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创建者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这使他比万历皇帝年长四岁。他的通古斯人的建州部属于女真族。1635年以后他的后代才开始把他们自己叫做满族，这个词的起源不清楚。但是“建州卫”这个名称是明代新造的用语。永乐皇帝承认这些部落的作战能力，用这个名称于1412年设立了这个部族的卫，因而在理论上使这个部族成为中国帝国军队的一个附属部分。可是这种承认没有什么内容。明帝国从没有明确地划定这个卫的疆界；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年代以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部族的首领的顺序继承是保持在帝国的严密监督之下。
在整个明代，满族人从他们靠近现今朝鲜和苏联之间的边界地区的较早居住地，移居到西面大约300英里的满洲中心地带。在16世纪，他们沿着相当于现今辽河以东的南北铁路通道一线和中国人做买卖。和中国居民的冲突变得频繁了。努尔哈赤最终成了在腐败而专横的中国官员们手下受到恶劣对待的直率的满族人的维护者。实际上，满族部落之间的内部冲突是频繁的。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关系和联盟开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终。中国的地方指挥官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他们不能避开日益增长的满族人口的压力，常常在较弱的首领和较强的首领争夺权力中谋求给予前者以帮助。他们以这种方法改变力量对比，对局势保持某种控制。这样，到了17世纪第一个10年，明政府、它的军队和中国移居者都已长期参与了和满族人的各种关系。
努尔哈赤自己的亲属（他们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按照父系和母系血统似乎都被证明是正当的）成了异常情势的牺牲品，这种异常情势使他开始了作为满族人首领的生涯。1582年晚期，这个未来清王朝的创建者的父亲和祖父都在阿台的要塞内，阿台是和明将李成梁交战的一个首领，这时他们因中国军队猛攻这个要塞而遭到杀害。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李秘密联系的人。在这一事件以后，努尔哈赤去见李，李安慰他，待他很好。有的记载甚至说，这个未来的满族首领成了李成梁的义子。
1583年，努尔哈赤24岁，开始创建他的帝国。他后来夸耀说，开始时，他的军队只有13副盔甲。他有李成梁的同情，并借口他是为他的先人之死报仇，他能够不受惩罚地采取行动。但是在1587年，当他开始加强他驻地的防卫时，辽阳巡抚断定努尔哈赤被纵容得过分了。他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反对这个建州首领的战争，但他后来不得不予以放弃。如同当时典型的中国政治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局面存在不同意见。一个和辽东巡抚意见不合的下属地区的行政官员坚决认为，应当靠引导或“抚慰”把努尔哈赤争取过来。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下级官员从北京监察官员们得到的支持比巡抚本人多。在努尔哈赤可能变得过分强大以前摧毁他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这位满族人的领袖还是以不太好战的办法向着他的目标前进。他已经控制了黑图阿拉（后来的兴京）河以南的地区，和四个女真后裔的主要部族政权保持真诚的关系，与其中一个首领的女儿和另一个首领的孙女结了亲。较小的部族被劝诱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他仍在等待时机，与明帝国同样和好。结果，万历皇帝于1589年授予他称号和军阶。第二年他以他自己的朝贡使团首领的身份到了北京，后来在1597年，他再次访问了中国京城。
中国和丰臣秀吉的战争给努尔哈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1593年他击溃了他的叶赫部的内兄弟所组织的联合进攻，扩大了他对在满洲的蒙古人的影响。他提议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明在朝鲜的远征，被婉言谢绝。尽管如此，北京朝廷还是不得不谦逊地对待他。他还从垄断与中国人的珍珠、貂皮和人参的交易中获利；这样获得的财源有利于他的扩张计划。几乎不能相信人人在这时都能看出努尔哈赤迟早将起而向明王朝挑战，可是也没有提出抑制他的办法。1592年，在抵御丰臣秀吉的战役的前夕，来自满洲的一份中国公文表明，这位满族首领大约有了到骑兵，加上大约到步兵。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质量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普遍认为它甚至胜过日本人。［1］
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后，努尔哈赤采取两种措施把他的机构提高到高过部族政权的水平。一种措施是在1599年研制一种独特的女真字母字体，代替以前所用的蒙古字体。另一种措施是在1601年创立“旗制”。在四个旗的每一旗下大概各有25个300户的牛录；1615年又增加了四个旗。这些旗和牛录不只是作战的单位，还起军事行政区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们的下面登记，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奴隶。在和平时期，它们是行政和税收单位。在战争时期，登记在牛录的士兵很少同时被征召；它们奉命从每一牛录出规定数目的士兵，这取决于动员的程度。
1603年，努尔哈赤与明在辽东的将领们达成一项协议以划分他们之间的疆界。此后满族人的土地便紧靠中国的移民。中国人没有实行这项协议，这种情况曾被努尔哈赤作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来。
努尔哈赤的战术的核心是由至骑兵组成的骑兵兵团的灵活性和打击力量。由他的儿子和侄子们统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这些作战兵团行动的高速度使它们能够抵挡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火器。在1619年的战役中，努尔哈赤能够迫使中国在开阔的战场上（满洲人擅长于此作战），而不是在围攻和消耗战（中国人擅长这种作战）的一系列正面战斗中和他打仗。努尔哈赤于1615年派遣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到北京，显然是为了分散朝廷对他真实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将发动的叛乱。
他看出明帝国的虚弱已有很长时间。例如，他告诉他的部下说，如果一个明的将领奉派来惩办他，这个将领只是形式上奉行调遣，然后谎报他的功劳。他把以鲁莽出名的明的山海关总兵官杜松说成是疯子。总之，他是怀着仇恨和轻蔑对待中国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从不缺乏中国顾问，其中之一据说为他尽力达30年之久。
最后的迹象
到了1618年，除了叶赫和海西外，努尔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满族部落；叶赫和海西在中国人保护之下，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不能消灭它们。这一年春季时机成熟了。5月8日满族人放出风声，第二天3000建州部族的人将到抚顺关作易货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当城镇居民和戍军的士兵涌进城门外的市场极想做买卖时，努尔哈赤发动了他的攻击，杀死一个千总，并迫使一个游击投降。辽东镇的总兵官匆促出击。满族人于是撤出抚顺，向他们自己的地区撤退；但是，他们途中又折回并包围了中国人，这次杀死了这个总兵官。
努尔哈赤仍然声称希望和平解决，这时发布了他的“七大恨”，实际上强调了三个主要问题：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杀死；明当局给予他的部族对手以帮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蚕食他的疆土。这些恨只能以让与他疆土和以金、银、丝织品的年金——实际上是北京的贡品——来补偿。这些条件对于北京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争的困扰，以致它不得不鲁莽行事。除非努尔哈赤很快被彻底打败，应负责任的官员们没有一个能够希望避免指责和弹劾。在这种压力下，连万历皇帝也决定采取行动。有几个月，关于辽东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时的注意。计划于1619年春季讨伐。但是，在所有能胜任的官员中，又是有争论的杨镐被任命为经略。几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将领——帝国能调的最好将领——也被派到辽东。边境戍军和远到浙江和四川这些内地省份的士兵、马匹和装备被集合起来以建立一支进攻的军队。当需要更多的人员时，便以新兵补充队伍。叶赫和朝鲜人也被要求参加这次战役。［2］
财政是一个主要问题。在张居正当首辅期间积聚的国库储备，在早一个10年已经全部耗尽以供给其他一些战役的资金。正常岁入决不能抵补这种巨大开销。总是不愿放弃自己财产的万历皇帝，只为这次战役出了两银子，虽然在内库里他有几百万两。在户部尚书建议下，在除贵州以外的所有省份，对于土地税都增加了银两附加费。在其他税收外，这项增加预期提供300万两银子，这笔款项在当时被认为足以使辽东事件获得圆满结局。到1619年3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杨镐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资料中说有人。实际上他可能只有此数的一半，其中大约有中国部队，包括那些派给勤务和供应职务的人。余数由朝鲜和叶赫援军组成。所有努尔哈赤的部队一到达战场就投入战斗。在这次战役的高峰时刻，他或许有至人。尽管记载中夸大和缩小了军队人数的数字，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人具有大约两三万人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在战场上，数量上的优势却在满洲人一边，因为杨镐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尔哈赤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兵力攻击的机会。
回顾起来，杨镐的作战方案应该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评。可是，这个作战方案类似于在抵御杨应龙战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中所用的方案。这类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1619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
由这种缺乏军事领导能力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更和缺乏专门技术和后勤的支持搀和在一起。军队由分散在许许多多行政单位中的各种来源提供资金。它的人员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袭军户的成员。它的装备来自地方征集的，比来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标准的工厂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质量检查。16世纪晚期到中国的西方访问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很脆弱；但是不管它质量怎样差，它在数量上却能弥补。在和丰臣秀吉作战期间，朝鲜人看到没有甲胄保护的中国士兵迎面攻击日本的火器部队并遭受巨大伤亡而感到惊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不能机动地调遣。它需要富有经验的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打开攻击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够在他们后面蜂拥而进，维持攻击的势头，开拓成果。不过这些作战兵团由勇敢的人指挥，他们本人精通技击，在勇敢的冲锋中亲自带领他们的士兵。
1619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认定了的。在战斗中，他们被指望负责他们的“家丁”，即誓与他们的指挥将领们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队。例如，这四个野战指挥官之一的刘綎，是一个职业军事指挥官，他在1582—1583年战役的缅甸前线指挥，从此开始发迹。1619年他带着736个这样的家丁到了辽东。既然次一级的将军们顶多不过担任大队的指挥官，最高指挥部的选择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这个缘故，战略和战术只能老是简单的。
对杨镐应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减轻错误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败。在他派马林到北面，刘綎到南面以后，他显然保持着对已在辽东的明军的指挥，包括叶赫和朝鲜的援军在内。朝鲜人离开他们的本国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用。地形是另一个影响他的决断的因素；从西方通向赫图阿拉的路线受到限制。所有的进路都在浑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终归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在作战方案已经决定时，杨镐作为经略，和在场的多数军官一起，于1619年3月26日在辽阳主持仪式以发动这次战役。4月5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了几支部队，这取决于每支部队到达敌人都城必须行军多远。在举行仪式时，在前一年的战役中进攻不力的一个指挥当着集会的军官的面被处死。杨镐约定，自将领以下任何人在当前的战役中如果犯了类似的错误，都将施以同样的极刑。3月31日下了一场大雪，这就必须重新安排这次战役于4月9日开始。
只要努尔哈赤专意保卫赫图阿拉，让明的几支纵队围攻他，或者把他的兵力分散在广阔的地区，因此明军可以保持数量上的优势，杨镐的方案便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满族领袖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对努尔哈赤的才能估计不足注定杨镐和他的军队要遭到不幸。
碰巧，带着估计有人兵力从抚顺关动身的指挥将领杜松因这次战役的失败而受到了责备。据说他在萨尔浒之战中两次遭到伏击。4月14日一早，他渡过浑河，并在北岸放弃了他的装载着轻型炮的战车营。在南岸的小接触中他很快消灭两个堡垒，俘获了14个满族人。他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而突进，正中努尔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队面对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4月14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4月13和14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619年4月15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在他背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这两天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明前线的北部防区。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刘綎。努尔哈赤开始放下心来。他派出两支蒙古诸部组成的先头部队，一支由1000骑兵组成，在4月15日；另一支由2000骑兵组成，在4月16日。做完这些，他花时间为他的胜利而感谢上天，在界藩献祭了八头牛。4月16日晚些时候他才动身往南去。他本人没有走出赫图阿拉，他在京城保留4000人的部队作为预防李如柏从鸦鹘关进攻的措施。对刘綎的军事行动由他的儿子大贝勒指挥；另一个儿子洪台吉和他的侄子阿敏台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按照满文资料，牛毛寨之战发生于作出向南行动决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以把它定在4月20日。朝鲜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4月17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满族部队还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对抗
牛毛寨之战是在杨镐事先不知道，并且违反他的希望的情况下打的。在北方战线崩溃以后，这位经略马上命令南方的两支纵队停止前进。在极为困难的地区作战，并只和满族斥候接触的李如柏，及时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灾祸。但是刘綎没有接到这道命令。当满族人的袭击临头时，他的纵队仍处于行军队形。朝鲜资料说这时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中国通讯系统的低效率是太明显了。
可是按照满文资料，刘綎的部队能够顶住大贝勒进攻的最初浪潮。这位中国将领在他纵队的前面指挥明的各支队伍，带枪的朝鲜部队跟随在后。在他们后面更远一点是朝鲜步兵的余下部分。为了重新发起攻击，满族人派出骑兵队悄悄插入这些兵团，并占领了它们西边的一些高地。正面攻击得到了洪台吉指挥的对侧翼的向下冲锋的援助。当中国人被击溃时，他们的指挥将领也和他们一起丧生。中国人后来声称刘綎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满族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利。这次战役以后三个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杀了马林。这之后七个星期，他扬扬得意地进入铁岭。余下的女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杨镐。他死刑临头达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年才碰上了刽子手的大刀。原来四个战地指挥官中唯一活下来的李如柏，和他的经略一样，在他撤退之后的一年半被捕。他宁愿自杀，而不愿面对他和他的亲属曾和满族首领亲善的指责。
在辽东受挫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粮价因居民开始感觉到围城的可能性而突然飞涨。1620年早期，军队报告说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有时团营规模的部队一夜之间便消散了；士兵们成千地逃走。原来指定只生效一年的土地税上的附加税不能停止，相反，却增加了。明朝廷还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杨镐的人熊廷弼，不过他受到他的党派性敌人的恶毒攻击。仍然勉强抗拒让出他私库中银锭的建议的万历皇帝，于1620年夏天去世。在他死前大约三个月，他告诉大学士方从哲，辽东文武官员们之间和之中的不和导致了这场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那么多别的人做出过判决的万历皇帝不知道历史家们将给他做出的判决就死了。虽然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头晕眼花，长期卧床不起，甚至不能阅读带给他的奏疏，但他作为天之子，仍然要对帝国内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负责。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变帝国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差别。总有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这个人就是这位皇帝。
［1］ 孟森：《明代史》[375]，第282及以下各页。
［2］ 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这使他比万历皇帝年长四岁。他的通古斯人的建州部属于女真族。1635年以后他的后代才开始把他们自己叫做满族，这个词的起源不清楚。但是“建州卫”这个名称是明代新造的用语。永乐皇帝承认这些部落的作战能力，用这个名称于1412年设立了这个部族的卫，因而在理论上使这个部族成为中国帝国军队的一个附属部分。可是这种承认没有什么内容。明帝国从没有明确地划定这个卫的疆界；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年代以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部族的首领的顺序继承是保持在帝国的严密监督之下。
在整个明代，满族人从他们靠近现今朝鲜和苏联之间的边界地区的较早居住地，移居到西面大约300英里的满洲中心地带。在16世纪，他们沿着相当于现今辽河以东的南北铁路通道一线和中国人做买卖。和中国居民的冲突变得频繁了。努尔哈赤最终成了在腐败而专横的中国官员们手下受到恶劣对待的直率的满族人的维护者。实际上，满族部落之间的内部冲突是频繁的。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关系和联盟开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终。中国的地方指挥官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他们不能避开日益增长的满族人口的压力，常常在较弱的首领和较强的首领争夺权力中谋求给予前者以帮助。他们以这种方法改变力量对比，对局势保持某种控制。这样，到了17世纪第一个10年，明政府、它的军队和中国移居者都已长期参与了和满族人的各种关系。
努尔哈赤自己的亲属（他们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按照父系和母系血统似乎都被证明是正当的）成了异常情势的牺牲品，这种异常情势使他开始了作为满族人首领的生涯。1582年晚期，这个未来清王朝的创建者的父亲和祖父都在阿台的要塞内，阿台是和明将李成梁交战的一个首领，这时他们因中国军队猛攻这个要塞而遭到杀害。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李秘密联系的人。在这一事件以后，努尔哈赤去见李，李安慰他，待他很好。有的记载甚至说，这个未来的满族首领成了李成梁的义子。
1583年，努尔哈赤24岁，开始创建他的帝国。他后来夸耀说，开始时，他的军队只有13副盔甲。他有李成梁的同情，并借口他是为他的先人之死报仇，他能够不受惩罚地采取行动。但是在1587年，当他开始加强他驻地的防卫时，辽阳巡抚断定努尔哈赤被纵容得过分了。他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反对这个建州首领的战争，但他后来不得不予以放弃。如同当时典型的中国政治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局面存在不同意见。一个和辽东巡抚意见不合的下属地区的行政官员坚决认为，应当靠引导或“抚慰”把努尔哈赤争取过来。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下级官员从北京监察官员们得到的支持比巡抚本人多。在努尔哈赤可能变得过分强大以前摧毁他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这位满族人的领袖还是以不太好战的办法向着他的目标前进。他已经控制了黑图阿拉（后来的兴京）河以南的地区，和四个女真后裔的主要部族政权保持真诚的关系，与其中一个首领的女儿和另一个首领的孙女结了亲。较小的部族被劝诱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他仍在等待时机，与明帝国同样和好。结果，万历皇帝于1589年授予他称号和军阶。第二年他以他自己的朝贡使团首领的身份到了北京，后来在1597年，他再次访问了中国京城。
中国和丰臣秀吉的战争给努尔哈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1593年他击溃了他的叶赫部的内兄弟所组织的联合进攻，扩大了他对在满洲的蒙古人的影响。他提议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明在朝鲜的远征，被婉言谢绝。尽管如此，北京朝廷还是不得不谦逊地对待他。他还从垄断与中国人的珍珠、貂皮和人参的交易中获利；这样获得的财源有利于他的扩张计划。几乎不能相信人人在这时都能看出努尔哈赤迟早将起而向明王朝挑战，可是也没有提出抑制他的办法。1592年，在抵御丰臣秀吉的战役的前夕，来自满洲的一份中国公文表明，这位满族首领大约有了到骑兵，加上大约到步兵。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质量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普遍认为它甚至胜过日本人。［1］
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后，努尔哈赤采取两种措施把他的机构提高到高过部族政权的水平。一种措施是在1599年研制一种独特的女真字母字体，代替以前所用的蒙古字体。另一种措施是在1601年创立“旗制”。在四个旗的每一旗下大概各有25个300户的牛录；1615年又增加了四个旗。这些旗和牛录不只是作战的单位，还起军事行政区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们的下面登记，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奴隶。在和平时期，它们是行政和税收单位。在战争时期，登记在牛录的士兵很少同时被征召；它们奉命从每一牛录出规定数目的士兵，这取决于动员的程度。
1603年，努尔哈赤与明在辽东的将领们达成一项协议以划分他们之间的疆界。此后满族人的土地便紧靠中国的移民。中国人没有实行这项协议，这种情况曾被努尔哈赤作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来。
努尔哈赤的战术的核心是由至骑兵组成的骑兵兵团的灵活性和打击力量。由他的儿子和侄子们统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这些作战兵团行动的高速度使它们能够抵挡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火器。在1619年的战役中，努尔哈赤能够迫使中国在开阔的战场上（满洲人擅长于此作战），而不是在围攻和消耗战（中国人擅长这种作战）的一系列正面战斗中和他打仗。努尔哈赤于1615年派遣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到北京，显然是为了分散朝廷对他真实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将发动的叛乱。
他看出明帝国的虚弱已有很长时间。例如，他告诉他的部下说，如果一个明的将领奉派来惩办他，这个将领只是形式上奉行调遣，然后谎报他的功劳。他把以鲁莽出名的明的山海关总兵官杜松说成是疯子。总之，他是怀着仇恨和轻蔑对待中国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从不缺乏中国顾问，其中之一据说为他尽力达30年之久。
最后的迹象
到了1618年，除了叶赫和海西外，努尔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满族部落；叶赫和海西在中国人保护之下，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不能消灭它们。这一年春季时机成熟了。5月8日满族人放出风声，第二天3000建州部族的人将到抚顺关作易货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当城镇居民和戍军的士兵涌进城门外的市场极想做买卖时，努尔哈赤发动了他的攻击，杀死一个千总，并迫使一个游击投降。辽东镇的总兵官匆促出击。满族人于是撤出抚顺，向他们自己的地区撤退；但是，他们途中又折回并包围了中国人，这次杀死了这个总兵官。
努尔哈赤仍然声称希望和平解决，这时发布了他的“七大恨”，实际上强调了三个主要问题：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杀死；明当局给予他的部族对手以帮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蚕食他的疆土。这些恨只能以让与他疆土和以金、银、丝织品的年金——实际上是北京的贡品——来补偿。这些条件对于北京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争的困扰，以致它不得不鲁莽行事。除非努尔哈赤很快被彻底打败，应负责任的官员们没有一个能够希望避免指责和弹劾。在这种压力下，连万历皇帝也决定采取行动。有几个月，关于辽东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时的注意。计划于1619年春季讨伐。但是，在所有能胜任的官员中，又是有争论的杨镐被任命为经略。几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将领——帝国能调的最好将领——也被派到辽东。边境戍军和远到浙江和四川这些内地省份的士兵、马匹和装备被集合起来以建立一支进攻的军队。当需要更多的人员时，便以新兵补充队伍。叶赫和朝鲜人也被要求参加这次战役。［2］
财政是一个主要问题。在张居正当首辅期间积聚的国库储备，在早一个10年已经全部耗尽以供给其他一些战役的资金。正常岁入决不能抵补这种巨大开销。总是不愿放弃自己财产的万历皇帝，只为这次战役出了两银子，虽然在内库里他有几百万两。在户部尚书建议下，在除贵州以外的所有省份，对于土地税都增加了银两附加费。在其他税收外，这项增加预期提供300万两银子，这笔款项在当时被认为足以使辽东事件获得圆满结局。到1619年3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杨镐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资料中说有人。实际上他可能只有此数的一半，其中大约有中国部队，包括那些派给勤务和供应职务的人。余数由朝鲜和叶赫援军组成。所有努尔哈赤的部队一到达战场就投入战斗。在这次战役的高峰时刻，他或许有至人。尽管记载中夸大和缩小了军队人数的数字，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人具有大约两三万人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在战场上，数量上的优势却在满洲人一边，因为杨镐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尔哈赤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兵力攻击的机会。
回顾起来，杨镐的作战方案应该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评。可是，这个作战方案类似于在抵御杨应龙战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中所用的方案。这类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1619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
由这种缺乏军事领导能力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更和缺乏专门技术和后勤的支持搀和在一起。军队由分散在许许多多行政单位中的各种来源提供资金。它的人员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袭军户的成员。它的装备来自地方征集的，比来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标准的工厂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质量检查。16世纪晚期到中国的西方访问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很脆弱；但是不管它质量怎样差，它在数量上却能弥补。在和丰臣秀吉作战期间，朝鲜人看到没有甲胄保护的中国士兵迎面攻击日本的火器部队并遭受巨大伤亡而感到惊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不能机动地调遣。它需要富有经验的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打开攻击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够在他们后面蜂拥而进，维持攻击的势头，开拓成果。不过这些作战兵团由勇敢的人指挥，他们本人精通技击，在勇敢的冲锋中亲自带领他们的士兵。
1619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认定了的。在战斗中，他们被指望负责他们的“家丁”，即誓与他们的指挥将领们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队。例如，这四个野战指挥官之一的刘綎，是一个职业军事指挥官，他在1582—1583年战役的缅甸前线指挥，从此开始发迹。1619年他带着736个这样的家丁到了辽东。既然次一级的将军们顶多不过担任大队的指挥官，最高指挥部的选择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这个缘故，战略和战术只能老是简单的。
对杨镐应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减轻错误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败。在他派马林到北面，刘綎到南面以后，他显然保持着对已在辽东的明军的指挥，包括叶赫和朝鲜的援军在内。朝鲜人离开他们的本国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用。地形是另一个影响他的决断的因素；从西方通向赫图阿拉的路线受到限制。所有的进路都在浑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终归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在作战方案已经决定时，杨镐作为经略，和在场的多数军官一起，于1619年3月26日在辽阳主持仪式以发动这次战役。4月5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了几支部队，这取决于每支部队到达敌人都城必须行军多远。在举行仪式时，在前一年的战役中进攻不力的一个指挥当着集会的军官的面被处死。杨镐约定，自将领以下任何人在当前的战役中如果犯了类似的错误，都将施以同样的极刑。3月31日下了一场大雪，这就必须重新安排这次战役于4月9日开始。
只要努尔哈赤专意保卫赫图阿拉，让明的几支纵队围攻他，或者把他的兵力分散在广阔的地区，因此明军可以保持数量上的优势，杨镐的方案便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满族领袖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对努尔哈赤的才能估计不足注定杨镐和他的军队要遭到不幸。
碰巧，带着估计有人兵力从抚顺关动身的指挥将领杜松因这次战役的失败而受到了责备。据说他在萨尔浒之战中两次遭到伏击。4月14日一早，他渡过浑河，并在北岸放弃了他的装载着轻型炮的战车营。在南岸的小接触中他很快消灭两个堡垒，俘获了14个满族人。他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而突进，正中努尔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队面对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4月14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4月13和14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619年4月15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在他背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这两天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明前线的北部防区。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刘綎。努尔哈赤开始放下心来。他派出两支蒙古诸部组成的先头部队，一支由1000骑兵组成，在4月15日；另一支由2000骑兵组成，在4月16日。做完这些，他花时间为他的胜利而感谢上天，在界藩献祭了八头牛。4月16日晚些时候他才动身往南去。他本人没有走出赫图阿拉，他在京城保留4000人的部队作为预防李如柏从鸦鹘关进攻的措施。对刘綎的军事行动由他的儿子大贝勒指挥；另一个儿子洪台吉和他的侄子阿敏台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按照满文资料，牛毛寨之战发生于作出向南行动决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以把它定在4月20日。朝鲜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4月17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满族部队还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对抗
牛毛寨之战是在杨镐事先不知道，并且违反他的希望的情况下打的。在北方战线崩溃以后，这位经略马上命令南方的两支纵队停止前进。在极为困难的地区作战，并只和满族斥候接触的李如柏，及时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灾祸。但是刘綎没有接到这道命令。当满族人的袭击临头时，他的纵队仍处于行军队形。朝鲜资料说这时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中国通讯系统的低效率是太明显了。
可是按照满文资料，刘綎的部队能够顶住大贝勒进攻的最初浪潮。这位中国将领在他纵队的前面指挥明的各支队伍，带枪的朝鲜部队跟随在后。在他们后面更远一点是朝鲜步兵的余下部分。为了重新发起攻击，满族人派出骑兵队悄悄插入这些兵团，并占领了它们西边的一些高地。正面攻击得到了洪台吉指挥的对侧翼的向下冲锋的援助。当中国人被击溃时，他们的指挥将领也和他们一起丧生。中国人后来声称刘綎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满族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利。这次战役以后三个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杀了马林。这之后七个星期，他扬扬得意地进入铁岭。余下的女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杨镐。他死刑临头达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年才碰上了刽子手的大刀。原来四个战地指挥官中唯一活下来的李如柏，和他的经略一样，在他撤退之后的一年半被捕。他宁愿自杀，而不愿面对他和他的亲属曾和满族首领亲善的指责。
在辽东受挫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粮价因居民开始感觉到围城的可能性而突然飞涨。1620年早期，军队报告说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有时团营规模的部队一夜之间便消散了；士兵们成千地逃走。原来指定只生效一年的土地税上的附加税不能停止，相反，却增加了。明朝廷还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杨镐的人熊廷弼，不过他受到他的党派性敌人的恶毒攻击。仍然勉强抗拒让出他私库中银锭的建议的万历皇帝，于1620年夏天去世。在他死前大约三个月，他告诉大学士方从哲，辽东文武官员们之间和之中的不和导致了这场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那么多别的人做出过判决的万历皇帝不知道历史家们将给他做出的判决就死了。虽然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头晕眼花，长期卧床不起，甚至不能阅读带给他的奏疏，但他作为天之子，仍然要对帝国内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负责。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变帝国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差别。总有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这个人就是这位皇帝。
［1］ 孟森：《明代史》[375]，第282及以下各页。
［2］ 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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