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喜欢读史书，撰有《读江南录》《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读柳宗元传》等文，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读史、咏史、怀古的诗作，如：《秦始皇》《汉文帝》《孟子》《商鞅》《贾生》《张良》《韩信》《叔孙通》《司马迁》《扬雄》《诸葛武侯》《读秦汉间事》《读汉书》《读后汉书》《读唐书》《读蜀志》等等。据记载王安石对陈寿所修的《三国志》很不满意，以为裴松之的注“该洽，实出陈寿上”，“盖好事多在注中”。故“旧有意重修”。(王铚《默记》卷中)
王安石读史品评人物往往以“唯我独知古人心”的孤独感品评其独特价值，譬如孟子游学诸侯列国，时人目为迂阔，但王安石《孟子》一诗写到：“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他认为孟子生前、身后的“寂寥”都不能遮蔽其对后世历史的影响。他把孟子的“风标”，即品格，视为楷模和精神寄托。商鞅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变法人物，不但生前遭遇车裂的酷刑，而且死后还受到非议。但是王安石写了《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作者正是从“取信于民”这一角度，表达了他对历史改革家商鞅的敬仰之情，也借此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以及改革社会的决心。贾谊在《史记》中与屈原合传，才高却遭排挤，许多文人墨客都同情他的才高位下而不遇的悲惨命运，但王安石《贾生(二)》：“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赞叹贾谊的政治谋略得到汉文帝的采纳并予以施行的幸运，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王安石意欲得君行道的政治胸怀。《读唐书》：“志士无时亦少成，中才随世就功名。并汾诸子何为者?坐与文皇立太平。”这首诗写的是唐太宗君臣为唐朝的建立而建功立业之事，但王安石并没有像前人围绕帝王与功臣赞叹英雄造时势，而是深刻揭示了“时势造英雄”的历史思想，对唐初君臣的活动做了新的历史解读。
如果说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针对千年相沿的历史陈见，发前人之未发，因而立意超卓，表达了自己新的独特见解，那么他早年写的《答韶州张殿臣书》，对过往历史书写的方式和评鉴更是直接予以批评，甚至否定。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慄，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邪？
在这里王安石对于三代以后的历史书写进行鞭挞，史官一意迎奉朝廷喜厌好恶取舍史料，只表达“尊爵盛位”的偏狭事迹，而那些出于一时贵人又缺乏史德的史官，以一己之私，“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品评历史蓄意颠倒黑白，甚至“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这样的书写与历史原貌相去甚远。王安石还写有《读史》一诗，谓：“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诗的前四句说自古以来获得功名的人都是经历了艰辛困苦，但他的一生事迹有谁能如实的记载下来呢?历史人物生前可能已经被人们误解，后世“末俗”更是众说纷纭，难以辨别历史的真相了。
王安石像
那么王安石为何对过往历史书写有这样的看法呢？这大致有二方面的原因：其一，他认为史家撰述历史时，从诸多材料中廓清历史的真相是有相当高难度的，“作史难，须博学多闻，又须识足以断其真伪是非乃可。盖事在目前，是非尚不定，而况名迹去古人已远，旋策度之，焉能一一当其实哉！”(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好的历史书，才学和才识是相辅相成的，一般的史官难以胜任。
其二，前引王安石《读史》“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什么是历史的精神呢?在他看来就是儒家经典所讲的“道”或“义理”。“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宋儒以义理之学对汉唐章句之学的革新，始自宋仁宗庆历前后的疑古思潮，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再到“疑经改经”，确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而王安石变法时期主持撰著的《三经新义》是义理之学替代章句之学的标识。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更定科举法，王安石说：“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不能赞一词。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请自今“学校毋以设官，贡举毋以取士”。(《宋史纪事本末》卷38)王安石学生陆佃也说：“若夫荆公不为《春秋》，盖尝闻之矣。公曰：三经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书也。学者求经，当自近者始。学得《诗》，然后学《书》，学得《书》，然后学《礼》，三者备，《春秋》其通矣。故《诗》《书》执《礼》，由此可知，王安石对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陶山集》卷12)
《春秋》经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而对解释《春秋》的“三传”更是以为雅不足据：“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王文公文集》卷7)王安石对经典《春秋》和三传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对于经、传之外的史书的轻视和批判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王安石说“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也就是说过往的史家之笔怎能写出高贤的思想意境，只是在史书上留给后世一点被颠倒重塑的历史踪迹罢了。
由王安石对史学的贬抑联想到宋以后史学的发展，不免感慨系之。北宋仁宗朝是中国古代经学和史学均发生变革的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经学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新史学都取得辉煌成就，不过随着王安石新经学在北宋后期占主导地位，其尊经贬史的倾向使得新史学一度陷入低潮，及至南宋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否定，新史学在南宋才又达到一个新高潮。继起的朱熹是新经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内圣外王的取向上与王安石不同，但在“一道德”、性命之学、对史学的贬抑等方面却与王安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到宋理宗以后程朱理学逐渐占据官学主导地位，与之相伴的则是新史学的渐次沉寂，而且一蹶不振。反倒是朱熹将宣扬伦理纲常作为主旨而编撰的《通鉴纲目》，奠定了新史学成为新经学附庸的历史基础，而得到元明清统治者的关注。
耐人寻味的是，朱熹完成了王安石尊经贬史、以经统史的夙愿，但是现实中他所鞭挞的三代之后史学种种离奇古怪的现象依然如故，甚至因强调“一道德”使得历史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自南宋以后，王安石及其变法基本被否定，直到清乾隆时期，同乡人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为其辩诬正名。蔡上翔在序中指出，王安石在南宋以降直至清朝乾隆700多年间的历代史书中所遭受的种种诋毁和诬谤，多出于采纳反对王安石私书的正史，谬传千百年，愈传愈难辨，并由此想到王安石早年写的《答韶州张殿臣书》，无限感慨道：“每读是书，而不禁嘘唏累叹，何其有似后世诋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这难道是被置于附庸的史学对倡导“一道德”的王安石的一种讽刺?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