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在古代原本是供玩赏用的，至近代才又被视为史料。鲁迅曾说，书信能从不经意处，看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诚然如此，《赵凤昌藏札》里收有一封彭玉麟写给张之洞的信，中有一句说“师事之言，如闻空中霹雳，尤其弟死罪死罪”。审其文意，应是张之洞前此有函致彭玉麟，提出了欲拜他为师的意愿。彭玉麟看后，非常惶恐，连忙回复上语婉言谢绝。信是写给第二人看的，往往不加掩饰，流露真情实感，虽然未能查到张之洞的原函，但从两人当时交往的情况看，可判定实有其事。
张之洞
因中法战争走到一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事情得从中法战争讲起。19世纪80年代，法国发动了吞并越南北部的战争，引发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清廷不得不在军事上做出紧急部署，除派兵出关增强中越边境的防守外，还命李鸿章率军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李鸿章不仅不愿去，还向人抱怨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他连上奏折，寻找各种托辞，拒绝赴任，清廷乃改派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筹办军务，并要求他迅速起程，“毋稍延缓”。其时彭玉麟因身患重病正上疏请辞兵部尚书一职，但接到赴粤督师之命后，当即奉诏前往。
兵凶战危，面对外来入侵，历来都有和、战两种论调。中法战争也不例外，早在法国侵犯越南北部起，清廷内部就有主和、主战之争。彭玉麟极力主张抗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人独敢吞噬越南”的目的是“志在窥我滇边，垂涎铜矿之利”，如果得逞，“法人竟独擅富强之利，则诸国又将因妒生忌，不令独占便宜”，势必纷纷来华交涉，导致中国陷入危机，丧失更多的利权，后患无穷。“有心世道者，清夜以思，真若芒刺之在背也”。所以，“除主战外则无自强之策”，“为今之计，惟有协力同心，与之决战。若再容忍，成何国体”？当然，打仗必有输赢，胜败乃兵家常事，中法之战“若论实在把握，虽汉臣诸葛亮再生，亦不敢言操胜算”。但兵端开自彼国，我不得已而为应敌之师，“若必借筹万全，畏首畏尾，其如外侮日肆凭陵何哉”？可见，彭玉麟不是郭嵩焘所批评的那种以言战歆动士大夫之人，他考虑到敌强我弱的问题，“不敢言操胜算”。但他认为面对外敌入侵，必须坚决抵抗，否则任人欺凌，得寸进尺，危害更大。而战争的胜负也取决于各种因素，我方如能众志成城，通力合作，并非不能战胜法方。因此，诚如翁同龢所言，他“奋然请行，语皆壮也”。
与彭玉麟相似，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尽管清楚中国的实力不如法国，但也极力主战。其理由在给好友张佩纶的信中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兵事，鄙意与尊意及京朝诸言事者迥然不同。诸公意谓法不足畏，我易胜法，故纷纷主战。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胜之方。”二张都是清流健将，清流以尊王攘夷为时务，主张抗法。然而，“鄙意与尊意及京朝诸言事者迥然不同”，显见刚刚外放为疆吏的张之洞已与援引经旨、侃侃谔谔的清流有所区别，那就是他知己知彼、不以盲目主战来务虚名。不仅如此，他的言战主张还建立在他对中法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军事策略的思考上。早在光绪八年法越构衅时，身在山西的张之洞却心忧南疆，连上两折，献言献策。他指出“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如今法军占据越南东京，狡谋已遂，中国断无坐视之理。“守四境不如守四夷”，“惟有遣使带兵，赴援保护”，才能争取战略主动权。可是他的策略未为清廷所采纳。
次年，法军在清廷的柔、忍、让下，大举进攻越南北圻，中法两军旗鼓相接，战争一触即发。张之洞目睹时势，忧愤填膺，一天之内连上三折，大声疾呼法釁已成，惟有一战；再次强调“今日之事，定计宜坚，赴机宜速，自守宜固，料敌宜审，必如是而后有济”，“譬如与人角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虽授以常胜之兵，无敌之炮，亦必不能取胜矣”。因此，他请求朝廷当机立断，早下战心。为了促成此举，他批驳了清军战斗力不如法军的言论，指出“刘永福不过一粤人耳，而屡败法人，滇、桂诸军亦曾获胜，是华兵可敌法兵之命验也”。分析了中法两国的形势，认为这次战争不同于历次民族战争，中国占有优势，法“无助兵之与国”，又有后忧；我有越民、刘团之可用，又无内患，只要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固边圉而振国威，正在今日”。他预测“事势如此，边患已亟，来春二月必有举动”，遂提出战守事宜十七条，分别为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防烟台、防旅顺、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和备重臣。
事实证明张之洞料敌如神。其奏折发出不足半个月，法国就派兵攻打清军在越南的驻扎之地山西，中法战争正式打响，比张之洞预测的还要快。在占领山西后，法军又乘胜进攻清军的另一驻地北宁。北宁战败，清廷震怒，从西南、东南大员到中央枢臣都进行了重大调整。张之洞因为长期关注越事，对中法开仗有预判，并事先研究敌我军情，有自己的战略、战术方案，深受慈禧太后青睐，所以命他取代办防不力的淮军老将张树声，出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不畏兵戈，立即走马上任。这样，他便与早已到达广东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共事一方了。彭玉麟生于1817年，当时年近古稀；张之洞生于1837年，正值壮年。他们一个是起家行伍的湘军宿将，一个是词臣出身的后起疆吏，一武一文，此前并无接触和交往，但因为这么一场民族战争而走到一起，成为同僚。
在战争中和衷共济
彭玉麟
彭玉麟很有个性，一生功勋显赫，却屡辞高官不就，坚持以寒士始、寒士终。对此，张之洞与很多人一样看不惯，认为他自命清高，骄蹇狂妄，私下里曾直言不讳地说彭氏“孤行己意，坚不任职”，“有识之士，不无遗议”。然而，越事起，彭玉麟坚决主战，很多观点与张之洞英雄所见略同。尤其是年小于彭玉麟的李鸿章抗命不愿“白头戍边”，而彭氏却奉诏即行，以身报国，令张之洞很感动和钦佩，遂一改成见，转而尊崇和推重彭玉麟。在赴任两广总督前，他特地致信彭玉麟，报告行程，并表景仰和倚重之情：“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艰难时局，矍铄是翁。恭惟某官岭外长城，中朝柱石。独开一府，罗枚马于军前；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帐下。远闻壮略，实启愚心。某来观上京，权移南海，欲金汤之孔固，幸黄石之可师。一切机宜，专求裁断。现拟某月日轻骑出都，乘轮渡海。逐公上下，譬龙乘云气而游。授我弢钤，请虎帅国人以听。先布胸臆，敬问起居。”彭玉麟是钦差大臣，分属客帅，而张之洞为总督，主政一方，权势更大。但考虑到彭为勋臣宿将，威望既隆，需要敬重，所以张之洞屈己待人，事先以晚辈身份殷殷致意，且主动表示“一切机宜，专求裁断”，自然给彭玉麟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这就为他俩以后的推诚共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果然，彭玉麟与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相处融洽，心情大好，办防也有起色。之前他因为与当时的总督张树声彼此不和，所以“筹兵筹饷筹防，妙手空空，作炊无米”，非常郁闷。现在有张之洞的协助和支持，他热情高涨，终于可以大施拳脚了。其时适有法国将派兵从海上攻打广东省城的传闻，所以彭玉麟与张之洞首先筹备的是省防。经过认真商议，他们加强部署，在水陆两路节节设防，使省城的防务大大加强，较前远为严密。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再次见识了彭玉麟以身作则、勇于赴难的名将风范，为之心折。他后来回忆说：“虎门曩为广州前敌，黄浦为次敌，前粤督以淮军守黄浦，以水师提督率粤军守虎门。提督怨之，以致粤淮交恶。公于虎门外沙角、大角二山筑炮台，自督湘军守之。粤淮两军皆愧服，听指挥，无异词矣。”
除了省城外，张之洞和彭玉麟还把防务扩展到广东沿海的琼州、潮州等地，建立起一个军民联防的庞大防御网络。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北上攻打闽、台，但始终没有进攻广东，证明他们筹办的防务充分有效，令法军也有所忌惮。当然，张之洞和彭玉麟的抗法斗争不仅仅局限于广东一省，他们还放眼全局，关注战争的进展，并相应采取措施、提出对策。如他们在“法人专注闽口，聚集多船，闽防日紧”的情况下，破除省域之见，筹拨10万两银子，派补用游击方恭率勇五营，驰援福州。对于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挫凶锋，馘其枭帅”、有上佳表现的刘永福及其黑旗军，他们认为不应抱有成见，任其自生自灭，而应授以官职，给予合法地位，并接济其军火、饷项，俾得一意堵御，作为我方抗法力量的有益补充。针对法军扰闽后围禁台湾，他们指出台湾孤悬海外，受强敌围困，自然应该设法突破封锁，竭力援助，但真正要缓台围而振全局，惟有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攻法所必救，也就是力战越南，夺回失地，这样台围自解。
由于在越南抗法的清军只有云南和广西两省军队，兵力薄弱，不足以对法军构成威胁。张之洞与彭玉麟决定起用老将冯子材，分东西两路、派四枝广东军队入越作战。西路由唐景崧带领六营，会同滇军和刘永福黑旗军进攻宣光。东路冯子材统十八营由钦州、上思州出边入越，趋那阳；王孝祺率八营从龙州出关入越，趋谅山；莫善喜、陈荣辉带八营由钦州东兴出边，趋海阳，配合桂军作战。这四枝广军分道进攻，遥相呼应，战绩不俗。西路取得临洮大捷，东路则在冯子材、王孝祺两军的苦战下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镇南关-谅山大捷威震中外，“是为中国与外兵交锋始称战胜之一次也”。此役一举扭转战局，直接导致法国内阁的倒台，并向清政府求和。清政府也乘胜即收，接受议和。张之洞、彭玉麟闻讯，表示强烈反对，可无济于事。
尽管中法战争的结局并不是很完美，但过程也有令人自豪和骄傲的地方，那就是上述的两次大捷。尤其对于具有转折意义的镇南关-谅山大捷，还引发了一场公案。有的认为冯子材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是其一人之功；有的认为张之洞知人善任，运筹帷幄，论功当以他为功首。其实这场战役的胜利是从前线到后方众人团结协作的结果，参与的人都有功。彭玉麟也起着纡筹决策的作用，对此，张之洞也极力肯定。彭玉麟病逝后，张之洞挽联云：“五年前瘴海同袍，艰危竟奠重溟浪。”挽诗则曰：“我亦受危任，同臭若兰茝。论奏出腐儒，谬谓谋可采。”注云：“凡防海规越，计画兵食，及谏阻停战撤兵诸事，余意皆与公合。折奏电奏，皆余属稿，联衔会奏，不易一字。”可见，中法战争中，张之洞与彭玉麟是同仇敌忾，密切合作，竭尽全力抗战的。因此，有掌故学家评论说：“之洞督粤，奏谅山之捷，其最得力处在与彭玉麟和衷共济”，实乃不刊之论。
维系终生的友情
张之洞的族孙张达骧在一篇记述张之洞生平的文章中，曾披露张之洞与彭玉麟交恶之事：之洞曾写信给他的族兄之万说：“看尺木（指彭玉麟）面，乍看似佳，久之乃知系膺本（赝本），市井小人，奸诈取巧。专袒同乡，附和云林（倪文蔚）。要差要缺，几欲无人非湘人而后已。”“之万”就是清末军机大臣张之万，系张达骧的祖父。张达骧自称其爆料依据的是家藏张之洞写给其祖父的私札。从信的内容来看，应该说真实性较高。
彭玉麟的确向张之洞推荐了不少人，要差要缺，但那是有原因的。在给友人的信中，彭玉麟诉苦说：因为他曾奉命秉公查办左宗棠身边的亲信幕僚，引起左的不满，遇事老是刁难他。这次他到广东来，左每见其旧友官僚，必曰自己每月解粤饷三万以接济彭某，“众信为实，以致各省文武投效纷纷泛海而来”。其实这是左宗棠随口乱说的，并无其事，可彭玉麟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应酬接待不说，能打发的还要出钱让他们回去，不能打发的只好厚着脸皮请总督张之洞、巡抚倪文蔚安排出路。此事当然让张之洞很为难，如果他找人发牢骚，说些过头的话，情有可原，但并不能证明张之洞与彭玉麟交恶。
正如前文所述，张之洞与彭玉麟在某些思想观念上有志趣相投之处，加上张之洞以前辈之礼对待彭玉麟，彭玉麟也投桃报李，推重张之洞，因此他们能够和衷共济，取得中法战争陆路大捷。除这些外，他们能够和谐共处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以诚相待，充分沟通。在清人笔记中，张之洞与彭玉麟都极具个性，不大容易与人共处。所以，他们一起共事，难免也有意见不一发生摩擦的时候，但他们通过书信的方式，敞开心扉，充分交流，遂化纷争于无形。两人共事的时间为一年又七个月。根据《赵凤昌藏札》所收彭玉麟信札统计，在这段时间里，彭玉麟共给张之洞写了89封信，平均每个月近5封。考虑到还有聚会面谈等情况，应该说他们之间的交流频率是很高的。
通过这些交流，他们相互之间越来越了解，友情也逐步加深。体现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张之洞送食物给彭玉麟，彭玉麟也回赠西湖龙井茶和藕粉；在政务上互相帮忙，彭玉麟为张之洞代办一些军务，张之洞也应彭玉麟之请润色部分覆奏稿。此外，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多次想犒劳彭玉麟及其湘军，并为他们请奖，但都被彭玉麟以“愧无寸劳”，予以婉拒，这令清流出身的张之洞非常敬佩，引为同志。所以，当彭玉麟圆满完成办防任务要离开广东时，张之洞十分不舍，才提出要拜他为师的愿望。尽管因彭玉麟的谢绝，两人师生关系未成，但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这从彭玉麟离开广东后写给张之洞的6封信可以看出来。在这些信中，彭玉麟除了告诉张之洞他每年巡阅长江水师的情况外，主要谈及他日益加重的病情。张之洞得知后，很关心，经常派专人送去厚重的礼物和药饵。彭玉麟有三封信提到这些，感谢他“厚赐多珍”，并回赠家制腊鱼、糟蟹、雪里蕻等土物表示感谢。在信中，彭玉麟还对张之洞督粤政绩表示肯定和欣羡，“我公军民庆洽，诸多顺遂，功绩昭著，敬羡奚如”。同时，触景生情，回忆“以前东防共事，获教良多”，“不禁涕泪频沾襟也”。由此可见，他们在广东的共事是非常融洽和愉悦的，两人交恶之说并不存在。
彭玉麟与张之洞都是晚清重臣，由于出身来路不同，两人本没有什么交往，但中法战争使他们走到一起，成为共事一方的同僚。他们均极具个性，一个刚介绝俗、孤行己意，一个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均易与人龃龉。可他们有志趣相投的地方，在外御其侮的问题上，也立场一致，加上能够以诚相待，充分沟通，因此相处融洽，和衷共济，遂有镇南关-谅山大捷。在此过程中，他们相识相知，成为忘年之交。不仅如此，他们的思想观念也都发生巨大转变，由守旧而趋新，开始留心西学，倡办洋务。在近代中国，参与民族战争者往往以悲剧收场，但张之洞与彭玉麟正好相反，他们收获了友情，也赢得了声名。
清代是个功名社会，以科举入仕为正途，从军入伍为贱业。张之洞中进士，点翰林，科场得志，本身也非常看重功名，用人首重科甲，幕僚中有不少进士、翰林。彭玉麟则发于卒伍，由诸生起家而登八座，用刘坤一的说法不过“粗才俗吏”而已，按理说根本不入张之洞法眼。但在与彭玉麟共事过程中，张之洞耳闻目睹前者的所作所为，深为其才识气节折服，所以抛却了自己的傲慢与偏见，由衷地表示愿意师事的想法。这虽与他的惯常做法不符，但白纸黑字，不能不让人相信。“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书信直抒胸臆，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应用文字的特点，也是其宝贵的史料价值所在。当然，由此我们也得到启示，就是看待或评价一个人不能仅凭刻板印象，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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