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帝国：新世界的奴役、自由与骗局》，[美]格雷格·格兰丁著，陈晓霜、叶宪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414页，79.00元
2018年岁末之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晓霜、叶宪允两位译者翻译的美国学者格雷格·格兰丁（以下简称“作者”）的大作《必然帝国：新世界的奴役、自由与骗局》（以下简称“本书”）。
本书的主书名“必然帝国”，或许来自书中所引用的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在《钟楼》里记录的一段话：“人类高歌猛进，要实现更大的自由，却扩展了必然帝国。”这段话看上去很容易令人进而联想到哲学中的两个概念，亦即“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好在，如同副标题（“新世界的奴役、自由与骗局”）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并不是一本读来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实际上，就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赞的那样，本书是“一部关于公海历史扣人心弦、严谨客观的戏剧性作品”。作者通过1805年2月，两艘风帆船只——“考验”号与“坚毅”号——在距离智利海岸线不远的南大西洋戏剧性的相遇，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跨大洲交流、奴隶贸易以及对自由的幻想”。
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首先体现在对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航海活动栩栩如生的刻画之上。众所周知，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为追逐财富，西方商船的航迹从地中海驶向大西洋、再到印度洋与太平洋，最后遍布整个海洋。对此类海上探险生涯的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海洋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航海的人们”丛书，至今仍旧不失为经典之作。再就本书而言，书中对马斯阿富埃拉岛（Mas Afuera，位于智利圣地亚哥正西方五百英里的太平洋）上捕猎海象（与海豹）的记述，精彩程度恐怕并不逊色于“航海的人们”丛书中《捕鲸人》的海上捕鲸相关章节。在作者笔下，读者仿佛可以看到，捕猎者蜂拥而来，向着长达二十英尺、腰围十二英尺的海象——地球上最大的鳍足目动物——投去长矛。这些“又尖又长”的长矛会在猎物身上刺穿“十几个洞”。海象的鲜血“如喷泉般涌出，喷射相当远的距离”，甚至“能把人淹没”。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猎杀，其状之惨烈堪与前几年的电影《海豚湾》相垺，今日观之固不足取。但与当代已成众矢之的的捕鲸业类似，在两百年前捕猎海象与海豹，并不需要承担任何来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压力。本书中的捕猎者获取海象的油脂与海豹的毛皮，后者将被远涉重洋运到广州，通过这个当时大清帝国唯一的外贸口岸，经由“十三行”的交易进入中国，一变而成达官贵人所用的昂贵皮货……
马斯阿富埃拉岛
猎杀海象
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海豹贸易的代价无疑显得沉重。利之所往，人之所趋，短短几年间，“一个岛屿接着一个岛屿，一个海岸接着一个海岸”，海豹在阿根廷和智利许多岛屿上永远的消失了，“这种动物几乎被消灭”。因此，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年轻的英国博物学家查·达尔文在“小猎犬号”（又译“贝格尔号”）双桅纵帆船上进行日后闻名于世的环球航行时，在1833年3月24日的航海日记上毫不客气地做出了评论：“捕猎海豹者、贩奴商和海盗都是一种行当。”
某种程度上，这句话就是本书所涉及的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许多海盗会加入捕猎海豹者的行列，而贩奴商则是海盗们更为常见的又一身份——本书提及的弗朗索瓦-德-保罗·希波吕忒·莫德耶就是其中一位。这位被手下人称为“曼科船长”的法国独臂海盗指挥自己的“希望”号私掠船在西非的比夫拉湾（ Biafra bay）捕获了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商船——三百四十三吨重的 “海神号”三层甲板帆船。当他发现战利品（“海神”号上的货物）竟是“近四百名非洲人，大部分是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的男孩和男人，而且还有一些女人和儿童”时，“曼科船长”便毫不犹豫地摇身一变为贩奴商。这是因为，“海神”号上的奴隶被整批卖出的话，将给主人带来至少八万银比索（相当于当时西属美洲墨西哥或者秘鲁总督的年俸）的巨额收入。当然，这比起“海神”号的原主人、利物浦商人约翰·博尔顿通过至少一百二十次贩奴航行所积累起的庞大财富，无疑只是小巫见大巫。
利物浦的贩奴船
欧洲人将黑人当作奴隶从非洲卖往美洲，无疑是人类近代历史上的丑恶一页。本书认为，从1514年至1866年间，被运往美洲的非洲奴隶 “历史学家估计总共至少有一千两百五十万人”。
在大众印象里，欧洲的奴隶贩子带着工业制品从非洲猎取（或者购买）黑奴，然后横渡大西洋将其运往北美大陆与加勒比海岛国，他们将在这里的种植园里被迫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每天工作长达十八九个小时），生产出蔗糖、棉花或者烟草，作为工业原料销往欧洲，从而构成经济学家所说的“三角（欧洲-非洲-美洲）贸易”。而本书并未停留在此老生常谈之上，而是将视角投向了另一个地理方位——往往被人忽略的南美洲：1804年1月，“曼科船长”带着“海神”号驶入了僻处南美洲大陆东南一隅的蒙得维的亚（今天的乌拉圭首都）港口，并在这里将自己的货物（黑奴）在市场上交易出手。
大西洋三角贸易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向来以“人畜无害”形象出现的南美大陆竟是奴隶贩子的乐土？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实际上，正是由于废除奴隶制度后造成的劳工稀缺现象，才使得独立后的南美国家产生了对华人契约劳工的需求，从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幕悲剧——“猪仔贸易”。
另一方面，不像北美与加勒比的黑奴的工作局限在种植园之中，南美洲的黑奴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宰牛剪羊毛，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城外的山间种咖啡，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造船。在西属美洲大陆所有繁荣的城市里，黑人奴隶们不停地劳作，他们的身份是面包工人、砖瓦匠、马车夫、木匠、铁匠、厨师或者仆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南美洲经济的正常运转对黑奴的依赖与压榨或许更甚于北美。更不要说，整个西半球废除奴隶制最晚的国家既不是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也不是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经济独大的众多“香蕉共和国”；而是南美洲的第一大国：巴西。1822年巴西从葡萄牙独立时，全国三百五十万左右的人口中，黑奴就有两百多万人。该国甘蔗、咖啡种植园中的劳动力几乎全部是黑奴，甚至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废除奴隶制之后，仍有大批黑奴不断运到巴西。迟至1888年，奴隶制度才在巴西遭到了废除。邻近的乌拉圭也是如此，今天的乌拉圭人自诩“较为纯正的欧洲血统”：在人口统计上超过九成的居民是欧洲人后裔。但过去的乌拉圭人恐怕并没有如今这么“白”。本书提到，1804年的蒙得维的亚，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居然超过百分之三十，以至于“每个人都在抱怨城市的黑人人口过多”。这是今天的乌拉圭不愿面对的一段历史——其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刻意贬低黑人的作用，把在独立战争时同“国父”何塞·阿蒂加斯并肩战斗的黑人中尉何阿金·兰西纳描写成“一位高贵的仆人”。甚至1988年8月25日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一次盛大游行中，葡、西、意、德及犹太人移民后裔都可以打着各自国家的旗帜参加游行，唯独黑人被排除在外。
正在前往农场的巴西黑奴
本书另外一个不落窠臼之处可说是对黑奴本身的书写。关于奴隶制度下黑奴的境遇，向来不乏争议之处。著名的美国小说《飘》就将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描绘成了没有剥削与皮鞭，有的只是恬淡、富足的世外桃源，以至于《苏联大百科全书》直言不讳，“（《飘》）把种植园生活方式理想化了”。反过来，奴隶制度的反对者则强调奴隶制度从一开始就与血腥、暴力、歧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制度下黑人奴隶遭到了各种不人道的待遇。这种遭遇几乎从黑人被运上奴隶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本书同样提到，运奴船里的非洲人被幽闭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幽闭空间的空气，被排泄物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污染，再被反复呼吸，很快就会让人发烧和腹泻”。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位运奴船外科医生干脆说，“人类无法想象出比这种情形更可怕或更令人厌恶的处境了”。
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黑奴形象
载满奴隶的贩奴船
无论黑奴的处境是好是坏，过往论述普遍将其视为“客体”，任由白人奴隶主予取予求。不言自明，这种话语背后隐藏着某种种族优越论调。麦尔维尔在《白鲸》里就说，“在人类种群中同样也是白色为尊。让白人在信念上拥有了对其他种族的掌控权（Ideal mastership）”。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虽然表达了对黑人悲惨遭遇的同情，但同时又声称，“暴力把黑人变成了奴隶，但黑人身上的奴性使他们愿意并且乐意做奴隶。他们对主子的崇敬要多于仇恨，即使受了主子的压迫，也不妨碍他们在一旁乐滋滋地模仿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的认识能力和他们的灵魂一样，都处在一个低下的水平”。
但本书告诉我们，这些居高临下的论断绝不是真实历史。黑人在被强迫离开自己的非洲故乡时，并不总是逆来顺受。许多人情愿葬身鱼腹也不愿沦为奴隶。本书提到了日后在美洲的黑奴后裔中流传的一个传说，那就是被囚禁的伊博人（生活在尼日利亚东南部）不甘心做奴隶，情愿投海——但他们不是自杀，而是在水上“飞翔”或“行走”回家：“他们飞着逃走了，他们飞过天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更有反抗精神的黑奴甚至在运奴船上发动了起义。按照本书的一个说法，“在1509年至1869年之间，发生了四百九十三次奴隶起义”，“可能有多达六千名非洲人死亡，他们要么在起义中被杀，要么在起义被镇压后处决”。1785年时，一群非洲人劫持了一艘荷兰贩奴船，当起义行将失败的时候，他们自愿选择了死亡——起义者点燃了船上的火药库，两百到五百名奴隶与贩奴船同归于尽。可能只有少数起义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十九世纪伊始的“圣胡安·内波穆塞诺”号那样，幸运儿们成功回到了塞内加尔河口附近的西非海岸，并宣布自己赢得自由。
本书中同样不惜大量篇幅描述了一次黑奴暴动的经过。一些被“曼科船长”卖走的奴隶从蒙得维的亚出发，翻越绵长的安第斯山脉并横穿南美大陆来到智利海岸。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一名法国人后来说，“穿过如此偏僻荒凉、陡峭险峻、冰雪覆盖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理解什么是苦难了”。在智利海港，黑奴登上了西班牙人班尼托·西兰诺的商船“考验”号。后者并不是一个奴隶贩子，他做的是运输生意，“考验”号此行的目的地是北方的秘鲁利马。对于班尼托·西兰诺而言，这些奴隶只是顺路捎上的寻常货物而已，与小麦和葡萄酒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考验”号并不是一艘专业贩奴船，船上可能缺少那些用于监禁奴隶所用的“专业”设施，这就使得黑奴们看到了希望。1804年12月22日凌晨三点，三十名黑奴男子在首领巴波与其子——会说西班牙语的莫瑞带领下起而暴动，杀死自己的奴隶主与十八名水手，成功夺取了船只。起义者只留下了班尼托·西兰诺等少数白人船员驾驶船只，期望能够绕过南美洲南端返回塞内加尔的故乡。“考验”在海上遇到了真正的考验，很快缺粮少水濒临绝境。就在此时，他们遇上了“坚毅”号，这是一艘美国商船。它的主人名叫亚玛撒·德拉诺——一位前海盗与海豹捕猎者，其家族渊源据说可以与三位美国总统（格兰特、柯立芝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攀上亲戚。他虽然不贩奴，但他的家乡马塞诸塞州同样受益于黑奴贸易，这里“大约有一万名水手参与了西印度贸易，更不要说还有建造、装备和供应（贩奴）船只的大批工人”。于是，“即使在当时最彬彬有礼，最仁义道德的上层社会圈子里，也没有人觉得靠奴隶发财是件可耻的事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令读者瞠目结舌。为了不被伸出援手的德拉诺船长察觉，向来被贴上“忠诚与愚昧”标签的黑奴，竟然可以运用各种才能（狡猾、理性、纪律）将自己伪装成恭顺、忠诚的仆人，并胁迫西兰诺假装自己仍然是“考验”号的主人。这个精彩的骗局持续了将近一天时间，就在众黑奴准备伺机夺取“坚毅”号时，西兰诺挣脱了黑人的控制，从“考验”号的甲板上跳入“坚毅”号，得知内情后大为惊讶的德拉诺立即下令发动攻击。众黑奴做了困兽之斗，用斧头与长矛殊死抵抗，最终仍告败北，黑奴与白人之间的斗争以黑人功亏一篑告终。在格斗以及随之而来的白人野蛮报复中幸存的黑奴领袖被押上了西班牙人设在智利利马的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尽管他们的律师做出了无懈可击的辩护——“西非人犯罪，目的是重获自由，回到自己的家国，他们利用了西班牙人的疏忽大意，试图摆脱奴役”。就在即将登上绞刑架的一刻，那位会说西班牙语的黑奴领袖莫瑞开口谴责那些“捕捉他的人残忍无人道，这些人在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他们从自己的家园中掠走”。
的确，无法无天的猎奴者强行从非洲掠去了奴隶，却一本正经地用自己制定的法律来审判那些不愿意做奴隶的受害者——这不啻一个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不仅本书的主旨正在于此，类似的悖论同样贯穿在作者行文的始终。譬如，那位“曼科船长”其实是个激进的雅各宾派分子，笃信人权和世界自由的信念，却通过掠取英国人的奴隶并将其贩卖给美洲的西班牙商人谋生。他的祖国——经历了大革命的法国——更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企图在前殖民地（海地）复辟奴隶制度。以此观之，“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并没有包括黑人。又譬如，宣判“考验”号上起义黑奴死刑的法官，胡安·马丁内斯·罗萨斯实际上是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日后他在1811年主持自治委员会，禁止未来将新奴隶引入智利……本书作者就此揶揄，“罗萨斯对奴隶叛乱分子做出如此严厉的判决，就是因为他们做了他自己本人密谋要做的事情”。
胡安·马丁内斯·罗萨斯
同样是这位罗萨斯，曾经断言，“自由之火将会点燃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恰如其所言，不过十余年后，独立战争的烽火席卷整个西属美洲大陆，最终创建了不下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恰恰是本书作者期待告诉读者的又一个悖论：奴隶劳动产生了财富，使当地人民有可能获得独立，只不过，所谓“自由”与“一个几内亚奴隶”毫不相干。这一奇怪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帝国建立之初。在“重商主义”的政策驱动下，西班牙禁止其殖民地相互通商，禁止外国船只进入西属美洲港口，禁止商人拥有私人商船队，并且限制殖民地的生产。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将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西班牙的贵金属来源地（玻利维亚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以及西班牙商品的倾销市场（这一点从未完全实现，因为西班牙手工业制品的价格在中国商品面前毫无竞争力，尽管后者需要跨越整个太平洋从马尼拉运来）。
显而易见，“重商主义”政策损害了美洲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因此或明或暗的反抗（走私贸易）从未禁绝。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在激烈的帝国竞争与美国“独立宣言”带来的双重压力下，已然势衰的西班牙为了保住自己的美洲祖产，不得不改弦更张，实行“帝国内部的贸易自由化”，以保持殖民地臣民的忠心。西属美洲的殖民地臣民要的是什么自由呢？实际上，“很多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将黑人当作财产买卖的自由”，“他们想要更多自由，更加自由的买卖奴隶”。其结果就是，整个南美洲出现了“贩奴热”。
这就形成了一个反复的循环。每逢殖民地叛乱热情高涨，马德里当局就颁发一个法令，允许更为自由的贸易，包括更为自由的奴隶贸易。反过来，奴隶贸易又成为西属美洲“市场革命”的动力源。随着越来越多的奴隶被驱赶到南美腹地开展劳动，新的贩奴路线不断开辟，并在随后成为商路，将南美各地的贸易连接成网。大部分南美洲的黑人奴隶被用来制造美洲殖民地之间相互贸易的商品，刺激了社会的商业化，也造就了南美本土的精英阶级。他们的财富愈多，面对宗主国的自信愈强，愈加要寻求更多的“自由”……
西蒙·玻利瓦尔
最后，西蒙·玻利瓦尔由被解放的奴隶和黑白混血儿组成的军队结束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统治。独立后的西属美洲各国陆续废除了奴隶制度。或许是由于统治精英本身很多都是过去的奴隶主，相较美国，南美洲各国的废奴进程显得温和而理性。但在阅读《必然帝国：新世界的奴役、自由与骗局》时，人们或许仍旧会产生这样的思考，奴隶制度之于南美洲的解放运动，真的是一种“必要之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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