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滋兰意，千秋共此心。春风开绛帐，雾月见幽襟。虚室尘嚣远，青灯竹影深。弦歌七十载，嘉树已成阴。
一
1989年清明，彦威师为我讲授汪容甫名篇《汉上琴台之铭》毕，尝赋诗一首以寄感慨，中有句云：“人生几度清明节，应记滋兰此日心。”拜诵先生之作，我内心极为感动。伏想先生之治学为人，诚如后汉郭林宗品鉴黄宪之言：“叔度汪汪如万顷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我辈后学无法蠡测。然九十年学者生涯，先生著述斐然，成果累累，文史方面，无疑卓然大家。尽管如此，先生评价自己一生，仍然认为，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学术研究，另一件是教育人才，后者的价值不在前者之下。的确，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他将培养人才，视如屈子当年的“滋兰九畹”，从教七十年间，为之抛尽心血。而“滋兰”一语，真可见出先生对事业所投入的挚爱深情，其境界，是远远超乎一般意义上的以教育为职业的。
尽管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早已由他许多昔日的弟子在事业上的成功所充分证明，然而，要想在先生毕生从事的育才工作中举出若干显赫的例子，究非易事。因为，先生默默耕耘几十年，教学艺术几入化境，他培养学生，更多表现为一种春风化雨、布叶流根的自然过程，其主要的成功之处，隐藏在“润物细无声”的平淡之中。而先生为此付出的劳动，更难以尽为人道。作为先生最后的一批学生，除本科不算，我前后忝列先生门墙七年，对先生在耄耋之年，苦心孤诣，殷勤滋兰，有着很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在此挂一漏万，写出我的一些印象。
缪钺（中）
二
彦威师早年执教浙江大学，深受当时浙大竺可桢校长所倡导的爱护青年、培植士气的优秀校风影响。在1982年的浙大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之际和1990年教师节时，先生都曾作诗撰文，怀念竺先生的民主治校，鼓励学生进取，“爱才尊士气，汲古继贤踪”。秉此遗泽，先生在教学中，对弟子思想、学习、工作、生活诸方面，既严格要求，又无微不至地予以关怀。先生崇尚“经世致用”之学，从不把学问和做人分割开来，所寄怀于学生的，既不是侈谈“理论”，空疏无学，也不是死守书斋，不通时务，而是要胸怀大志，不捐细小，脚踏实地，发奋努力，对社会负起应尽的责任。正如先生自己所说，他“通过讲授文史课程，阐述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古代贤人志士高风亮节，以培养学生广阔的襟怀，远大的志向，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责任感”。
我在本科读书的最后一年，曾经听过好几次先生的学术报告，先生在褒扬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同时，每一次都极力阐释发挥清初顾炎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治学宗旨，在道德学问上给我们提出榜样目标。以后，先生又把对弟子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为“为人耿介，治学谨严，做事勤敏”，教育学生正直、坦诚，不曲学阿世，媚俗取容。由于先生的品格学识加上身体力行的作用，他对学生思想上的严格要求，绝非只是空洞抽象的说教。而我们耳濡目染，在先生那里所学到的，又何止课堂上讲授的有限内容。
先生勤劳工作一生，有非常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几十年来，没有节假日，没有午休，不论寒暑，笔耕不辍。但只要有人求教，先生总是热心指点，诲人不倦，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1977年后，有许多好学上进的中、青年人，从全国各地给先生写信，讨论学术，请教问题，以至倾吐心中的苦闷。先生总是不厌其详地及时覆信，为他们解疑释难，开导思想，对其中有才华者多方奖掖扶助。这种通讯关系，往往持续若干年，以至许多收信人虽与先生素未谋面，但早已把先生作为他们精神上最亲近的老师了。尽管这些书信往来很费工夫，先生日常的教学科研任务也很繁重，但先生却长期乐此不疲，不仅工作安排得井然有秩，书案上也永远整洁清爽。先生告诉我，他平生的座右铭就是“好整以暇，案无留牍”。我知道，这八个字看似容易，做起来实难，它所体现的前辈学术大师闲雅从容的风度修养，我辈虽难企及，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学到先生的勤奋和对他人、对世事的关心负责态度。
有一件小事我很有感触：先生本身书法造诣甚高，且作风认真严谨，所以虽然目力不好，但只要著文写字，总是一笔清逸娟秀的小楷。受先生熏陶，同门之中，亦大都字体娟好。但我却书法甚劣，又往往字形潦草，不合规范。记得读硕士时，有一年暑假中完成论文初稿，没有誊写得工整就带去给先生看，先生为此相当严厉地批评了我。我对此感到震动，同时多少也有点不解：不过是一篇草稿，为何如此认真？但是经过这次教训，以后我每次抄写文章，都不吝花费时间，尽量一笔一划写工整。在先生指点下，还临帖练习过一段时间的书法。毕业后到了工作单位，有一次一家刊物来约稿，我按照在先生教育下养成的习惯，撰成后工整眷录寄出。不久后约稿者特意来信，肯定了稿子的质量和我的认真，还颇为感触地说：“不愧是缪老的学生。”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悟到先生在这些看似枝末的地方对我们不放松要求的深意。实际上，这是个做人的态度问题，其中所表现的，既有在治学和处世上的严肃而不苟且，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的尊重。
先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亲历了时代社会的种种变迁，非常希望下一代学人能有一个较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将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保存承继下去。记得在1988年前后，校园经商之风大起，新的“读书无用论”又见流行，许多刻苦学习的学生，由于种种精神和物质的干扰而处境维艰。先生对这种状况十分忧虑，一再在《群言》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爱护人才，理解人才，改善青年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今物价飞涨，生计艰难，而赚钱至上，读书无用之思潮弥漫于社会之时，仍有不少的研究生甘处穷困，黾勉向学，希望将来能以所学专长贡献于国家，他们的志向是可贵的。我希望中央决策的同志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而提高其待遇，使他们能安心治学，不忧生计，于毕业涉世之后，又能给他们适当安排工作，使其所学有所用，发挥专长，决不可使他们常怀沦落之感，而斫丧人才于冥冥之中。”文中一片至热至诚之心，令读之者动容。
当时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面对现实，亦难免迷惘。先生觉察到我的困惑，特手书一诗相赠，鼓励我立志坚定，毋为眼前逆境所扰。诗云：“治学长宜放眼宽，平芜千里独凭栏。从来魏晋称衰世，每读歌辞感百端。作者数人神不灭，奇文万字写应难。君看梅蕊垂垂发，能抵春风十日寒。”先生的这份关切勖勉之情，成为我在以后学习工作中克服诸多困难，努力进取的动力之一。
三
大学毕业前夕，指导我毕业论文的柯建中老师给了我一个忠告：如果想报考研究生，就一定要选择缪老这样“学有素养”的老先生。十余年后的今天，回想先生对我们的培养过程，我深深感到，能够师从先生，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先生很重视基础教育，常说，做学问如果不是先切实读书，打好基础，而是急于找题目、写论文，“就像在温室中培养植物，可能见速效，开几朵花，但是再继续多开就不容易了。至于生长在平原广野深山大泽中的花树，经过日光的照晒与雨露的滋润，虽然生长得慢一些，但是根深叶茂，经受风霜，可以开放无穷的花朵，结成丰硕的果实”。
在读硕士期间，我们看到有些专业的同学，一入学就着手准备学位论文；先生却不然，最初几个学期，对论文几乎只字不提，只是针对我们知识结构的薄弱之处，指定了许多必读书，开设了《文选》《魏晋南北朝史重要史料》等课程。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在先生指导下，阅读了这一时期的全部正史及《通鉴》《文选》《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清人、近人和今人的有关论著，以读书笔记方式做了若干作业。
所设课程中，先生为我们讲授的《文选》诸篇目，特别使我们获益匪浅。先生从《文选》各卷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章，让我们熟读原文和李注，然后进行重点讲解。针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先生在散文之外，着意给我们分析讲解了许多骈文名篇，指出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作法及阅读理解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往往是一篇文章虽然字面上读熟，但并不一定尽得要领，然而一经先生讲解提示，文中的警策精华之处就一一毕见，令人心折。由于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比较扎实，我后来选择了一个涉及文史哲三方面的论文题目，下笔颇觉得心应手。
我因为自幼喜欢文学，在学习中，逐渐对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产生兴趣，于是尝试着用这一方法做了题为《郭璞〈游仙〉诗与魏晋玄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生在对这一治学方向予以肯定和鼓励的同时，也给我指出了努力的目标。或是针对我治学上的弱点，先生在我毕业时，曾手书一幅宋人赵德麟论学之语赠我：“尝谓读千载之书而探千载之迹，必须尽见当时事理，如身履其间，丝分缕析，始终备尽，乃可以置议论。若略执一言一事，未见其余，则事之相戾者多矣。”我体会先生的意思，当是希望我细心读书，更敏锐深刻地观察理解所研究的时代和人物，对古人思想感情行为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乃至不得不然的衷曲。在设身处地之中，将认识的对象和自己的一份同情，诉诸更高层次的理性批判。做不到这一点，文史结合、以诗文证史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当我在三年后重回师门，并选定《魏晋诗人与政治》的博士论文题后，先生首先就要求我从此着手，深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与社会的本质特征及活动于这一环境中人们的命运遭遇。
先生多次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乱世，战乱不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政局经常变化。因此这一时代的诗人处世维艰，不论入仕与隐居，均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上受到心灵的或肉体的折磨打击，由此造成他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复杂心情，而这种心情又往往通过诗歌隐微曲折地表现出来。”为了探寻魏晋政治对诗人的影响及诗人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真相，先生还要我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反复研读陈寅恪等先生的有关著作，学习前辈学者对问题的观察力和灵活联想力，以便更好地掌握文史互证的方法。
作为受历史专业训练的学生，采用以诗证史方法撰写论文，真正的困难尚不在于单纯的史论，而在于怎样具备较高的文学欣赏水准，以深挚的情怀去感受古代诗人的作品，不仅通晓文字更要读出“心声”。先生向来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常是用比兴、蕴藉、曲折、隐微的艺术手法表达情思，不像史册记事那样明显易懂，这就要求治史者也应具有相当的文学欣赏能力。”为了提高我在这方面的素质修养，先生平时授课，常举出前人之作，参度得失，剖析利病，有意识培养我对古代诗文作品的理解鉴赏批评能力。
当时，先生已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叶嘉莹先生合作完成了词学批评著作《灵谿词说》，正在撰写该书的续集。他不仅嘱我认真阅读已出版的《灵谿词说》，体会其中论词的幽情微旨，而且续集的文章每完成一篇，都要给我介绍该文对有关作者及作品的认识过程和批评方法、相关的背景材料等等，使我从中悟到很多字面以外的东西。到1988年，先生又出面提议并报请有关部门同意，聘请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精深造诣的叶嘉莹先生兼职作为我的导师，共同参加培养。叶先生学贯中西，有丰富的治学经验，她讲古典诗词，特注意其内在的感发力量，同时又能运用西方意识批评、符号学、现象学、接受美学等新理论、新观念，对古人作品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分析透视，对于全面深入理解作者和作品极富启发作用。而我也通过叶先生的授课指导，专业素养上获益甚多。
为了提高我写作时的文字表达力，先生还针对我的弱点，几乎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写好文章。先生少习古文，曾受教于清末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的再传弟子，作文讲究义法和文字的清疏雅洁，所以骈文散文均章法谨饬、隽丽可观。在文史学界，先生所撰文章著作的文笔之美，是有口皆碑的。先生认为，好的文章，首先应是文气相属，句断意连，宕折有致，结构则简练精要，不枝不蔓，无芜辞累句。为了纠正我作文时文气扞格不通，逻辑不强，文字时见冗杂枝蔓之病，先生费尽了苦心。
记得有一次去见先生，先生拿出一部《宋文选》和一本《汪容甫文笺》让我带回去读，并对我说：“为了纠正你写文章的毛病，我思之再三，认为你首先应当用心揣摩熟读宋代的好文章，汲取其结构严谨，语言精确，流畅婉转，雅淡平和的优点。此外，汪中的文章是融合汉魏晋宋诸家之长而自成一家，文藻秀出，宕逸清美，尤其应当细加揣摩，领会学习其文能‘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的妙处。”此后，先生多次给我讲解汪中的文章，其名篇如《黄鹤楼铭》并序、《汉上琴台之铭》并序、《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并序、《吊黄祖文》并序等，都一一作过精辟的分析，结合作者身世，指出沉郁顿挫所在，变化开合之迹，以及言外之感，弦外之音。先生还常用他自己的旧作或书信为例，示范文章的写法。后来出版的《冰茧庵序跋辑存》中许多篇文章，都曾被先生用作例证，详尽地说明作文章的甘苦，应当如何起头，如何结尾，何处当详，何处当简，何处点睛，语言如何清省优雅得体等等。
这些年来，我所写的文字，大多交呈先生看过，不论它们繁简长短，先生均不惮其烦，详加批改，从逻辑结构、字句语汇，再到引文出处、书写格式等，都悉心审订。甚至连错别字和用得不当的标点符号，先生也要亲手加以改正，当稿子发还我时，往往已是朱墨满纸。看到稿子上先生工整的蝇头小字批语，想到先生白内障手术后仅有0.5的单眼视力，我内心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但遗憾的是，才分所限，至今我仍旧没有学好写文章的本领，真是愧对先生。
与训练我的文学鉴赏力、文学表达力等诸方面能力的工作相配合，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也用了很多心力培养和指点我。吟诗填词对于我，本是一种业余爱好，以前不过随意遣兴，信笔涂鸦而已，并未真正入门。后来先生指导我们读曹植《与杨德祖书》，书中有“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之语，我深有所感。常想，如果学者不能在诗词创作上具备相当水准，那么读前人之作，必定很难心领神会，体察到作者所以这样写的用意。譬如先生和叶先生，所以能够知人论世，对古代文学作品体悟精深，与他们本身就能写出很好的诗篇是分不开的。
先生少事吟咏，博采名家，对诗词之道的见解、追求都十分高远。他十分推崇黄晦闻、陈寅恪等前辈学者的诗，常说：好诗应兼有唐宋诗之长，既有情韵，绵邈幽深，复具哲理，曲折峭拔，二者融为一体，可创立新境。先生还曾在一首诗中用优美的文学语言概括词的意境：“论词似悬最高境，奇气灵光兼有之。玉宇琼楼饶远想，斜阳烟柳寄幽思。由来此事关襟抱，莫向瑶笺费丽辞。察物观生增妙趣，庭中嘉树发华滋。”
为了使我领悟到诗词艺术的幽深曲折之美，高邈修远之境，在创作上深入门径而不流于凡庸，先生取法其上，常选取一些古今名篇佳作详加析评，大致从唐宋名家之作到近代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的作品都曾涉及，令我在此方面的理解力和品鉴力逐渐得到提升。在创作的方法技巧上，先生可谓金针度人，把手教绣，对诗的跌宕开合，词的起势换头收束等若干肯綮之处，讲解得详密而具体。每次我将习作呈送先生，先生总是欣然圈点批改并告诉我理由，稍有进境，辄予嘉许。而先生所改之诗词稿，有时仅易数字，便有脱胎换骨之效，令人感佩。
记得有一次，我作了两首咏菊诗请先生看，先生认为过于板滞了，遂随手录出他早年所作的一首《咏菊》：“念乱忧时百不禁，半年辜负赏花心。忽惊黄紫东篱满，顿觉凄清秋气深。大化娱人留晚色，素怀对尔动高吟。漫同污浊人间世，彭泽遗风傥可寻。”先生以此诗为例，告诉我做咏物诗应在不即不离之间，做到曲折跳宕，空灵飘逸，寄意深远，富于感发性。又抄示他自己所作的咏葡萄、咏杜鹃花等诗词供我观摹参考。先生这种透彻的点拨使我所悟良深，后来曾依法做了一首咏梅词，得到先生肯定。经过先生多年悉心教诲，我自己感觉在古诗艺术修养方面较前有较大长进，不仅对古典诗词深婉蕴藉、悱恻芬芳的意境神韵有了更深的体味把握，而且在分析前代诗人作品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辨识其妍媸而体会其隐衷，时或有探骊得珠之感。
在博士生学习的四年中，先生每周为我授课一到二次，寒暑假期从无中断。所讲的内容，并不只限于专业和论文写作一隅之地，而是博涉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制度、文化。从先生的娓娓话语里，我体会到了何谓“通古今之变”，也领略了一位杰出学者的眼界和胸襟。我的学位论文，从提纲到草稿、定稿，都曾经由先生认真审订，许多观点，尝与先生反复讨论斟酌。其间，先生常以其多年治学的心得，启迪我思维。比如先生提出，道与势的矛盾与用世求知遇，是二千年来困扰文人士大夫的两个情结。这一论点，对于我在论文中把握魏晋时期诗人基本心态，有很大指导作用。先生又曾指出，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反映了诗人对当时历史和现实中若干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在写陶渊明这一章时，我从此点出发，分析阐述了陶渊明玄学思想的特点及产生的根源，颇有收获。有时在写作中思路受阻，先生往往能片言解惑，用简要的提示帮助我打开茅塞。论文定稿后，我以感激的心情在“绪言”中写道：“全篇的立论要点，构思设计以及每一章节、每一段落，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先生倾注的心血”，然而此语远不足以说明先生在此过程中之辛劳。
四
庄子有“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之言，多年的受业中，我曾不止一次听先生讲过“薪尽火传”之义。在我博士生毕业时，先生作诗赠前来主持论文答辩的周一良先生，又有“衡文同此滋兰意，且喜传薪有替人”之句。我想，先生以“滋兰”的心志，辛勤地培养学生，不仅传授知识，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钻研问题的能力，也是为了传递文化事业的火种，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学术事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这一番宏愿，体现了老一辈学者为国家民族的未来作育人才的崇高使命感与伟大责任心，以及对我们后一辈学人寄予的殷切期望。但愿我们能够真正汲取先生几十年教育生涯中最值得珍视的财富，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职责，最终不负“滋兰此日心”。
（本文摘自《魏晋文史寻微》，景蜀慧著，中华书局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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