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买过那么多书，每本都看了吗？你买了那么多衣服，每件都穿过吗？今天，囤物癖“患者”常常要面对周围友人的此番拷问。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这里，这个问题变成了：你买了那么多CD，每张都听了吗？
吕正惠家中收藏CD之多，常常让前来拜访的朋友惊讶万分，细细点算，足有四万张之多。如果有人质疑他这么多CD听了多少，他会硬气回怼：当然不会每张都听，但是，只要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空间允许，我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我高兴就好！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严肃，有时候享受的仅仅只是购买和收集的过程。
话虽如此，这些CD里，他认真听过的却是多数，他还边听边记，写下自己对各支乐曲的品评心得。近期，他的西洋古典音乐鉴赏随笔集《CD流浪记：从大酒徒到老顽童》出版。古典音乐和文学研究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作为一位对左翼文学有所偏爱的学者，有着欣赏古典音乐如此布尔乔亚的爱好，是否冲突？今天台湾的左翼文学又呈现怎样的面貌？在随笔集出版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这位“大酒徒”、“老顽童”，和他聊聊音乐与文学。
吕正惠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里对古典音乐的鉴赏谈得非常深入，您觉得欣赏古典音乐是否先要有知识储备？
吕正惠：知识储备和音乐欣赏，其实相辅相成。比如大家听贝多芬，通常会对他的生平稍有了解；再进一步，会知道哪支曲子重要，哪支不重要，这都是伴随听的过程产生的。如果你对某位作曲家有兴趣，就会去看他的传记，我很喜欢舒伯特，看过大量关于他的传记。我太太觉得很奇怪，说我听音乐像在做学问，因为我在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听音乐，关注他写某支曲子的时候是几岁，为什么写，甚至还会抄他们的作品目录。
如果说乐理知识的话，这是我最大的困难。我曾经对音乐课上唱音阶和乐理毫无兴趣，后来喜欢和欣赏古典音乐，觉得自己总要懂一点乐理，就回去读乐理，但只要读到某个程度即可，那些知识已经足够用于欣赏了。所以，我去听交响乐，但我看不懂交响乐的总谱，所以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专家，完全靠一支曲子反复听，得到启发和感悟。如果有人批评我谈音乐的内容不对，我绝不反驳。
澎湃新闻：怎么用读文学的方法听音乐？
吕正惠：我也会写一些文学评论，在分析一部长篇或中篇小说时，会重视它的结构、主题发展、语言特质等等，我是用这种方式去听音乐。如果这么来看，交响曲的结构其实很明确，早期的海顿、莫扎特等人都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写，第一章是说明主题，第二章是慢板的舞曲，第三、四章是快板。难的是到贝多芬后，这种组织结构变得很复杂，要想办法听懂，就得认真去听，做各个乐章对比。譬如说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是很奇特的交响曲，因为以往的交响曲在结尾都是乐观或者胜利的情绪，再不济也是惨胜，在他这里结尾是彻底的绝望悲观，以前没有人这么写过曲子，通过对比，会发现他这么写很特别。
作曲家都是透过乐曲表达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作家也如此。如果说文学和音乐有什么关联，应该只是艺术媒介不同，表现的美感不同，这样的道理放在绘画上，也成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其实艺术是经营出来的。比如交响乐，从第一乐章到第四乐章，就是一个慢慢累积，最后爆发的过程，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从铺垫到高潮，缓缓推进。我发现艺术家们都很有耐心，他们经营小说或者交响曲，一定要有耐心。像我自己写论文，写到后面经常着急结束，所以我的文章结尾经常不好。如果要写得更好，常常得过一阵，拿出来重新修改，这个过程就需要耐心。
澎湃新闻：您之前在不少地方表示过自己对左翼文学的喜爱，但是欣赏古典音乐却是一件看似非常布尔乔亚的爱好，这二者之间有冲突吗？
吕正惠：很多人用这一点挑战我。其实应该说我对左翼文学有一点偏爱，偏爱的原因是我从小很穷，父亲是农民工，他早先种田，后来到城市当民工，所以我是工农出身。依我的生活经验，就会对写底层阶级的作品比较有兴趣。现代文学里，有很大一批作品是知识分子在写自己，写内心世界，写自我灵魂，我最讨厌这样的作品，这有什么好写？在我的生活经验看来，没饭吃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看到这些作品，不能说它们写得不好，但读来实在像是有钱人写的东西。只有自己过得无忧无虑，才能写出那种贵族沙龙的生活。像托尔斯泰跟巴尔扎克我很喜欢，但他们也不能叫左翼。人的艺术品位难免会有偏向，就我来说，更喜欢现实主义作品，而非那些想象的作品。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我也认真读过，只喜欢其中的《变形记》，剩下大半都不喜欢。
回到音乐上，古典音乐是高阶的，至少是中产或以上才能听得懂，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才听得懂。十八世纪时，莫扎特和海顿都是贵族家中宴会时常听的，边吃饭边听。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很实用主义的音乐，不是纯艺术。比如说舞曲，在西方音乐里，舞曲很重要，华尔兹、波兰舞曲等等，有各式各样的舞曲，原来都是从民间出来的，后来高雅化，成为贵族喜欢的，也被放到交响曲四个章节之中，成为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这样的舞曲和现实主义文学是共通的。
《CD流浪记：从大酒徒到老顽童》
澎湃新闻：现实主义文学今天在台湾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吕正惠：台湾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现实性的作品，国民党戒严时代，文学不可能有任何现实色彩，凡是有现实色彩的，他的创作动机都会被国民党怀疑。所以，台湾文学尽是风花雪月，要么谈家庭，要么谈一些虚无缥缈的爱情，总而言之，都跟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我特别讨厌这种文学。
举例来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搬到城市去，曾经有过比较困苦的生活，但是台湾小说家没有一个写这样的故事，没有一个写农民工，这很奇怪，像大陆的农民工小说有不少，王安忆就有写过。还有像台湾之前有花钱买外籍新娘的新闻，这都是好的小说题材，也都是生活里重要的问题，但是台湾没有作家写这些。从个例上升到社会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重视金钱，把整个生活伦理颠破，我们面对这样的消费主义社会，这难道不值得思考吗？这些想法，也没有作家在写。
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曾经说，小说要让我们在这似乎没有希望的社会里看到希望，而不是让我们悲观。所以，有很多人说，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好，因为他把人生的绝望写得太好了，但按照威尔逊的观点来看，卡夫卡这样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如果文学不能带给人希望，我为什么要读文学，让人绝望的作品不是好作品。
澎湃新闻：但像琼瑶的作品也给人带来“希望”，琼瑶可能带来了对美好爱情的希望？
吕正惠：我不反对琼瑶，我以前读过很多琼瑶作品，但它终归是流行小说。流行小说跟严肃小说的区别在哪？就是流行小说写的都是读者想要的，对一个男读者来说，在流行小说里，他想娶几个妻子都可以，但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一个女生都追不到。
我不反对人们读这些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因为我们感觉混不下去了，要消磨时间，就来读它们。流行小说满足了我们的低级欲望，每一个人都假想自己是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它当然可以流行。世界上永远会有流行小说，不可能被消灭，只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好的文学作品来看，那么仅仅满足你低级欲望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好作品应该让你在阅读中感到痛苦，痛苦之后还能充满希望，而不是彻底沉沦。
澎湃新闻：这个标准听起来挺苛刻，如果这么要求的话，您觉得20世纪到今天，华语作家里，谁的作品能达到这个境界？
吕正惠：鲁迅，公认的。
澎湃新闻：那其他人呢？排个名打分的话，您怎么打分？
吕正惠：除鲁迅之外，再没有了，第一流作家是鲁迅，其他人和他相比，就差很多。如果鲁迅是100分，那么第二名应该是老舍，以前会给他打80分，但是知道他在抗战和“文革”前后一些行为以后，现在这个分数可能要稍微低一点。我想顺便谈谈当代小说家中我比较偏爱的汪曾祺。汪曾祺在整体表现出的胸怀上，比老舍略逊一筹。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正视苦难，汪曾祺是完全了解苦难的，但他不直接写，都是用糖衣把它包住。我曾经这么公开跟汪曾祺说过，我认为他的小说是感人的，读完也让人稍感安慰，可是人生并不是这个样子。汪曾祺当时说，你这样讲并不是在骂我，你是在称赞我。
澎湃新闻：今天的台湾学生读鲁迅吗？可以简短地介绍您的文学阅读历程吗？
吕正惠：台湾学生现在把鲁迅地位看得很高，不读鲁迅是丢脸的。他们读，都是把鲁迅定位为反叛者的角度来读。我小时候读不到，直到1990年代，鲁迅才进入台湾高中生的课本，当时收了一篇他的散文《风筝》。我给学生教课的时候，也会教一篇很简单的鲁迅作品《一件小事》，学生们读完都很感动，觉得写得很好。今天的话，除了鲁迅，台湾学生最了解的应该是沈从文、张爱玲，这三个人的作品大家读得多。
在我小时候，台湾戒严时期，只能读到朱自清、徐志摩的作品，连郁达夫都不太能读，因为郁达夫和鲁迅关系很好，还曾经是“左联”成员，国民党政府很不喜欢他。要说文学成就的话，这些人里，朱自清是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文学成就不大，他的学术成就远超文学。他早期的抒情散文只有几篇值得读，写给去世太太的《给亡妇》，写父亲的《背景》都还可以，但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荷塘月色》就有一点矫揉造作。相对来讲，他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初期的杂文就好多了。大陆某一个著名的现代文学专家意见和我相同。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