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金石的游牧精神：另一类亚洲的故事

游牧是一种精神

2001年的7月，放弃了参加典礼的我坐上往乌鲁木齐去的火车，两天两夜，满是憧憬。西北、草原，对于一个学考古的人而言是无法抵抗的诱惑，我满脑子是某位师兄在小说中描述的“古道”，还有喀什噶尔。系里的老先生大多“看不起”他的“学术”，但这重要吗？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摘自海子诗作《亚洲铜》

兜兜转转，吐鲁番、乌鲁木齐、库尔勒、昌吉、吉木萨尔、青河、库车、昭苏、伊犁，岩画、石人还有博物馆，在草原，哈萨克族司机把车开得像奔马那样，路根本就不存在，景美得不真实。好几次到了国境线边上，“过去就是蒙古”，“向前就是哈萨克斯坦”，我每时每刻都被提醒着。新疆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亚洲是世界最大的洲，只有在无垠的边境，才会意识到洲的存在。

亚洲铜 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 亚洲铜

草原是亚洲的血脉。两河流域、印度河谷、长江和黄河流域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就有了成熟的文明。草原游牧民族的存在让交流成为可能，当然也是文明的威胁。石人散布于整个草原地区，从斯基泰到突厥，从波马的金银器到大夏黄金，从诺彦乌拉的匈奴大冢到鄂尔多斯式的青铜牌饰，文物见证了交流。斯基泰、匈奴、月氏、鲜卑、柔然、回鹘、突厥和蒙元，阻挡他们的是天堑、戈壁荒漠、崇山峻岭，而非国境线。北边是高加索，南面是喜马拉雅，游牧的力量止步于此。

伊斯法罕，半个世界

16年后在伊斯法罕，蓝色清真寺里最让人震撼的并非无与伦比的建筑和装饰，而是偶遇宣礼塔下本地人的高声颂唱，光辉而肃穆。他看到中国人，竟用中文吟诵起来，发音之标准实在出人意料。他说自己去过两次北京，汉语是在德黑兰大学学的，雪山如今早已不能阻挡什么了。在伊斯法罕的大巴扎，最吸引人的当然是地毯。波斯地毯比土耳其和印度的更精美，丝毛地毯价格不菲。店主很自豪地鼓励我们上手摸，“只有手是可以相信的”。想到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里的那些放在“密集柜”里需要观众拉开观赏的地毯，摸是绝不可能的，空愉悦了眼睛。地毯上典型的波斯花园构图让人想起伊朗的那些世界文化遗产，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的花园和宫殿是十七十八世纪亚洲的一道风景，从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到德里的胡马雍陵乃至喀什的香妃墓，其联系一目了然。

从亚洲的视角看历史，香妃和乾隆的故事就属于这一恢弘范畴的叙事。印度国家博物馆里收藏有极为精美的痕都斯坦玉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上海博物馆的那件痕都斯坦玉器看上去就逊色不少。乾隆爱在他收藏的玉器上题诗，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专门建了南院，主攻亚洲艺术，痕都斯坦玉器应该都会在嘉义展出。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在现在看来是很伟大的功绩，他是有“亚洲视野”的领导者。隔了这么长时间，如今我们的亚洲视野其实也算是逐渐构建起来了。我的一个台北朋友来上海最爱住静安寺。静安寺和艋舺龙山寺一样热闹，寺前有“阿育王柱”，长得和桑奇大塔前面的一样（原来的静安寺也有，似乎没现在的大），建筑是纯中国式的楼阁建筑，很符合宋以来寺院的格局，寺后的塔是金刚宝座式的，是中轴线上最高大的存在。寺外的店铺以售卖珠宝首饰为多，大多来自东南亚，“素面”现在是台湾版的，“桃源眷村”的老板倒好像是大陆的。和小时候一样的，只有寺门前的那句话——“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快要离开大巴扎的时候，我们被一家售卖细密画的店吸引住了。不大的店面里挂了一百二三十幅细密画，看上去七老八十的店主和他的妻子矜持而安静地坐在门内，疏于抑或是不屑于多招呼潜在的买家。倒是橱窗上布满杂志和报纸采访的复印件，最显眼处是《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上的推荐短文，像挂着的勋章一样，骄傲地宣示这里是伊斯法罕不能错过的所在。“孤星”的推荐起到了作用，我花了近千美元买了其中一幅。价格其实是偏贵的，但值，比国内的那些工笔画都好。其实，细密画本身就是帖木儿时代受中国工笔画影响的产物。老头用了整整一分钟数了三遍我给他的纸币。趁着妻子拿着我们几个人贡献的美金去存钱的当口儿，他又很兴奋地给我们的领队当场画了张诗人哈菲兹的画像，宾主尽欢。

“伊斯法罕”这名字本身便带着魔力，“伊斯法罕半天下”。

出土于幼发拉底河边的马里城，约公元前2500年的伊施塔的神庙地方官埃比·伊尔（Ebih-Il） 的雕像，雪花石膏雕刻，眼瞳以青金石制作而成，现藏法国卢浮宫。

青金石雕及其他

青金石产于阿富汗东北部，公元前7000年就在阿富汗巴达赫尚（Badakhshan）的矿区被开采出来。在早期的印度河谷文明中，青金石是重要的贸易品，被输送到两河流域乃至埃及。在这些地区的早期城市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许多用青金石制作而成的工艺品。比如著名的乌尔城，出土了许多青金石制成的串珠。法国考古学家帕罗发掘了公元前2500年幼发拉底河边的马里城，核心区域是用于祭祀包括伊施塔在内的六个神的神庙。在伊施塔的神庙出土了地方官埃比·伊尔（Ebih-Il） 的雕像，由雪花石膏雕刻而成，眼瞳即是用青金石制作而成的。马里城在黎凡特和苏美尔之间，是此时期两河流域重要的贸易城市。直至新巴比伦，伊施塔都是两河流域最重要的神祇之一，是爱、美与欲望的化身。萨达姆还造了伊施塔门的假古董，原件则收藏于柏林的博物馆岛。此后，用青金石制作成珠宝、雕像和各类工艺品的传统其实还在延续。莫卧儿帝国用青金石雕刻成大象；在中国，“色相如天”的青金石则被制成朝珠。

青金石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经研磨而成为蓝色的颜料。2001年我第一次去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因为是自东向西而来，河西与新疆在视觉上的反差自然是印象深刻。在克孜尔石窟的第38窟，从券顶的伎乐到壁面上菱格构图的“因缘本生”故事，蓝色的衣带、蓝色的背光，满目的蓝至今难忘。公元6世纪的敦煌石窟，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的山石和屋宇，以及覆斗形窟顶的飞天、朱雀、飞廉、雷神所敷的蓝色都来自青金石。而萨法维王朝的细密画中的蓝色则几乎成为一种标志性的颜色。这是一种穿透空间与时间的矿石，一种属于亚洲的石头。虽然埃及图坦卡蒙像上的蓝色同样来源于青金石，文艺复兴的巨匠也用这蓝色来敷彩壁画，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用青金石来讲述一个关于亚洲的故事，涉及对风土人情、山川地形、大江大河的认知，也涉及对于特定文化的认同和自觉—这挺难的，需要构建。

亚洲和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有希腊、罗马，欧洲人普遍认同雅典。从神话到制度，从思维方式到审美习惯，不用什么专家解读，深刻的内在联系显而易见。以视觉形象而言，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可以说，同步是主流，差异在其次，雕塑、建筑、绘画共享的是一个体系。亚洲则很不一样。最初亚洲是作为欧洲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个是先进的代名词，另一个自然就好像不怎么样。希罗多德虽然没有贬低波斯，但和为了自由而牺牲的公民相比，其笔下的东方的君主总是与专制、暴虐之类的词相关。亚历山大大帝对待被征服者的方式很能说明问题，这在好莱坞电影里常有很戏剧化的表现。仁慈是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所谓东方式的斩尽杀绝是不是其落后的原因呢？没人说得清，历史无法假设。

亚洲幅员广阔。地理决定了亚洲很难有欧洲式的文化同步性，从东向西、自北向南，起码可以分成四到五个文化区域。东亚以中华文化最具影响力，日本、朝鲜与中国毕竟同源同宗，文字、制度、思想、器用、艺术相互影响，从物质文化到生活方式，关联远甚差异。南边的越南、北边的蒙古，甚至能参与大中华的朝代史书写，关系紧密。西南的喜马拉雅文化再向南，就是印度文明。至西北跨过雪山，就是中亚河中地区。从河中地区往北是草原，向南是两河流域，这个区域和欧洲的关系其实挺密切，合作、冲突都不少，很长时间以来，欧洲人所指的东方其实也就是这里，萨义德写东方，所取的例子也大多出于此处。再往南往西，主要是环地中海地区，其实和欧洲、北非是连在一起的。比如公元前2000年，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以色列、黎巴嫩之间就存在复杂的交通网络和贸易网络。希腊化之后，从神庙建筑到城市布局，都是同步的。

亚洲超越地理概念而具备文化之认同乃至心理之同情的意义其实始于19世纪，缘起还是对西方的反抗。日本、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大博弈”中被动的那方。叶芝时代的爱尔兰其实很像20世纪初的中国，形势复杂而危急，但智识并不颓唐。日本人所提出的“亚细亚主义”在中国引来的批判其实远多于呼应，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和《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回应的是一种危险的倾向。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演讲的“大亚洲主义”所提倡的其实还是亚洲作为共同体对抗欧美。“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亚洲没有共同体，彼此的认识也都还不足。假使扶桑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那么，从早年的桑原骘藏、白鸟库吉，到现在的杉山正明，东洋学能不能算是亚洲学呢？

认识亚洲，于中国而言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亚洲是中国和世界的缓冲，很难想象脱离亚洲而理解世界。亚洲对中国来说并非只是地理范畴上的放大，还是历史纠葛、文化冲突和融合之所在，更是一种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过去是作为对立面的共同体，现在则是发展与进步的共同体。不管过去是“霸道还是王道”，现在都已经过了“雄风震天吼”的阶段了，那年我似乎初中毕业。

本文节选自译林出版社《文物的亚洲》。