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除了甘肃的叛乱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国人。早在1874年2月他经上谕批准后，便要求张曜进军哈密，着手在那里举办屯田。［1］ 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时间以后——即1875年5月——才受命指挥向新疆进军的事宜，他的由刘锦棠率领的主力部队也要到1876年4月才从肃州出发开往新疆。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决策和授权左宗棠能动用巨额款项，这才使得他能够制定出耗资巨万的后勤方案，终于把总数达六万多的人马开进了清属突厥斯坦。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举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汉唐两代。［2］ 另外，这是一场中国人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于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他取得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一段地带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

　　由于清朝过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给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年8月任命景廉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景廉是乌鲁木齐副将，曾收复迤东的奇台。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给景廉输送给养。

　　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因为，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尔侵袭蒙古（例如，1872年从肃州来的一支部队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毁了作为该城骄傲的黄庙）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装蒙古股匪仿效东干人的榜样，也在这里出现了”。［3］ 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蔓延。只是在1874年10月台湾危机（由于五个月以前日本军队在这里登陆而造成）解决以后，才对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复新疆这一代价昂贵的冒险行动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李鸿章在12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议可以承认阿古柏为清朝的藩属，把计议中收复新疆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移作海防之用（见第二章）。但满人政治家文祥，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军，可是他还是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争辩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还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因此他们很可能在新疆打胜仗。［4］

　　一定是这最后一个考虑，才促使清廷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但是，远征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必须予以认真的解决。作为给新疆战事负责运输和供应给养的驻节兰州的总督左宗棠，在1874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够通过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国行号举债三百万两，举债办法与1867—1868年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释说，虽然甘肃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每年在西征饷项名下得到的协饷曾增加到七百余万两，但事实上他每年只收到五百万两，他需要借三百万两债来偿还所欠中国商人的债务。现在他正积极筹划新疆战役的后勤事宜，他建议在1876年1月向外商举债一千万两来完成这一准备工作。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负责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这时是驻南京的总督和经营海防的两员钦差大臣之一，他很反对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可是，清帝仍授权左宗棠向外国方面商借五百万两债款，同时命令户部立即支付给他二百万两（这笔款子事实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专款）。与此同时，清帝命令十二个省给左宗棠解送总数达三百万两的款项，以凑足他所需要的巨款。1877年终于从汇丰银行借到五百万两，分七年偿还，而以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5］ 在从1875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1877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棠共收到二千六百七十万两，平均每年收到八百九十万两。1878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三百五十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1878—1881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二千五百六十万两，即平均每年六百四十万两。［6］

　　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的筹划和战略，以及他对复杂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当。左宗棠早就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东准噶尔。东干人在那里很活跃，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基地——六城地区——而与之进行决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宗棠首先需要使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这两个城市获得充分的供应。为了通过甘肃走廊和这些城市之间的沙漠道路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五千辆大车、二万九千峰骆驼及五千五百头驴和骡。粮食供应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张曜所计划的在哈密实施的军垦虽然据说在1875年已开出一万九千亩土地，但并不产粮。甘肃的粮价本来就很高，在那里启运很不合算。左宗棠的经验表明，通过肃州和哈密之间艰难险阻的沙漠、随后又要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把粮食运到巴里坤，这意味着沿途要损耗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发现，为北部新疆获得粮食的一个较经济的办法，是应远到归化或包头以及宁夏的一些地点去购买粮食，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巴里坤。在1876年极困难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军队就是从这种来源弄到粮食的。［7］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还应归因于这一事实：他现在增多了对欧洲武器或者中国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给他的部队分配了欧洲制的来复枪，这种枪他曾贮备了一万五千支。到1876年，新疆清军的装备有连发枪、发射12磅或16磅炮弹的钢炮、克虏伯的撞针枪和一门欧洲大炮（此炮“能致远数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左宗棠在兰州的兵工厂除了制造枪弹和炮弹（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钢枪管后膛枪”，这是一位俄国官员所亲眼目睹的。左宗棠的有些部队还在使用旧式劈山炮，但他们似乎没有继续使用土炮。［8］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然是由于自己有实力，但也由于对手虚弱之故。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后，也曾在两年后想起来造反。可是，他们被再一次打败了。白彦虎在新疆的传奇中被当作阿訇而为人们所传诵，他于1874年随身带了肃州和敦煌的东干残余来到北疆。他在距乌鲁木齐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也象新疆的东干人那样，他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9］ 这时，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欧洲方法来训练他的军队。按照1876—1877年访问过六城地区的一位俄国军官的估计，他的军队总计达45，360人。阿古柏已经在向中亚通商洋行这一新开设的英国商号购买现代武器。他也有一个能生产“击发火器”的兵工厂。可是，他的部队的士气却很低。许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地征调来的。经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锐的安集延骑兵中也是如此。六城地区诸绿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负责征兵的，他们也不时在每年的税赋外被专横地大量征款，所以据说在居民及其头目和官员中都有不满情绪。［10］

　　甚至俄国人也给清军以帮助。早在1875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兰州的左宗棠时，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队提供五百万斤粮食，价格极其公道。1876年中期，三百万斤被发往奇台，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助，因为那时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是粒米不见的。［11］ 正在此时，左宗棠的部队在刘锦棠和满洲将军金顺的率领下，已在新疆发动了进攻。

　　在乌鲁木齐迤北一带的市镇上，新疆东干人纠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挣扎。乌鲁木齐东北十五英里的古牧地城墙很厚，它遭到了刘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击。左宗棠上报说，有六千名回民被杀，二百一十五名被俘；只有几个回民——包括白彦虎在内——逃掉。次日，即8月18日，乌鲁木齐不战而弃守。但在玛纳斯，金顺的装备较差的军队所发动的包围在将近两个月中未能得手，直到11月初才将其攻克。他们的城墙被摧毁，几千名东干人于最后撤出城门之后被消灭。［12］

　　阿古柏伯克在这时带了约一万五千人往东来到吐鲁番。他派了一支部队去协助守卫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但因到达时间过晚而马上被击败。在肃州总部指挥战事的左宗棠给他的同僚写信说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13］

　　阿古柏在达坂城建造碉堡，这是控制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要隘的北门锁钥。但在4月份当天山山麓积雪融化使军事行动又能进行时，刘锦棠即进攻达坂城，仅仅四天时间就攻占了此地。［14］ 阿古柏的军队中继续有人开小差，他的那些在诸如阿克苏等绿洲城市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在1867年以前曾在清朝统治下当过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现在又与清军有所往来，并且为清军效劳。左宗棠从肃州致书给即将离开哈密去进攻吐鲁番的张曜说，优遇南疆居民是一项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左宗棠给刘锦棠写信时指出，要抓获的两个主要敌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彦虎，另外还有其“死党”。左宗棠并不过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达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国人报告说，刘锦棠曾经“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15］

　　阿古柏伯克政权的厄运现在迅速来临。张曜于4月26日进入吐鲁番，同一日刘锦棠也拿下了它西边四十英里的托克逊。阿古柏退到了库尔勒，几天以后即在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诸子争立。清军一个接着一个地克复了绿洲市镇。白彦虎至少在两次小仗中出现过，但总是得以逃脱。喀什噶尔在12月被清军收复，阿古柏的长子及白彦虎退入俄国境内。1878年1月，清军已光复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16］ 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危机自然要求摆出一副军事态势，左宗棠的部队要长期留驻新疆。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总部迁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京商讨和战问题（见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请应在新疆设行省。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就发现有中国的商人、农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迁入东疆，因此他相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仅仅处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组织，就会使这一地区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17］ 左宗棠的建议，虽在细节上有所修改，在1884年付诸实行，也就在这一年刘锦棠变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抚（供职期为1884—1891年）。北京最明确的动机是想节省新疆庞大勇营的维持费用，因为甚至在伊犁危机以后这笔费用也每年高达七百九十万两。改新疆为行省，便可预期把现有的军队减少到三万一千人。他们将被编入绿营，由外省调拨协饷供给给养，每年所费拟减至四百八十万两（此数之百分之三十将代新疆转拨给甘肃，以弥补该省为新疆输送军需品等支出的费用）。与此同时，新疆的税收体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该省在财政上最后能达到自给的程度。［18］

　　在行政组织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抚驻乌鲁木齐，全省拟划分为二十六个州县、十个厅、六个府和四个道。1887年完成了地籍调查。从一千一百四十万亩可耕地中可征收实物税粮食二千万斤，饲草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现金税额仅被定为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二两。旧时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继续留用，在新制度下当乡约或书吏。他们实际上是税吏，而且“乡约之借势虐民，与昔日之伯克无异也”。［19］ 这里也开征厘金税，但在1892年即予取消，因为它一年只不过收入厘金二万两略强一点。根据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俄国商人在新疆享有“临时的”豁免纳税的身份，因此他们事实上经营着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贸易。由于他们免交厘金税，所以要开征厘金，就不过意味着鼓励所有其他商人去与俄国人合伙而已。来之不易的中国的这个新行省，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使之足与俄国的影响相抗衡，因为俄国的影响有比阿古柏伯克强大得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1］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第19、79页。

　　［2］ 《左文襄公家书》，卷6第58页。

　　［3］ 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页。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54页。

　　［4］ 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员李云麟。见李云麟：《西陲事略》，第2—3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7第36—37页。

　　［5］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9—122页。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措这五百万两款子。1877年10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10％，银行付给公众8％。”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1册第251页。

　　［6］ 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12第1期（1968年）第56—58页。

　　［7］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页。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8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3页；卷16第27页；卷17第1、39页。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具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页。

　　［8］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卷15第41—42页；卷16第31页；卷17第14、15、36页；卷18第26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第156—157页。

　　［9］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页。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第142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第36、44页；卷7第23—2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9页；卷16第65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5—6页。

　　［10］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97—206、243、249—250页。弗莱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第3期（1939年），第483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11］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34页；卷16第10页；卷17第5页。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第59页。

　　［12］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4、58页。

　　［13］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11页。

　　［14］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5页。

　　［15］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22、34页。

　　［16］ 关于1878—1879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他东干人所挑起的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页。

　　［1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页。

　　［18］ 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年新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六——七章。

　　［19］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