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点说明

　　我谈的“经书”，不是“经学”。要谈“经学”，谈何容易！一部“经学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思想斗争史，主线是政治思想斗争史，甚至政治斗争史。这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打着“经学”旗帜进行斗争的历史。涉及各种学说、学派和它们的来龙去脉，即它们的产生、成长和衰落的过程，自然要研究历史的各个领域，因为它是各家各派兴衰的背景。写一部这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洋洋大观的专著，不是“浅谈”所能了，更不是我的学力所能了。

　　经书浅谈，只限于浅谈各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著作年代，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

　　我谈的“经书”，其实就是“十三经”，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到今天还习以为常，不是有《十三经白文》、《十三经索引》、《十三经注疏》等等可以为证吗？这是“儒家”的经典。拆穿西洋镜，也不过那么回事。

　　二、“经”名考

　　为什么叫“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经”作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而清末俞樾却认为“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依俞樾说，“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剑不插在剑鞘里，偏要挟在腋下，不但古代无此说法，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俞樾的说法有破绽。总之，面临交战，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自未免可笑，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因之，《吴语》的“经”，我们不看做“兵书”。《墨子》有《经》上、下篇，也有《经说》上、下篇。《经》的文字简单，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庄子·天下篇》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墨经》，可见“墨经”之说起于战国。《经说》便加以说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不知《道经》是什么时代的书。《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经”和“说”，可能是仿效“墨经”的。可见，“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礼记》有《经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至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一类医书，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便不讨论了。

　　由上所述，“经”名之起，不在“儒家”。“经”的意义，也未必是用它“经常”的意义，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今文派”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经”，他们不懂，“经”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后代把“经书”这一“经”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说叫做“佛经”，伊斯兰教有《可兰经》。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抱朴子·外篇·勖学第三》也有这一说法。在考古发掘中，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残迹。“经”本是丝织之名，是否因以丝织物装成册而给以“经”名，前人多主此说，但也难以肯定，因为用丝、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不止“经书”。

　　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开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似乎“六经”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说。如果这说可信，甚至“六经”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说我研究这“六经”。可惜的是《庄子》这部书，自己也说“寓言十九”（见《寓言篇》），不尽可信。但总可以证明，在战国时，儒家已有“六经”。《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几句话意思是，“《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礼》讲的是应对进退、周旋揖让，《乐》讲的是声音和谐，《易》讲的阴阳，《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这种道术分布在四方而在诸侯各国中有所表现和设施的，各家各派有时有人称道它。”这样一说，“六经”不但是儒家所专有，而且它是以后“百家争鸣”的学术源泉。汉代尊经，据郑玄说，“六经”'的竹简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贾公彦《正义》引郑玄《论语序》）。从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汉墓所出土的竹、木简的《仪礼》看来，这话是可信的。

　　三、《十三经》的完成经过

　　如上所说，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见贾谊《新书·六术篇》）。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我还猜想，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肩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各国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所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褥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它的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了，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我却认为，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泰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末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