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身强力壮，粗鲁莽撞，
我摇晃支撑时间的柱子
将生命拉向自己；满身污泥，
我站在岁月土堆的灰尘中——
损毁的青春在土堆下动弹不得。
我的岁月土崩瓦解，
灰飞烟灭，如同日出崩裂在溪流之上。
——弗朗西斯·汤普森《天猎》，1893年
如果悲剧都有序幕，
他写的所有序幕
都无法作为这一出悲剧的开场。
——休·赫兰德《献给威廉·莎士比亚的挽歌》，1623年
1916年春，纽约
尤金·奥尼尔，27岁，阴郁消沉。他被大学开除，之后当过海员，现在每天泡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小酒吧，靠威士忌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这个酒吧名叫“金天鹅咖啡馆”，某天有个过路人朝酒吧里张望了一眼，惊叹：“这是个地狱般的大窟窿啊。”从此，酒吧的老主顾们就为它起了个名字——“地狱窟”。奥尼尔在这里感到很自在。
“地狱窟”位于第6大道与第4街交汇处的东南角，格林威治村的中心，光顾这里的人都是骗子、扒手、妓女、流浪汉和“哈德逊帮”（一群常年靠毒品度日并在附近为非作歹的爱尔兰人）。如果你因为喝醉了酒而晕晕乎乎的——其实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晕晕乎乎的，酒吧门前的第六大道轨道电车会让你暂时清醒，它每次开过的时候，这座三层楼的房子就咔咔作响，噪音震耳欲聋。酒吧的店主汤姆·华莱士在店堂的墙上挂了两根巨大的橡木棒，交错成一个不太正规的十字架，橡木棒上方是坦幕尼协会“老板”理查德·克罗柯坦幕尼协会（Tammany Hall）成立于1789年5月12日，是美国民主党的政治机构，帮助纽约城和纽约州的移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理查德·克罗柯（Richard Croker）1886年至1902年期间担任该协会领导人。坦幕尼协会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渐解体。的照片。在酒吧后厅，啤酒5美分一杯，奥尼尔总是一个人坐在煤气灯照不到的黑暗角落里喝得烂醉。老主顾们在门上拍三下，酒吧招待“老左”路易透过门缝辨认之后才让他们进来。曼哈顿的大部分地方都不允许女人抽烟，但在这里，女人们被鼓动着点上一支。
奥尼尔近来开始管自己叫“爱尔兰幸运儿”，但以当时的情况看来，这个搞笑绰号的讽刺意义十分明显。一直生活在无望的希望中，一败涂地；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年就因为成绩太差以及喝酒被开除；结婚，离婚，有了个儿子，但从没跟儿子见过一面；为了逃离婚姻生活前往洪都拉斯茂密的丛林，没能淘到金子，却染上了凶险的疟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忍饥挨饿九个月，打零工，就着残羹剩饭大口灌杜松子酒；染上肺结核，尽管病情不重但还是不得不在疗养院待了五个月；在哈佛大学学习戏剧创作，但“老头儿”（奥尼尔管他父亲叫“老头儿”）两学期之后就拒绝继续出学费。他的确出版了一本书《“渴”和其他独幕剧集》，但出版费用是他父亲支付的，并且一分钱版税也没挣到。最让他痛苦的是，他眼下刚刚在《哈罗德论坛报》发表了一首写给女朋友比娅特里奇·艾希的诗，他在诗中将她与但丁的比娅特里奇相提并论。她与奥尼尔一样，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长大，奥尼尔当时觉得她会离他而去。（他想的一点儿都没错。）
奥尼尔反社会、酗酒，烟瘾也很重。他的父亲成就卓著，专横跋扈，而他的哥哥一事无成，嗜酒如命。他的母亲埃拉从他出生之日起就离不开吗啡，奥尼尔出生时有11磅重，母亲因为使用过量吗啡镇痛而染上毒瘾。
他曾经试图自杀；他曾经试图继续写作。但这两件事都没做成。
奥尼尔和一个名叫特里·卡林的人合住一套简陋的公寓，卡林当时61岁，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公寓位于第四街的另外一头，离“地狱窟”不远，公寓脏得不堪入目，他们管它叫“垃圾房”。格林威治村的所有人都认识卡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醉汉，每天都在“地狱窟”的后厅喝酒。奥尼尔每个月会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点生活费，卡林也厚脸皮地靠着奥尼尔的这点钱生活，活一天算一天。（卡林就这样醉生梦死地又活了差不多20年。）卡林出生于1855年，原名叫特伦斯·奥卡罗兰，他幼年时就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在芝加哥长大。他看上去痞气十足，蓬乱的银发别在耳后，松松垮垮的灰西装，歪戴着的软呢帽，活像个爱尔兰传说中的妖怪。他语速很快，声调高得让人紧张，天生就具有超越常人的机智；他有一双会干活的手，但他很久以前就发誓，绝不通过劳动挣钱。对于那些吹嘘自己一辈子从不休息的清教徒式苦行僧，比如奥尼尔的父亲，卡林认为他们都是傻瓜。
“地狱窟”里没人拿卡林当回事。但是在奥尼尔看来，他很聪明，而且他是自己见过的人当中读书最多的。和奥尼尔一样，他也是个自成一格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坚持以非暴力的方式对抗所有形式的机构权力，基本无视这些权力的存在。（“我是个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奥尼尔直到1946年还坚持这样认为，“意思就是，‘你们去吧，别让我掺和’。”）奥尼尔讨厌父亲对他的教诲，但他愿意听卡林的。卡林也在回报这位年轻朋友对他的尊重，尽管他最擅长反驳奥尼尔的那些自怨自艾。当奥尼尔悲叹：“每一个灵魂都是孤单的。这世上没人理解我最细微的冲动。”卡林会这样回应：“那么你也不理解其他人最细微的冲动。”
卡林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哈钦斯·哈普古德在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温斯敦租了个夏天度假的房子。房子位于考德角的最边缘处，他和朋友们一起在那儿消夏，同时释放他们创作的能量。哈普古德的妻子尼丝·博伊斯是个作家，他们前一年夏天在普罗温斯敦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正在积极寻找新生力量。奥尼尔渴望在戏剧方面有所突破，卡林跟纽约的无政府组织之间有了点政治上的麻烦，炎热的夏天又即将到来，这三方面的因素结合到一起，是时候离开纽约了。
1916年夏，马萨诸塞州，普罗温斯敦
普罗温斯敦距离陆地有五十英里，位于一个地势起伏的海岬上，只有沙丘、松林和几座斑驳的房屋。这个被叫作“大地尽头”的半岛，像蝎子的尾巴一样蜿蜒——向东，向北，向西，向南，再向东。以前，岛上的码头经常吸引各路探险者；现在，这个北大西洋边的小村子成为波西米亚式生活的温室。那年夏天，有600多名艺术家来到岛上；到了8月，《波士顿环球报》将刊发一篇文章，名为《普罗温斯敦：世界最大的艺术殖民地》。奥尼尔和卡林，两个“被冲上岸的”爱尔兰人，于6月下旬到达这里。
他们注视着海岸蜿蜒的曲线，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也不在乎方向了。“沙滩，太阳，海水，海风，”奥尼尔后来这样描写围绕小镇的连绵沙丘和海景，“你融入其中，和它们一样变得无意义，但同时又充满意义。耳畔总是海浪拍打的单调声音——沉默的背景——你知道你是孤单的——如此孤单，你可以去做任何事情。你可以沿着海岸走或者游上好几英里，一路上只会遇上沙丘——仿佛穿着黄袍的斯芬克斯，一言不发，爪子深深地埋在海里。”
但奥尼尔和卡林心中的烦恼让他们无心欣赏这如画的风景——他们没钱了——卡林建议他们开口跟哈钦斯·哈普古德借10美元。哈普古德的房子在商业大街上，这条满是沙土的街是普罗温斯敦的主干道，有一排灰色的房屋，哈普古德的房子位于颇有点艺术气息的东街区。哈普古德把钱借给他们，但他当时就怀疑这钱多半是有去无回，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奥尼尔和卡林暂时搬进了拜亚德·波伊森的单间公寓，波伊森是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他们在格林威治村的老相识。
在卡林的帮助下，奥尼尔和一个实验剧团谈定了一次剧本试读，这个剧团就是后来著名的普罗温斯敦剧团。剧本试读是在约翰·里德的家里进行的，里德是个政治态度激进的记者。剧团里的大部分人在格林威治村就认识卡林，但他们对奥尼尔感到很好奇，“尽管后来他名气那么大，但当时大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剧团中的一名成员这样回忆。他们称他是“詹姆斯·奥尼尔的儿子”，詹姆斯就是那个为了挣钱而出卖艺术才华去演传奇情节剧的著名演员。“杰克”·里德在奥尼尔的心目中地位颇高，尽管他对后来成为里德妻子的路易斯·布莱恩特很有好感。里德三年前因为报道墨西哥革命而出名，他在平民将军潘昭·维拉的叛军部队卧底4个月。奥尼尔希望能从这个方面打动里德，因此着手修改他的独幕剧《拍电影的人》。这出热闹的讽刺剧是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1914年好莱坞制片商曾赴墨西哥，他们付钱给维拉，让他允许他们拍摄战争情况。
奥尼尔试读剧本的那个晚上，沿着海滩从他的住处走到里德家的这段路显得特别漫长。已经等候在里德家的那群人中，有里德和布莱恩特、哈普古德和博伊斯、记者玛丽·希登·沃斯、剧作家苏珊·格拉斯佩尔和导演“吉格”（乔治·克莱姆·库克，格拉斯佩尔的丈夫）、舞美设计师罗伯特·埃德蒙德·琼斯和迷人的红发女演员玛丽·佩恩（坎普的妻子）。普罗温斯敦剧团的成员们早就坐立不安了，他们渴望颠覆美国戏剧的陈旧传统。他们对于这位新人期望值很高，期待美国传奇情节剧明星的儿子能带来新的突破。
那个晚上糟糕透顶。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剧团成员们看着奥尼尔索然无味地把《拍电影的人》的剧本从头读到尾。他读完以后，大家都说这部作品“差到吓人，无趣，而且全是荒谬的废话”。哈里·坎普对剧本混乱的情节嗤之以鼻：“一个美国电影人赞助墨西哥革命，就为了拍摄其中的战争场面。其中一个场景描写了主人公胁迫交战双方的将领——两人都被他雇佣了——把一场战役再打一遍，因为刚才交战的方式不是他所喜欢的！”不仅故事离奇，剧本也涉嫌种族主义。里德肯定比其他人更加失望。他了解墨西哥和在墨西哥战斗的人们，曾赴实地采访报道。这出戏表明，奥尼尔对墨西哥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的信息都来自酒吧的传闻、报纸的报道和电影院播放的纪录片。
奥尼尔当时对于批评特别敏感。他四年前在《新伦敦报》担任见习记者，当时的主编回忆，这个小伙子是个性情中人，“只要你对他稍微有些不满，他立刻就垂头丧气”。尽管奥尼尔这次深受打击，但他没被打垮。
到了七月中旬，他为第二次剧本试读做好了准备，这次是在苏珊·格拉斯佩尔和库克家。他去的时候，紧紧攥着《东航卡迪夫》的剧本，这出独幕剧是根据他自己在海上的生活经历创作的。等候他的还是上次那一群人，奥尼尔一定感觉到了他们深深的怀疑。他非常紧张，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慢慢地开始朗读，剧团的一位成员回忆，“声音低沉，稍微有些单调，但是非常有感染力”。普罗温斯敦剧团的成员们静静地听着——这次完全沉醉其中。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听出了这部作品的水平，”很多年以后，玛丽·希登·沃斯这样写道，“有全新的东西，一种真正的大海的感觉。”奥尼尔的对话完全是海员们的插科打诨，外国口音夹杂其中，他的舞台提示异常细致，把大家带进了海员们令人窒息的居住空间。对于普罗温斯敦剧团来说，《东航卡迪夫》标志着一次彻底的决裂：在这出戏中，奥尼尔通过对劳动阶层的深切同情，传递出海洋的巨大力量。在以往的美国舞台上，劳动阶层一直没有机会发出声音——其实他们在社会上也同样没有机会发声。“我们听到了海员们真实的对话，”哈里·坎普激动不已。“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生活现实；我们感觉轮船在风浪中行进。他是个真正的剧作家，这一次，没人怀疑。”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奥尼尔四次摘取普利策戏剧奖，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之后的成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仲夏的夜晚，新英格兰一个拥挤的海边小屋见证了美国戏剧最富传奇的发现。
（本文摘自《尤金·奥尼尔》，[美]罗伯特·道林著， 许诗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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