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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挂在时评人嘴边,也挂在《费加罗报》报头下面。作为座右铭,“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与《费加罗报》“评论立报,观点先行”的采编理念不谋而合。自1854年,威尔梅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这句话挂在时评人嘴边,也挂在《费加罗报》报头下面。作为座右铭,“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与《费加罗报》“评论立报,观点先行”的采编理念不谋而合。自1854年,威尔梅桑接手停刊21年的讽刺性周刊《油灯》,并更名为《费加罗报》起,这句话便与《费加罗报》如影随形,历165年而未变。

“费加罗”出自十八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系该剧的男主人公,而“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借着费加罗之口说出。

1778年,博马舍用鹅毛笔写下《费加罗的婚礼》时,恐怕不会想到“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新闻媒体捍卫言论自由的一面Flag。这面Flag,甚至立在了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的名著《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译本的封面上。

不过,如同所有名言的遭遇,“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传播过程中所定型的句式以及附着的意思与其最初的样貌并不完全一致。细细推敲,两者之间不乏疏离之处。

由这句话的出处说起。

《费加罗的婚礼》第五幕第三场,整场都是主人公费加罗的独白。在这段独白中,十七世纪塞维利亚(《费加罗的婚礼》乃至博马舍“费加罗三部曲”均以此为背景)的“凤凰男”费加罗,以对自己未婚妻苏姗纳的感叹为由头,回顾了自己的坎坷经历。在“凤凰男”职业履历中,有一个阶段是作为写作者而存在的。费加罗曾创作过一部喜剧,却因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而遭起诉,背负骂名,债台高筑。后来,费加罗又因撰写了一篇谈论货币价值及其收益方面的文章而被请上了囚车,押赴固若金汤的堡垒。由此,费加罗在控诉中吐出了那个金句。剧本原文表述如下:若连评论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那迎合的赞颂也将消失。

通读整段独白,可以发现,主人公费加罗的情绪基调是忐忑不安下的自怨自艾。令费加罗忐忑不安的是什么事,他又为何自怨自艾?若了解《费加罗的婚礼》完整的故事情节,答案不难找到。


《费加罗的婚礼》剧照

在阿拉玛卫华伯爵的城堡里,男仆费加罗和女仆苏姗纳即将举行婚礼。但作为领主的阿拉玛卫华伯爵不怀好意,想恢复对仆奴的初夜权。拿费加罗的话讲,就是让他的未婚妻苏姗纳成为阿拉玛卫华“应召的情妇、随身的太太”。于是,费加罗、苏姗纳和伯爵夫人罗丝娜联手设下了圈套。由苏姗纳给伯爵写了一封温柔缠绵的情书,骗他夜晚来花园幽会。伯爵果然中计。正当伯爵在黑暗中向“苏姗纳”大献殷勤时,突然四周灯火齐明,伯爵发现怀抱中的女子竟是自己夫人罗丝娜。无奈之下,伯爵只得当众下跪道歉,并保证以后再不作他想。费加罗与苏姗纳的婚礼得以顺利举行。

第五幕第三场费加罗的独白,正是发生在“请君入瓮”的计谋实施之前,主谋忐忑不安在情理之中。他的自怨自艾,则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处境的悲愤。婚姻,作为人再正常不过的权利,却会遭到他人的粗暴干涉与侵害。

由此,剧作者博马舍所营造的戏剧冲突,就显出了它的真实内核。《费加罗的婚礼》反映的正是法国大革命前夕,平民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尖锐矛盾。费加罗的独白,他的怨恨、控诉、悲鸣和咒骂,矛头所指,其实是包括阿拉玛卫华伯爵在内的封建贵族的特权。

如果将《费加罗的婚礼》的主题,与政治哲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譬如平等与自由,进行比对,显然平等才是它的第一诉求。费加罗对未婚妻苏姗纳初夜权的捍卫,本质上是第三等级的觉醒,是他们权利意识的破土而出。他们要捍卫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没有谁是天然的奴仆,生来就低他人一等;也没有谁是天然的主子,生来就高他人一筹。任何人都不得强迫其他任何人放弃自己的权益和主张。上述观念,是法国大革命前夜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思想成果。阿拉玛卫华伯爵所代表的封建特权,是《费加罗的婚礼》中最刺耳的杂音,也是法国启蒙运动最醒目的靶子。

既然争取平等、反对特权是《费加罗的婚礼》的主要诉求,博马舍为何在剧本中另开一局、写下那个为言论自由鼓而呼的金句?

依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非但与平等诉求不尽一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彼此抵触之处。譬如,当平等诉求向平均偏移,偏移到罔顾法律的地步,势必会损害个人自由。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经济管制和滥杀无辜,即是一例。

当然,雅各宾派专政是宏大叙事,《费加罗的婚礼》中关于言论自由的金句则属剧作者的个体表达。博马舍如此安排,与他的遭遇相关。

博马舍全名彼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他的名字如此漫长,因为他在自己原来的名字“彼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后面加了属于其妻的一块贵族封地,地名叫博马舍。从这次改名,你能排摸出博马舍人生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他1732年生于巴黎一个钟表匠家庭,是典型的平民阶层,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此君却是一个达芬奇式的全能巨人。他自小从父亲那里学得了一手修理和制造钟表的好手艺,因手艺精湛,获得了路易十五的赏识。修表之余,他还弹得一手好竖琴,因音乐才华,赢得了公主们的垂青。另外,他还办事干练,善于经商理财,有社会活动家的特质,因此他又博得了路易十六的信任,多次被法国政府委以重任赴国外执行秘密任务。譬如,组织远洋船队,运送物资前往北美,支援美国独立战争。而上述一切,都是博马舍的副业,他的本行是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上,他是法国乃至欧洲戏剧从古典主义向近现代风格过渡的关键人物。总之,博马舍是那种出身平平,却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得到财富和社会尊重的人。可饶是如此,他依然不是拥有特权的贵族,哪怕在名字后面加了个贵族的姓。

1773年,博马舍卷入与金融贵族拉·伯拉希伯爵的债务官司,结果败诉,几乎破产,并被法官哥士曼控告有贿赂行为。迫不得已,博马舍诉诸公共舆论,他相继发表四部《备忘录》,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向巴黎市民揭露了法庭的黑幕和贵族之无良。《备忘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激起强烈反响,法院迫于舆论压力,改判博马舍胜诉。与此同时,政府又下令烧毁了这四部“比任何一部喜剧都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都更动人”(伏尔泰语)的《备忘录》。

法国政府企图以焚书的方式来防民之口、管控舆论,显得笨拙又粗鲁,而这也促使博马舍在创作《费加罗的婚礼》时加塞了那句著名的“若连评论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那迎合的赞颂也将消失”。

言论自由的箭借助反对特权的弓,射向旧制度。此乃启蒙思潮中一个局部的亮笔。

而追溯言论自由的思想根源,借费加罗之口表达这个观念的博马舍,甚至还算不得原创者。事实上,被博马舍尊为导师的伏尔泰,很早就表达过公共舆论不应受外在因素掣肘、制约、框定的观点——批评唯有在免责的环境里才有真实的价值。负责编辑出版《伏尔泰全集》的博马舍,不可能不受老师的启发。不客气地说,在十八世纪法国的意见市场,“思想之王”伏尔泰就像是一个超级中转站,几乎所有前沿的观念都在他那里聚集、分拣、派送。或许,博马舍只是言论自由观念的收件人。谁是发件人?那要更早一些。

1644年11月24日,英国诗人、政论家弥尔顿在国会发表题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讲。他说:“如果我们想依靠对出版的管制,以达到淳正风尚的目的,那我们必须管制一切消遣娱乐,管制一切人们赏心悦目的事物。”似曾相识?这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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