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睛在搜寻我，我的眼睛也在搜寻他。我轻轻点个头，他也点头微微一笑，一个只给我一个人的笑，一个秘密的笑。我知道从那一刻起，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之间有了约定。”
电影《外出偷马》
父子关系，是文艺创作中最耐人寻味的题材之一。李安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被称为“父亲三部曲”，在传统东方文化中，父亲高大严肃、不苟言笑，对儿子的凌驾和统治意味明显。李安曾谈及过他与父亲的关系，父亲负责训话，他负责聆听，很少回话，三部曲中父子间极少的交流和互动即为现实生活中李安与父亲间的缩影。
这样微妙的关系，在欧洲人笔下又是怎样一种感受？在刚刚结束的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电影《外出偷马》获得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这部广受好评的电影改编自挪威作家佩尔·帕特森的同名小说，讲述67岁老人传德准备退隐山林独居，无意中却回忆起与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天，对父亲的依赖、渴求、崇拜、愤怒乃至最终取代，贯穿了他的一生，传德也因此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作者佩尔·帕特森1952年出生于奥斯陆，曾是图书馆员、商人、翻译，如今已是享誉全球的知名作家。在《Lonely Planet》北欧分册介绍挪威文学的部分里，只提到三位作家，前两位分别获得过1920年和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第三位就是佩尔·帕特森。
帕特森的文字是冷冽而平静的，仿佛夹带着挪威森林式的阴郁气质。看过《龙纹身的女孩》的人都知道，大卫·芬奇给鲁妮·玛拉打上了耳钉和鼻环，却只是让她在镜头前展露了完美的身材曲线，用轻浮的叛逆和好莱坞式的高潮取悦电视机前的观众；相比之下，北欧版的电影宛如纪录片一样平淡冷酷，在一幕幕展开的冬日萧瑟中隐藏着扭曲痛苦和隐忍愤恨，最冷漠，最真实，最撕裂。或许是长期的低温已经侵入骨髓，冷峻、波澜不惊和残酷，是源自北欧文艺创作的共同特性。在帕特森笔下，无论多么炽热和强烈的情感，都会刻意淡化和舒缓，人物与现实世界总是保持某种若有若无的距离，疏离是他们与人世的唯一联系。
正如传德和他的父亲。1948年时，传德刚满15岁，他和母亲及姐姐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当时才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三年，传德家的生活环境不算宽裕。然而，经常长期不在家的父亲却突然带他到挪威与瑞典交界的森林度假。他结交了一位名叫乔纳的好朋友，两人一同在森林里游戏探险，还近距离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一个意志坚强、个性随和的男人。
当他崇拜着心中象征着威权和男子汉的父亲时，父与子的第一次冲突已暗自埋藏下祸根。他发现父亲与乔纳的母亲早已保持了长期的暧昧关系。而15岁的传德也对乔纳的母亲起了爱慕之心。男人的成长中，对权力的角逐总是和女性有关，对乔纳母亲的渴慕，冲破了传德的心中的枷锁，当他挤开坐在河边的两人，固执地端坐在他们中间时，这是传德对传统父权的第一次挑战。
有趣的是，这样激烈的冲突本可以被戏剧化处理，在帕特森笔下却平静淡漠得宛如一座皑皑冰山，不见波澜，只是下方有惊涛飓浪涌动。他笔下的父亲宛如一只在空中放飞的风筝，自由自在地在森林中追逐自己旷达的野性，而儿子的愤怒和伤害不是爆发的火焰，更像是一曲蜿蜒流淌、潺潺涌动的河流。在夏天接近尾声时，传德独自乘车先行回到奥斯陆，等待父亲的归来。一直到秋天时，父亲才寄来一份非常简短的书信，告诉家人他将不再回来，他在瑞典银行里留有出售木头的钱，让家人去那里领取。
当传德和母亲走到银行，却发现钱少得可怜，仅够传德买一套西装，而穿上西装的传德也正式成长为一个筋肉强健的男子汉。当母亲看到传德穿上西装时，“她脸红了一下”，之后，她和传德在街上行走，身高绝配，“手挽手就像一对夫妻”。在此时，传德也完成了必要的“弑父”，在生活中正式取代了父亲的角色。
原著作者佩尔·帕特森
父亲在除草时，曾经告诉过传德：痛不痛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这样一条朴素的理由，使传德在面对侮辱、屈辱和人生中的挑战时，选择了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心中的痛楚。父亲，一个高大、强健，满脸笑容的男人，一个可以号令所有木工、受到旁人一致欢迎的人，留给传德的，只是一段外出偷马的回忆，不多的金钱资助，和一段千疮百孔的人生。当年，传德的父亲和乔纳的母亲都是抵抗组织的成员，在行动中结下深厚的情谊。只是因为各有羁绊，彼此都很难迈出决定的一步。是儿子说出的一句“外出偷马”触动了心事，父亲才在接踵而至的种种变故中下定决心，与乔纳的母亲一起远走。
帕特森笔下的父子和解，并不是握手言和，抱头痛哭，而像远山深处迷雾中的一首诗，一曲悲歌，在岁月沧桑流逝中达成了无言和必然的理解。“父亲”不仅是父亲，更像是传德的命运，在国家、时代中起伏流淌。莱纳德·科恩说：“永远不要无病呻吟，表达终将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惨败时，一定要将它限定在尊严和美感的范畴内。”这也正是传德面对父亲，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想传递给我们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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