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城里，23岁的孔祥泽被通知有位日本商人金田先生收购了一套八卷本手抄书稿，即《废艺斋集稿》，其中有专讲中国风筝制作工艺的内容，孔祥泽去看时，发现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文的落款处，写的是“丁丑年清明前三日，芹圃曹霑识”。
那么《废艺斋集稿》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所作？书中所录爱新觉罗·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载了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腊月二十四日，敦敏邀约曹雪芹、董邦达、过子龢等人一同鉴定古画等事，其中的“曹雪芹”与《红楼梦》作者是否为同一人？《废艺斋集稿》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与曹雪芹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
最近，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黄一农在举办了一场名为“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重探与证真”的讲座，该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北京曹雪芹学会联合主办。
黄一农
一桩公案：《废艺斋集稿》是否与曹雪芹有关
讨论《废艺斋集稿》这个主题，就不得不先了解七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43年，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城里，23岁的孔祥泽，正在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一日，他的老师，对中国风筝极感兴趣的日本教员高见嘉十，通知他有位日本商人金田先生收购了一套八卷本手抄书稿，其中有专讲中国风筝制作工艺的内容，速来阅看。
孔祥泽闻讯赶去，与老师高见嘉十、关广志、杨啸谷、书稿所有者金田先生、风筝名家赵雨山、金钟年、金福忠等人，一同翻看了这套名曰《废艺斋集稿》的抄本。该书的八卷，分别讲述了金石雕刻、风筝制作、编织工艺、脱胎手艺、织补、印染、园林布置和烹调技艺等内容，充分展现出作者“于学无所不窥”的特质。
最吸引他们的，是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系统记载了风筝扎、糊、绘、放等技法、口诀和图谱，内容包括扎糊、烤架、脱胎、薄盔、彩绘、计纸论力、选竹刮削、烤形去性等细节，还附有大量墨线图、彩图以及百余首歌诀。而自序文的落款处，写的是“丁丑年清明前三日，芹圃曹霑识”，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他们注意。
据孔祥泽回忆，书主金田氏不允许他们拍照，且急于将书带回国。于是在高见的协商争取下，他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抄录、临摹此书，重点是《南鹞北鸢考工志》。很快，这套书稿与它的所有者金田氏，便杳然无踪了。
直到三十年后，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为香山脚下卧佛寺附近发现了曹雪芹题壁诗，引起红学界轰动，而这部署名“芹圃曹霑”的《废艺斋集稿》，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著名学者、红学家吴恩裕通过研究孔祥泽、金福忠等人提供的资料信息，写下了《曹雪芹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认为集稿系出自曹雪芹之手，并强调曹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在绘画、医学、建筑、烹调、工艺等方面博识多才。
1973年初，茅盾在读过吴的论著后，欣然赠诗云：“浩气真才耀晚年，曹侯身世展新篇。自称废艺非谦逊，鄙薄时文空纤妍。莫怪爱憎今异昔，只缘顿悟后胜前。懋斋记盛虽残缺，已证人生观变迁。”
有人认可则有人怀疑，特别是对曹氏佚著、材料来源、所涉人事的真伪之争，红学界一直讨论不休。《废艺斋集稿》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所作？书中所录爱新觉罗·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载了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腊月二十四日，敦敏邀约曹雪芹、董邦达、过子龢等人一同鉴定古画等事，其中的“曹雪芹”与《红楼梦》作者是否为同一人？《集稿》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与曹雪芹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
长达四十年间，这个事情成为一个棘手的公案。
在这场讲座中，黄一农探索《废艺斋集稿》及其作者，而焦点人物正是曹雪芹。
演讲开始，黄一农谈起前几天专程拜访的孔祥泽，他今年虚岁100，是七十多年前参与抄录《废艺斋集稿》的唯一健在者，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曹（雪芹）氏风筝”传承人。“我想说，如果再不试试看，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子糊里糊涂地错过曹雪芹这么一个特殊的面向，将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怎么面对曹雪芹？”
《红楼梦》之外，曹雪芹的存世作品极少。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考证派多从曹雪芹家族世系、清史实录、社会政治等入手解密《红楼梦》里的草蛇灰线，有成果，也有不少纠葛。
1988年贵州省博物馆惊现《种芹人曹霑画册》，因真伪难辨，以至于二十多年来以“与曹雪芹无关，不像造假，存疑”的身份，长期被幽置于该馆库房。
三年前，黄一农辗转找到贵州博物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针对册页上八张图的画风、题诗、钤印、人物、年代，通过家谱、文字等证据的大数据分析，推判出确系曹雪芹墨宝，其中包含他亲笔所绘的八幅小品，以及所写的“冷雨寒烟卧碧尘，秋田蔓底摘来新。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一诗。
《南鹞北鸢考工志》抄本，自序的落款处写的是“丁丑年清明前三日，芹圃曹霑识”。（图片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朱冰提供）
曹雪芹为何要写风筝专论？
讲座中，黄一农先从《集稿》的发现过程入手，对孔祥泽、高见嘉十等当事人及文本抄写过程进行真伪甄别，并介绍了吴恩裕先生当年的研究过程。他指出，孔祥泽等人当时抄摹的重点是专论风筝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內含乾隆二十二年清明前三日“芹圃曹霑”的自序，二十四年正月董邦达的序，书末另有敦敏记录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聚会的《瓶湖懋斋记盛》（注：董邦达，清代书画家，乾隆二年授编修，官终礼部尚书。爱新觉罗·敦敏，字子明，号懋斋，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五世孙，与弟弟敦诚皆为曹雪芹好友。）当时抄摹的文字尚不足全书7/10，彩图不足6/10，墨线图不足1/2，但涉及各类风筝扎糊法的43首歌诀则全抄齐了。而《瓶湖懋斋记盛》一文因长约万字，且非直接与风筝攸关，则未及抄录。由于都是抄写而无原书的影印，故数十年来的争论才会由此开端。
在《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中，曹霑花了相当篇幅介绍此书的撰写缘起：
某年岁末，一位因伤足而旅居京师的故人于景廉来访，立谈之间泫然涕下，称家中已断炊三日，告贷无门，“小儿女辈牵衣绕膝，啼饥号寒，直令人求死不得”。曹霑“闻之怆恻于怀，相对哽咽”，但自己也困窘不堪，所能资助的无异于杯水车薪。在留于景廉住的当晚，曹无意间听他说到，有贵公子买风筝常一掷数十金，于是连夜赶制了几个风筝给他。没想到这年除夕，老于冒雪而来，鸡鸭鱼蔬满载驴背，兴奋地告诉他，这几个风筝卖了好价钱，可以过个肥年，故专程前来感谢。后来，老于在曹霑的教授下以扎风筝为业，居然小有名气，解决了养家糊口的大问题。这件事让曹霑深受触动，“乃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者如老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活，曾不转乎沟壑者几稀矣”，因此，他援笔写了这本书，希望“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
他的朋友董邦达也为这卷书写了一篇序，其中提到“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不忍坐视转乎沟壑之中，谋之以技艺自养之道，厥功之伟，不可计量也哉”。黄一农说，董邦达的序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清晰地指明了书稿作者曹霑即曹雪芹。
但是，独此一据，还无法说服人。黄一农于是进而对抄本中的《瓶湖懋斋记盛》进行考证。此文作者是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是他把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的聚会过程记载下来。《记盛》开篇即说：“《南鹞北鸢考工志》一书，为余友曹子芹圃所撰。窃幸邀先睹之快，初则惊其丹青之妙，而未解其构思之难也；既见实物，更讶其技艺之精，疑假为真。方拟按图索之，乃复顾此失彼，神迷机轴之巧，思昧格致之奥矣……”不仅佐证了作者即曹雪芹，更对其才艺叹为观止。
黄一农接下来对“瓶湖懋斋”所在地进行了考证，他通过对《清乾隆内府绘制京城全图》、乾隆朝《宸垣识略》以及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京师城内首善全图》进行分析，指出敦敏家所在的“瓶湖”，即当时北京内城西南角的太平湖，也叫平湖。
《瓶湖懋斋记盛》抄本
《瓶湖懋斋记盛》中与曹雪芹有关的线索人物考证
随后，黄一农又根据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原文和孔祥泽白话翻译的《懋斋记盛的故事》，找出敦诚、曹雪芹（芹圃）、董邦达（字孚存）、过子龢（过三爷）、□舅鈕公、于景廉（字叔度，于瘸子）、惠哥（惠敏、惠老四）、端隽（号颖夫，端七爷）等线索人物，认为能否在其它独立史料中找到与上述后五人相符的真实历史人物，就成为论辩《废艺斋集稿》真伪的重要切入点——这五位都是学界全然陌生之人，是否果有其人呢？
黄一农论证道，譬如“惠哥”这个人物，过子龢称其为“惠老四”，并谓他是宗室敦敏“永”字辈的“堂兄弟”，曹雪芹则称其为“惠四弟”，按照文本所提供的线索，“惠哥”应该是从小伤腿，曾学画，虽被认为有天份，但因学习过程出现状况而未能持续，出继后过着孤儿寡母的困苦生活（曹雪芹语），故过子龢建议曹雪芹和于景廉（外号“于瘸子”）能带领他改习制作风筝以获取一技之长。在董邦达、敦敏的帮腔下，曹雪芹和于景廉遂表明愿带领“惠哥”学习扎制高级风筝。
据孔祥泽回忆当年风筝名家金福忠的说法，“惠哥”应该叫惠敏。根据这一线索，黄一农认为，惠敏既然是清代皇族，就应能从1937年的《爱新觉罗宗谱》中查得其人其事，因为该书几乎没有任何断链之处，是中国有史以来卷帙最庞大的一部族谱，而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支持或否定《瓶湖懋斋记盛》的正反方，竟然无人起意遍查这本皇族仅有的宗谱。在翻阅学苑出版社重印的《爱新觉罗宗谱》后，黄一农发现，末附两册依拼音排列的人名索引中，音同于“惠敏”的宗室，且生活于乾隆朝、“永”字辈的只有“惠敏”与“慧敏”二人，并最终认定，这个惠敏正是“惠哥”，原本排行第四，一岁时过继给清代散秩大臣佛纶 (1664-1735)的孙子武尔图为嗣，而这一脉，恰与接替曹雪芹祖父曹寅出任苏州织造、后来被雍正抄家的李煦有着姻亲关系。故此，惠敏在曹雪芹的朋友圈里，再自然不过了。
考证“过子龢（过三爷）”中，黄一农指出，敦敏所记的懋斋之会当事人中，身分地位最高的应是翰林出身且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董邦达，其次则为别号子龢的过三爷。七十多岁的过公，谊属敦敏颇亲近的前辈，由于过子龢与董邦达相熟，敦敏因此请他出面代邀董邦达，同时要他作陪。那么，这位颇有身份且善于书法的“过三爷”，究竟是谁呢？
黄一农从上海图书馆所作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发现所收的过（音“郭”）氏家谱，主要分散在江苏、浙江、江西等地，推测过子龢有可能就是南方人士。而董邦达是浙江富阳县人，如果过子龢先前曾在北京应试或出仕，则他与董氏相熟的机会就较多。于是，他决定优先耙梳在雍正初年前后考取科名（包含进士、举人、荐辟、贡监等）之过氏。
经翻查乾隆朝的《山东通志》《江南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以及光绪《江西通志》，发现在康熙末年至雍正朝之间，仅过秉钧、过炳蚪兄弟分别于雍正二年甲辰补行正科及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中举。
过秉钧兄弟为求留京发展，都曾考选内阁中书，他俩均善书，尤其擅长馆阁楷体。秉钧家族为书香世家，其姻亲中亦屡见当地的科第望族，交游圈也与董邦达等人颇多重叠，且与曹雪芹、敦敏、敦诚等在京的八旗文士存在相互认识的管道。
另外，黄一农又通过检索大数据，发现古人以“子和（通“龢”字）”为字号的，不少人之名乃以“钧”为尾字，这一高出现率绝非碰巧，疑其取字号时以“君”为“钧”的谐音，并借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或《礼记》“君子和而不流”之意。当然，他也承认，在过氏宗谱中，过秉钧是长子，与“过三爷”不合。但查《锡山过氏宗谱》，又发现过秉钧往上溯四代皆人丁单薄，至十七世仅有秉钧等七人，因此怀疑过秉钧等堂房兄弟是以大排行互称。
透过残存的材料和讯息碎片，并藉由其它独立文献，黄一农指出，懋斋之会的当事人中，“□舅钮公”即国舅或皇舅钮祜禄氏伊松阿，“惠哥”为宗室敦敏的族弟惠敏，“过子龢”是董邦达认识的过秉钧。这些新发现，与各当事人的种种讯息非常符契，而且考诸懋斋之会的当事人敦敏、董邦达、过子龢、曹雪芹等人的住所距离，也无不得到印证。不少红圈熟悉之人，如伊松阿家与永忠、敦诚、明义母舅永珊以及曹雪芹的表侄庆恒均结姻，惠敏家与李煦家有相同姻亲，过秉钧家与陈浩、黄克显、董邦达相熟，也从这一社交网络的延展梳理中得以重新浮现。
黄一农认为，《废艺斋集稿》中目前残存的数千字文言文，其文笔、意境、相关人士，不可能系他人造伪、无中生有，何况当时还摹写了许多精致动人的风筝图样以及百余首歌诀，这些应可以强有力地支持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真实存在。曹雪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实践派的人道主义者；书中涉及工艺美术的内容，不仅让我们见到曹雪芹在应用艺术上的深厚造诣，更可彰显其帮助“有废疾而无告者”的胸怀，足可在中国工艺史与社会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页。
黄一农说：“我深盼红圈中人都能敞开心胸，给曹雪芹一个公平合理的机会，毕竟我们都不希望在时间之流快要冲洗掉这段历史记忆之际，只因某些个人的主观偏执以及先前研究的阙漏不足，而不经意错失了曹雪芹在小说家之外另一个前所陌生却又令人悸动的面向。”
孔祥泽对于书中记载的风筝形状的考证
胡德平、刘梦溪点评
黄一农演讲结束后，讨论人之一、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以“从绘画角度谈《废艺斋集稿》的真实性”为题，对黄一农的考证进行了点评。
就曹雪芹论画的言行著作而言，胡德平认为，曹雪芹善于鉴画，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中记载，他与过子龢、董邦达一同鉴定《秋葵图》和《元人平安如意图》两幅画，董邦达完全同意曹雪芹的评断，且不打折扣。后来这幅《秋葵图》还献给了乾隆，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仅如此，曹雪芹还善画，并学会了西洋画的绘画技艺，即掌握了用光、焦点透视等画技。比如曹雪芹制作的宓妃风筝，可算风筝中的“绝品之最”，过子龢年纪大眼神不好，初见疑为真人，而为乾隆供职画苑的董邦达也惊叹道：“此色彩诚为奇绝，何以如此鲜明如阳光曝照耶？”曹雪芹道出秘密：“余睹西洋画后，吸其用色之长，作此‘迷笔’，幸勿以杜撰见笑也。”所谓的“迷笔”，即西洋画技。
又如曹雪芹说：“敷彩之要，光居其首。”他认为颜色是由光照的结果，这彻底颠覆了南北朝时谢赫所谓“随类赋彩”，即绘画用色不用光的古法。他还批评明清画家“都以纯色为主，深浅无非为白粉冲淡而已”，不懂王维的“复色明暗之法”，即不懂用复色、间色来绘画。此外，曹雪芹接受西方绘画的技艺，强调“备阴阳于一体之间”，乾隆皇帝曾让郎士宁为他十几位嫔妃画像，但脸上不准有阴影。曹雪芹则说，“有形必有影，作画岂可略而弃之耶。”足见其对绘画理论有相当深的见地。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点评道：“黄一农先生的红学考证，主要借助于庞大的数据库，所以他称为e考据时代的红学研究，这是前辈学者无法想象的。如果说清代学者把中国学问的家底翻了个个儿，那么黄先生不仅翻自己的家底，还可以无障碍地去翻别人的家底，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这个领域，许许多多的家底不知被他翻了几个个儿。而且重新组合曹雪芹家族和亲属的网络，特别是广泛的朋友圈，把他们全部链接起来，已往研究的许多漏点和悬疑，很多都被他破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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