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王国》，[美]米切尔·邓奈尔 著，马景超、刘冉、王一凡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她们必须自己看着办。”这句话是穆德里克为自己对一些女性做出评论的粗糙辩解，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行人对街头人的实际态度这一点上，这都是一个有用的隐喻，帮助我们提出基本的问题：普通公民必须自己看着办吗？
近来动用刑法控制轻微违法行为的历史表明，在一定层面上，行人不需要看着办。在纽约市，在未经驾驶员同意的情况下清洗车窗，或是在自动取款机旁乞讨都属于违法行为。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将纽约市的“零容忍”战略视为控制公共空间的典范。在拉斯维加斯，在赌城大道上招徕客户的人们不再被允许散发传单；在圣巴巴拉和西雅图，在许多市区的人行道上坐下，都被视作违法。在圣莫妮卡，想要乞讨的人必须至少离他们的目标对象三英尺远。这样的法律，加之城市要求人们从领取福利转向参加工作，表明都市可以且将要对社会最边缘群体提出更高程度的服从。
许多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只要他们通过更多的法律，使这些原本名声就不好的、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们生活更加困难，那么这些人就会消失。但我想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城市为人们提供生存方式的功能难以去除。市议会倾向于清除人们常居地的各种元素，比如削减乞讨的权利，竖立起标志，告诉市民不要给无家可归的人们钱或食物，立法反对在垃圾箱里捡拾，或是减少人行道上可以摆摊的空间；他们想要找到最薄弱的环节，那个他们以为一旦断裂就会摧毁这一群体生活的环节。
当然，在人行道上工作和／或生活的人们不会被如此轻易地被赶走，即使人们想这样做。那些想“诚实谋生”的人们将继续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能力和文化性知识，正如第六大道上的人们所做的那样，生存下来。在共生体系如此之小、自给自足（如宾州车站）的情况下，那些运营者总可以找到它最脆弱的环节——睡觉的空间——来摧毁他们的群体生活，但这种“解决方案”只会促使人们寻找像第六大道这样的驻地，以及诸如贩卖印刷品之类的其他谋生途径。这个环环相扣的网络有能力重新组合。
那么，怎么办？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社会控制策略。其核心可以是对行为责任制的不懈追求，但也可以是全体市民开启新的认识，更宽容地对待和尊重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
公民可以从试图理解人们的动机开始，理解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安的人为什么要做别人认为是冒犯的事。这些行为通常与富裕阶层会做的事情不那么不同，例如上层中产阶级人士亦会在高尔夫球场或公路的路肩上小便。有时候，在街上工作的人更受关注，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中产阶级和更高阶级的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间和空间资源。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很少与他们居住在房屋和公寓里的邻居发展出坚实、融洽的关系，后者很少为他们提供支持。生活在公共场合，他们显得越轨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行为举止都在人们的目光之下。无论是销售赃物、使用毒品还是大声吵嚷，几乎他们所从事的一切行为都会使自己看起来比当地商店的业主或经过的人更不雅观。有时，他们做出如此行为是因为他们已经蒙受污名，进而无法获得基本资源，无法使用洗手间，或是与上层中产阶级白人进行日常社交，后者居住在这里，也把这里称作家。
虽然我们认为“破窗”理论（注：犯罪学理论，意味一座有破窗的建筑可能引来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引申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会诱使人们相仿甚至变本加厉，因此应该着力打击轻微罪行）具有可行性，而且已被用于降低犯罪率，但我们不应该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获得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我们在街上观察到的越轨行为是由某种造成犯罪的无序氛围所导致的。的确，有时可能确实如此，但将街头摊贩与传统的城市居民做比较，我们经常会发现，街道上所谓的不体面行为并非他们独有，且由无序氛围引发的不得体行为并不比普通居民多。
理解何为“看着办”意味着，了解街头生意得以形成的那些力量有助于我们厘清，对许多穷人来说，美国究竟成了什么样。今天在第六大道上工作的人与许多前人一样，生活在由各种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相互作用下的环境中，包括住房隔离，贫困的空间集聚，去工业化，以及种族隔离。毒品改革的失败在这些人行道上尤其显著，最集中表现为对持有同一种毒品的两种不同形式——霹雳可卡因和可卡因粉末——的区别惩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吸毒对一个人生活的多重影响，吸毒者反复触犯刑事司法系统，以及酗酒的人和瘾君子失去他们原本赖以生存的日工和低收入工作，都可能影响到这些人的生活形式。对人行道上的人们采取激进和不容忍的方式并不会改变这些大环境，反倒正是这样的环境持续地使人们来到像第六大道这样的街头工作。
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不被普通城市居民所认可。同时，理解为什么这些互动令人不安非常有用。令人不安并不总是因为存在任何实质上的威胁，或是说了冒犯人的话，而是因为在寻求权力和尊严的过程中，实际的对话伦理被遗弃了。少数实施“互动破坏”的人败坏了街上其他人的名声。考虑到交织其中的种族和阶级差异，这种对话从本源上来说就很容易形成紧张关系，但很少会造成伤害。对违反实践伦理的不宽容也许会改变一些行为。没有人必须看着办。采取技术性的粗暴态度往往是那些明白事情来龙去脉的人的解决办法。
在人行道上，摊贩、拾荒者以及乞丐中已经发展出了经济角色、复杂的分工以及鼓励他们尝试“更好”的生活的导师。这就是人行道上隐性的社会结构。对我的许多读者而言，当然对我自己来说也如此，人行道上这些寻求救赎的侧面令人惊讶。乍看之下，它令我们惊讶是因为街头的可见行为创造了一种犯罪气氛。因此，今天很多公共政策便想当然地认为，即使不经系统研究，我们也可能知道哪类人会使生活更安全，而哪类人只要出现就会导致严重的罪行。但是，我们无法认定某类人会构成“破窗”，尤其是在对他们如何生活一无所知的前提之下。我们同样也不能认为，公共人物的角色需要由像罗普一家这样的普通得体人物承担，尽管他们每年秋天的造访对这一社区非常重要。
当然，这些街区的确有一些“破窗”，但主要是对那些匆匆路过的人来说看起来破了的窗户。因为美国人在生活中不断地使用种族和阶级分类，所以许多市民把实际的破窗推广到所有看起来差不多的窗户，并认为一个看起来很不堪的人一定已经自暴自弃，尽管实际上他正试图尽可能地让自己变好。只有通过了解人行道上丰富的社会组织及其复杂性，公民和政客才可能会意识到，我们用几扇破窗的存在作为破坏整个非正式结构的理由，这种想法会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
作为“破窗”理论的补充（而不必然与之相抵触），我将提出一个“修缮窗户”理论，它明确地遵循着“破窗”逻辑，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当政府放弃其帮助出入监狱的人找到家和工作的责任时，这些人如果想要把自己变成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他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一些对普通的看客来说看似无序的行为实际上会带来社区控制，而非导致其被破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过程。一个人从监狱出来后，在第六大道乞讨。他观察着别人的杂志摊，很快学会了如何“淘”垃圾，找到人们愿意购买的杂志。通过与客户间的积极关系和做自己的老板产生的自主感，加上感受到“诚实谋生”，他便能够开始收获自尊。一段时间后，正如马尔文、罗恩以及格雷迪做到的那样，他就可以搬出街道，住进公寓里。
现在，他想保持这种与社会的积极关系并非顺理成章，特别是如果正式社会控制的力量不断地试图削减他经营的机会。反之，如果他能得到一些鼓励，那将非常重要。如果居民把他的行为看作一种积极的贡献，他们就会尊重他，而他甚至会对此感到不习惯。与此同时，其他从监狱中出来，或是除了抢劫不知道还能如何维生的人就会看到积极的行为模式，并开始模仿他们。“修窗”与“破窗”可以并存。一个想要认真修复无序状态的城市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只从表面上理解无序的含义。
非正式结构实际上使一些人能够劝导或帮助他人，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运转起来。在倾听第六大道上的生活史中，我得知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指导过对方如何“淘”杂志，如何摆桌子，以及如何“诚实谋生”。守法的自我支持模式是有可能通过模仿进行生产的，就像通过模仿生产“破窗”一样。摧毁非正式结构的代价是，削减了积极、鼓舞人心却又饱受误解的榜样作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连接这两个变量的“破窗” 理论未必不正确，然而使用种族和阶级分类来定义无序的趋势必然是错误的。
我们的福祉将因为允许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少的人——参与非正式的经营活动而得到改善。城市政府如果能意识到这样的活动不可避免，理解它们运作的方式着实令人敬佩，那么市政可以更好地规范那些想在人行道上实现“诚实谋生”的人。当然，纽约市议会减少摊贩的空间不是为了带来公共的无序。修复“破窗”的支持者肯定也不希望警察变成对无家可归的摊贩实施破坏的人。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秩序不能被视为目的本身；相反，秩序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副产品，它基于的是对不稳定的复杂城市生活的理解。城市不应对行人拥挤制定过于严格的标准，而法官在将行人拥挤用作清除高价地段的街头摊贩的借口时也应谨慎。在我采访一个小型商业改善区主任助理时，他承认，他的老板为使她的社区免受摊贩影响，试图提出，摊贩会阻碍行人的自由流动，即使她并没有证据。交通运输部门或街头小贩审查小组制定的标准使商业协会能够轻易地提出街道过于拥挤，这些提法通常高度主观、充满猜测（而被描述为客观和严谨的）。我也观察到商业协会在人行道上摆放花盆、树、自行车架和报刊架，使摊贩无法在原地工作。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标准，人们不能在人类谋生的地方轻易地种植植物。
商业改善区甚至可以鼓励哈基姆、马尔文和罗恩这样的新公众形象的出现。与其用摆放植物和新架子来阻止摊贩，不如建立简单的永久性售货台，并配置长凳，让小贩们可以存放商品。即使认识到每一个良好的意图都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也可以考虑建立更多的公共厕所，就像巴黎街头放置的那些一样。商业改善区必须明白的是，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非常有价值，同时也不必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
任何面临高度的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文盲率和毒品依赖，以及不具备条件让人们从精神病院或监狱过渡到工作和家庭环境的社会，都会面对大量无法符合正规机构要求的人。鉴于此，一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
总有人在面对令人气馁的社会条件时选择放弃。但正如我们所见，在第六大道上工作的人们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他们正努力着，不放弃希望。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敬意。
（本文摘自《人行道王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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