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古典之内沐浴濡染，在探索之途驱遣陶熔

古人说，名者，实之宾也。十多年前辞世的蒋进先生在书画上的修为，教学上的付出，皆落在实处，而圈里圈外，知者甚少。与时下太多名过其实的“大家”恰恰相反，蒋进先生是实过其名的。如其学生所言：“在我所见过的师长之中，黯然自修，不务声华者，不止先生一人，但先生大约是最不为外人所知晓的一位。”

清明忆旧人，在中国美术学院蒋进学生的笔下，那些留存于记忆中的人和事，依然历历在目。

蒋进1958年生于杭州，祖籍云南楚雄。生前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主任助理，2005年3月17日卒于杭州，享年47岁。

蒋进遗影

蒋进老师离开我们晃眼14年了，2010年看到王义军《纪念我的老师璞斋蒋进先生》（《美术报》2010年3月20日第8版，附文后），就想自己也应该给蒋进老师写一篇纪念的文章，以表达缅怀之情。

1992年考上美院，军训一个月回到校园后，系里组织了一个新生见面会，我们三个专业还有研究生的新生，特意邀请了各个专业的老先生，现在算算他们那个时候的年龄也就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吴山明、马其宽、童中焘先生，还有老教授代表章祖安先生。本科生代表讲话我忘了是谁，研究生代表讲话是蒋进老师，老教授代表讲话是章祖安先生，记得秋农先生看我们军训回来，说起传统教育“六艺”中的射、御等与艺术的关系。作为一个老考生，好不容易考上美院，对什么都感兴趣，看到的事物都用碎片化的信息来连贯自己对这个向往已久校园的理解。蒋进老师是国画人物专业1980级入学1984届毕业的学长，怎么现在来读书法的研究生了，当时那一点知识结构不足以支撑诗书画印或跨学科等深层次的认识，只记得自己考前临摹过《国画写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和《浙江人物画选》（西泠印社1986年8月第一版）那张蒋进画的作品《工程师》，率性的意笔线描，成为自己以后人物画写生中努力的标杆。

蒋进《工程师》，选自《浙江人物画选》西泠印社1986年8月第一版

陆续知道蒋进老师跟其他研究生不一样，实际还是学院外办的老师，日常除了进出教室读研之外，看到他行色匆匆处理一些学校的事务。当时国画系进门口两侧的橱窗，一面是前辈大师的照片，一面是国画系的简介，那一片行草之间介绍文字就是蒋进老师的书迹，点划间时有潘天寿和沙孟海行草书的意思，国美书法直接学潘天寿先生的不多，当时感到好奇，但没机会请教，或一时信笔为之。人物专业大部分课时安排素描、线描、水墨的人物写生，每学年也有山水、花鸟、书法等课程，书法是陈见、蒋进、陈大中等老师，二年级是蒋进老师给我们上课，看到我跟班里的同学在整理前一单元写生课模特留下的棉被等道具，蒋老师留了一句：“多做好事总是有好报的。”现在想来“好报”有形而上的因素，对我来说有点神秘主义的色彩；也有在做事中学到东西的因素，倒是日后体会颇深；当时且作老师的一句鼓励，如风拂面。从那次上过课后，校园里碰到蒋进老师会说上几句话，内容大多数是看到走廊橱窗里某张习作稍有点个人意识而显得有点出格的鼓励，这或许是他多年在外办工作接触海外信息较多有关。

大三的时候，旁听了他的硕士毕业答辩，那次答辩学术争鸣的火药味，估计可以成为美院口口相传的美谈。大抵是他的导师章秋农先生不太喜欢用气功里玄之又玄的概念来讨论书法里本来可以具体清晰的问题，为自己学生辩护的导师成了提问的主力，而秋农先生的严厉在美院又是另一个传奇，那次答辩可把蒋进老师折腾出一身大汗。我们这些低几年级的看客，在感到紧张的气氛之余，无形中也卸下青春的骄傲，而去感念学院中学术的尊严。蒋进老师研究生毕业展上有书有画，除了传统书法创作外，绘画是大写意花鸟的范畴，一件疏影横斜的梅花图上，秋农先生题诗堂：“蒋君进从余习书，而情之独钟则在画，固为画而复专攻书，此其有识见处，然画书之理有同亦有异，此又不可不辩也，君共勉之。一九九五年章祖安题。”

蒋进，《香梦沉酣》，69x69cm

老美院校园人少，那时著名的“芒耀大道”，不管学院大咖或后生学子仿佛相互面熟，只要好感都有机会说上两句，与蒋进老师总在打开水的锅炉房或黄福林的裱画铺碰到。有一次在黄福林的裱画铺门口，给我谈起一个有点行为艺术的方案，他想挖一个立方米杭州玉皇山带草或其他植物的土，与美国洛杉矶某处的一立方米的土平移互换，记得他还强调完整的平移以及对等空间的铆合，让它们在各自不同的环境继续存在，反映什么思想观念现在已经不记得了，足见那个时代蒋进老师在现代艺术领域的思考。

蒋进，《岩》，68x49cm

毕业后在浙江艺术学校工作，学校里当时有一个政策，鼓励教师跨学科进修，2001-2002年我报名参加了书法系的进修班学习，进修班办在十五奎巷的市委党校，教师阵容极其强大，书法系老中青老师都参与，还出面邀请杭城书坛名宿。蒋进老师已是书法系的书记，班里也传闻他在日本讲学因病提前回来，也有同学冒冒失失的问他身体情况，他也不忌讳如实回答，也委婉的告诉我们与家族病史有关，还说来上课有事做，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安慰我们通过医治已经好多了。课堂上大家一点也没感觉到蒋老师生病的感觉，他带来自己收藏整张颜真卿《勤礼碑》拓片给我们看，说只有看整张的拓片才能感觉到颜体字的气象，经常看看颜真卿的字可以壮气；也带来他父亲退休后写的字，一位没有学过书法大学数学教授晚年笔痕，从而讨论原生书写没有习气的好处。书法进修班一年结业，像模像样的在印学博物馆做了一个结业展，开幕那天书法系的老老少少都来了，当时手机还没有拍照功能，班里同学用相机帮助我跟蒋进老师合了个影，现在看来弥足珍贵。

蒋进《临欧阳询虞恭公温公碑》130x65cm

2004年1月下旬,好像农历正月初几的一个上午，接到章祖安先生一个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进城？顺道帮助带一本书给滨江孔仲起先生，我就问现在方不方便就去看看他？接到电话一刻我正与李桐、三凯看朱豹卿先生，也问李桐与三凯一起过来方不方便？秋农先生那天心情舒畅，说曾三凯不是在北京读书，怎么回杭州了，就一起过来吧！我们打车去了老先生家，到时看到蒋进老师也在，聊天中说起健身练武之事，老先生高兴满足我们这些顽皮青年的好奇心，露一手给我们看看。先是打开冰冷的水龙头淋湿全身，几分钟后全身并不冒热气，先生告诉我们一般人淋冷水都会冒热气，说明在消耗体能，一点不冒热气才是本事。户外零下两度的气温，户内十度上下，老人全身赤裸威严自在，两三小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屏住呼吸，知道机会难得，看老先生露上一手绝活。先生擦拭干净后，穿上平时练功的衣服，展示了几段年轻人都做不起来的动作。老人也不神秘化自己的武功，说这些动作年轻人坚持练几年都做的起来，只是到他这个年龄还做的到，必须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蒋进老师毕恭毕敬微笑站在边上没有说一句话，反而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叽叽喳喳问这问那，记忆中这是最后一次见蒋进老师。那段时间还收到蒋进老师托人转交的画册《蒋进写梅》，打开扉页一行硬笔字：“王犁老弟正之，甲申新春蒋进。”字迹硬朗，一点不显病态，哪会想到隔年的三月离开我们。

《愈损愈精神-蒋进书画作品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五月第一版

2017年蒋进老师当班主任的那届书法班同学王客、王义军、王宠、施立刚、周燕、周峰等一起给他做了一个展览，并编辑出版《愈损愈精神-蒋进书画作品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虽然漏收记忆中见过的几张极其精彩的少字数作品，但已可窥蒋进老师短暂一生努力的学术概貌。作品集里章秋农先生一篇2001年的长文《寻觅新式武器-与蒋进君谈话录》，其中对“回归传统”的警惕，成名书法家的“三怕”，至于“全盘西化”的态度，对待看不懂的抽象画，老一辈学人以其更开阔的视野讨论时代的困惑，至今读来仍醍醐灌顶。收录一套私人收藏《岁寒知己册》，秋农先生题签：“蒋进墨梅册，乙酉夏章祖安署。”并跋：“蒋君为余弟子，甚服余，而对余之短亦直言不讳，此真交情矣。君外柔内刚，作和事佬而是非分明，故人亦乐与之游，多才艺，墨梅已自成格局，若天假之年使淡而又淡，余益不能测其所诣矣，惜折于英年，今对遗墨不胜怆恻，辄题数语以寄哀思云尔。星林兄宝之。乙酉岁五月二十六日摄氏三十九度，山阴章祖安于杭州青春坊寓所佛魔居。”这是他的老师秋农先生的肺腑之言，而留给我们晚辈的印象，是他的善良、热情、温和、开阔、坚定……让我想起鲍勃·迪伦的歌名《上帝在我们这边》。

蒋进，《玩物丧志》,146x38cm

更何况看到他带的那个班级同学近年在书坛骄人的成绩，足以告慰我们的蒋进老师了；也是这群当年的青葱学子，多少年后一起以编辑画册和展览的方式纪念自己的老师，让我们看到蒋进老师的善良、热情、温和、开阔、坚定……在他们身上继续生长，更让我这个无神论者相信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此文撰写得到曾三凯、王义军老师的帮助）

本文作者王犁与蒋进老师合影，摄于2001年

附：纪念我的老师璞斋蒋进先生（王义军/文）

我的老师璞斋蒋进先生离开已经五年了，这期间我总想写点什么，然而每每提笔，却又放下。这当然是由于我的疏懒，但也不无另外的顾虑。 一方面，对人的追忆有时候并不可靠，准确者难得生动，生动者未必准确，一个人，尤其如先生那般简单而丰满，真的是很难言说。另一方面，怀念的感情朴素真实，而一旦形成文字，这真实总免不了有些隔膜，变得俗套起来。心里的怀念，深沉平淡，静穆而充实，却始终无所留痕。独有深层的触动幽微真切，偶然涌来，随即消散。纸上的文字，难免小心翼翼，惟恐其过于简单而不能承载生命之重，又生怕悉心雕琢，只剩下空洞的词藻，反破坏了怀人的静穆。 但一想到先生生前的散淡，身后的寂寞，想到我从先生所获得的勉励、启发和教益，又逼迫我不能不写点什么。

古人说，名者，实之宾也。先生在书画上的修为，教学上的付出，皆落在实处，而圈里圈外，知者甚少。与时下太多名过其实的“大家”恰恰相反，先生是实过其名的。在我所见过的师长之中，黯然自修，不务声华者，不止先生一人，但先生大约是最不为外人所知晓的一位。

我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1999年9月，我到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读书，从课表上得知一个叫“蒋进”的人将是我们的班主任，指导我们四年的专业学习。我对于美院，其时还很陌生，只是觉得这四年，将和这个人有些关系，而1999年9月，应该是一个久远的开始。然而，先生对我们的指导，不是四年，而是三年。在我们入学的同时，他已被公派去了日本讲学，直到一学年将要结束之际，2000年6月的某一天，才突然听到系里说“蒋老师”回来了。此前我们这个班一直由陈大中老师代班主任。那一年里多得力于他的指导教诲，快乐而充实。我们在初入大学之际，很多思路的转换都有赖于他的指引，如今想来，仍觉得颇为幸运。

可大家还是有着一个固执的偏见，有如所有孩子对于母亲回家的期待，经过这一年来的积聚，在此刻变得尤为焦急。然而我们的等待，一天一天地落空，心下少不得一些失望，甚或是埋怨，只是这不满被礼节性地掩饰着。等到真正见到他，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也记不清是上午下午、课上课下，只有先生提着个小布包，略显局促和抱歉的神情，依然清晰。他走进教室几步，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简单地和我们打了招呼，说本来应该早来教室看看我们，只是师母生病，脱不开身。言语间无所遮瞒，也并不装点，看得出他满心的歉意流露，平易而真诚。

蒋进，《临周墙盘金文》，27x24cm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第一次印象，个子不高，声音不大，温厚，朴素。

此后的三年，先生带我们的课程也并不多，只是有事没事，常来班上转转。国美的学风严格而自由，学生凡事多能自主，二三年级以后，为学习方便，我们都陆续在校外租房。有时候为了指导我们的创作，他要到各人住处去了解大家的书写状态，还会让我骑着自行车载他前去。对我们的作业，先生很少有严厉的批评。甚至对于大家在书写中很幼稚荒唐的想法，先生也多以鼓励为主，从不疾言厉色，作强硬的要求。这种“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的包容，曾经让我走过一点弯路，却也使得一些思考得以在日后成长，让我受益更多。

也许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好好先生，言语和气，教学耐心，行事持重，待人宽厚。然而在先生的温和背后，却有着极不苟且，极为坚定之处。这见于先生早期作品的气局强悍、一任雄肆，更见于先生对于现代书法和水墨的探索历程。

在进入书法专业攻读硕士、博士和担任教学之前，先生本科学习国画人物，曾有过长期的素描训练，在西风猛烈的时代下受了不小的影响，加之个人的性情使然，在接触现代书法、现代水墨之后，便花了大量的精力，一发而不可收。曾经满怀激情，没日没夜地试验、创作，全然不知疲惫。先生是有家族遗传病的，身体本就瘦弱，再加上如此长期的透支，到接手我们这个班的时候，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所以他经常劝我们不要熬夜，慢慢来。然而，与之前相比，先生除了对休息稍加留意之外，教学仍是毫不懈怠，创作方向更是不改初衷，不管有没有人理解，他都独立而坚定地前行。

回想当时，不知道有过多少师友善意的规劝，让他不要徒费年华。可直到先生最后的岁月，这些尝试始终没有动摇。

蒋进，《老梅着花》，138x70cm

传统书画的现代性探索，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本不该妄加评说，但古人有言，“事师无犯无隐”，先生生前，我也时常自将鄙陋发为意见的，与先生看法不合之处，他也总能包涵。

西方艺术，习闻思潮变换，总有新的标准凸显和旧的价值贬值，而在中国的书画史中，这样的规则似乎并不适用。艺术诚然都离不开现实，都是现实的反映，但反映的方式，则各有不同。徐复观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西方艺术倾向于对外界的直观反映，是顺承性的；而中国文艺却总是返观内照，以一种自省的角度，诠释着时代的精神。也就是说，她不仅从来没有，即便当下，也完全不必跟着世俗“现代化”。徐复观先生的这本书，是先生推荐我看的，这个差异，他不会没有觉察。然而让我迷惑的是，他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做“现代”的尝试！先生自己也曾经对我说，潘天寿作画，是以周身之力为之，一股霸悍之气，撼之不动；黄宾虹作画，一派浑然之气，不必劳筋动骨，尽得意境圆融。两者相较，前者伤而后者养。说这话的时候，大约是03年末，当时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没敢问他为什么不做后者的选择。

蒋进，《欹红醉露》，81x48cm

随后我不意间看到先生的一段话：“关键是你是否有内在一种需要让自己非要这么做，而且要做的好。”这本是先生对他人所言，但同时也解答了我的疑惑。文艺原是本于性情之真，又何求一律呢？大抵赋性有别，闻见各殊，各人的取舍毕竟不能如黄茅白苇，一望靡同。我们总希望先生能轻松闲适，不近危苦，但这不过是做学生的一点偏私之心，在先生坚卓的识见面前，这私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有搜索枯肠的苦心经营，也有不意间的妙手偶得、自然流淌，二者之间，取舍各由其人。真能随分自适，不亏其性，又何必计较高下呢？

先生勤于思索，但平日不喜与人争论，于创新、回归，东方、西方，也很少提起。分畛一立，难免执碍横生，在先生看来，自有比争论是非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说，我们的“争论总是多于实践，相反地，实践自会筛选出结果，这本是不用太操心的事。”于是先生所操心的，便不在外人的臧否异同，而在于他能否听见自己内在的呼声。反诸己，求诸内，先生的“现代”追求，原无关于外在的喧嚣扰攘，也绝不做顺承尾随，却全然听由本心虚静中的体认和指引——这与中国艺术的“自省”传统，竟是何等一致！他在自己的路途上跋涉，却绝没有半点对于传统的不尊重。相反，他始终将传统视为自己的生养家园。这与那些自始便以一种追风少年般的轻狂姿态登场，打着“现代”的幌子勇往直前，于古典全然不见一丝敬畏的人们，着眼又是何等不同！

先生在长期实践中亲历甘苦，自有他的思考，他说：“古人敦厚，今人多‘爽’，然以‘气韵’生发，于象外求‘象’，古今一也。流于酸腐或浮燥之两者，皆因个人修为之偏颇与不足。”

“文人水墨画本来就带有很大成分的抽象意味，没有彻底抽象化，是因中国传统哲学不喜欢太绝对化的东西，一切皆把握在中庸的‘度’中。笔墨总是‘与时俱进’，现代水墨不过是较以往‘分寸’离远点儿罢了，但依然是有所依据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高出西人一筹的地方。”

这便是他的态度，尊重自我，敬畏传统，于古典之内沐浴濡染，在探索之途驱遣陶熔。身处世务烦乱，纷华杂扰之中，却如处幽独，不为所动，始终保留着一分包容和冷静。于古典倍见温情，也将自身方向看得清晰明白。

蒋进，《严谷素贞》，136x45cm

先生在现代书法和水墨的探索之余，亦多作梅花，常以石头顺手装点，一股孤傲清矍之气，倒是多得同行认可。对于外人的倾心赞赏或痛心疾首，他始终坦然面对，清醒自持。世人厚此薄彼与厚彼薄此，亦未必于彼此真有所见，多半都只是人们习惯的喜好在作祟罢了。花开两朵，原是水出一源。这梅花石头在题材和风格上都显得更为“传统”，然兴之所至，触机而发，纵横涂抹，旷然无系。梅与石常混容纠结而几至不可辨，笔与墨之奇崛坚定则巍然不可夺。离方遁圆，穷形尽相，非梅非石，亦梅亦石！一种惊世骇俗之美，与他的现代探索，则是全无二致的！

徒有颜、柳、欧、赵之“形”，花、鸟、鱼、虫之“象”，未必真有“传统”，“传统”之精神原在象外。形神俱佳，当然是可喜的境界，然而当感情之积聚既深且厚，一至于幽怀难遣，又怎可尽以“形象”来拘限，必使老守一窟，尽求精备呢？当兴致来时，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情动于中，形见于外，其情有所不能名，其形有所不可解，先生真“为画而至相忘画者”。

直到最近，我在翻读先生梅花册的时候，想起先生曾经对我说过，颜真卿原是和王羲之说着同样的话，对先生才渐有了一点新的理解。“传统”与“现代”，都不过是一层外衣，他们原可以说着同样的话。不同的时空之下，不同的经验与遭遇，同样的话，这大概就是先生的理想吧。他绝无意于伤害和消解传统本体，更不奢望自己的探索方向会成为主流。他反复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却又不断地将全身力气用于前行中的披荆斩棘，探幽凿险——先生所有的努力，正是追寻那同样的话所留下的一份真实印记！这印记纯然是先生自我生命与精神的表达，因势生发，一空依傍。真切！纯粹！活脱脱！沉甸甸！

蒋进，《古人题梅诗句》，78x28cm

2003年8月，毕业后我只身入川，此后回杭州与先生还见过两面，他问我入川之后的变化，我听他谈新近的感悟，侍坐半日，相谈甚欢。再后来他便又去日本讲学。记得05年3月，我又去杭州，知道他已回国，便欲前往看望，电话里先生说等过几天他身体好一点，再让我去他家。可我终究没有能等到他的电话。

人事代谢，原本平常。先生带病多年，这一天，我们的心里也是早有准备的。只是事情的到来，显得更为安静。

我在先生最后的时刻，没能看到他的样子，没能听到他的声音，在我的印象里，他便还是那个初入我们教室的轮廓和神情。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系于无限与绝对的心魂也将一样的，在别处。所以有时候，我更愿意相信，先生也是另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只是我们不能见、不能言，就如同我们入学的第一年，亦如我们毕业后的那一年。在这一前一后的两年里，他都在外讲学，也正是这一前一后的两年，先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出现到离开，深沉、匆忙，却又平静而从容。

……

回想初见先生的模样，已近十年，最后听见先生的声音，正足五年。其间我们都有了一些变化，只有先生的温和与坚定，一如从前。

谨以此文，作为对先生的怀念！

原文刊《美术报》2010年3月20日第8版有删节，全文刊《愈损愈精神-蒋进书画作品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