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军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多。［1］ 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2］
新军大力进行教育（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士兵们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③
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较谨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正。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与过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学就蔚然成风。当1905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尽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的起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他在参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1902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到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他曾升任新军中的几个要职。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1904年就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企图联合学生、士兵和秘密会社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904年与黄兴合搞一次起义的企图失败后，湖北的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重新组织起来。从1906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虽然组织名称相似），这可以从“军队同盟会”和“振武学社”等名称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了警告，说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日益频繁，活动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从1906年初到1907年1月）。这样就开始了1907至1910年时期摆脱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直到1911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动几乎停止，因为它的领袖（一名新军士兵）被调往四川。这件事说明组织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组织起来。共进会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创始人孙武从日本归国。他很快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便转向新军征集会员和盟友。同时，共进会最合理的潜在同盟者“军队同盟会”被“群治学社”接替。新名称是能说明问题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经镇压了一批声称有权为民主公开集会的集团。甚至梁启超的温和的政闻社也被镇压。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宪政计划的同时，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变这些计划的活动。就在这个过程中，湖北群治学社的成立可被视作对当局的一种公开和对抗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出现的。随着她对政权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当群治学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学社代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陆军部长委托一位美国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军已经趋向反满。［3］
在1910年，时机仍未成熟，军队不能单独行动，连试一下的准备也没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进会和振武学社等组织发现还不可能进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军中取得的成绩并不一样。在1909年前，他们在北方争取到的拥护者比南方少；但从那时起，同盟会会员开始担任北洋军中的要职。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长期进行的广州，准备仍不充分。例如，同盟会企图组织新军兵变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动现在真相大白，它不过是一次地方暴动，而不是一次革命起义。这就是地方官员颟顸无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广州暴动；革命派当时无非想利用（但没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4］ 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军的不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部队来回调动频繁，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1911年1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入社。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共进会进行竞争。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协调他们的活动。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们，我们会一无所得。”［5］ 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年召开国会（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次强烈。在1910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宪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6］ 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7］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与清廷对抗。”［8］ 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年4月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时间是在1908年，《民报》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来有激烈的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年初期被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备，他们在1911年4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1］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页，540—646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以及《辛亥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页；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页和377—378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年滇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2］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册第20页。
［3］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114页）提出，到1911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4］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第76—77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页。
［5］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页。
［6］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页。
［7］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页。
［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页。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多。［1］ 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2］
新军大力进行教育（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士兵们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③
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较谨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正。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与过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学就蔚然成风。当1905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尽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的起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他在参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1902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到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他曾升任新军中的几个要职。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1904年就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企图联合学生、士兵和秘密会社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904年与黄兴合搞一次起义的企图失败后，湖北的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重新组织起来。从1906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虽然组织名称相似），这可以从“军队同盟会”和“振武学社”等名称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了警告，说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日益频繁，活动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从1906年初到1907年1月）。这样就开始了1907至1910年时期摆脱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直到1911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动几乎停止，因为它的领袖（一名新军士兵）被调往四川。这件事说明组织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组织起来。共进会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创始人孙武从日本归国。他很快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便转向新军征集会员和盟友。同时，共进会最合理的潜在同盟者“军队同盟会”被“群治学社”接替。新名称是能说明问题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经镇压了一批声称有权为民主公开集会的集团。甚至梁启超的温和的政闻社也被镇压。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宪政计划的同时，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变这些计划的活动。就在这个过程中，湖北群治学社的成立可被视作对当局的一种公开和对抗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出现的。随着她对政权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当群治学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学社代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陆军部长委托一位美国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军已经趋向反满。［3］
在1910年，时机仍未成熟，军队不能单独行动，连试一下的准备也没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进会和振武学社等组织发现还不可能进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军中取得的成绩并不一样。在1909年前，他们在北方争取到的拥护者比南方少；但从那时起，同盟会会员开始担任北洋军中的要职。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长期进行的广州，准备仍不充分。例如，同盟会企图组织新军兵变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动现在真相大白，它不过是一次地方暴动，而不是一次革命起义。这就是地方官员颟顸无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广州暴动；革命派当时无非想利用（但没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4］ 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军的不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部队来回调动频繁，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1911年1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入社。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共进会进行竞争。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协调他们的活动。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们，我们会一无所得。”［5］ 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年召开国会（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次强烈。在1910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宪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6］ 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7］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与清廷对抗。”［8］ 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年4月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时间是在1908年，《民报》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来有激烈的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年初期被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备，他们在1911年4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1］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页，540—646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以及《辛亥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页；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页和377—378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年滇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2］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册第20页。
［3］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114页）提出，到1911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4］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第76—77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页。
［5］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页。
［6］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页。
［7］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页。
［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