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日本政治和工业近代化的起点，时值明治维新150周年，日本政府以及民间也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也兴起了明治维新研究热潮，2018年7月27-29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了以明治维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华日本学会会刊《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刊发了明治维新相关研究专题论文。学术出版界更是以明治维新150周年为契机，出版了明治维新以及日本近代史相关题材的著作（例如，坂野润治：《未完的明治维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野村秀行：《明治维新政治史》，时代文艺出版社；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 1852-1912》，上海三联书店；马国川：《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中信出版社）。相关著作林林总总，批判也好、赞扬也罢，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侵略、扩张、殖民、战败、复兴从某种程度上都是明治维新的遗产。
关于“明治维新”的部分新书
作为东亚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改革（姑且认为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它是成功的），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就彻底否定明治维新，也不能因为明治维新让日本快速走向近代化而推崇有加。明治维新为何能够在日本成功实现？同时，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为何后来会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呢？是政治思想的基因如此，还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本文围绕近期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进行简要探讨。
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一书作者为美籍日裔学者特索·纳吉塔（Tetsuo Najita，又译：奈地田哲夫），本书英文名为“The Intellectur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根据语境或者依循学术惯例，“modern”一词似乎不好翻译成“当代”，勉为其难可以翻译成“现代”。就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通篇虽然着眼于江户末期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政治思想史，但笔墨尤重于幕末和明治维新初期，那么翻译成“近代”是最佳选择。同时，本书日译本由著名历史学者坂野润治操刀翻译，名为“明治维新的遗产”，综合考虑还是“近代”为好。当然，作者虽然言及近代日本政治，实际上其论述的焦点在于明治维新，因为明治维新奠定了日本此后政治发展的轨迹。本书有两大看点值得关注。
第一，明治维新得以成立的思想基础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中后期（即本书第三章题目所述“德川时代晚期的维新主义”）。在作者看来，“维新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它至少横跨1840-1890年之间的50年，明治维新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高潮。坂野润治在《未完的明治维新》中也把近代日本国家构想的讨论框定在1860-1881年间，可见明治维新前后政策界、思想界以及言论界对政策主张争论之激烈（另一本代表性的研究还可参见，苅部直『「維新革命」への道』新潮社2017年）。明治维新不是一天成立的，在明治维新之前，仁人志士们围绕日本国家的出路问题进行过多番讨论、最终通过战争的形式实现了维新，而不是革命。
当然，我们不能接受宿命论的明治维新，且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家的走向也不是既定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倒向作者论述的第二个代表性观点，即近代日本国家的成立至少是两种观点相互竞争的结果，即官僚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其中，官僚理性主义的代表可以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也可以是更早一些的大久保利通，后者则可以列举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政治上的失意者，这两类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影响了明治以及明治之后的日本国家走向。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价值观的冲突也不是在明治维新伊始发生的，其早期对抗的雏形仍然要追溯到幕末那个激荡的年代。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
如纳吉塔在书中所述：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作为关键事件加诸“维新主义”的发展之上的是一种强制性的重新定位，该定位指向那些机构效率的问题以及基于新的“忠贞”来设计结构性的效率时出现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前的理想主义行动带来的干预性的冲击却是非常关键的。在明治维新之前的那些年里，日本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潜流，一种试图打破旧习的潜流，这种潜流为认同“神圣性”超越既存的“品德”做好了准备，如今回顾，这一准备在封建体制的限制性框架之外为效用原则和官僚理性提供了历史性的出路。（第40-41页）
坂野润治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坂野润治是该书的日文译者，同时也是《未完的明治维新》一书的作者，坂野润治在《未完的明治维新》一书中所要特别强调的恰恰是这些政治上的失意者（坂野着墨于西乡隆盛），“失意”意味着明治维新的“未完成”。从结果上来看，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实施、帝国议会的成立，1895年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胜利等让“富国”“强兵”“立宪制”“议会制”在官僚理性主义者（坂野所用的表述为“重视实务的官僚和重视实际利益的政党”，参见《未完的明治维新》，第196页）的推动下实现，但是各项政策轻重缓急的偏差也给明治维新埋下了祸根。
明治维新的技术基础
这里的技术，其实是泛指意义上的。日文有曰“和魂洋才”，如果前文所述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为“和魂”的话，那么唐纳德·金（Donald Keene）《日本发现欧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其实是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挖掘“维新主义”的蛛丝马迹。如作者开篇所述，很多人认为日本向西方的开放始于佩里提督的黑船来航，事实上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已经有个别日本人投入异乎寻常的努力，极尽所能了解外面的世界，并逐渐发现了欧洲。阅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就会发现近代日本从过去的混沌之中突如其来地涌入世界舞台，并非那样神秘。
《日本发现欧洲》
本书早期的英文版本（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集中关注本多利明等作为个体的先驱者观察和探索欧洲各项制度的先进性，同时“找到了许多日本必须改变的地方，那就是日本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颓废”，并据此给出了药方，那就是“日本必须成为世界大国才能克服这些颓废”（第2页）。中译本则根据英文1969年改订版译出，改订版在保留本多利明之论述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总括性的内容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先驱者（如司马江汉、平田笃胤、间宫林藏等），从而在整体上勾勒出在明治维新100余年以前（唐纳德·金将其研究时段界定在1720-1830年）日本人尝试发现近代欧洲、拥抱西洋文明之图像。
概括而言，本书出彩之处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兰学（蛮学）的贡献做出中肯评价。兰学之于日本，其所发挥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同西方交流的媒介，并不在于兰学本身学问之高深莫测。由于荷兰在宗教传播（主要是天主教）领域的相对低调，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得以豁免。西方的医学（解剖以及病理学）、工程制造、航海技术等实用技术领域经由荷兰传播到日本国内，为早期近代日本开眼看世界提供了窗口和平台。就某种程度而言，作为政府政策的“闭关锁国”这一说法有点绝对，正如宋念申在《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所言，“所谓‘锁国’有着具体的指向，绝非简单地背朝大海、闭目塞听，历史上中日的‘海禁’政策也不能和‘拒绝与外界沟通’画等号”（第151页）。
开眼看世界的兰学者们在意识到西方世界的先进性之后不禁反思以儒学为代表的价值体系的落后性，并从根本上开始了摒弃“中国中心论”的进程。在兰学与儒学相抗争的同时，那些尝试从日本古典文学和神道当中寻找正当性的学说——“国学”得以兴起。所谓“东洋道德、西洋技术”或曰“和魂洋才”，东洋道德中糅合了“儒学”和“国学”的“精髓”，而“西洋技术”则更多应归功于兰学的贡献。
第二，海防论的兴起。日本是隔绝于大陆的岛国，历史上除了来自蒙古军队的直接威胁之外，并无外患之忧，但是幕府中后期随着与西洋（主要是商人以及官方背景的使团）交流日盛，国家安全问题开始为知识分子所担忧。海防问题伴随着日本发现欧洲的全过程，关于这一过程其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来自南蛮（从南洋经琉球群岛、九州岛北上），而另一条则来自北方（经千岛群岛、北海道南下）。本书尤其强调来自北方俄罗斯的威胁（如本书第二章所言，来自“莫斯哥未亚”的奇怪故事），海防论也是因防范俄罗斯兴起。作为海防论的延伸，日本开始了对北方岛屿的勘探，北海道及其附属岛屿在此时段被悉数囊括至日本版图，明治维新之后日俄之间围绕库页岛（日本称“桦太”）以及北方四岛的恩恩怨怨也大致起始于这一时期。换言之，近代日本领土民族主义的起源从某种程度上是在其发现西方的过程中（海防论的帝国想象）所萌生的。
明治维新的制度缺陷
在具备了思想与技术基础之后，明治维新顺理成章得以推进。但明治维新也有自身的痼疾，主要是“军权”和“君权”的问题。J. 马克·拉拉姆塞耶和弗朗西斯·M. 罗森布鲁斯合著的《寡头政治：帝国日本的制度选择》一书，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本书主题正如书名所示，考察帝国时期（战前）日本的寡头政治。作者们的目标野心勃勃，要对疑问重重的战前日本历史进行重新诠释。为什么寡头们开设了议会，同时又使军队脱离了文官统治？为什么战前日本的政党如此腐败？为什么日本的民主实践如此短暂？为什么军队最终获得了无可匹敌的权力？本书应用理性选择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寡头政治：帝国日本的制度选择》
要理解这些还得从明治维新之后直至战前日本的两次权力转移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年中，政治权力从少数寡头手中转移到一群职业政治家手里；20世纪30年代，权力归属再次发生转移，这一次是从政治家手中转移到独立的军官手里。美国的政治学者向来不会拖泥带水，作为一本规范的政治学著作，本书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并且简捷明了地给出了他们的结论，即：明治维新是在寡头们的支持下得以成立的，而寡头们基于理性选择的考虑，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无论是帝国宪法、政党政治的成立，还是废藩置县、殖产兴业等政策的推行，寡头们的自我保护而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是理解帝国日本政治逻辑的关键（直接呼应了前文所述纳吉塔的观点）。
作者在考察过程中得出的两个基本结论是，战前日本的制度对于除军队以外的各方而言都是失败的，尽管军队并不是本制度本来想要保护的对象。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军队的奠基人——山县有朋，肯定不是基于公益而把军队从帝国日本的政治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第二个结论是，战前日本官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人们长期坚持的“共识”，即日本官僚对政治家的强大影响力。当然，除了官僚之外，法官以及司法制度也基本上是寡头政治的附庸，本书也专门列章节进行考察。简言之，官僚或法官并不是委托人，而是代理人，在战前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依次向寡头、政治家和军部答责。
那么，为什么日本会走向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路线呢？在作者看来，寡头政治的不可持续性，或者说不稳定性是理解该问题的关键。然而寡头们设计出的制度惯性却影响了此后日本政治的展开。
本书认为山县有朋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军队达到政治权力的巅峰是山县有朋的杰作，然而军队的权力必须在寡头的有效管控之下，随着明治维新初期各大寡头的陆续去世，长命的山县本来认为可以有效地管控军队，然而不幸的是他在选择继承人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即选择桂太郎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桂太郎的短命以及政党属性（山县本人不喜欢政党政治，更不擅长选举演讲等，然而桂太郎却背叛了山县，投靠了政党）最终让日本帝国的军队变得日益跋扈，据此作者认为“制度惯性是理解日本令人困惑的军国主义灾难的关键”（第203页）。当然，制度惯性或许也必然伴随着或然性因素的发生（如果伊藤博文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或许结果会不太一样？）
其实作者的结论并不仅限于回答战前日本政治诸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当下有何启发意义？作者在一开始提出的这些问题，莫名地在当今日本若隐若现，虽然日本不太可能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看看最近发生的森友学园“地价门”吧！是财务省的官僚们自主篡改的呢？还是政治家指使他们篡改的呢？如果是前者，肯定有人辩驳，“日本的官僚还没那么大权力！如果是后者，肯定有人高呼，“这就是日式民主的局限性”！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凸显了现代日本政治的困境，也折射了日本政党政治的腐败以及民主化的危机，而这些追根溯源都可以回到明治维新的政治过程，甚至其思想基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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