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提到的类书和其他作品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类书的编纂在明朝的最后50年达到全盛时期。在《四库全书总目》所列的包括一切时代，其中也包括清朝头100年的282部类书中，几乎有一半（139部）是明代编纂的。［1］ 这些类书也包括经世文材料，但范围有限，只收入整个作品的一小部分。这类作品中只有两部最突出的作品需要提及。《三才图会》（1609年，9.2.2）［2］ 是王圻［3］ 编纂的，他也是一部重要政书的编纂者。这部有图像说明的类书分为14门，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音乐、游戏、书法、绘画、舞蹈、气功、体育、斗鸡）、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
另一部是章潢［4］ 的《图书编》（1613年，9.2.3），［5］ 也包括这样一些类目如易象、天文、历算、明帝国和外国的地理、边防、人道、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和著名人物，以及政治、社会和宗教机构。章潢认识利玛窦，他在他的类书中收入后者著名的《万国舆图》。除了这些供学者使用的学术性类书外，还有许多通俗性类书，它们反映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一般知书识字的人的知识水平。［6］
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帝国行政地理的两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是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7］ 徐宏祖有许多新的地理发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查明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和指出澜沧江和怒江的上游是不同的河流。［8］ 徐宏祖的地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出版于17世纪之前的其他地图，有罗洪先的《广舆图》（1541年，8.1.3），［9］ 它主要是根据朱思本（1273—约1338年）的所谓“蒙古地图”，而加以补充。
在15世纪初和随后的海上远征中新得到的地理知识，在郑若曾著作中的地图中和《武备志》［10］ 里得到体现。精心绘制的中国及其邻国的详图，附有文字说明，出现在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1635年，8.1.8）中。
前面提到的关于水利、河道和交通的作品，是从管理的角度写的。还有别的许多关于地理和经济的作品，是从其他角度写的。其中之一是潘季驯［11］ 的《河防一览》（1590年，8.2.6），［12］ 这是一部专论治理黄河、淮河和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其他河道的著作，论述防洪的预防措施。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是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1636年，8.2.8），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江苏南部河道的治理与灌溉的专著，根据的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有据可查的文献，包括地图和文献材料。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著作（8.2.1—5），论述有限的地区或题目。万历时期的《商程一览》（8.2.7）对明代的交通路线作了富于见识的概述，这是一本旅行指南，全面描述明帝国的陆路、水路、歇息处，和路程，特别注意边疆地区。［13］
前面已经谈到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半官方著作。除此之外，还有论述农业各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光启（1562—1633年）［14］ 的《农政全书》（1640年，9.1.3），这是一部关于农业历史和晚明农业实际状况的大型类书，附有插图。这部作品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荒政，野菜等，最后一项是讲遇荒年时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
一部最值得注意的科学著作是李时珍［15］ 著名的药典《本草纲目》（1593年）。它包括对前人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著作的详细研究，以及他本人行医几十年所作的试验和诊察的成果。李时珍的著作立即出了名，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吸引了药物学家的注意。
宋应星［16］ 著名的《天工开物》（1637年，9.1.2）是一部杰出的科学技术著作，附有插图，述及农村和城市的各种生产行业，广泛介绍那个时代的工艺和制造技术，包括灌溉、织布、磨坊、抽水、打井、烧窑、舟车、锻造、开矿，等等。
本节提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晚明时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成就。
［1］ 《明实录》[380]中有关蒙古和满洲的章节，田村实造摘录出来单独出版，书名《明代满蒙史料》[496]，18卷（京都，1954—1959年）（7.3.27）；有关东南亚的章节，赵令扬等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两卷（香港，1968和1976年）；有关云南历史的章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编成《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123]（昆明，1959年）（7.5.13）。
［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53—1054页。
［3］ （7.3.5，7.10.2）；《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7—1029页。
［4］ （7.3.6）：《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67—1368页。
［5］ （7.3.2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44—546页。
［6］ 有亨利·塞鲁斯的法译本：《萧大亨的〈北路风俗〉》[455]，载《华裔学志》，10（1945年），第117—208页。
［7］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93—595页。
［8］ 见富路特：《打败满族人的九十九种方法》[189]，载《天下月刊》，6，5（1938年），第418—424页。
［9］ “第三边界”这种说法是博多·维特霍夫创造的：《中国的第三边界：传统的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带》[565]（威斯巴登，1969年），特别是第1—5页。
［10］ 有卡米耶·圣桑的法译本：《〈南诏野史〉：一部古云南史的译文，附地图和历史地名词汇》[442]（巴黎，1904年）。
［11］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6—1027页。
［12］ 最新附有注释的译本是J.V.G.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大洋沿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377]（剑桥，1970年）。
［13］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0—441页。
［14］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5—167页。
［15］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62—765页。
［1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16—1618页。
另一部是章潢［4］ 的《图书编》（1613年，9.2.3），［5］ 也包括这样一些类目如易象、天文、历算、明帝国和外国的地理、边防、人道、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和著名人物，以及政治、社会和宗教机构。章潢认识利玛窦，他在他的类书中收入后者著名的《万国舆图》。除了这些供学者使用的学术性类书外，还有许多通俗性类书，它们反映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一般知书识字的人的知识水平。［6］
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帝国行政地理的两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是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7］ 徐宏祖有许多新的地理发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查明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和指出澜沧江和怒江的上游是不同的河流。［8］ 徐宏祖的地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出版于17世纪之前的其他地图，有罗洪先的《广舆图》（1541年，8.1.3），［9］ 它主要是根据朱思本（1273—约1338年）的所谓“蒙古地图”，而加以补充。
在15世纪初和随后的海上远征中新得到的地理知识，在郑若曾著作中的地图中和《武备志》［10］ 里得到体现。精心绘制的中国及其邻国的详图，附有文字说明，出现在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1635年，8.1.8）中。
前面提到的关于水利、河道和交通的作品，是从管理的角度写的。还有别的许多关于地理和经济的作品，是从其他角度写的。其中之一是潘季驯［11］ 的《河防一览》（1590年，8.2.6），［12］ 这是一部专论治理黄河、淮河和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其他河道的著作，论述防洪的预防措施。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是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1636年，8.2.8），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江苏南部河道的治理与灌溉的专著，根据的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有据可查的文献，包括地图和文献材料。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著作（8.2.1—5），论述有限的地区或题目。万历时期的《商程一览》（8.2.7）对明代的交通路线作了富于见识的概述，这是一本旅行指南，全面描述明帝国的陆路、水路、歇息处，和路程，特别注意边疆地区。［13］
前面已经谈到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半官方著作。除此之外，还有论述农业各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徐光启（1562—1633年）［14］ 的《农政全书》（1640年，9.1.3），这是一部关于农业历史和晚明农业实际状况的大型类书，附有插图。这部作品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荒政，野菜等，最后一项是讲遇荒年时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
一部最值得注意的科学著作是李时珍［15］ 著名的药典《本草纲目》（1593年）。它包括对前人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著作的详细研究，以及他本人行医几十年所作的试验和诊察的成果。李时珍的著作立即出了名，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吸引了药物学家的注意。
宋应星［16］ 著名的《天工开物》（1637年，9.1.2）是一部杰出的科学技术著作，附有插图，述及农村和城市的各种生产行业，广泛介绍那个时代的工艺和制造技术，包括灌溉、织布、磨坊、抽水、打井、烧窑、舟车、锻造、开矿，等等。
本节提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晚明时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成就。
［1］ 《明实录》[380]中有关蒙古和满洲的章节，田村实造摘录出来单独出版，书名《明代满蒙史料》[496]，18卷（京都，1954—1959年）（7.3.27）；有关东南亚的章节，赵令扬等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两卷（香港，1968和1976年）；有关云南历史的章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编成《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123]（昆明，1959年）（7.5.13）。
［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53—1054页。
［3］ （7.3.5，7.10.2）；《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7—1029页。
［4］ （7.3.6）：《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67—1368页。
［5］ （7.3.2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44—546页。
［6］ 有亨利·塞鲁斯的法译本：《萧大亨的〈北路风俗〉》[455]，载《华裔学志》，10（1945年），第117—208页。
［7］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93—595页。
［8］ 见富路特：《打败满族人的九十九种方法》[189]，载《天下月刊》，6，5（1938年），第418—424页。
［9］ “第三边界”这种说法是博多·维特霍夫创造的：《中国的第三边界：传统的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带》[565]（威斯巴登，1969年），特别是第1—5页。
［10］ 有卡米耶·圣桑的法译本：《〈南诏野史〉：一部古云南史的译文，附地图和历史地名词汇》[442]（巴黎，1904年）。
［11］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6—1027页。
［12］ 最新附有注释的译本是J.V.G.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大洋沿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377]（剑桥，1970年）。
［13］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0—441页。
［14］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5—167页。
［15］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62—765页。
［1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16—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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