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士：如何认识时代区分论

本文原题为《时代区分论与隋唐史教学——秦汉至隋唐为“中古”的初步看法》，作为附录收入《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一书（高明士著，中西书局，2019年）。

一、前言

在时代区分上，隋唐这一段应该称作什么？学界向无定论。以敝系（台大历史学系）而言，在中国史的时代区分方面，除以秦以前称作“上古史”、鸦片战争以后称作“近代史”以外，其他时代，通常是以断代史称呼。所以，隋唐一段，一直就以“隋唐史（含五代史）”称之，迄今不变。惟在研究所学科考试分段方面，过去也都以魏晋至隋唐当作一时段，而上古则延伸至秦汉。另外，对于宋代文化，曾有“近世文化史”的课程讲授。至于其他学校，如台师大，过去也有上古、中古史等课程的讲授，其上古史的范围大致与台大相当，中古史起于魏晋，但下限似无一定。一般说来，各大学对于魏晋到隋唐这一段，三四十年来，似以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分别讲授，作为常态。

在中国大陆，虽一直有时代区分的论战，但各大学在教学上，似仍以断代史称之为普遍，例如陕西师范大学有唐史研究所，学会则称为“唐史学会”。但也有用中古史者，如北京大学有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虽不用中古史，但直称为中国三至九世纪史研究室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并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的刊物。日本是没有像中国用时代史称其研究室的，其课程名称用断代或时代区分法，兼而有之。兹以1992年度之课程为例，东京大学大学部有“中国古代史的诸问题”，其研究所有“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此处的“古代”，应当指先秦至隋唐。京都大学大学部有“中国古代法制史的诸问题”，这个“古代”，当指先秦至秦汉；但另有“南北朝隋唐的地方制度”课程。龙谷大学研究所有“中国中世史的诸问题”，此课程是由谷川道雄先生所讲授，不用说这个“中世”是指魏晋到隋唐。

由此看来，目前学界对于时代区分用法并不一致，也不是非使用不可。因而呈现用断代与时代名称并陈的现象，各地皆然。但就时代区分一事而言，其运用与解释方法依然不可忽视。基于此故，对于时代区分的使用，若不给予定义或者不知使用者之背景，而望文生义引用，就会产生困扰，尤其是参考日本作品。例如前述东京大学所使用的“古代”，其下限是到隋唐，但在京都大学以及龙谷大学所见的“中世”，其下限也是到隋唐。此事说明就时间而言，将唐末当作一个时段的结束，东京与京都皆同，但在使用时代区分的表现方式则截然有别，其用来解释这一段历史现象的史观，也截然不同。我们在参考日本著作及其学说时，最好能够一并了解对方的背景，才不会被分歧的时代区分法所误。

在中国隋唐史学界，前辈学者的用法，例如陈寅恪先生很早就将魏晋到隋唐这一段称为“中古”，直至晚近，以“中古”作为书名亦有之，但时代的断限不尽相同。这个时候的“中古”一词，并不是在时代区分论下提出的，所以在教学上，一般也都以观点差异来处理，尚难论断谁是谁非。观点的差异，正是促使学生思考历史问题的好题目。由于提出时代区分论者，必须要用宏观的角度，才能自圆其说，所以教学上要引发学生作广泛的思考，介绍时代区分论是很好的途径。

著者高明士先生

二、时代区分论概述

中国古典中，已有上古、中古、下古或上世、中世、下世等三段的用法。前者如《周易·系辞》以及《汉书·艺文志》孟康注“世历三古”所称上古指伏羲、中古指文王、下古指孔子时代；后者如《商君书·开塞》篇曰：“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是指不同时代而有不同的价值观。

近代的时代区分论，其渊源当非来自上述的古典分类，而是受西洋史三段（上古、中古、近代）分法以及唯物史观的发展阶段论的影响。早期国人对国史的时代分期，可举梁启超、傅斯年两氏为代表。梁氏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其中第八节“时代之区分”，即举西人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但历史本无间断，史家以权宜之法，武断分之，有其不得已之处。

梁氏乃以中国步入世界史之过程作为分期之依据，而分为如下三段：

上世——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亦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

中世——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亦即中央集权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

近世——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连同全亚洲民族与西方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亦即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来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

傅氏以汉族发展的变化与升降作为区分标准，可划分为三段，如下：

上世——自远古到南朝陈祯明三年（589），此期称为第一中国，也就是纯粹汉族的中国。

中世——自陈祯明三年到宋祥兴二年（589—1279），此期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

近世——宋祥兴二年到清宣统三年（1279—1910），全为胡虏之运，其间虽有明代光复故物，为运终不长。

（民国以后，称为现世，但未说明其分期依据）。

傅氏说其实是针对日本桑原骘藏氏著《东洋史要》（后来改名为《支那史要》）将中国史分为四期（上古：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近世：括清一代而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所作的批判而提出的新说，其文发表于1918年，可以代表民国以来在西洋史影响下（桑原氏说亦然）的时代区分法。

时代区分论战的展开，是由唯物史观的发展阶段论挑起，首先在苏联展开，然后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进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起初的主题，在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这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时提出来的。其后，郭沫若氏在1928年发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从历史上引证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意思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所谓“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奴隶制”，其后引发一连串的论战，包括郭氏此后对自己学说的修正，以及陶希圣、胡秋原等人的批判，直至战后仍还进行论战。总的说来，中国学者所探求的，不外下列三个主题：

１．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２．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出现奴隶社会阶段？

３．何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

而在日本，战后的论战主题，大致不外环绕在批判与克服所谓“亚洲社会停滞论”，在此一主题之下，进行时代区分论战，其争论点主要有二：

１．中国“古代”社会的下限应置于何时？

２．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于何时？

日本学界所谓的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严格而言，应该说“历史学研究”派，简称为历研派）的对立，就是由此而来。其影响此后日本史学发展甚巨。拙稿此处不拟细说此一论战的经纬，下列诸著作，读者可参照：

１．西嶋定生《中国史の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２．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３．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４．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初版，1987年增订二版。

５．闵斗基《中国史时代区分论》，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4年。

６．钱穆《中国历史上社会的时代划分》，《人生》155，1958年1月。

７．韩复智等《几种中国史分期观念的介绍》，《思与言》31，1965年5月。

８．邱添生《近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以时代区分论为中心》，《师大历史学报》19，1991年6月。

三、时代区分论与隋唐史教学

在讲述或论述“隋唐史”时，常常都会由隋唐在中国史上的地位讲起。但将时代区分作为论点而放在书中处理的，以中国大陆与日本为多，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检讨。就我个人而言，在“隋唐史”的“导论”中，主要是谈“隋唐史的特质及其问题所在”，在说明“问题所在”时，介绍了时代区分论中所赋予隋唐地位的各种说法。这个问题，简单地说，究竟是应当看成古代的下限（日本东京学派说）？或者是中古（中世）的下限（日本京都学派说）？或者是“封建社会（＝中古）”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期（胡如雷等中国大陆学者多持此说）？因为学界对这些问题并无定论，所以在“导论”，只是提问题而已。

较具体的说明，是放在最后一讲的“唐亡的历史意义”中处理的。这一讲，主要说明了以下三点：１．唐宋间的历史变革；２．10世纪前半亚洲的变局；３．唐亡对天下秩序与中国文化圈的冲击。到1990学年度为止，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还没提出个人对于时代区分的用法，只将历史现象作了综合说明。前年（1991），在研究所讲授“隋唐史专题研究”课程时，我初次以社会与政治力的消长作为考察中心，提出秦汉至隋唐为“中古”说。

这样一来，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１．在教学或研究上，有必要作时代区分的处理吗？２．若有必要，其教材教法如何处理？３．师生所遇到的困难为何？如何改进？兹简单说明于下。

１．时代区分的必要性。个人是倾向于肯定，但对于不作时代区分者，也不以为不当。时代区分论终究是历史解释的方法之一，不用此方式者，而以其他用语同样有可能表达类似的观念。个人所以倾向肯定者，是因为有以下几点理由：① 在宏观的角度下，可有较清楚表达历史发展的“变”之所在，以免遭受见树不见林之讥。② 克服所谓“停滞论”的偏见，以掌握中国史发展的主体性与特殊性。③ 克服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阶段论。

２．教材教法问题。首先在教材方面，有关中国史时代区分论的理论与展开，无可否认的，是由唯物史观学者们首先提出的，其后虽有其他不同流派的学者介入，但仍无法完全离开唯物史观所提出的论点。战后的日本，采用社会学家韦伯等的若干论点（如强调儒教与官僚制的重要性等），以期有所突破，确实有出色的成果展现。问题是这些相关性的作品都不易阅读。旧知无法了解，遑论出现新知，这个问题，恐怕是台湾地区这三四十年来，在时代区分论方面毫无表现的根本理由。其次，图书馆的藏书老旧以及对日文书籍不重视，结果不但不知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即连要透过日本或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去了解时代区分论，也是不可得。图书馆的藏书既然有限，就教师而言，求知已是相当困难，怎能要求学生参阅？近年来，中国大陆作品的入手或者图书馆的藏书，已较以往改善甚多，但对于日文书的充实仍感阙如。所以，就教材而言，目前可用来作参考的材料，仍然极为有限。在可见的未来，要期待台湾学界能在时代区分论方面有所表现，恐怕不易实现，这是有待我们努力克服的地方。

在教法上，正如笔者在导论或者终讲所处理的，若能一并说明时代区分问题，可使问题的思考增加不少广度、深度。再者，由于此问题在学界并无定论，所以也可作为讨论的好题目，使学习活动显得更活泼。例如：隋代与南朝的关系，是否属于同一个时代性？同样的，唐与宋之间是否也属于同时代性？学界赞否皆有，目前看来，前者似以肯定说，后者似以否定说为主流，尤其在日本，不论京都抑或东京，对于这样的看法，相当一致。这样的问题，说明中国史自春秋战国的变动后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唐宋之际，又再产生大变化，并非如中国大陆学界所谓“封建社会”自战国到明清长达二千多年的“停滞”。也就是说，持唐宋变革说者，是可以克服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东方“停滞”论。这一点，对于建立东方的主体发展论，是有重大的突破。又如：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论战，不论谁是谁非，对于历史上农民地位发展的探究，也是有莫大贡献。由此进而肯定从均田法到私有制、从租庸调法到两税法的建立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对于历史上的“贱民”层，其存在与地位升降问题，也不可忽视。再如：经济史方面，由实物经济到货币经济的发展乃至商业资本经营的发展等，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关系等，在隋唐史要如何处理？这些都可成为探讨的主题。此外，经学（如由墨守注疏到自我解经）、文学（如由诗、骈文到词、曲、散文）、艺术（如由壁画到山水）等的演变，在在也都可以作为时代区分讨论的重要课题。

３．师生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应当还是在于教学与研究环境不如人，尤其参考材料（图书）缺乏、语文训练不足等问题，以致学风不佳、人才不足，迄今仍然看不出有妥善解决之道。就时代区分论而言，恐怕韩国学界都还比台湾地区重视这个问题。拙稿在此希望能抛砖引玉，所幸在隋唐部分，已有若干起步，邱添生氏由京都学的观点出发，进一步发挥唐代中叶为“中世”下限说，就是一个例子，读者可参照。

四、秦汉至隋唐为“中古”的初步看法

笔者的时代区分依据，是取历代政治力与社会力之消长作准绳，也就是用政治社会史观，其表现的基本原理如下：

　　政治力　　　　　　　　　　　　　　社会力

（君力兵刑→控制政治经济军事）　（士力教育→控制社会经济文化）

　　（刑）　　　　　　　　　　　　　　　（礼）

基本图式如下：

说明：

１．提要

　　　　　　　　　　　政治力　　　 社会力

上古： 三代

贵族政治协议政治　　贵族→共治　　士=贵族→自立

中古： 战国—隋唐

专制政治人头支配　　君→专制　　　士族→半自立

近古： 宋—清

独裁政治户头支配　　君→独裁　　　士绅→寄生　

２．战国是由上古进入中古的过渡阶段

《荀子·礼论》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可再参看《大戴礼记》）

礼之三本，顺序是：天地——先祖——君师，此时将“君师”视为一，犹是古意（参看《礼记·学记》）。此与后世“天地君亲师”说法有别，其变迁关键所在，是“先祖”（亲）退至君后，而“君师”分为二，为何如此？

将另作说明，此处要指出的，是变迁的时段宜设定在战国，秦汉以后进入另一时代。清麦孟华《尊侠篇》（收入《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一八二）曰：

人而不侠，时曰不仁；国而无侠，时曰不国。昔中国以侠立国者也，战国以前，侠士漎萃鳞沓，布满天下。一挫于秦始皇（小字注：禁诽谤），再挫于汉文景（主无为，诛游侠），三挫于汉武帝（黜百家），四挫于十常侍（锢党人）（按十常侍，指张让以下十二宦官皆为中常侍，擅权乱政，而发生第一次党锢之祸，见《后汉书·张让传》），五挫于魏武帝（毁名节），六挫于南北朝唐诸君臣（重词章科目），七挫于宋元祐，八挫于宋庆元（禁党人），九挫于元（以革古俗，乱中国，视臣民为奴隶），十挫于明太祖（毁名节，忌才士，用帖括），十一挫于明东厂（禁党人），十二挫于乾嘉士夫之论议（诋社会）。

麦氏之论，虽以侠作说明，其实包含儒者，在法家看来，儒、侠本为一体。

由上所举诸例中，可窥知儒、侠所代表的社会力，自秦汉以来不断被政治力压迫之情形，麦氏虽不分唐、宋，但仍可理解每况愈下。

３．“中古”的时代性

（１）政治力与社会力的妥协性

Ａ．自战国以来，用人头统治作为新的王（皇）权统治原理，未能如愿完成集权体制。所谓人头统治（或曰“个别人身支配”），即王权对全国每一人（良民）、每一块地，作充分掌握。此事如果充分达成，独裁政治提早实现。但论其实际则不然，原因是新的社会力形成（由豪族而士族），其力量具有半自立性存在。说明：

① 由人头税、丁税→租庸调法人头统治

② 九品官人法、均田法是王权与门阀妥协的产物

Ｂ．新的社会力，具有半自主性。此期的社会力，相对于前期，其力是下降且须借助皇权以保障特权；但因其身份之取得，犹是来自社会力本身，所以相对于后期是寄生于皇权而存在，此期仍具半自立性。尤其是战国时代以来之宗族，以其大土地所有之身份，在社会上自成势力；士族出现后，更加上其家学、礼法而自为婚姻。但不论豪族抑或士族，入仕常是保障其特权的必要条件。

（２）政治力的两面性

此期之政治力呈现两面性，一为集权化，一为妥协性。两者配合运行之极致，出现明章、贞观、开元之治，闻名史册。但建立君主专制体制的目标，仍然不变。

（３）社会力亦呈现两面性

此期之社会力亦呈现两面性，一为参与政权，而成为特权阶级，进而在体制上建立约束皇权之制（当然苟安于眼前利益者，大有人在）；一为谋求自立，即以其地主、教养身份，建立乡里秩序，而谋求自立于社会。

简言之，在理性的情况下，约束皇权与自立于社会，是其努力目标。

４．“中古”政治社会结构分析

（１）丁中制的统治原理———人头统治的法制化

Ａ．由身高到年龄的户口登录

Ｂ．丁中制的成立与展开———依据年龄而赋予全国人一定的政治身份

Ｃ．依据人头、年龄而建立赋役制度

Ｄ．国家（皇权）与人民（良民）的关系，建立在爵制、赐姓、任官（上对下）与赋役（下对上）诸制度。

（２）礼刑的政治力运作：违礼入律、纳礼入令的统治原理

Ａ．由刑治到礼刑合一

ａ．战国的刑治

ｂ．汉以后由礼刑合一到礼主刑辅：失礼入刑

《大戴礼记·礼察》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并参《汉书·贾谊传》）

东汉和帝廷尉陈宠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Ｂ．纳礼入令

ａ．晋令以下诸令，大都有祠令、学令、选举令、仪制令、丧葬令等篇目，论其内容，当都来自礼典。

ｂ．《新唐书·刑法志》云：“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

此规定相近于《荀子·富国》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令之内容与礼相当。

Ｃ．政治的法制化：律令制度的完成（指自晋至唐，秦汉是草创整理时期），其原则在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名例律疏议）

（３）等差的身份制社会

Ａ．战国秦是实施刑治的齐民制社会，汉以后改变为礼法的等差身份制社会，直至隋唐为止。宋以后，则进入礼教的庶民社会。

Ｂ．等差身份制社会的构成，是以礼法规范良民的身份（其下尚有不适用礼法的“贱民”），而成为等差性的社会结构。其要义有三：

ａ．以礼入法，而成为等差性的阶层结构。

ｂ．社会结构以良民为主体，而赋予等差性身份。此时之“身份”，非指阶级，而是指在政治、社会组织中，依据礼法所赋予的地位。

ｃ．此时之良民同时具有如下双重身份：① 政治身份（丁中）；② 社会身份（士庶）。良民依此身份，决定其在政治、社会的角色。若只由社会观点而言，此时之身份，常与阶级同义。

Ｃ．社会的乡里秩序，是以士族（豪族）为中心。

ａ．战国秦汉的社会力，是由宗族到士族来代表。

ｂ．士族身份要件

① 士族本身：地主、教养、仕宦

② 士族势力：包括依附农民、贱民，以及士族婚姻集团→贵族官僚、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豪族共同体）

Ｄ．士庶之分，有如天隔。

Ｅ．君（王法）士（家礼）之间，各有其空间。

５．“中古”时代的结束

（１）人口增多，民族复杂，工商发达等因素，使人头统治无法充分进行。（人头统治原理，建立于战国之小国寡民形态上，汉以后之大帝国形态，不易彻底贯彻。）

（２）战争是士族门阀社会的致命伤。

（３）自皇帝制度建立后，不论在理论或立制上，皆无一有效制君力量出现。虽然汉儒提出天谴，晋以后有立制（令制），乃至汉以来推行帝王学，其效果有限。此期终于在唐末时，君权旁落与门阀解体之情况下结束。

五、结论

传统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否停滞不变？这是我们研究及教学中国史经常要反省的地方。时代区分的提出，是反驳“停滞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以秦汉到隋唐作为“中古”，早期已有夏曾佑氏取世运之盛衰作为区分的设定，日本的桑原骘藏氏则以民族的兴替来设定。其后，以此时段作为“中古”者，如陈安仁氏以及日本的宇都宫清吉氏，乃至畏友雷家骥氏的“中古史学”皆是。

笔者将秦汉至隋唐视为一个时段，而曰“中古”，基本上是着重于政治、社会结构的改变；在发展过程中，中古是将上古所建立的基础与理论，给予有效的发挥。就隋唐而言，笔者赞同宇都宫氏将隋唐视为融合秦汉、六朝时代而发展的。因此，在隋唐史教学上，实有必要经常取秦汉、六朝乃至宋以后与隋唐比较；而古代的经典，更是国家立制、社会行为规范的依据。整体而言，隋唐时代也可说是自古以来历史发展的大总结，宋以后则进入另一新的时段。就这个意义而言，隋唐教学与研究的出发点，仍在古代诸经典，笔者鼓励学生学习隋唐史，仍要由古典入手，其用意在此。

（收入《隋唐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一九九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