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之城喀布尔》海报。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6年7月23日下午两点多，阿布扎·阿米尼和几个朋友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的德玛赞广场上，拍摄哈扎拉人的一次和平示威。2015年末，亚洲开发银行批准了耗资巨大的阿富汗能源供应改进投资项目。阿富汗政府却在此后变卦，对本来途径巴米扬省的项目进行了改道，彻底绕开这个哈扎拉人聚居的地区。在基础设施落后又因战争而满目苍夷的阿富汗，亚行的资助可能直接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游行从早上七点开始，德玛赞是全程终点，广场上此时聚集了几千人，游行达到高潮也接近尾声。阿米尼一行扛着设备跟拍了一天，又渴又饿。恰好他的住处离广场不远，就让其他人留在原地，自己回去拿水和食物。正当他在住处找东西的时候，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窗户玻璃应声而碎。过了一分钟左右，又传来第二声巨响。阿米尼跑回广场上，目光所及是一片血海。几分钟前还在抱怨饥饿的朋友，再也不能跟他一起拍片了。
下午两点半，两名恐怖分子在人头攒动的德玛赞广场上先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近百人死亡，重伤无数。这在当时是2001年后阿富汗伤亡最惨重的恐怖袭击，史无前例地受到了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共同谴责。主要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爆炸负责，但之后又矢口否认。德玛赞广场惨案至今没有找到主谋。
“要是晚走两三分钟，我就不能在这儿跟你聊天了。”阿米尼在阿姆斯特丹卡尔顿酒店的咖啡馆里对我说。他身材高大，声音温柔，不谈及暴力和死亡的时候，嘴角总带着一丝笑意。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
十一月下旬的阿姆是世界电影人瞩目的中心，全球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在这里举行。作为媒体和产业主会场之一的卡尔顿酒店里人来人往，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几次被人打断，大家都想跟阿米尼和他的制片人赵佳说上两句话。11月14日晚上，阿姆斯特尔河畔的皇家卡雷剧院里，他的长片处女作《风中之城喀布尔》作为本届IDFA的开幕片，在全球媒体、政客和纪录片行业的造雨人面前举行了首映。
拒绝展示暴力
哈扎拉族政客一直是自杀袭击首当其冲的目标，德玛赞广场伤员中就有一位。恐怖分子见他屡次死里逃生，就把矛头指向了两次救其性命的安保人员，也就是影片两位小主人公的父亲。但离任后，不但恐怖分子没有善罢甘休，他也因为在军旅生涯之外缺乏其他经验，导致失业而生活拮据。于是他决定只身远走他乡，去伊朗避难，同时赚钱养家。我没有剧透，也无意叙述剧情，上面的这些都是导演道出的影片前史，并不在片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即将远行的父亲带孩子们到墓地，跟死于爆炸中的朋友和同事道别。
德玛赞广场袭击发生后，人们把遇难者集体安葬在旁边的山头上，喀布尔本就很重的风沙，在山顶上更加凌厉。但片中人物谈论死亡时平静的语气和小孩在坟间嬉戏的场面，让你想不到镜头前后的两个男人，都曾看着亲朋好友死在自己眼前，而这些人就埋葬于此。从第一个镜头起，《风中之城喀布尔》就拒绝卖惨，拒绝给暴力任何空间。
阿夫沙辛。
本雅明。
影片的两条主线都是讲喀布尔普通人的生活。其中一条就是父亲去国后必须挑起家庭重担的阿夫沙辛和本雅明兄弟，他们的天真让电影有了一份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在沉重的氛围中给观众一点喘息的余地。拍摄小孩本来很困难，特别是在大人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的母亲在片中始终没有露面），但是阿米尼迅速取得了两兄弟的信任。“我们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的童年，我们彼此理解。”阿米尼说，“他们在我的镜头前非常放松。”但是，当他们坐下来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生活时，担心害怕甚至是心理创伤依然十分明显。
阿米尼拍摄的德玛赞广场素材还都保存完好，因为那天机器一直由他带在身上，但是这些镜头并不符合影片的整体风格，因此并没有出现。我问他以后会不会把这些素材用在其他片子里，他毫不犹豫地表示绝对不会：“大家都知道阿富汗充斥着暴力和战争，电影再去展现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艺术不应该只是“展示”，或是满足人的偷窥欲，它有其他方式让观众感受到痛苦，对于阿米尼来说，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恐怖的威胁不是存在于一个人间地狱式的平行空间里，这是新闻报道容易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实际上它就潜伏在孩子们嬉戏的间隙和普通人劳作的时候。这些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照常上学上班，用力生活的人，可能下一秒就会消失在汽车炸弹或是自杀袭击中，这才是最大的恐怖。暴力一旦在银幕上展示出来，那种让人不适的压迫感反而就被释放了，观众在这种极端的画面面前会失去共情和思考的能力。“最触动人的不是哭泣，而是泪水将流未流之时。”阿米尼说，“流血之前才是暴力与苦难最令人深思的时刻。”但是首先必须要看到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跟他们一起嬉笑哭泣，才能让我们超越死伤人数和电视机上血腥暴力的画面。
寻找真正的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个充满了苦难和危险的地方，这一点没有人否认。政治和军事的混乱到处都是，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近距离看一看生活于期间的人，而人不才是最重要的吗？信息爆炸时代的媒体，带给我们的是无穷无尽的符号、概念，让人一知半解、以偏概全。就连13岁才离开阿富汗的导演本人，也承认曾被“洗脑”。
阿米尼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重回故国，满脑子都是西方媒体中对阿富汗的刻板印象。“我以为会看到满街蓄长须的男子带着成群妻妾，但是他们在哪儿？我到处找，就是找不到。”他找到的是勤劳的普通人，起早贪黑养家糊口，除了生活更为艰辛，与我们无异。《风中之城喀布尔》的另一个拍摄对象，个体公交车司机阿巴斯，就是他们中之一。
阿巴斯。
他穿越沙尘笼罩的城市招揽乘客，超负荷的工作却只带来微薄的收入，还不足以还买车的债款。当赖以维生的公交车发生故障，生活的重担逼他作出不得已的决定。然而在用了大半部电影让观众们对他越来越同情之后，导演冷不防地揭开了阿巴斯不愿告人的秘密，让人物迅速立体而复杂起来。“这就是大多数阿富汗人的模样，”阿米尼觉得阿巴斯是所有阿富汗平民的缩影，“他们本质善良，但在绝境中不得不用一些小伎俩求生。让自己良心不安之外，还常常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阿巴斯的妻子是片中出现最多的女性，虽然只用了一段素材，却把家中微妙的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她在与丈夫谈及生计和家庭开销的时候显然掌握主动权，与想象中的穆斯林妇女情况大相径庭。阿米尼说，这才是大多数阿富汗女性的生活：“我支持阿富汗女性获得更多权利，她们需要受教育，需要发展自己。这不仅是个政治议题，对从家庭和个人也很重要。”也许一些相对富裕又受宗教极端主义荼毒的国家对女性压迫比较严重，但一个为生计挣扎的国家是没有功夫去做这些的，底层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生存之道。塔利班也正是因为看不惯这样的生活智慧，才会屡屡动用暴力，想要实施极端统治。
用生命拍电影
阿布扎·阿米尼来自巴米扬省。2001年上半年，塔利班摧毁了有近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整个地区民族和宗教关系紧张。家里便把他送到欧洲避难，几个月后就发生了911事件，接着是连绵不断的战火。但他不喜欢我用“难民”来概括这段经历，因为这个词在如今的欧洲和全世界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他关心实时和阿富汗的命运，但是坦言自己搞不懂这一切，而且“看得越多越糊涂”。
跟很多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一样，阿米尼曾经以为美国会带来民主和安定，但事实让所有人失望。西方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要消灭塔利班，不但没有做到，还多了伊斯兰国等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恐怖组织。他们要斩断毒品贸易的根，但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量都成倍增长，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数据，去年全球鸦片产量10500吨，其中9000吨产自阿富汗。还有腐败赢弱的政府，以人民为人质向国际社会索要救助款，与民主自由的陈诺相去甚远。自杀式袭击也愈演愈烈。
“我自以为了解这个国家的内外冲突，以为能认清敌友。但是我错了。”阿米尼的语气中不无失望之情，“回到阿富汗才发现，没有人知道敌人是谁，所有人都在与所有人为敌。”
他愤青似地历数阿富汗诸多问题，让人不禁想了解拍摄前对安全问题的考量。阿米尼沉思了一会儿，说他把电影人分成两种，一种把电影当作一份工作，跟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没有区别。还有另一种电影人，对他们来说，电影就是生命，离开了电影就无法呼吸。而他自己更接近后者。“只要有拍摄需要，任何地方我都会去。我当然也会害怕、焦虑，整个过程都非常困难。但是在拍电影面前，危险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不能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死亡，所以去拍可能会死，但不去一定会死。除了去拍摄，他的生命没有其他的可能。
如果生死的话题过于沉重，阿米尼的拍摄流程也体现出他以电影为生命的态度。按照采访纪录片导演的套路，我问他前期调研的情况。“我不喜欢‘调研’这样的说法，”他的回答非常直接干脆，“调研、前期、拍摄，这样的分法完全没有意义。当我开始接触拍摄对象的时候，拍摄就已经开始了，电影制作就已经开始了。”
丝绸之路的缘分
阿富汗导演阿米尼和中国制片人赵佳在2018IDFA的开幕式上。
IDFA选择《风中之城喀布尔》来开幕，除了影片质量外，幕后制作投资的高度国际化也很重要。阿富汗导演、中国制片人、荷兰剪辑师，德国和日本的资金，北京赤角负责国际发行也是中国公司在艺术电影国际销售中的一个大事件。国籍和文化的隔阂在这部影片的合作中仿佛消弭了。然而事情要靠人来做，制片人赵佳神奇的个人经历是促成这种大国际化合作的重要因素。
来自四川成都的赵佳从小喜欢画画，但在家庭影响下还是读了理工科，考进同济化学系，后又留学日本和荷兰，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荷兰的日企工作，一直做到欧洲总部的总监职位。生活稳定后，她又重拾小时候的爱好，工作之余在当地美院学习，还办了个人画展。这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经历，在制片工作中全都用上了。她流利的德语和日语帮助影片顺利拿下德国基金会和日本NHK电视台的投资，高管经历和项目管理经验跟制片人的日常工作完全吻合，美术功底则帮她深入理解电影艺术。多国学习工作的经历更是打开了眼界，提高了文化理解和包容力。
2014年，赵佳从跨国公司欧洲高管的职位上辞职，专心投入电影事业。一年后就有了第一个进入IDFA的项目。2016年，她担任制片的中国女性题材纪录片《落下花长满叶》进入IDFA荷兰竞赛单元，导演是一位荷兰女性。去年，中国导演王申拍摄华裔移民在希腊救助难民的《芳舟》进入同一单元，也是由她制作。今年的《风中之城喀布尔》获得首秀单元评委会奖，不仅为导演继续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帮她达到了制片生涯的新高度。
为了影片的拍摄，赵佳也去过阿富汗，对当地的情况有直接感受。三年的拍摄时间对有些纪录片人来说可能并不算长，但在喀布尔这样的高危地区，却总是让人提心吊胆。在不影响拍摄质量的情况下，她会控制导演去当地的次数和时长，把风险降到最低。“就算只谈电影制作，他也得回来把片子剪完啊！”赵佳打趣道。阿米尼则说，他在阿富汗的时候，赵佳经常打电话给他，叮嘱他注意安全，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过他还是去了人山人海的德玛赞广场，并且差点送命。艺术家都是不听话的孩子。
也正是阿米尼对电影不顾一切的热情感染了赵佳，对她放弃之前成功的事业投身电影起了很大作用。除了赵佳自己的木裔影视（Muyi Film）外，两人还共同创立了丝路影视沙龙（Silk Road Film Salon），公司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两人的背景和国际合作的意愿。对于赵佳来说，与阿米尼的合作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十年来她一步步从行业新人成为了IDFA上炙手可热的制片人。阿米尼则认为赵佳是最理解他的制片人，是他的“知己”。这十年，他与其他人合作拍摄了不少短片，今年更是受戛纳导演双周邀请，参加了合作项目，但最后还是回到丝路影视沙龙，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片。
赵佳在IDFA开幕式上说，《风中之城喀布尔》如此国际化的制作，有惊喜也有困难，合作的过程就是相互理解和求同存异的过程。艺术家和制作团队克服了他们间的差异，找到了对艺术理解的共性；也缩小了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差异，找到了人之间的共性。阿米尼拍摄阿富汗的作品总是聚焦哈扎拉人，我问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有违他们开放合作的精神。“我也想拍其他种族的故事，”他脸上有难掩的失望，“但是他们不让我拍，不砸我机器就不错了。”有时候，我们被邻人排斥，却在丝路的另一端找到了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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