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间，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回首1949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那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对于文艺界也是如此，电影、文学、戏剧、音乐等文艺各界迅速恢复活力，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今天，让我们回到起点，看看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都在做些什么。
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院里没有爆米花，没有广告，正片放映前，总会有一段10分钟左右的“加片”——科教片。在那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里，这些科教片是人们了解科学知识、历史人文的重要窗口。在战后全球范围内科学教育浪潮的背景下，它们既沿袭了苏联科教片传统，也结合了中国电影人在匮乏条件下的聪明才智，同时，它们是几代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
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之后，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1952年5月，新中国第一个科教电影机构的雏形“教育片组”应运而生。为了加强科教电影工作，文化部成立了“教育电影指导委员会”。新中国的科教片事业开始起步，积极承担了普及科学知识、传授先进技术的重要使命并拍摄了大量科教片作品，奠定了新中国科教影视事业的基础。
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从1946年开始，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乱年代，还是在解放后，都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长影厂还开创了7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比如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和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在纪实作品里，就留下来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和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预防鼠疫》
《民主东北》
“长影”利用首批新闻摄影队伍拍摄的素材，编辑成《民主东北》1、2辑，这掀开了“长影”创作生产的史页。其后，“长影”靠组织起来的32个新闻摄影队，拍摄制作了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共17辑，总长度23687米，共106本，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战斗以及东北民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的生产图景。
1948年，《预防鼠疫》由袁乃晨编导，马守清执掌摄影；片中音乐也请到李凝等作曲家进行谱曲，中国女影视作曲家黄淮指挥。
这部电影以日本侵略军为在二战中打细菌战，曾在东北进行秘密试验，造成东北地区连年发生鼠疫灾害为故事背景，在片中用通俗易懂的手法，分析了鼠疫的来源和危害性，并推广了在当时条件下几种简易可行的预防方法，该片对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扑灭鼠疫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同时开创了科教电影创作的历史，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导演袁乃晨不仅是一名电影导演，他更是新中国译制片之父。
袁乃晨
此外，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科教片名字叫《淡水养鱼》，由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
影片介绍在中国长江和珠江流域水产非常丰富，种类很多，包括白鲢、花鲢、草鱼和青鱼。渔民们经过长时期的喂养，摸熟了它们的性格和嗜好。它们所生活的水层各有不同，食物和个性也不同，因此，可以把它们放在同一池塘里喂养等等。该片1955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科教片奖”一等奖；1956年获意大利第一届威尼斯国际科教片电影节荣誉奖。
1953年2月，上海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8年至1962年，上科厂成立新闻片组，拍摄上海新闻与纪录片，迎来了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当时全厂编导、摄影人员约占全部职工的五分之一，同时成立20多个摄制组。每当厂里接到一个任务，通常会派三四个摄制组奔赴各地。“速度快”、“干劲大”，是上科厂的老人描述当时创作状态时使用最频繁的词语。
“建国10周年”时，上科厂拍摄国庆新闻片，“10月1日拍摄完，10月2日胶片就到电影院了。”据当年上科厂老导演殷虹回忆，“我们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拍了就送洗，配上解说，晚上就放。比电视台还快，干劲大得不得了！当时新闻片组年产影片100多本（部），北京叫新闻简报，报道全国新闻，上海每个月出3个，拍的是上海新闻，发行到上海、南京和杭州。那时有大搞电影的气氛，山东厂、湖南厂、西安厂，都到我们组里来学习。”
因为上科厂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各地的故事片厂调来的，所以创作者们习惯用拍故事片的方法来拍科教片。《把上海人民的关切寄往台湾》（1959）是导演陈冀进厂后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我能够得心应手，全凭我原来搞过戏剧。”该片除了反映上海城市面貌、统战人士出场讲话，还有著名演员的演出片段，京剧演员周信芳、盖叫天，越剧演员袁雪芬等每个剧种的代表人物都有片段，现在这部影片成为了很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新闻片”要抢时间，科教片则是费时间。观众们不知道，短短10分钟的科教影片，背后是创作者半年到一年的辛苦制作。曾做过上科厂厂长的徐志义1963年进厂，拍《中草药》时，他挑了最艰苦的北方去拍摄，“有时候爬山要爬一整天，还是会拍不到什么，晚上就借宿在村子学校里，把课桌一翻，老乡拿来的被子一盖。” 拍《盐湖》的时候，“我们去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从高空看很漂亮，四周都是白色的，中间是绿色的湖水，那儿全部都是盐碱地，周围都不住人。青海湖研究所给我们派了五辆车子，吃淡水要到90公里以外用水管车拉水，再用卡车跑到新疆去拉蔬菜、伙食，待了三个多月。”
为通俗易懂、形象直观地表现科学内容，上科厂老一代的摄影技术人员在缺资金、缺设备的情况下，使出浑身解数解决难题。拍摄《根治水稻害虫——三化螟》（1953年）时，为了在银幕上清楚地表现三化螟咬食稻苗芯的镜头，摄影师在摄影物镜前加置放大镜进行拍摄，这使该片成为我国首部运用放大摄影的科教片。
《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介绍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用癞蛤蟆进行人工单性生殖实验的过程。影片首次运用显微与延时逐格摄影技术，将摄像机接驳在显微镜下，拍摄了癞蛤蟆由一个卵细胞分裂发育成长为一只小蛤蟆的单性繁殖的全过程。“要看清细胞分裂必须用显微镜，但要用摄像机记录该怎么拍？”导演杜生华说，“限于物质条件，从国外引进器材很不现实。”于是，杜生华和他的同事们将现有镜头倒置，接在显微镜镜头上。这一用土法炮制的显微摄像机，拍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清晰画面，该片也因此在1962年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
著有《科教电影史》的同济大学教授赵惠康认为，当时科教片的成功，与当时媒介的匮乏有很大关系，“当时没有电视，只有无线电，科教电影对于老百姓，一方面娱乐，一方面能够长知识。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0年代自然灾害，这些都是通过《祖国新貌》、《科技新风》新闻片的放映传播给社会民众，可见科教电影的重要地位。”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在，传统科教片的没落是时代的必然。自1990年代上科厂“影视合流”（上科厂的职工并入电视台等单位）之后，沪产科教片的辉煌就无法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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