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的超源
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孤立”政策，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从这种观点看，俄国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世，从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1899年10月—1902年5月），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为了保护它的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者。最初它选了德国。伦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国。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绪。
1901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队调来舰只了。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俄国。［1］ 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传统的恐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的优势。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为了阻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1895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县有朋的一位门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
松方正义的支持。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他的论点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作战。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敌，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约露面了。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旅行。到达俄国后，他提议：（1）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2）双方约定，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方有行动的自由。［2］ 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1901年12月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应给予援助。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
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美国同情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3］ 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要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4］ 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宽慰，因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把它和朝鲜等量齐观，并且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谓保护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日本会最后取代俄国而成为在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联名奏疏表达了这种又宽慰又焦虑的心情，他们奏报说：由于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已经引起日本和英国的不满，这才促使它们结成联盟，因此，“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可是，他们又告诫说：“我能从彼（指英、日）力持，即与三省有益。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必损，必取偿于我。”［5］ 两天以后，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电报中，对英日同盟的真实意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提到它第一款中关于英国和日本宣称要对中国和朝鲜国内的骚乱进行干涉时，他对“骚乱”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问。这是否意味着象日本在东学党之乱中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那样，它们也能随意派军队到中国来？他很痛心地声称：“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6］
袁世凯在分析该同盟时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据他所奏，在东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均势，也影响整个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问道：难道英国和日本真会付出很大代价来为中国的利益尽力？因此中国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7］
在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绝望情绪，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完全无能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导致日俄之间的谅解，中国将是受害者；但如果导致战争，中国领土将成为战场，中国也就要听凭胜利者摆布。还有一种日渐增长的恐惧，就是害怕日本的兴起会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8］ 张之洞发现日本人越来越傲慢，用尽了“口蜜腹剑”的心机。［9］ 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关于“门户开放”的虚伪性，所以非常关切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但他仍然认为日本的为害比俄国为轻，因为中国应“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10］
英国曾希望该同盟会稳住日本，使它对俄国既不是太好战，也不是太迁就，以便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对日俄两国达成协定，但是它应随时被告知谈判的内容，而且协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规定的条款。日本政府相信，与俄国订约比战争更为可取，但军界人物却不相信有签订任何持久的协定的可能，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俄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会稳步增强。
在俄国，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仔细地研讨了东亚的政策。财政大臣维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为首的有影响的集团的攻击，因为维特没有适当地预防中国的敌意或外国的干涉，便要在满洲贸然兴建耗资巨大的铁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在北朝鲜取得一项森林采伐特许权，他们建议利用这项特权来营利和为战略目的服务，即利用它作为军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渗入南满。维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响，他的和平渗入满洲的政策也被抛弃。沙皇决定俄国应利用森林采伐特许权，并停止将军队撤出满洲，直到中国接受新条件时为止。为了把满洲变成一个“黄色俄国”，［11］ 圣彼得堡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不把满洲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强国；未经与俄国协商，也不得开放任何新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或作为外国领事馆驻地；除俄国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在满洲担任行政职务；华俄道胜银行得在牛庄继续收取关税税款；俄国居民应保有他们在满洲已取得的一切权利。
1903年4月18日，这些要求被提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通报有关各外国。在英、日、美主张拒绝这些要求的鼓励下，中国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国军队根据1902年4月的协定全部撤出满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何新的条件。俄国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经过修改的条件也被拒绝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这一天原定为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最后日期），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分别订立了《通商行船续约》，开放沈阳、安东和大东沟给外国人贸易和作居留地。为了对直接驳回他们要求的行动进行报复，俄国人重新占领了沈阳。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个远东总督管辖区，畀以战争和外交全权，就象把这些权限给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总督区那样，这样他就把满洲视作高加索那样的被并吞的领土了。［12］
与此同时，日本已开始与俄国进行谈判。它所提出的总条款如下：（1）保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2）在此两国中维持商业机会均等；（3）彼此承认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既存的合法权利，彼此承认有派遣军队保护这些利益和对付满洲和朝鲜内部骚乱的权利；（4）承认日本在建议和帮助朝鲜实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独占的权利。显然，此时日本已对满洲摆出了一副干预者的架势了。
1903年7月28日俄国政府同意进行讨论，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议。在俄国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国人坚持满洲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至于朝鲜，虽然俄国承认日本在该地有最高利益，但他们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北纬39度北设中立区；不在南部海岸设防。简言之，俄国不承认日本有干涉满洲的权利，同时不给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鲜的权利。虽然俄国后来放弃了中立区的要求，终因双方差距太大而无法调和。日本人已断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战争
经过对两国的幅员、军事准备和财力资源作了认真的估计之后，东京作出了战争的决定。人们认为，日本将赢得头几个战役，在取得实力地位之后再着手和平解决。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向天皇奏报说：“这是一次日本在战场上将十战六胜的良机。果真如此，我们就能指望某个国家会为和平谈判而出面帮忙。”［13］ 这个国家是指美国，罗斯福总统很同情日本，因为它在与俄国交战时打头阵和在维护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方面都起了作用，而这些中国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国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不愿去做的。［14］ 为了充分利用总统的好意，日本特派总统的前哈佛同学金子坚太郎去华盛顿。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断了与俄国的谈判，隔了一天便开始敌对行动。2月10日，俄国和日本互相宣战。
战争是在满洲进行的，中国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使清廷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在出现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凯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劝告说：“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5］ 1904年1月7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他的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凯再次向清廷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中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16］ 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17］ 但是这个意见显然是行不通的。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18］ 在这个时候清廷才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日本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位。［19］ 中国舆论切齿痛恨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建议罗斯福总统，由美国建议各大国通力合作维持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中立。罗斯福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提议会使俄国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动；另外，派遣国际军队去保卫华北，还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敌意。但是华盛顿当局还是给各国发出了照会，要求它们敦促日俄两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统一”。中立各国以及日本和俄国都同意这个意见，不过却认为满洲不在此限。
战争本身在这里不用赘述了，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在库页岛登陆；并彻底摧毁了俄国的海军，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罗斯福大力帮忙实现和谈。和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心。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20］ 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21］ 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他的结论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结束。［22］
1905年9月5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俄国同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实际上，日本已代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过在1905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23］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
［1］ 刘彦：《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268—269页。
［2］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1页。
［3］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79—82页。
［4］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5］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页。
［6］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页。
［7］ 王延熙和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968年台北重印版，卷16第18页。
［8］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页。
［9］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页。
［10］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页。
［11］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8—339页。
［12］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220页。
［13］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81页。
［14］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页。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页。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6—17页。
［18］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8页。
［19］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27页；卷182第5、7页。
［2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页，1904年6月24日。
［21］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页。
［2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页。
［23］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52页以下。
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孤立”政策，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从这种观点看，俄国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世，从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1899年10月—1902年5月），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为了保护它的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者。最初它选了德国。伦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国。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绪。
1901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队调来舰只了。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俄国。［1］ 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传统的恐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的优势。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为了阻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1895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县有朋的一位门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
松方正义的支持。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他的论点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作战。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敌，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约露面了。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旅行。到达俄国后，他提议：（1）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2）双方约定，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方有行动的自由。［2］ 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1901年12月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应给予援助。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
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美国同情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3］ 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要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4］ 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宽慰，因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把它和朝鲜等量齐观，并且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谓保护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日本会最后取代俄国而成为在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联名奏疏表达了这种又宽慰又焦虑的心情，他们奏报说：由于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已经引起日本和英国的不满，这才促使它们结成联盟，因此，“近日英日联盟，专为东三省事”。可是，他们又告诫说：“我能从彼（指英、日）力持，即与三省有益。若堕俄计，日英权利必损，必取偿于我。”［5］ 两天以后，张之洞在给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电报中，对英日同盟的真实意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提到它第一款中关于英国和日本宣称要对中国和朝鲜国内的骚乱进行干涉时，他对“骚乱”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问。这是否意味着象日本在东学党之乱中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那样，它们也能随意派军队到中国来？他很痛心地声称：“至赖人保全，清韩并列，令人痛心。国势微弱至此，更无可说矣。”［6］
袁世凯在分析该同盟时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点。据他所奏，在东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均势，也影响整个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问道：难道英国和日本真会付出很大代价来为中国的利益尽力？因此中国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7］
在中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绝望情绪，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完全无能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导致日俄之间的谅解，中国将是受害者；但如果导致战争，中国领土将成为战场，中国也就要听凭胜利者摆布。还有一种日渐增长的恐惧，就是害怕日本的兴起会成为对中国主要的威胁。［8］ 张之洞发现日本人越来越傲慢，用尽了“口蜜腹剑”的心机。［9］ 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关于“门户开放”的虚伪性，所以非常关切日本人的最终目的。但他仍然认为日本的为害比俄国为轻，因为中国应“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10］
英国曾希望该同盟会稳住日本，使它对俄国既不是太好战，也不是太迁就，以便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对日俄两国达成协定，但是它应随时被告知谈判的内容，而且协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规定的条款。日本政府相信，与俄国订约比战争更为可取，但军界人物却不相信有签订任何持久的协定的可能，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俄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会稳步增强。
在俄国，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仔细地研讨了东亚的政策。财政大臣维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贝佐布拉佐夫为首的有影响的集团的攻击，因为维特没有适当地预防中国的敌意或外国的干涉，便要在满洲贸然兴建耗资巨大的铁路。贝佐布拉佐夫集团在北朝鲜取得一项森林采伐特许权，他们建议利用这项特权来营利和为战略目的服务，即利用它作为军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渗入南满。维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响，他的和平渗入满洲的政策也被抛弃。沙皇决定俄国应利用森林采伐特许权，并停止将军队撤出满洲，直到中国接受新条件时为止。为了把满洲变成一个“黄色俄国”，［11］ 圣彼得堡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不把满洲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强国；未经与俄国协商，也不得开放任何新地区进行对外贸易或作为外国领事馆驻地；除俄国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国人在满洲担任行政职务；华俄道胜银行得在牛庄继续收取关税税款；俄国居民应保有他们在满洲已取得的一切权利。
1903年4月18日，这些要求被提交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立即通报有关各外国。在英、日、美主张拒绝这些要求的鼓励下，中国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国军队根据1902年4月的协定全部撤出满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何新的条件。俄国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经过修改的条件也被拒绝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这一天原定为俄国从满洲撤军的最后日期），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分别订立了《通商行船续约》，开放沈阳、安东和大东沟给外国人贸易和作居留地。为了对直接驳回他们要求的行动进行报复，俄国人重新占领了沈阳。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个远东总督管辖区，畀以战争和外交全权，就象把这些权限给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总督区那样，这样他就把满洲视作高加索那样的被并吞的领土了。［12］
与此同时，日本已开始与俄国进行谈判。它所提出的总条款如下：（1）保持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2）在此两国中维持商业机会均等；（3）彼此承认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既存的合法权利，彼此承认有派遣军队保护这些利益和对付满洲和朝鲜内部骚乱的权利；（4）承认日本在建议和帮助朝鲜实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独占的权利。显然，此时日本已对满洲摆出了一副干预者的架势了。
1903年7月28日俄国政府同意进行讨论，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议。在俄国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国人坚持满洲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至于朝鲜，虽然俄国承认日本在该地有最高利益，但他们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北纬39度北设中立区；不在南部海岸设防。简言之，俄国不承认日本有干涉满洲的权利，同时不给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鲜的权利。虽然俄国后来放弃了中立区的要求，终因双方差距太大而无法调和。日本人已断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战争
经过对两国的幅员、军事准备和财力资源作了认真的估计之后，东京作出了战争的决定。人们认为，日本将赢得头几个战役，在取得实力地位之后再着手和平解决。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向天皇奏报说：“这是一次日本在战场上将十战六胜的良机。果真如此，我们就能指望某个国家会为和平谈判而出面帮忙。”［13］ 这个国家是指美国，罗斯福总统很同情日本，因为它在与俄国交战时打头阵和在维护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两方面都起了作用，而这些中国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国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不愿去做的。［14］ 为了充分利用总统的好意，日本特派总统的前哈佛同学金子坚太郎去华盛顿。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断了与俄国的谈判，隔了一天便开始敌对行动。2月10日，俄国和日本互相宣战。
战争是在满洲进行的，中国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使清廷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在出现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凯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劝告说：“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5］ 1904年1月7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他的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凯再次向清廷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中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16］ 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17］ 但是这个意见显然是行不通的。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18］ 在这个时候清廷才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日本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位。［19］ 中国舆论切齿痛恨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建议罗斯福总统，由美国建议各大国通力合作维持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中立。罗斯福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提议会使俄国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动；另外，派遣国际军队去保卫华北，还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敌意。但是华盛顿当局还是给各国发出了照会，要求它们敦促日俄两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统一”。中立各国以及日本和俄国都同意这个意见，不过却认为满洲不在此限。
战争本身在这里不用赘述了，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在库页岛登陆；并彻底摧毁了俄国的海军，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罗斯福大力帮忙实现和谈。和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心。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20］ 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21］ 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他的结论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结束。［22］
1905年9月5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俄国同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实际上，日本已代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过在1905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23］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
［1］ 刘彦：《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268—269页。
［2］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1页。
［3］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79—82页。
［4］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5］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页。
［6］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页。
［7］ 王延熙和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968年台北重印版，卷16第18页。
［8］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页。
［9］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页。
［10］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页。
［11］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8—339页。
［12］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220页。
［13］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81页。
［14］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页。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页。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6—17页。
［18］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8页。
［19］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27页；卷182第5、7页。
［2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页，1904年6月24日。
［21］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页。
［2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页。
［23］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5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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