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等人为挽救危局,奏请永历帝派了五名太监前往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让他们火速抽兵西上,进攻重庆,借以牵制清军南下。负责联络川东各支抗清力量的永历朝廷大学士(督师阁部)文安之当即组织忠州、万县、梁山地区的涪侯谭文、仁寿侯谭诣、新津侯谭弘(即所谓“三谭”)与驻守巫山、兴山一带的原大顺军余部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马腾云、塔天宝等抽调精兵十六营乘船溯流而上。川东各明军将领知道形势紧急,都同意出兵反攻重庆。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七月三谭和刘体纯等部明军曾一度进攻重庆①。清吴三桂带领的军队当时正推进至遵义(明代遵义属四川省,清朝划归贵州),他惟恐后路被截断,粮饷不继,率领主力赶回重庆防守②。川东明军由于兵力不足,被吴三桂军击败③。十月,吴三桂部继续南下贵州。十一月,川东明军再次西攻重庆。这次战役事先作了通盘的安排:由太监潘应龙联络三谭和“十三家”(指原大顺军余部)的水师乘船进发;督师阁部文安之亲自统领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贺珍、马腾云等全营主力沿长江两岸陆路前进④。十二月初二日,谭文和镇北将军牟胜所部七千人乘船一百五十八艘先行到达重庆城下,分三股进攻该城:一路攻朝天门,一路攻临江门、千厮门,一路攻南纪门、储奇门、金子门。清重夔镇总兵程廷俊、建昌镇总兵王明德据城顽抗。战至十二月十三日,谭诣率领所部和“十三家流贼伪总兵”袁尽孝部水师六七千人乘船一百三十艘赶到重庆城下①。清四川巡抚高民瞻见明军势大,吓得弃城而逃②。十五日,双方仍在激战之中,明军突然发生内变,谭诣把谭文刺杀,率部降清,导致战役全局逆转。据清方文书记载,内变的原因是“谭诣久有归顺之心,苦为文所胁制,故行止不得自由”③。谭文从十二月初二日进攻重庆起,同清军激战了十二天,谭诣才率部前来,到达重庆城下后又不肯出头厮杀。谭文、牟胜见他形迹可疑,进行诘问。谭诣心中有鬼,即于十五日晚抢先下手刺杀谭文,随即派总兵冯景明到临江门下喊话,进城向清朝官员联系投降事宜。当时,重庆城里的清军不多,求救的“羽书迭告”。清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在十二月初九日接到重庆危急的报告,十一月从保宁领援军起程,直到重庆解围,援军还只行至合川。正是在川东明军源源到达,而增援清军尚在途中时,重庆已危如累卵,忽然得到这一意外消息,有如喜从天降。清军守将重赏来使后,马上派人随同前往谭诣营中验视,证实谭文果然被杀。立即同谭诣约定乘其他明军尚未得知真相之机,于次日“协力剿杀”。十六日,清军出城迎战,谭诣也率部突然反戈相向,谭文的部众和袁尽孝所统水师措手不及,“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数”①。明军水师大败顺流东撤,清军追到铜锣峡口才收兵回渝。十七日,谭弘在谭诣引导下向清军投降。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清廷封谭诣为向化侯、谭弘为慕义侯②。
由陆路进发的明军行至丰都县时,传来了水师发生重大变故的消息,文安之等人知道攻克重庆的目标已经难于实现,被迫回师东撤③。
这样,不仅永历帝和李定国指望夔东明军反攻重庆借以拖住由川入黔清军后腿的计划化作泡影,而且忠州、万县地区也沦入清方之手。双方的距离更加遥远,呼应不灵,完全谈不上配合作战了。
夔东明军进攻重庆之役虽由于谭诣、谭弘叛变致败,然而这一战役本身就说明夔东十三家大多数将领是坚决抗清的,也是顾全大局的。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这支重要的抗清武装在南明朝廷内几乎一直遭到歧视和排挤,早在隆武时期何腾蛟、章旷等人控制着湖南全境时,就在驻地粮饷上对其多方进行刁难,后来在永历朝廷内又受到瞿式耜、陈邦傅、李元胤等人的倾轧。孙可望掌权时,也从来没有对其提供后勤支援,把这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放在关键位置上。只有堵胤锡和刘文秀胸怀全局,主张重用十三家共图复明大业,但是他们自己就不得志,空言无补。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定国受马吉翔等人挑唆,没有采纳刘文秀遗表中的建议由滇入川,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作为永历朝廷后期实权人物的李定国,只想利用夔东明军进攻重庆减轻云、贵压力,却未能想到以主力出川,同十三家会师。如果定国主力由建昌、宜宾、乐山向重庆推进,谭诣、谭弘叛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减少,西南两大系统的明军会合后兵力还相当强,整个战局的演变将会有所改观。
① 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四册,A34—123号。
② 刘健《庭闻录》卷三。
③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四川总督李国英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八月丙寅朔丙子日“平西王吴三桂奏报:贼寇薄重庆城,我军炮击贼船,伤死甚多,贼众败遁”。
④ 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揭帖中没有提到郝永忠、李来亨、王光兴等部,估计是让他们留守夔东基地,以防止湖广清军乘虚来袭。
①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渝围已解,谨汇报情形,仰祈睿鉴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五八一九六一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记载,四川巡抚“高民瞻在重庆时,会夔门诸逆狂逞犯城,竟弃城逃遁,赖大兵救援始解”。同书卷一三八又记:“民瞻在重庆,值夔门诸逆犯城,民瞻弃城逃遁。”顺治十七年七月查实,得旨革职。
③ 上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又,谭诣自称他在顺治七年、九年、十五年先后三次暗中派人向清方接洽投降。文安之部署水陆大举进攻重庆后,他又到万县同谭弘密商归附清朝,并派使者赴保宁通报军情,见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谭诣揭帖。
① 前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
③ 前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按,谭诣自称他耽心陆路明军知道消息,自己星夜放舟赶到丰都杀败“诸贼”,一直追到万县。这显然是夸功之辞。明军水师战败后东撤的残余水兵必然向陆师报告情况,文安之和领兵大将在基本失去水师战船的情况下,只有决定退兵。
由陆路进发的明军行至丰都县时,传来了水师发生重大变故的消息,文安之等人知道攻克重庆的目标已经难于实现,被迫回师东撤③。
这样,不仅永历帝和李定国指望夔东明军反攻重庆借以拖住由川入黔清军后腿的计划化作泡影,而且忠州、万县地区也沦入清方之手。双方的距离更加遥远,呼应不灵,完全谈不上配合作战了。
夔东明军进攻重庆之役虽由于谭诣、谭弘叛变致败,然而这一战役本身就说明夔东十三家大多数将领是坚决抗清的,也是顾全大局的。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这支重要的抗清武装在南明朝廷内几乎一直遭到歧视和排挤,早在隆武时期何腾蛟、章旷等人控制着湖南全境时,就在驻地粮饷上对其多方进行刁难,后来在永历朝廷内又受到瞿式耜、陈邦傅、李元胤等人的倾轧。孙可望掌权时,也从来没有对其提供后勤支援,把这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放在关键位置上。只有堵胤锡和刘文秀胸怀全局,主张重用十三家共图复明大业,但是他们自己就不得志,空言无补。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定国受马吉翔等人挑唆,没有采纳刘文秀遗表中的建议由滇入川,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作为永历朝廷后期实权人物的李定国,只想利用夔东明军进攻重庆减轻云、贵压力,却未能想到以主力出川,同十三家会师。如果定国主力由建昌、宜宾、乐山向重庆推进,谭诣、谭弘叛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减少,西南两大系统的明军会合后兵力还相当强,整个战局的演变将会有所改观。
① 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四册,A34—123号。
② 刘健《庭闻录》卷三。
③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四川总督李国英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八月丙寅朔丙子日“平西王吴三桂奏报:贼寇薄重庆城,我军炮击贼船,伤死甚多,贼众败遁”。
④ 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揭帖中没有提到郝永忠、李来亨、王光兴等部,估计是让他们留守夔东基地,以防止湖广清军乘虚来袭。
①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渝围已解,谨汇报情形,仰祈睿鉴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五八一九六一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记载,四川巡抚“高民瞻在重庆时,会夔门诸逆狂逞犯城,竟弃城逃遁,赖大兵救援始解”。同书卷一三八又记:“民瞻在重庆,值夔门诸逆犯城,民瞻弃城逃遁。”顺治十七年七月查实,得旨革职。
③ 上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又,谭诣自称他在顺治七年、九年、十五年先后三次暗中派人向清方接洽投降。文安之部署水陆大举进攻重庆后,他又到万县同谭弘密商归附清朝,并派使者赴保宁通报军情,见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谭诣揭帖。
① 前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
③ 前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按,谭诣自称他耽心陆路明军知道消息,自己星夜放舟赶到丰都杀败“诸贼”,一直追到万县。这显然是夸功之辞。明军水师战败后东撤的残余水兵必然向陆师报告情况,文安之和领兵大将在基本失去水师战船的情况下,只有决定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