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柔克：先秦国家领导人的教子之道

公元前565年，长期被动挨打的郑国罕见地打了一次主动出击的胜仗。春秋中期晋、楚北南长期争霸的局面形成以后，夹在两大国之间的郑国一直处于“两头挨揍”的地缘政治困局中：它投靠晋国，楚国就来讨伐；转投楚国，晋国就来讨伐。在此之前的四十四年里，郑国曾经五次从晋、五次从楚，而此时它所投靠的霸主是晋国。当时的郑国君主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而实际的国家领导人则是六位正卿。

4月22日，郑国六卿领导班子里的子国(排第二)、子耳(排第四)奉晋国的命令，率军入侵楚国的“小弟”蔡国，大获全胜，俘获了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朝堂上的卿大夫们都为这次难得的军事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一位叫子产的年轻大夫却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番“大家都说好得很，我却认为糟得很”的刺耳言论：“我们这样的小国没有让邻国尊敬的文德，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没有比这更大的灾祸了。我国主动出击，楚国肯定要过来讨伐，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我们一旦顺从楚国，晋国也一定会兴师前来问罪。晋、楚轮流讨伐郑国，从今往后郑国没有个四、五年，是不可能有安宁日子过了！”

这子产不是旁人，而就是此次战斗主帅、正卿子国的儿子，也是子国为宗主的卿族国氏的卿位继承人，当时已经担任大夫进入政坛。子国听到自己儿子这番听起来颇有见地的言论后，丝毫没有赞许之意，而是勃然大怒，当着其他卿大夫的面骂他儿子说：“你知道什么！出兵征战是国家大事，国家大事有诸位正卿拿主意。你这个毛头小子说这些，是要受处分的！”

晋、楚、郑、蔡、陈(《春秋左传精读》，2014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也记载了一个子国发怒责备子产的故事：

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产忠于郑国君主，子国发怒责备他说：“你特立独行不同于群臣，而独自忠于君主。君主如果贤明，能听从你；如果不贤明，将不听从你。是否听从你还不能确知，而你已经脱离了群臣。脱离了群臣，就一定会危害你自身了。不仅危害你自己，还将危害你的父亲。”

急踩刹车：子国怒骂子产的原因分析

在上面两段记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细致地分析一下这次子国怒骂儿子的来龙去脉。首先，表面上都在欢庆郑国胜利的卿大夫，其立场和观点未必相同，而很可能分为两派：

一派是基于“胜利可能带来和平”的乐观判断而真心庆祝这场胜利。他们的思路大概是：现在郑国所投靠的晋国呈现出“霸业中兴”的良好势头，再加上郑国此次击败楚国“马前卒”蔡国的成绩，有可能会使得楚国在未来几年里不敢再来讨伐，从而为郑国带来宝贵的和平局面。当然，从晋楚争霸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胜利可能带来和平”的观点是浅薄、幼稚的，持这种观点的主体人群应该是和子产年龄、出身相仿，但是政治洞察力远不如他高明的其他年轻“官二代”。子产“胜利必将带来灾祸”的观点就是针对这种“胜利可能带来和平”的观点而发的，而同年冬天楚国令尹王子贞率军讨伐郑国的事实也很快证明，子产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派则怀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圆滑态度而随声附和。他们的思路是：晋国中兴不足以改变晋、楚相持争霸的局势，郑国接到盟主晋国的命令不得不出兵，出兵得胜之后楚国必然会兴兵前来报复，之后要么是晋国、楚国在郑国地界上大战一场，要么是晋国不救、郑国再次倒向楚国，总之，“两头挨揍”的地缘政治困局还将持续下去。“外交决定内政”本来就是小国的宿命，既然现在郑国无法摆脱这个困局，那还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暂且忘掉未来的苦难，为眼前这场胜利欢庆一把，给长期压抑的朝堂带来一点宝贵的正能量。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卿大夫中深知内情、头脑清醒的那些人，其主体很可能就是包括子国在内的六卿。

在其他诸卿看来，子产发言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洞见，可以说是“正确的废话”。然而，子国的儿子在这个时间点站出来慷慨陈词，这件事本身却很值得揣摩。如果用“老司机”们比较复杂的政治头脑去分析这件事情，大概有这样两种可能性：

如果子产是在跟父亲子国商量之后说的这番话，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是子国先作为主帅取得了军功，然后又通过自己儿子表现出一种不被胜利冲昏头脑、老成谋国的姿态，是想要“名利双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话语权。

如果子产这次发言没有跟子国商量过，而完全是自己的主意，那么子产公开否定他父亲作为主帅所取得的胜利，把它说成是灾祸源头，这说明子产和他父亲之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立场分歧，国氏内部已经出现了裂隙。

从后来子国痛骂子产来看，子产这次是真没有跟子国事先商量过，就是一个年轻气盛的青年才俊出于自己忠君忧国的赤诚本心，大胆地打破朝堂上的祥和场面，把自认为是真知灼见的想法高调地说了出来。应该说，当子产说出这番话时，他的屁股不是坐在子国儿子、国氏继承人这个位置上，而是坐在食君俸禄、为国尽忠的郑国大夫这个位置上。

子产(现代青铜浮雕)

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子国这位肩头同时压着郑国军政大事和国氏宗族传承两副担子的正卿、宗主、父亲角度来看，子产的慷慨陈词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都是有害无益：

于“公”，这番陈词对于郑国摆脱困局毫无帮助。子产无非是把明眼人(特别是六卿)都心知肚明的郑国地缘政治困局又捅出来强调了一遍，而又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以帮助国家摆脱这一困局的建设性建议。这番尖锐刺耳的言论对国家公事的唯一作用，就是成功地毁掉了郑国朝堂已经久违的欢庆时刻，让大家又要以郁闷的心情去迎接未来必然到来的楚国讨伐之难。

于“私”，这番陈词只会给子产、子国、国氏带来麻烦和风险。就子产而言，这番“鹤立鸡群”的话语无疑会使他成为“官二代”大夫群体中被孤立的对象：听懂了的同僚可能会妒忌他的才能，而仍然认为自己观点正确的同僚则会把他树为与自己意见对立的政敌。进一步考虑，这些“官二代”的父亲们恐怕也会担心子产在未来如果子承父业成为正卿，会更加蔑视、掩盖甚至打压自己的儿子。就子国而言，如果其他正卿认为子产言论是出于子国授意，那么这很有可能会加强他们对子国野心的猜疑和戒备，使他在六卿领导班子里面临更加险恶的政治环境。就国氏而言，如果其他卿族怀疑子国-子产父子关系出现裂痕想要加以利用，自然会加大国氏的政治风险。

当然，子国迅速作出激烈反应，并不是因为他进行了上述条分缕析的细致推理，而是出于一个“老司机”的政治敏感和直觉。子国当场果断怒骂子产，并不是因为国家大事只有正卿才可以发表意见(这与郑国当时的政治规矩不符)，也不是因为子产的分析本身有什么不对(子国完全没有这么说)，也不是因为子产抹黑自己取得的胜利而恼羞成怒(子国并没有骂子产抹黑这次胜利)，而是要用怒骂这种激烈的方式准确传达如下两个信息：

“踩刹车”，也就是严重警告在朝堂上“放飞自我”的子产：这次你擅自发表的言论已经闯大祸了，赶紧给我住嘴，不要再说出更加出格的话来！

“赔不是”，也就是向被子产言论冒犯的诸位正卿和大夫们表态：我儿子刚才就是不懂规矩乱讲话，绝不是出于我的授意，我一定会好好管教他，绝不再让他在朝堂上惹是生非！

春秋中期郑国莲鹤方壶(河南博物院藏)

在子国这样的强力调教下，子产后来成为了怎样一个人呢？按照孔子的说法，成熟后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里我们仅就“行己也恭”举一个例子。前547年，郑简公设享礼招待去年攻打陈国有功的正卿，先赐给主帅子展(六卿中排第一)八个田邑，然后准备副帅子产(六卿中排第四)六个田邑。子产马上推辞说：“从上到下，职位每降低一级，赏赐数目要减二，这是礼制的要求。臣下在六卿中的排位在第四，最多只能接受两个田邑；而且这次都是子展的功劳，所以臣下不敢得到赏礼，请求不要赏邑。”郑简公一定要赏给子产六个邑，子产推辞不过，最后接受了三个邑。善于观察品评人物的行人子羽说：“子产恐怕要做执政卿了！他不仅谦让，而且谦让的理由完全符合礼制。”

子产陈述自己在六卿中排第四，按照“降杀以两”的礼制最多只能得到两个邑，表明了他遵守六卿的等级排序；说此次都是首卿子展的功劳所以不敢接受赏邑，表明了他敬重上级领导；最后接受三个邑，比他依据礼制应该接受的两个邑多了一个，表明了他尊崇国君，服从国君想要重赏自己的意志。守等级、尊上级、尊国君都是周礼的基本原则，这说明此时的子产已经完全“体制化”，成为了一位思维缜密、言行合礼、谦恭沉稳的国家领导人。

暴打追杀：晋卿范氏世代相传的教子之术

子国调教子产的方法似乎是各诸侯国“求生欲”强的贵族高官调教聪明“二代”儿子的常用方法，比如晋国卿族范氏。《国语》记载了晋卿范武子训诫他的聪明儿子范文子的故事：

有一天，年轻的范文子很晚才退朝回来。范武子问道：“为什么这么晚？”文子回答说：“有位秦国来的客人在朝廷上说话打哑谜，大夫中没有一个能对答的，我却知道并解答了他三个问题。”武子听完一点也不高兴，而是勃然大怒说：“大夫们不是答不出来，而是谦让朝廷上的长辈。你一个毛头小子，却在朝中三次掩盖他人。我如果不在晋国，范氏败亡要不了几天了！”说着就操起手杖暴打儿子，把文子礼帽上的簪子都打断了。

和子国一样，范武子的调教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前589年，已经成为晋上军副将的范文子参加了晋、齐鞌之战，此次晋国大获全胜。按照军礼，晋军凯旋进入国都时，应该是上军走在前面，主帅所在的中军在中间，下军殿后。上军主将中行宣子留守国都没有出征，所以范文子是上军的最高将领，按理说应该走在队伍最前面。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据《左传》记载：

晋军回到国都，范文子最后进入。范武子见到儿子后对他说：“你不知道我在盼望你回来吗？为什么最后入城让我担心？”文子对答说：“军队取得了战功，国人很高兴地来迎接。我如果按照军礼先进入，一定会使众人耳目集中到我身上，这就是代替身后的中军主帅接受胜利的美名了，因此我不敢先进入。”范武子说：“我知道自己能够免遭祸难了！”

当范文子成为了晋国元老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调教自己的聪明儿子范宣子。《左传》记载的一次调教也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不过范文子的手段比他父亲范武子还要更激烈：

前575年，晋、楚在鄢陵准备打一场大仗。6月29日早晨，楚军直接在晋军营垒外面布阵，使得晋国军队无法出营。晋国军吏非常紧张。年轻的范宣子快步上前献计说：“填塞水井，夷平灶台，就在军营中摆开阵势，把行列间的距离放宽。晋、楚实力相当，谁能取胜全看上天倾向于谁，有什么可担心的！”正卿范文子马上操起戈来追砍他的儿子范宣子，一边追一边骂：“国家的存亡都是天意，你这个毛头小子知道什么!”

春秋晚期晋国赵卿鸟尊(山西博物院藏)

下手为何这么狠？放任后果很严重

子国、范文子、范武子之所以要用痛骂、暴打甚至是追杀的激烈手段来调教自己的聪明“二代”儿子，是因为如果放任不管，后果真的会很严重。《左传》《国语》里就记载了不少卿大夫由于高调“炫智商”而导致自身被杀、宗族覆灭的事例，这里举两个晋国的例子。

一个是晋大夫伯宗。伯宗从小聪颖过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恐怕是没有像子产、范文子、范宣子这样受到父亲的严厉调教，或者是调教没有成功，因此成为大夫后还是像愣头小伙一样高调轻狂。根据《国语》的记载，有一天伯宗退朝以后，面带喜色地回到家中。他的妻子问道：“您今天面露喜色，为什么呀？”伯宗说：“我在朝中发言，大夫们都称赞我像阳子那样机智。”妻子说：“阳子这个人华而不实，善于谈论而缺乏谋略，因此遭受杀身之祸。您欢喜什么呢？”伯宗说：“我设宴请大夫们一起饮酒，和他们谈话，你试着听一听。”妻子说：“好吧。”饮宴结束以后，他的妻子说：“那些大夫们确实不如您。但是人们不能拥戴比自己水平高的人已经很久了，灾难必然要降到您头上！”

又根据《左传》的记载，伯宗每次上朝时，他这位妻子都要碎碎念这么一句话：“盗贼憎恨主人，民众厌恶官长，您喜好像主人、官长那样直言无忌，一定会遭殃！” (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然而，成年后的贤妻规劝毕竟是比不上成长期的严父棒喝，伯宗还是我行我素，后来到了栾弗忌之乱时，朝中一批大夫妬恨伯宗，合谋杀死了他。

伯宗引以为榜样的、以聪明著称的“阳子”，就是官至太傅的正卿阳处父。前622年，阳处父到卫国访问，回国途中在晋国境内的宁邑住宿。宁邑宾馆的负责人宁嬴对阳处父仰慕已久，于是丢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加入了阳处父的使团，想跟着阳处父一起去首都发展。

然而，使团刚到温邑，宁嬴就折返回来了。他老婆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脱粉”，宁嬴说：“阳处父他太刚强了。《商书》上说：‘沉溺潜隐的性格要用刚强来攻克，高亢明耀的性格要用柔顺来攻克。’(沉渐刚克，高明柔克)他却一味刚强而不调和，恐怕会不得善终吧！即使是德性最为刚健、至高无上的上天，尚且会辅以柔德，不扰乱四时运行的次序，何况是凡人呢？而且他爱说大话而落实不力，就好像草木开花而不结果实，这是聚集怨恨的根源。过于刚强冒犯他人，华而不实聚集怨恨，是不可以安身立命的。我担心还没有得到跟随他的好处就先要遭受祸难，所以离开了他。”

果然，到了第二年，自以为是的阳处父擅自调整国君在夷地大阅兵上确定的晋国六卿领导班子排序，当年就被因排序调整而利益受损的正卿狐射姑杀死。

高明柔克：“求生欲”强的贵族高官这样调教“二代”

春秋时期，晋、郑等中原诸侯国公室逐渐衰弱，君权旁落于卿大夫，特别是卿大夫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诸位正卿，诸卿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集团来看，卿族的势力在不断扩大；然而在卿族集团内部，各卿族之间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比如说，晋国的卿族本来有十几家之多，经过长期政争，到了春秋晚期就只剩了赵、魏、韩、知、范、中行六家，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就只剩下了赵、魏、韩三家。在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下，蠢笨无能的“二代”自然容易成为被对手捏爆的软柿子；然而，聪颖过人的“二代”如果在朝中不能低调收敛、谨言慎行，而是恃才放旷、树敌结怨，也同样容易遭到敌对卿族的攻击陷害，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身死族灭的严重后果。

因此，“高明柔克”，也就是强力攻克聪明儿子高亢、明耀的刚德，强行植入低调、沉稳的柔德，矫正其德性向“无过无不及”的中道靠拢，这是当时所有“求生欲”强的贵族高官、特别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诸卿调教“二代”儿子们的常见思路。“克”在先秦文本中常用来表示打仗得胜，也就是说，虽然调教的目标是“柔”，但是调教的手段却必须要果断刚强，要“狠斗思想一闪念”。看来，古人深刻认识到矫正德性非常困难，所以怒骂、暴打甚至追杀都得用上，而这些激烈举动的背后，都是父亲对儿子的深沉爱护、宗主对宗族的庄严责任。

这种用“高明柔克”的方式调教少年英才的理念一直绵延不绝，而且并不限于父亲调教儿子。子国怒骂子产两千一百多年后的嘉靖十六年(1537年)，湖广巡抚顾璘在意识到当地“神童”张居正具备国士之才后，果断插手干预乡试录取流程，故意让张居正落榜以挫其锐气、锤炼其心志，是否就是从先秦国家领导人的教子之道中得到的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