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读的书：专业之外的“闲读”

因为自己研究领域的缘故，本年的阅读仍以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与论文为主，这类阅读劳作的成分较重，虽也不乏收获，但很少能有兴会神飞之感。年末谈读书，除个人回顾，也有些“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思，多谈谈今年专业之外的阅读吧。

一、王夫之：《宋论》

王夫之的史论中，以《读通鉴论》最为有名，不过我更喜爱这本薄薄的《宋论》。与《读通鉴论》纵论上下千古不同，本书集中探讨一个王朝（宋朝）的命运。王夫之有“孤秦陋宋”之说，对“孤秦”的阐述见于《读通鉴论》，对“陋宋”的阐述则见于本书。他从宋朝的相关史事与人物入手，探讨其开国、全盛、中兴与衰亡，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政治与文明问题，虽论一朝，所关乎者远出一朝之外，实为王夫之式的“通古今之变”。

这又不仅是史论。古人为学，政在学中，史论与政论很多时候都是一体两面的。王夫之为明遗民，而宋、明两朝在夷夏、清浊、文武等主题上高度相关，就时段而论，宋也如同明的前史，故王夫之论宋，每每致意于明。他认为宋得国不正，不得不行谦抑之政，却反而为士大夫文治创造了条件；北宋衰落的根源并不在熙丰、元祐时期的新旧党争，而在庆历时期君子小人之辨的初现。有明以平民革命开国，自认为“得天下最正”，末期则党争极烈，宋明对照，可见王夫之的寄托之意。

另外，王夫之在清中前期声名不显，是道咸时期的湖南士人将他重新挖掘了出来，其中地位最高者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于镇压太平天国后的第二年（1865年）在南京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促成了王夫之影响的全国化。王夫之极严夷夏之别，与清朝势不两立；而曾国藩则是将清朝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挽救出来的“中兴名臣”。曾氏颇好《读通鉴论》与《宋论》，但他为人谨慎，除对王夫之的礼学与理学略有评骘外，对这“两论”则不置一词。历史中的留白往往难以考索而意味深长，读《宋论》时，悬想曾国藩等人读此书时的心态，也有一种特殊的趣味。

二、 高阳：《慈禧全传》

此书虽似为慈禧做传，实际上不限于慈禧，书中各部分以不同人物串场，如许多线头，最后总集于慈禧。以我的浅见，这样写的一个原因是慈禧居于深宫，交往范围与活动能力天然受限，故需要补充以其他交往范围更大、活动能力更强的人物；另一个原因则是高阳想要展现的是整个晚清时代，故采取以慈禧为中心的群像描绘法，下自京城小民、衙门胥吏，上至亲王贵胄、督抚相臣，皆不吝笔墨，细细描摹，实为咸同光宣四朝的时代风俗画。梁启超晚年提倡以群传的方式描绘一整个时代，我以为，高阳提供了史学之外的一个例证。

此书另一大好处是写出了士大夫乃至传统政治文化的形与神。高阳出身钱塘望族，江南又是传统士大夫文化烂熟之地，他熏染于其间，深知个中三昧；他又对前清掌故烂熟于胸，兼负有绝世文才，故对晚清宫廷内外各色人等都能见其形神，细笔之外又有巨笔，工描之外又有写意，其精妙之处，颇合于陈寅恪所说的藉“神游冥想”达至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

故我以为高阳可谓具有史学家精神的小说家。他的许多描写皆出自本人对晚清史事的考索，且非饾饤考据，而是以小见大，于平淡间见款曲，有牖中窥月之妙。如他论同治年号，简单一句：“这两个字的妙处，只可意会，各有各的解释。在太后看，是两宫同治；在臣子看，是君臣同治；在民间看，是上下一心，同臻郅治。足以号召人心。”这一笔准确而写意，让我敷衍出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

三、刘慈欣：《山》

我读刘慈欣小说较晚，《三体》之外，这一年开始注意到他的短篇小说。其中最喜欢的一篇是《山》：一位探险者在海洋中与硅基文明遭遇，听后者讲述他们突破自身的存在视界，探索宇宙真相的艰难历程。硅基生物最初处身于一个星球的内部空泡中，自然以为宇宙是无限密实的固体。这一从日常经验而来的认识是如此自然，如此难以突破，以至于要达到星球表面，看到真正的虚空宇宙，他们必须突破自身重重的思想与社会障碍，经历惨烈的内部斗争。这是凶险而壮丽的探索故事，也是一个文明的英雄史诗。

这篇小说打动我的另一个原因比较个人。这个探索者的故事，让我想起十多年前读到的柯瓦雷笔下的近代科学革命。在《伽利略研究》与《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展开的世界中，伽利略等人为从自身的日常经验以及中世纪世界观中突围，展开了一场如同空泡内的硅基生物般的思想远征。其中百转千回的思想历程，让初入思想史领域的我深感震撼。十多年后，刘慈欣的这个短篇重新唤起了我对这一过往阅读体验的回忆，如同昨日重现，美妙难以言表。姑记于此。

四、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戚本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参与或见证了当时一系列关键而敏感的事件。本书记载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于他去世不久后在香港出版，可谓其历史与政治遗言。

回忆录能提供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信息与现场感，其鲜活的故事性更是令人不能割舍；但史学家对这种文体会多几分警惕。由于回忆录多为回忆者晚年之作，相关人事已过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客观上的遗忘与失真无法避免；而回忆所能及的人事，必与回忆者有种种关联，遇有嫌疑忌讳处，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保持沉默，即使发声，也难免扭曲与重构。在这些地方，史学家就不得不与回忆者缠斗，以逼近被掩盖或扭曲的真相。

不过，戚本禹的回忆录有些不同，对史学家颇为友好。具体说来，戚本禹在回忆时，明确区分所见、所闻、所传闻与所思所感。他述说一件事，如果是自己亲见亲闻，就说明他当时在什么位置、从哪个角度目击或听闻了此事（如他说自己听到彭德怀在中南海内的批判会上痛骂XX，特地交代自己所处的办公场所与会议地点相隔几十米，当时盛夏，两边窗户全开，彭德怀声音高，故能听到）；如果是得自传闻，则说明从何种渠道获得，该渠道的可靠性如何。其为文极具条理，述事首尾完具而要言不繁，史事与评论分开，如有所思所感，则专门分段或分节标出。凡此皆颇合史法。 

这还是“术”的层面，更进一层，就史德或修养而论，戚本禹所要讲述的人事与时代，争议性在中国现代史上首屈一指，他一生的荣辱浮沉乃至理想抱负皆与之相关，而他能尽力调伏心情，以不怨不怒的态度从容道来，实为不易。比起许多官样回忆录的八股气或市侩气，戚氏的回忆录自有一股清新之气，章太炎认为学术在朝则盛在野则衰，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