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神女》， [英]萨尔曼·鲁西迪著，刘凯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322页，45.00元
2010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杰克·古迪（Jack Goody）爵士出版巨著《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Renaissances：The One or The Many?，中译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邓沛东译），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并非局限于十四至十六世纪，亦非西欧所特有——早在公元八至九世纪便有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其后有犹太教文明的繁盛，再后更有自公元十世纪绵延至十六世纪的伊斯兰教文艺复兴。似乎意犹未尽，古迪教授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甚至另辟专章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印度的文化延续性”——最后一点，极有可能受到此前一年出版并在西方世界引发争议的萨尔曼·鲁西迪历史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的影响。
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的风格是一如既往的魔幻现实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魔幻历史主义。鲁西迪从他的第一部小说起，梦境与现实，史实与想象，巫术与传说，便浑然交织在一起：虚虚实实，亦真亦幻，令读者眼花缭乱。而这一部小说的结构，用一句话说，就是“故事里的故事”。《佛罗伦萨的神女》据说是迄今为止鲁西迪写得最为痛苦的一部小说。单看书后长达八页之多的参考书目，就可以想象小说家用力之勤。当然考据只是一方面，像乔治·艾略特笔下的老夫子卡斯朋，整理出满满一屋子卡片，却未必能写成他梦寐以求的“神话研究大全”。而剑桥历史系出身的鲁西迪，除了渊博的学识，还有高超的叙事技巧——自布克奖小说《午夜之子》（1981）问世起，他就被誉为“讲故事的高手”。
萨尔曼·鲁西迪
小说的情节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一个自称“莫卧儿情人”的佛罗伦萨青年莫格（他是马基雅维利的好友）来到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所在的皇城丝克瑞。莫格自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特使，随身携带女王的国书，由此得以觐见皇帝。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亲口对皇帝讲一个故事，来证明他本人也有皇室血统，论辈份比皇帝还要长一辈。第二部分是小说的女主人公、莫卧儿王朝的公主“黑眼美人”阔兹的身世。她是阿克巴大帝的姑奶奶。在王朝兴起之初对外征战的过程中，阔兹先是沦为乌兹别克部落首领的俘虏，后来又被波斯王俘获，最终成为佛罗伦萨青年将领阿卡利亚的情人。阿卡利亚死后，她又流亡到美洲新大陆，并在那里生下莫格。最后她又魂归故里，进入到阿克巴的梦中。小说的第三部分场景又回到阿克巴皇城。皇长子萨利姆发动的一场叛乱几乎耗尽帝国的元气，皇帝意识到权力并非万能，选择退位。莫格也准备逃亡。临行前，皇帝猛然发现真相：莫格并非公主的后裔，而是公主的“镜子”——一位女奴的后代。整个故事，不过是叙述者的一个幻梦而已。
鲁西迪在小说面世后接受采访时曾说，他的创作动机有两个：一是为马基雅维利正名——他不是现代人心目中权欲熏心、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是要揭示“西方民主”和“东方智慧”之类的词汇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西方“民主”政体未见得比东方君主专制更高明，正如东方人的“智慧”未必胜过西方。用小说中“黑眼美人”的话说，“根本不存在所谓东方智慧”。她来到传说中的文化名城佛罗伦萨，却发现这里的男人、女人跟她家乡的人们一样愚蠢——在这里鲁西迪似乎要向英国哲学家罗素致敬。罗素曾说，我本来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可是当我走过三大洲四大洋，却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是一样的疯狂。
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城奉行的是继承自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外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使城邦免遭侵略，内有民主选举的议会保障政令畅通，经济繁荣、文教发达。但就在这风光无限的表象背后，政客们的内讧纷争和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已经为城邦的败落投下阴影。小说的主人公马基雅维利一开始便已预感到他本人及城邦的不幸：他为城邦忠心耿耿服务十四年，做过驻外使节，包括教廷使节，也在军队中服过役。但由于政治斗争失利，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卷土重来。他的忠诚受到怀疑，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流放到城邦近郊，最终惨死他乡。城邦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年轻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曾亲眼目睹佛罗伦萨上流社会奢靡生活的场景，大为震撼——当时他和朋友埃戈（其兄长亚美利哥日后发现新大陆）一同去拜访当地名媛亚力桑德拉。女仆命令他们在卧房外等候，而映入眼帘的是艳妇横陈在卧榻之上，一名贵族吮吸她的左乳，右边则是她的宠物狗。美貌绝伦的亚力桑德拉将追逐她的达官显贵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这些男人为她争风吃醋甚至拔刀相向，是她最大的乐趣。而这些贵族能够登堂入室的条件，小说家告诉我们，除了雄厚的资财，更必不可少的是但丁的情诗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日后为世人传诵的名篇，当日不过是进入她闺房的敲门砖。
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位朋友阿卡利亚骁勇善战，为城邦立下赫赫战功。当他携“黑眼美人”返回故里时，却无端受到猜忌。别有用心的人宣称他诱拐了强大的莫卧儿王朝的公主，仿佛神话中帕里斯诱拐海伦，必将引起一场大战，危及城邦安全。阔兹的到来给污浊混乱的城邦灌注一股清新之气。她的美貌摄人心魄，她的风度和智慧则令整个城邦为之倾倒：行为放荡之人变得贞洁，贫瘠的土地长出庄稼，连城中的河水也变得清澈透明——整个城邦焕发出勃勃生机。
觊觎阔兹美色的佛罗伦萨大公借机将阿卡利亚派往外地作战，但阔兹却没有屈服于他的淫威。在屡次逃脱其魔爪之后，恼羞成怒的大公诬陷她是施展巫术的“妖女”。城邦的民众对她的崇拜也很快消失。他们认为当初是受到她东方“魔法”的蛊惑，现在才如梦方醒：正是她给城邦带来灾难。为拯救城邦，首先要除掉妖女。幸亏阿卡利亚及时赶到，舍身相救，帮助阔兹逃离佛罗伦萨，去往遥远的新大陆。
鲁西迪在小说中展现的十六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城邦，物质生活极大丰裕，文化艺术也高度发达，但人们的道德状况显然并不与此同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整个社会弥漫着淫佚之风，几乎所有人都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似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一贯的观点：文学艺术与道德水准了无干涉。
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圣克罗齐广场（视觉中国 图）
民主政治被西方人宣称为具有普适价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的真理，但小说中反映的共和政体，却如同专制政权一样糟糕：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政客们相互倾轧，得势的一方将另一方罢免、流放、砍头；等到另一方再起，又是一场轮回。在此过程中，头脑简单且不明真相的民众则成为各派所争抢、利用的工具，由此整个城邦也长期陷于动荡暴乱之中。
和佛罗伦萨不同，阿克巴大帝治下的帝国及皇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安定的状态。阿克巴继承祖父的基业，但和惯于打打杀杀的先辈不同，他更喜欢沉思。他时常思索的问题包括：梦境与现实的关系，宗教和信仰自由，以及权力的真谛。为鼓励学者们自由思想，他在皇城新建学宫：两派学者“饮水党”和“饮酒党”时常在那里辩论，凡是一方赞同的观点另一方必定加以反对。皇帝本人有时也亲自参与，并且总是最高裁判。为平息后宫纷争，他假想出一位贤惠而美貌的皇后——仿佛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皇后不仅出现在他的梦里，更走进现实生活。“我们都活在别人的梦中”，皇后告诉他，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许梦就是真正的生活。皇后对传教士所讲的西欧诸国不感兴趣，阿尔卑斯山跟喜马拉雅山相比不过是个小土包；那些西欧小国的君王在她眼里完全是野蛮人；他们甚至还把自己的神钉死在树上。皇后相信本朝的经济文化实力及文明的水平要远远高于传说中的西欧小国。
皇帝的目光显然更为长远。他将佛罗伦萨的年轻人莫格留在宫里，听他讲述海外奇闻。后者的话题不断引起他更新的哲学思考。有时皇帝觉得对他的喜爱胜过自己的儿子。王位继承问题一直令他纠结：皇长子萨利姆乖张凶悍，但相对于其他人的懦弱无能，可能更适合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皇帝对诸皇子都不放心。他派出贴身侍卫，侦察诸位王子大臣的一举一动。帝国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泰民安。作为一代圣君，他时常自诩其权力授之于天；而作为万民主宰，他又必须运用手中权力保护他的子民。这又使他时常深感责任重大。
皇帝看上去悠哉游哉，其实他的心事却日益沉重。情报说萨利姆在他的王妃白小姐（一位类似于麦克白夫人的残忍角色）鼓动下，暗地招兵买马，准备叛乱。皇帝当然可以立刻将他诛杀，但帝国也可能由此陷入长期混战。萨利姆深谙君王之道，在掌权之初大肆滥杀无辜、强占民女，但随后又逐步示人以仁慈，让治下百姓感激涕零。在皇帝看来，这正是成为一个强大君主的条件。
萨利姆设下埋伏，诛杀皇帝最为亲信的大臣，而后公然举兵杀向皇宫。皇帝决定退位。他将萨利姆召来训斥一番，而后者也不失时机地痛哭流涕，深表悔恨，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地完成政权交接——终其一生，皇帝都在思考如何运用权力使民众幸福。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交出了权力，才能使人幸福。
书中鲁西迪向马基雅维利致敬之处在于对权力本质的认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主张：权力取自于民或取自于天，与个人道德并无太大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权力：君王的道德跟常人一样可能不无瑕疵，但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就不能以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君王。阿克巴大帝最终选择“禅让”，因为他顾及的是帝国的安危。这是马基雅维利推崇的开明君主。道德或许只是为常人所设，而有作为的君王如果拘泥于此，无疑会妨碍他的大德：为黎民众生谋求福祉。与阿克巴相对的是小说中描写的一位部落首领：两军对垒时明知敌强我弱，却不肯采用偷袭战术，非要讲求Fair Play的绅士风度，最后兵败被俘，身首异处，类似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宋襄公，成为千古笑谈。
对东西方文明的关系，鲁西迪刻意选取两个代表：一是代表西方向东方传授政治思想的“莫卧儿情人”莫格，一是代表东方向西方传授生活智慧的“黑眼美人”阔兹。尽管后者不承认有什么东方智慧，但她的降临还是给处于暴乱混战中的佛罗伦萨城带来安宁祥和的气息，因为东方人的生活推崇大自然的模式：安宁、平缓、重复。而在这种平静之中自有其恒久的力量和对生命的执著追求。同样，莫格的到来也使得王宫上下对西欧人更多一层理解，比通过传教士的了解更为深入。佛罗伦萨城文学艺术的高雅则更令人引领遥望。借助小说中来回切换的空间视角，鲁西迪向读者展示了两座城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全景生活。正如小说中人物所说，或许人们只是穿衣不同，语言不同，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天性，则并没有什么两样。无论何时，身处不同国度的人们的相似性都要远大于他们的差异性。因此异质文明必须得到尊重：相互包容、取长补短，才能达到和谐，共同发展——“人只有站在圈外才能看出这是一个圆”。
鲁西迪在小说中念兹在兹、反复申说的是，“迷信和专制并不是神秘东方的特质，开化和人文精神也不是西方的代名词；每一种文化都蕴含着美和丑，残忍或仁慈”。在小说的结尾，从遥远国度飞回故国的阔兹进入皇帝梦中。通过与莫格以及阔兹的交流，皇帝的哲学思考也更为深入：“只有接受人必有一死的事实，我们才能理解活着的意义”；“是人创造了众神而不是众神创造人”；“人类所遭受的诅咒不在于我们之间如此不同，而在于如此相似”。
知识，在小说家鲁西迪看来，从来不是原创。它不过是人类经验的传承和积累。一代又一代人将他们的经验积累起来传承给下一代，就成为智慧。传统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道教、佛教，其中都寓涵着人生的大智慧。舍弃自己的传统去拥抱异域文化固然不太明智，而非要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强加于人，则更是野蛮的行径。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古迪教授在《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一书的结论部分所说：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东方的发展沿着一条与西方“几乎平行”的路径，很难作高下之分——这一事实暗示通往“现代化”的途径或许不止一条。正是与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最终导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来看，复兴运动有很多，且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或者西方。欧洲的经历并不独特，它也不是一座文化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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