭太庙是在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祭天开始得很晚，以致皇帝的侍从半夜才回到北京。两种典礼都应该在黎明开始。2月，大学士杨一清抱怨皇帝很少视朝；如果视朝，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而不是按惯例和礼仪在黎明开始。所有朝臣从清早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守候在午门外；紫禁城的入口好像一个市场；官员们在黑暗中散开时，一片混乱。
1515年7月大学士梁储（1451—1527年）报告，他和其余的大学士们在街上听说皇帝常常潜出皇城，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过夜。他希望知道这是否真实。1516年1月，另一个给事中庆贺皇帝，因为皇帝按时到达祭天，但这个官员同时指出，朝见是在傍晚举行，而且常常是在御宴时举行。同时，朝见时没有纪律；官员们在新年朝见后散开时，一个将军竟然在混乱的人群中被践踏而死，当时外国使臣都在观看。
就皇帝来说，他想尽可能少和他的官员们发生关系，对有关他的行为的抱怨充耳不闻。几乎所有帝国的事务这时都交付给了太监们。太监们从不怀疑皇帝的命令，或批评皇帝的行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而缺点是很多的。他们唯命是听。
喇嘛们的事例是典型的。这些来自西藏的术士-僧侣由钱宁引见给皇帝，皇帝觉得他们很有魅力。1514年，一个御史批评他和喇嘛们交往，御史说，连其他的佛教徒也避免与他们来往。他建议派这些身着赭袍耳戴铜环的人去吓跑来自极西边境的妖精。皇帝并不觉得有趣；喇嘛们留下了。
1515年晚期，他决定派一个太监到西藏去请回这些喇嘛推荐的一个“活佛”。这个人实际上是噶玛派教派的一个领袖，他的保护人仁帮王于1498年占领了拉萨（西藏的主要宗教中心），同时他从幼年起就被当作奇迹的创造者而受到称赞。噶玛派僧侣和他们的同盟者这时正企图压制他们的主要对手，政治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活佛”不大可能离开西藏。
然而皇帝还是想见他。他指出前几朝曾经派太监去西藏；他说，这有先例。宫廷办事机构的太监刘永奉命负责这项任务，并被授予征发他在途中所需任何供应和勤务的权力。大学士梁储立即提出异议。向外地宗教领袖派遣使节，这是没有先例的。出使人员必经的四川多年遭受匪患，只在最近才安定下来。他担心不正当和不受控制的征发将引起当地的骚乱和可能的普遍暴动。他拒绝起草所需的命令。皇帝颁发了他自己的命令，太监刘永动身走了。
梁储是正确的。刘沿长江一路征用了几百艘船，并征发几千人拖曳他的船队通过上游峡谷的险滩。到他抵达四川省城成都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单是食品每天就需要100石米和100两银子。他为这次出使购买礼物而在四川逗留了一年，最后动身时带了上千骑兵的护卫部队。这次出使以灾难收场。当“活佛”拒绝离开西藏时，明的护卫部队试图胁迫他。这个喇嘛的保护人对明营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抢了所有礼物和贵重物品，并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和打伤了一半以上的护卫者。太监张永为保命而逃走了。当他几年以后终于到达成都时，皇帝已经死了。
1515年，这时二十三四岁的皇帝对在北京生活已经感到厌烦，同时被朝廷官员们连续不断的批评所激怒。1516年早期，他开始考虑离开北京，到西北大约90英里的宣府定居。这个主意最初由江彬提出，他想把皇帝和他的主要对手钱宁隔开。江彬告诉皇帝，那里有比北京多得多的乐师和标致女人。而且，他在那里能够看到真实的边境的小规模战斗，比起皇城中的模拟战要让人激动得多。1516年4月，负责京师地区的御史报告，他曾经听到有关皇帝在宣府的行宫的传闻。刚过一年，皇帝便第一次到那里巡幸。
［1］ 顾炎武：《宦官》和《禁自宫》，载黄汝成编：《日知录集释》[292]（1872年；《国学基本丛书》，17—18转载，上海，1935年），9。
刘瑾死后，另一个在皇帝当太子时侍奉过他的太监魏彬受命执掌司礼监。皇帝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其他太监和亲信仍然负责监视机构和京师戍军，他们也都仍然在紫禁城外的他的宫中侍奉他。皇帝就是通过这些随从人员中的一人结识了一批新的好友——一批西北戍军军官，他们在对北京以南的盗匪活动进行镇压。
1509年晚期，北京以南地区爆发了多次骚乱。刘瑾试图提高摊派给军户的定额，这引起士兵离开他们的防地。这些逃兵很快和盗匪结合在一起，开始在农村任意抢劫。到了1510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在文安（北京以南约80英里的一个城市）一个想要暴动的匪首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个匪首在1510年晚期被捕获，但是他的部下逃走了，重新聚集，并发动叛乱。到1511年2月，他们已经聚集了一支几千名骑兵的部队，并正在攻打一些行政城市。3月，委派了一个指挥官去扑灭这些匪军，同时派了来自京师一些戍军的一支部队巡逻皇城附近地区。
这些部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军纪和防御松弛。帝国的各支军队宁愿避战，而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文官想招降。1511年8月，几股匪军围攻文安。京师各戍军紧急待命，兵部尚书在这次战役期间要求把2500名骑兵部队从遥远的西部边境的一些防区调到内地。这为随后的多次调动开了先例。同时，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官员因渎职而被召回。盗匪投降了，但又再次反叛。这时关心这次战役的皇帝需要帝国的军队去打仗。胜利并没有到来，而匪军于1511年10月烧了在往北京的运输途中的上千艘皇粮船。情况非常严重。
1511年11月任命了几个新指挥官，但是他们的部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1512年1月匪军攻打北京以南只有60英里的行政城市霸州。官员们担心这些匪军甚至可能试图在祭天时袭击皇帝本人，祭天必须在北京的城墙外面举行。京师地区的防御增强了。这次战役延续了整整一春，帝国军队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1512年夏，河南的几支匪军分裂，有几股向南移动，渡过长江进入江西，另外几股向东进入山东，最大的部队向西南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昌。
这支最大的匪军（只由大约800人组成）在长江上向东航行，没有受到认真的抵抗，沿途进行抢劫。8月28日，船队在靠近江口的行政大城市通州停泊，但当地部队阻止他们上岸。当天晚上，他们的大部分船只、给养和战利品在一次台风中都损失了。活过这一夜的那些人向东南逃到狼山，这是一个险要的高地，他们希望在这里自卫。1512年9月7日，帝国军队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逼上山头，终于在那里把他们屠杀了。这次战役就此结束。上报了胜利，帝国各支军队奉命返回北京。
向南逃入江西的由多股组成的几大支匪军，到下一个10年仍然是一个问题。盗匪活动仍在河南蔓延，尽管规模大大缩小了；在四川中部也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北京和运河漕运设施的威胁排除了。帝国其他地区的盗匪活动现在可以依次对付了。
当得胜的帝国军队在1512年秋天回到北京时，来自隶属于宣府戍军一个军户的骑兵军官江彬（死于1521年），设法得到了一次觐见皇帝的机会。为了得到这一恩宠，他收买了皇帝当时的亲信锦衣卫的指挥官钱宁（死于1521年）。钱宁曾经讨好刘瑾，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他娴于箭术（能用两手开弓），很快由于他的军事技术而受到宠爱。他应邀住在皇帝的住所，常常和他一起喝醉酒。他终于受命主管诏狱，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他靠迎合皇帝保持这种恩宠。他给他介绍合意的乐师，为他的后宫搜罗穆斯林妇女，引见擅长黄教的秘教巫术的西藏僧侣。他总在寻找新的娱乐，他答应引见江彬，因为他知道皇帝想见他。
皇帝最早听说江彬是在1511年。江在淮河流域对盗匪的一次战斗中，中了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脸上，射穿了耳朵。他拔出箭继续战斗。皇帝听说这事以后很受感动。他在朝见时看见江彬脸上的伤疤，知道这事是真的。江是一个健壮的仪表堂堂的勇士。长于击技，爱讲战斗故事。皇帝喜欢听他讲，因而邀江住在他的私邸里。钱宁很快发觉自己在和江彬争夺皇帝的青睐。钱试图说他的坏话，但为时已晚。江已经代替他成了21岁的皇帝宠信的伙伴。
江彬这时想确保他的地位。他利用皇帝着迷于战争，建议把北方四支戍军的部队轮换到北京，由他统率。江争辩说，京师戍军没有战斗经验，而且在京师地区防御盗匪的活动中已经证明是没用的。边境军队受过战斗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是更好的战士，他们能够保卫京师。从另一方面说，京师戍军需要某些实际的战斗经验，而在边疆他们无疑能够获得这种经验。皇帝觉得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在1512年12月发布命令照此办理。
从边境调3000人的军队到北京的命令当即遭到反对。大学士李东阳提出10条反对的理由。但是，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反对这样办主要是因为京师戍军缺乏战斗经验，不能胜任边境的勤务。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抵挡蒙古人。他进一步反对的理由是，边境军队可能难以管束，可能干扰皇城的秩序。他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拒绝起草所需的敕令。皇帝的主意已经打定；他颁布了他自己的诏书。1513年2月，侍奉过皇帝母亲的最后一位大学士李东阳辞去职务以示抗议。
1513年2月，边境军队到达北京。江彬和许泰两人受命统领京师戍军和边境部队。宣府戍军的指挥官许泰是江彬的主要伙伴和顾问，江后来的许多奸计事实上都是许泰想出来的。边境军队组编成四营，由为江、许设立的两个新的官署掌管。邻近皇城西墙的一些地区的房屋被拆毁，以修建操练场地和兵营。戍军部队此后便驻扎在北京城内，在皇城内操练。1513年3月，靠近皇城的一个仓库区和一些马厩又被接管，以便为宣府部队提供房屋，皇帝开始把这支部队看作他个人的军队。
这时他把自己想象成和王朝第二个奠基者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一样的伟大的将军皇帝，他想当好这个角色。他的行为并不只是可笑的；他对蒙古人抱有一种不同的态度。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大学士们曾经认为明军不再有能力和蒙古骑兵对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后撤和隔离；只能和蒙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尽可能不予理睬。这位皇帝却想表现他自己的军事威风，作为一种警告和实力的显示。他要让这个游牧民族懂得，大明皇帝是和巴图蒙克一样伟大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这时已经赢得了大部分蒙古人的忠诚，并且占领了黄河河套干旱的草原鄂尔多斯。这至少是他持续地对军事事务感兴趣和几次巡幸西北这两者后面的动机之一。他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厌恶这种想法，不愿和他合作，但他发现江彬是一个自愿的合作者。
皇帝的军事冒险最初限于在皇城中进行打猎和战斗演习。他和江彬穿着同样的盔甲，一块儿骑马，在演习场上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1514年9月，皇帝在一次这样的狩猎中被一只老虎严重伤害，他在休养时有一个多月不能上朝。有个官员劝他多保重身体，当即被贬到远离北京的一个次要职位上。皇帝无疑想继续打猎，尽管有危险。
他的军事游戏引出了另外一次事故，结果是紫禁城中一些主要寝宫被毁。皇帝从幼年起就喜欢花灯。他常常为了灯节（新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花费大量款项去采购新奇的、装饰精巧的品种，悬挂在宫殿的庭院中。宁王朱宸濠（1478—1521年）知道他爱好花灯，为1514年的庆祝活动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品种。宁王的侍从奉派安装花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很壮观的。主要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在此之前皇帝已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在紫禁城中进行的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1514年2月10日，也就是灯节的晚上。火药爆炸，烧着了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延续了整整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以后不久。皇帝就撤到他的新居。路上，他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1］
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他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购置按照他的详细说明而制造的162顶帐篷的帐篷宫殿。这些帐篷于1515年晚期送到北京。这些帐篷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他这时宁愿住在帐篷里，几座宫殿仍然必须重建。1515年1月，工部上报，重建这几座宫殿将耗费100多万两银子。这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20%的比率征收。当这个部请求皇帝从他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时，他拒绝了。1515年夏，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30000军队营建这项工程，工程最后于1521年完工，也就是在火灾七年之后。
皇帝这时完全不顾朝廷的礼仪；一切事情都是在他方便时去做。1515年1月，一个给事中抱怨，新年献祭太庙是在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祭天开始得很晚，以致皇帝的侍从半夜才回到北京。两种典礼都应该在黎明开始。2月，大学士杨一清抱怨皇帝很少视朝；如果视朝，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而不是按惯例和礼仪在黎明开始。所有朝臣从清早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守候在午门外；紫禁城的入口好像一个市场；官员们在黑暗中散开时，一片混乱。
1515年7月大学士梁储（1451—1527年）报告，他和其余的大学士们在街上听说皇帝常常潜出皇城，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过夜。他希望知道这是否真实。1516年1月，另一个给事中庆贺皇帝，因为皇帝按时到达祭天，但这个官员同时指出，朝见是在傍晚举行，而且常常是在御宴时举行。同时，朝见时没有纪律；官员们在新年朝见后散开时，一个将军竟然在混乱的人群中被践踏而死，当时外国使臣都在观看。
就皇帝来说，他想尽可能少和他的官员们发生关系，对有关他的行为的抱怨充耳不闻。几乎所有帝国的事务这时都交付给了太监们。太监们从不怀疑皇帝的命令，或批评皇帝的行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而缺点是很多的。他们唯命是听。
喇嘛们的事例是典型的。这些来自西藏的术士-僧侣由钱宁引见给皇帝，皇帝觉得他们很有魅力。1514年，一个御史批评他和喇嘛们交往，御史说，连其他的佛教徒也避免与他们来往。他建议派这些身着赭袍耳戴铜环的人去吓跑来自极西边境的妖精。皇帝并不觉得有趣；喇嘛们留下了。
1515年晚期，他决定派一个太监到西藏去请回这些喇嘛推荐的一个“活佛”。这个人实际上是噶玛派教派的一个领袖，他的保护人仁帮王于1498年占领了拉萨（西藏的主要宗教中心），同时他从幼年起就被当作奇迹的创造者而受到称赞。噶玛派僧侣和他们的同盟者这时正企图压制他们的主要对手，政治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活佛”不大可能离开西藏。
然而皇帝还是想见他。他指出前几朝曾经派太监去西藏；他说，这有先例。宫廷办事机构的太监刘永奉命负责这项任务，并被授予征发他在途中所需任何供应和勤务的权力。大学士梁储立即提出异议。向外地宗教领袖派遣使节，这是没有先例的。出使人员必经的四川多年遭受匪患，只在最近才安定下来。他担心不正当和不受控制的征发将引起当地的骚乱和可能的普遍暴动。他拒绝起草所需的命令。皇帝颁发了他自己的命令，太监刘永动身走了。
梁储是正确的。刘沿长江一路征用了几百艘船，并征发几千人拖曳他的船队通过上游峡谷的险滩。到他抵达四川省城成都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单是食品每天就需要100石米和100两银子。他为这次出使购买礼物而在四川逗留了一年，最后动身时带了上千骑兵的护卫部队。这次出使以灾难收场。当“活佛”拒绝离开西藏时，明的护卫部队试图胁迫他。这个喇嘛的保护人对明营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抢了所有礼物和贵重物品，并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和打伤了一半以上的护卫者。太监张永为保命而逃走了。当他几年以后终于到达成都时，皇帝已经死了。
1515年，这时二十三四岁的皇帝对在北京生活已经感到厌烦，同时被朝廷官员们连续不断的批评所激怒。1516年早期，他开始考虑离开北京，到西北大约90英里的宣府定居。这个主意最初由江彬提出，他想把皇帝和他的主要对手钱宁隔开。江彬告诉皇帝，那里有比北京多得多的乐师和标致女人。而且，他在那里能够看到真实的边境的小规模战斗，比起皇城中的模拟战要让人激动得多。1516年4月，负责京师地区的御史报告，他曾经听到有关皇帝在宣府的行宫的传闻。刚过一年，皇帝便第一次到那里巡幸。
［1］ 顾炎武：《宦官》和《禁自宫》，载黄汝成编：《日知录集释》[292]（1872年；《国学基本丛书》，17—18转载，上海，1935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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