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类”名义要求“人”的牺牲

在老迈的韩子昂带着幼年的刘启进入地下城时，无数其他的家庭因未获得资格而死在地表，在此情景中，“家”如何与三十五亿人的庞大人口相融洽，我们能否完全摆脱“家”的差序论格局来思考全人类？“家”的引入会使“人”与“人类”的问题变得更为简单吗，还是说变得过于简单……

流浪：陌异的宇宙与陌异的未来

大年初一，由郭帆执导的电影《流浪地球》正式上映，该片改编自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小说。在故事的设定中，太阳将在百年之内毁灭，届时地球将不复存在，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拟通过推进器将地球推离轨道，利用两千五百年的时间航行到4.2光年的比邻星。期间，需要让地球航行至木星轨道附近，借助木星获得更大的速度。电影所截取的就是地球途经木星的片段。

让地球本身成为飞行器，这一构想颠覆了传统科幻叙事的模式，它将全部的人类都置入星际航行的科幻场景中，同时取消了地球作为家园的地位。地球作为飞行器，只是人类暂时的居所，而除此之外，真正的家园位于两千五百年之后的可能的未来。因此，尽管人类依然留驻地球，但他们已然成为了太空的居民，在这漫长的航行期中，他们无时无刻不承受着来自太空的陌异性的威胁。所谓流浪地球，实际上是一个陌异化的地球，它从太阳系子宫中出生，被迫睁开双眼凝视这片漆黑的宇宙。

来自太空的陌异性，这是科幻作品的一大母题。这种陌异性时常表现为外星人的进犯，或是太空灾害的侵袭。这一表现进路在当今也发生了转向。在《异形》第一部中，异形与人类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物种，然而那个异形从人体胸腔内破出的经典镜头预言了两者之间更为深远的联系。在它的前传《普罗米修斯》中，异形成为了人类的远亲，而人类本身则变成了外星生物的后代。人类本身成为了陌异性的符号。这一转向使人类自身的根基成为了问题。

但在刘慈欣那里，对根源的追溯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对他而言，陌异性的真正位置既不在于人类之外的存在，也不在于人类本身的存在，而在于使这一切得以可能的宇宙本身。在《三体》中，人类与三体星人忌惮的正是这个充满无限可能性因而极度危险的宇宙。对于刘慈欣而言，“人类从何处来”远没有“人类往何处去”这一问题紧要，某种程度上，刘慈欣的一切作品都因这种未来意识而流露出一种“流浪”感：人类的归宿绝不在于现在，更不在于过去，而在于充满陌异性的未来，这使得“归宿”本身成为不可能，人类将永远漂泊直至死亡。

这也得以解释刘慈欣的小说中人类情感的缺乏。在他设想的极端处境中，人类的爱恨在生存面前被轻易瓦解，一切的感情都褪色，只剩下人类面向陌异未来时的不安、敬畏与勇气。仿佛对于一个注定流浪的物种来说，真正的危险倒不在于陌异性，而在于人类安于自身，其耽于此间的种种羁绊——人类将在互相安慰中走向灭亡。刘慈欣如此彻底地将“人类”放在首位，成为一切牺牲的旨归，而在祭坛上最醒目的是“人”本身。在流浪的时代，“人”将被“人类”取代。

据说在2007年成都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上海交大的科学史教授江晓原有过一场关于“吃人”的辩论。当时刘慈欣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主持人美女，“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江认为不会，而刘慈欣强调了他在《三体》中的观点：“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这也是刘慈欣经常设置的“最后的人类”场景，从《三体》中章北海的“自然选择号”战舰，到《流浪地球》中的领航员空间站，在这些场景中，为数不多的人类成为了人类最后的火种，它们叛离“人”，目的是保全“人类”作为类的维续。这几乎可以看做一个类似“电车难题”的思想试验，区别在于，这一“最后的人类”场景既不是在两种不同的道德之间做出选择，也不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做出选择，它完全超出了属人的道德尺度。

对于刘慈欣而言，“人类”既不仅仅是“人”的总和，也不仅仅是“人”的生物类别，它同时具备了自身的位格。从“人”到“人类”这一过程由此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超越，“人类”成为了“人”自我献祭的神祇。借助极端情境，刘慈欣为这一观念提供了支持：唯有“人”，连同其生命与人性，牺牲于“人类”，“人”才能作为“人类”存活。在二者无法两全之际，“人”与“人类”之间的区别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而是现实的生死存亡。当刘慈欣在“最后的人类”中选择站在人类存续的立场时，这一最后的人类所剩下的仅仅是一具生物性躯体，作为人的身份已然残破无法辨认。对于选择“人类”一方而言，除了陷入孤独之外，更为重要的代价或许是：随着自身在自我认同上的“非人化”，他将丧失“人”的身份，当他航入宇宙深处，他也将整个地被宇宙的陌异性所占据。事实上，在流浪地球启动的那一刻起，人类已然开始成为外星人。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事件：当习惯了游移，它最终将迷失一切身份，它将痴迷于流浪直至死亡；它不再具有可被传诵的名字，除了活着以外，再无值得它活着的东西。

危机之下的生命政治

在电影《流浪地球》中，领航员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极端情境，一如《三体》中章北海们的叛逃舰队。当地球开始流浪，全人类置身于无限陌异的宇宙中，这种极端情境将变成常态，所有人都成为了可能的被牺牲者，他们并非“人或人类”这一问题的抉择者，相反这一问题建立在他们注定死亡这一黑色的背景之上。早在地球推进器启动的开始就已经有一半的人口死于灾害，这些死亡甚至并不具有称得上“牺牲”的价值，它们仅仅是被排除在生存的名额之外。这种以十亿为计数单位的人口死亡，最终依旧被赋予了历史正当性，在一颗未曾流浪的地球上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对于我们所处的这颗地球而言，我们不得不想象这一场景。何种政治有如此的勇气允许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当它宣称人类之名时，这种以生存为目的的叙事将人的生物性身份加以神化，在此过程中，属于政治对话的空间被整个地省略，面对生存危机，所有人都出于种族延续的使命而联合起来，成为某个缺少内在差异的去政治化的神圣统一体。而在这个统一体中，个体的整个生命都被完全地捕获，“流浪地球”计划将赤裸的生物性生命当做它的首要关切。一方面是政治空间在事关种族危亡的外界压力下的萎缩，另一方面是对基于生物性身份对个体的全面掌管，当以种族存续为主题的话语转入政治领域，其结果将会是导向某种可疑的极权主义。在小说《流浪地球》中，反抗军正是出于这一点质疑了联合政府的“流浪地球”计划，他们或许想起了数百年前的名著《1984》，书中的大洋国正是通过战争紧急状态的常态化来赋予生命政治以正当性。

《流浪地球》中的反抗军最终战胜了联合政府，取得了地球的控制权，企图重返太阳系，回归流浪前的生活，而就在他们胜利的那一刻，他们看见了太阳毁灭的氦闪。似乎在刘慈欣看来，人类注定只有租借强权政治的力量才能摆脱灭亡的终极危险，否则将耽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人类为此受过太多的欺骗，以至于不再相信任何宏大计划，这最终使他们成为了“狼来了”故事中被谎言所葬送的羊群。而刘慈欣除了道说着这一故事之外，同样向我们真诚地呼喊着这一可能的危机。在《流浪地球》中所设想的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态依赖于一种极端的假设语境，我们多大程度上有必要为这种政治形态做出某种政治学批判，这一点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假设语境的现实性。换言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刘慈欣口中的“狼”。

我们不得不想象“流浪地球”中数以亿计的牺牲，但并非是出于一种审判的动机，而是出于对传统政治哲学资源的反思：倘若危机是真的，那么至今为止关于生命政治的种种讨论在何种程度上依旧有效？倘若危机是真的，那么除了刘慈欣所设想的这种政治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甚至，更基本的问题是，倘若危机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它？这已然调整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讨论方向，它将人与人的问题放置在更为辽远的人类与宇宙的问题之下，但对此我们尚欠缺合适的话语。

以“家”的概念沟通“人”与“类”

但就电影而言，它极大地弱化了这一政治性主题，同时也试图弥合极端情境中人与人类之间的张裂。它将人类从神化的位格上拉到世俗中，将之理解为从古至今，以及蔓延至无限未来的所有人的集合，如此原则上以“人类”名义要求“人”的牺牲，其实就是以后代名义要求今代的牺牲。在电影中，俄罗斯领航员与中国领航员刘培强相约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贝加尔湖畔钓鲑鱼，这种面向后代的许诺似乎可以消解那种浓厚的冷峻悲壮。

由此，人类不再是抽象的类存在，它总是意味着那些年轻的乃至尚未出生的后辈。与此同时，领航员计划被电影所否决了，在面临“最后的人类”的抉择时，刘培强毫不犹豫地选择作拯救地球的尝试，将火种空间站当做燃料投入木星。尽管故事发生在流浪地球之上，但所有人都心心念念着“回家”，在电影中，“家”的概念从空间上的稳固转向了时间上的延续，在流浪的时代已经不可能有真正安宁的居所，然而人们依旧可以回到、并且事实上一直处在传承的血脉序列上。在刘培强选择拯救地球时，被摧毁的人工智能莫斯留下了他的遗言：“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一种奢望”。对于刘培强而言，能代表人类的并不是空间站上的领航员，而是地球上的后辈们，唯有他们才具有真正的未来。

江晓原曾评价刘慈欣，当众多的科幻小说家都在反科学主义纲领下写作时，刘慈欣依然抱有老式的信念，即相信科技能带来光明。电影试图以前者来修正后者，即强化原有题材中的伦理因素。以“家”的概念沟通“人”与“类”，这确实是颇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决方式。电影因此构成了对小说的某种回应。它缓和了小说中由于人类命题的绝然超越性而带来的压迫感，同时也为刘慈欣那种冷酷的科学理性渗入了更多属人的情感。

考虑到春节档票房因素，作为商业片，这种伦理因素的强化可以理解。但对于科幻本身而言，它还远远不够。人与人类之间的沟壑，是否真的能被“家”的概念所填满？抑或是，它将引入更多的沟壑？在老迈的韩子昂带着幼年的刘启进入地下城时，无数其他的家庭因未获得资格而死在地表，在此情景中，“家”如何与三十五亿人的庞大人口相融洽，我们能否完全摆脱“家”的差序论格局来思考全人类？“家”的引入会使“人”与“人类”的问题变得更为简单吗，还是说变得过于简单……归根结底，成问题的不仅仅是科技。在我们以伦理视角反思科技的同时，伦理视角本身也需要被重新审视。在所谓的“科幻元年”，或许后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